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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丹:大陸高考狀元為何無人學醫?

在香港受狀元追捧的醫科,在大陸不僅不受狀元追捧,還差點兒成了冷門、偏門。這背後的原因,值得說道。

2015年7月11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的商業中心地區舉行的活動,圖為模擬演示揭露在中國發生的活摘器官暴行。(明慧網)

就在今年高考放榜前夕,當中國人對“狀元”花落誰家以及他們會選擇哪所大學、哪個專業抱有無限期待時,一篇發佈於去年此時的舊聞似乎已露出了端倪。

該文開篇寫道,“香港高考放榜,6位高考狀元全部選讀醫科,這和大陸高考狀元無人報讀醫科形成強烈的反差”。在中國大陸,“2016年22個省份的36位狀元中,無一人選擇醫學”;即便“從1997年到2016年,各地區省級高考狀元中,也只有1.31%選擇學醫”。《2016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指出,“從1952年到2015年,醫科連熱門專業的前10位都沒進入”。

而在香港,除了2017年的6名狀元全部學醫之外,“過去五年誕生的27位高考狀元中,也有16位選擇了讀醫科,足見醫科在香港受追捧的程度”。儘管大陸的醫科錄取標準也不低,且能讀醫科的也都是十分優秀的學生,但這些被視為“最優秀”的高考狀元們卻毫無學醫的志向。在所有專業中,醫科的吸引力甚至還不如數學,與20.4%的高考狀元所選的經濟專業相比,則更是相去甚遠。

在香港受狀元追捧的醫科,在大陸不僅不受狀元追捧,還差點兒成了冷門、偏門。這背後的原因,值得說道。

首先,作為醫生,不僅要有紮實的專業知識、過硬的醫術,更重要的,還得有一顆救死扶傷的仁心。這顆仁心若放在“醫生”這個職業上,就叫“醫德”。要想學醫,必須深諳“醫德”的重要性。

有意思的是,香港立志學醫的六名狀元在接受採訪時,都不約而同的談到了這一點。拔萃女書院狀元林莉雯說,“她立志在香港修讀醫科,運用醫學知識幫助別人”;皇仁書院狀元蔡維澤“期望為市民,尤其底層民眾的治療盡綿力”;聖保羅男女中學的狀元鄧惠慈表示,“有關經歷令她體會到醫生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也能以專業醫學知識幫助病人”;同校另一位狀元李朗軒則認為,“醫科能夠融入科學知識,如參與科研工作研製新藥物,能幫到有需要的人”;還有庇理羅女中狀元施奕昕也表示,“見到醫生照顧病人,認為工作富挑戰、可幫助病人,就立志從醫”。

不難看出,這些全港最優秀的高中生立志從醫,不僅僅是為了醫生這個職業所擁有的高薪酬;在按勞取酬、付出與回報往往成正比的香港,薪酬高會被人當成擇業的必要條件,而非首要條件。這些孩子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們都深知,學醫是為了“幫人”。正是這樣的仁心、善念,讓他們有動力成為未來的醫者。

頗耐人尋味的是,他們所萌生的這顆心、這一念並非是出自於憑空想像,而是由於親眼目睹了醫生的真實工作狀態。他們對“醫生”這個職業的理解,正是基於懷著仁心、醫德幫人、救人的香港醫生的言傳身教。而大陸學生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們認識的醫生決非如此。

說起大陸醫生的真實工作狀態,我們只需列出幾個關鍵詞就可見一斑,如“加班”、“過勞死”,又如“醫療事故”、“醫療糾紛”,以及由此矛盾激化而引發的“醫鬧”、“殺醫”事件。相關的數據、案例經網路搜索便可得知,而醫者的現身說法也並不少見。一條獲贊率極高的評論說道,“我們醫院的子弟,極少有學醫的;從小在醫院長大的孩子,怎麼都不願意學醫;作為父母,我們也不贊同子女學醫”。

箇中原因除了“社會對醫務工作者要求高”之外,恐怕更在於醫務工作者自身的所作所為。大量的醫生對患者開高價葯、索要紅包,對葯企、廠商索取賄賂,更有不少醫術精湛的醫生在“活摘器官牟利”的非法勾當中扮演著主刀手的角色。正是由於大陸的醫生普遍缺德,才導致“醫生”這個職業從此不再崇高。

既然在中國大陸,醫生已是劣跡斑斑、甚至到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因此也就不難想像,願意從醫的人會越來越少。醫生抱怨自己有付出、沒回報、患者罵醫生無良、無德,在這種氛圍下,又有誰想要學醫呢?

或許有人會問,難道幾百萬大學生中,就沒有胸懷大志、想要用自己的言行來“扭轉乾坤”的德才兼備者?但從經濟學、工商管理以20%左右的高佔比成為中國狀元們的首選專業就可看出,中國經擇優選出的“人才”,早已把錢看的比志向更重要了。即便有那1.31%的德才兼備者,也仍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此外,大陸醫生地位不高、收入也高不到哪兒去。普通醫務工作者收到的紅包顯然沒有科室領導多,科室領導收取的賄賂自然也比不上醫院院長和衛生部官員。更重要的是,整個醫療系統由上而下的集體腐敗,全拜“體制”所賜。

要從體制上進行“結構性改革”,又豈能僅憑那“1.31%的德才兼備者”?但若從這個基點來反思中國大陸醫德敗壞、醫科無人問津的沒落景象,也就不難發現,這一切的始作俑者非中共莫屬。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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