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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傳珩:親身經歷的中國法治大滑坡

—— ——青島市中級法院三判牟傳珩

青島市中級法院三判牟傳珩,最終徹底剝奪了本作者終生生活所需與醫保待遇,用法槌宣判了本作者退休權利的死刑,這是一種刑事、民事不分,從政治迫害發展到經濟迫害的全方位封殺。上述青島市中級法院三個時代,三判本作者事實的本身,無可置疑地印證了中國公權力違憲非法,也再次驗證了東西南北中,黨要「領導一切」條件下的「依法治國」,對所有公民權利都不是福音。

在一個東西南北中,黨要“領導一切”的同時,還要荒唐地高喊“依法治國”的時代,將折射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三個歷史橫段面的人權個案押上社會手術台,接受輿論聚焦、良心追問與法律剖析及普世價值觀再審視,那些筆墨書寫的謊言,便還原成為了行為書寫的事實。青島市中級法院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三次宣判本作者的非法事實,充分力證了中國法治不是在進步,而是在毫無底線地大滑坡。

“民主牆時期”一判牟傳珩

1978年“民主牆時期”,本作者得助於一批仁人志友響應,發起組織了“民主志友學社”,創辦了《民主志友論壇》和《理論旗》兩份刊物(判決書還確認我“參與主辦《海浪花》”,其實我在《海浪花》時間很短),曾以“魯基”為筆名,發表倡導社會變革,民主開放的理論文章。1981年元旦,我受北京大學方覺等22名學生代表之託,為他們起草的《新聞出版法》公開徵集簽名。為此,本作者第一個在後文革時代的青島,自行召集公民於政府匯泉廣場,公開發表人權演講,促進國家制定新聞出法。

1981年春,鄧小平將全國如火如荼的民間組織與民間刊物定性為非法,對全國民運人士大肆逮捕判刑。1981年4月12日,我也被捕入獄。當時,“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批判、反思文革無法無天及“人民思想解放運動”儘管遭遇了逆流,但時代變了,黨內開明派還有相當的話語權,特別是當時剛剛推行新的兩法(刑法與刑訴法),公檢法“撥亂反正”,執法比較認真。1981年的青島中級法院,集體意識相對開明,搶在全國統一處理民主牆時期“兩非案件”前,率先開庭審理了我的案件。由於本作者在獄中拒不認罪,多次絕食,社會流傳我已絕食亡命,對他們構成壓力。開庭前,中共青島市委特別委派出了市委理論學習室主任周永仁和宣傳部副部長(青島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宿良箴兩位幹部,作為本案的陪審員,與我“平等討論”了三天的理論問題,試圖在理論上說服我,以緩解我的對抗情緒。但經過三天“平等討論”之後,我反倒說服了他們認定我無罪。法庭上,本人堅定宣稱:法庭無權審判一種思想、一種理論是否犯罪,而只有時間才能做出正確與否的裁定。法庭認真聽取了我的申辯,審查了我的全部文章後認為,應予無罪釋放。當時的青島中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和本案合議庭,也都是這個意見。但山東省委下令,只能判我有罪才能釋放(青島中級法院審判委員會和本案合議庭意見本案卷宗都有記錄,歷史無法改變)。因此,法庭在認定我“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同時,僅是把我在押一年時間摺合成“兩年管制”,當庭釋放。釋放前,本案審判長孫健,公訴人朱文英,以及市委幹部宿良箴、周永仁一同找我談話,大意是:我們已要求你們單位保留你的公職,你單位來車在等候接你回去上班。今後工作不要背包袱,政治不受歧視,經濟不受影響。當時僅有20多歲的本作者,始終認為一種健康的社會,一個文明的政府,是離不開持不同政見者的批判與砥礪的。然而沒想到,本作者剛踏出監獄那禁錮性的方塊,便又陷進了社會監控的大監獄。接下來,中國的法制現實便在鄧小平“堅持四項原則”主導下,一路下滑。全國各地所謂“非法刊物、非法組織負責人”都相繼被報復性地加重了處罰,輕則5年以上,重則10年以上。

“江、胡時期”二判牟傳珩

2001年中國人權新聞發布(第三十二號)文稿《羅格說奧委會不管人權,中國政府應聲逮捕異議人士牟傳珩》一文寫到:“牟傳珩被以‘宣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正式逮捕。青島市國家安全局的警察,8月28日下午六點多鐘前往牟傳珩家,向家屬宣讀青公刑字(2001)017號逮捕通知書。這一逮捕通知恰巧發生在國際奧委會新任主席羅格訪問北京,並且向國際媒體明確表示奧委會不管人權之後。在羅格說出‘監督、遊說或者影響人權不是國際奧委會的任務’後,相隔不到24小時,中國政府就正式逮捕了山東異議人士牟傳珩。”

2001年7月12日,國際奧申委投票決定2008年奧運承辦國前夕,為控制民間“持不同政見者”行蹤,青島便製造了“燕鵬偷越國境案”(已經事實驗證為假案),招之國際輿論嘩然。本作者當即仗義執言,撰文指責公權力侵犯人權。青島公安當局突然將矛頭轉向了本作者,借口本作者曾撰寫8篇批判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及傳統社會主義錯誤實踐的理論文章,於2001年8月13日,再次將本作者悲劇性地押上了囚車,由此經歷了長達兩年的超期羈押,兩次違法重複起訴,五次延期審理(檢察院“建議”延審四次,法院報批延審一次)。

本案業經青島市檢察院起訴後,其深知他們“以言治罪”違法、違憲,在海內外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於2002年3月22日撤回起訴。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三百五十三條的規定,撤回起訴後沒有新的犯罪事實或者新的證據,不得再行起訴。然而,一個月後(2002年4月26日),青島市檢察院又在權力意志的干預下,不顧程序正義,在沒有任何新事實與新證據的情況下,又就此8篇理論文章,用同一份起訴書,隻字未改地再次違法重複起訴。《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一十七條也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准許人民檢察院撤訴的案件,沒有新的事實、證據,人民檢察院重新起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然而,橫跨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兩個時期的青島中級法院,已經淪落到唯令是從、權力奴僕的地步,竟置最高法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於不顧,赤裸裸地違法再次重複受理本案,並最終以本作者“態度不好”為借口,判刑3年,並附加剝權5年(這種附加刑超過主刑的做法,首創了中共司法判例記錄),而且其判決依據竟是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回復青島市政法委的一份審讀意見(青宣函[2001]55號《關於對牟傳珩幾篇文章的審讀意見》)。這種由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宣傳部門,審判文章觀點,製造“執法依據”的做法,不僅是典型的“以黨代法”,且是讓運動員做裁判員。由此可見,從江澤民到胡錦濤時期,青島中級法院如此不加掩蔽的執法違法,揭示了後文革時代中國法治節節滑坡的司法黑幕與鐵證事實。

習近平時期三判牟傳珩

由於青島市中級法院二次違憲、違法對本作者判刑,不僅毀了我的一生,致使後半生失去工作,沒有分文生活待遇,而且花甲之年辦理退休時,竟被青島市社保局在未出示依據、告知理由等任何行政程序情況下,僅僅依據連主體都已撤銷了的原內務部(59)內人事福字第740號信件,非法剝奪了1993年前所在單位的全部“視同繳費工齡”,導致無法正常退休和沒有分文醫保待遇。面對如此不講法律,不遵程序,且無法申辯,不能複議,“一劍封喉”的嚴重違法行政。本作者只能奮起維權,將市社保局告上法庭。然而,青島中級法院公然置國家現行明確有效法律法規與司法生效判例於不顧,顛覆性地全面否定了現行法律法規與法律適用原則,和規範性文件“不得減損公民權益”的明確規定,駁回了我的訴求。這種非法剝奪他人工齡,將退休老人排除於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之外,既不符合國家社保改革的政策要求和法律規定,更是嚴重侵犯人權的行徑。國家《關於深化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通知》(國發國發(1995)6號第一條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基本養老保險應逐步做到對各類企業和勞動者統一制度、統一標準、統一管理和統一調劑使用基金。”據此,現在全國許多地方已經不再執行階級鬥爭年代的(59)內人事福第740號復函的對勞動者的歧視性規定。甚至全國人大十二屆三次會議代表,也已提出第5356號建議,要求人社部明確在全國各地廢止(59)內人事福第740號函導致的“視同繳費年限”認定條件限制。現實中不少判例也已否定了(59)內人事福第740號函合法性。

然而,青島市中級法院卻“反時代潮流”而動,強行做出破壞國家法律制度的統一惡例。他們開庭時不僅一再迴避對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更禁止本作者“民告官”行使發問權,且公然否定最高法院關於適用《行政訴訟法》解釋(法釋〔2018〕1號)第九十九條第二款明確規定:“減損權利或者增加義務的行政行為沒有法律規範依據”的,屬於行政訴訟法第七十五條規定的“重大且明顯違法”之權威結論。這種強行以過時信函“減損公民權益”的宣判,無疑是對“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全盤否定。

青島中級法院行政庭如此堅持用法槌斷送勞動者晚年的退休生路,註定將本可以依法解決的民生問題,激化成被迫抗爭解決的政治問題。本文為此曾給青島中級法院行政庭網上贈送錦旗一面:“反法治國排頭兵,媚官欺民馬前卒”。

習近平時代青島市中級法院三判牟傳珩,最終徹底剝奪了本作者終生生活所需與醫保待遇,用法槌宣判了本作者退休權利的死刑,這是一種刑事、民事不分,從政治迫害發展到經濟迫害的全方位封殺。上述青島市中級法院三個時代,三判本作者事實的本身,無可置疑地印證了中國公權力違憲非法,也再次驗證了東西南北中,黨要“領導一切”條件下的“依法治國”,對所有公民權利都不是福音。中國法治毫無底線地一再滑坡的事實印證:中國法治已進入了最荒唐的時代:政府不依法行政;法院不依法審判——最不講道理的是政府;最不講法律的是法院。

附:中共青島市委宣傳部(青宣函[2001]55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民主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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