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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在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上,“周揚”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名字,從上世紀30年代起,他便獲得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成為其文藝路線的闡釋者和代言人。周揚政治命運的每一步,其實也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歷史的一個縮影。

對82歲的周艾若來說,與父親周揚的隔膜,其實在他7歲那年的分離便註定了,這種隔膜一直持續到父親離世,“我從未感覺他作為一位父親的回歸”。他們父子之間,也從未真正走進過彼此的內心世界。

也許正因如此,看待父親,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靜和審視。儘管他知道那是一個寫不盡的周揚,儘管自己也與父親一樣從事文藝工作,但是,“我不願意參與寫父親的任何傳記”,周艾若沉默了一會,眼神移開,緩緩地說:“因為每次回頭看他走的路,我都覺得,心,太痛了……”

上海記憶

我對童年的回憶是幸福而溫暖的。我還記得,那時候總是躺在父母中間,在被窩裡拱來拱去;小時候,我和弟弟邁克,頭髮都黃黃的,眼睛有點灰藍,在那些大人們眼裡,我們倆個長得有點像西洋娃娃,所以他們每次一進門,都先嘻嘻哈哈地逗弄我們一番,然後再上樓和父親談他們的事。

那時候我太小,也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就是喜歡家裡熱鬧。他們要談事的時候,我們就趕緊躲開了。後來才知道這些來往的人,都是當時在文學界比較活躍的左翼人士。父親忙的時候,媽媽就在外間一桌打麻將。後來才明白,實際上是替父親望風。

更多的時候,我和弟弟是和媽媽在一起的。媽媽漂亮,溫柔,閑時喜歡教我唱歌跳舞,描紅臨帖,唱京戲。到現在我還能從頭到尾唱完媽媽教我的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我想,我身上喜歡文藝的根,就是她在我心靈深處種下的。我記得媽媽還帶我去電影公司拍電影,那是左翼文化人拍的一部電影,可是導演要我笑時我哭,要我哭時我又哈哈笑起來,所以那部電影也沒有讓我演到底。

沒客人的時候,父親就一天到晚埋頭在屋子裡,寫作、翻譯,很少出門。父親早年在上海上大學時,讀的是英國文學專業,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譯的基礎。在上海期間,他翻譯了許多俄、美、日等文學作品和藝術理論文章。父親後來又去日本留學,很多人回憶,那時候的他才氣縱橫、開朗瀟洒,平時穿西服、打領帶,穿皮鞋,還喜歡跳舞、愛去咖啡廳。從他給我們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邁克、約瑟,也可以明顯感覺出,那時候,他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應該說,父親還是屬於在五四時代的歷史熏陶中成長的一代知識分子,身上有著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東西。相對英美文學,父親對中國古典文學讀得少一點,傾向於俄羅斯的、英美的東西多一些。

父親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上世紀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艱苦、最殘酷的時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後慘遭殺害的。在那種形勢下,父親能夠堅持下來,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當時,魯迅等人都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父親也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特務的糾纏。所以,我童年的另一個印象,便是經常搬家。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30年代,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里批評父親“到處用手段”,還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彙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

在我的理解當中,父親他們當年只有20多歲,魯迅40多歲,我覺得四條漢子對魯迅不恭,是不存在的。另外,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們還經常來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謂兩個口號之爭像後來渲染的那麼誓不兩立。如果果真如此,胡風梅志怎麼會經常去我家作客呢?但是後來的政治鬥爭將這個本來屬於文藝戰線的討論無限政治上綱,甚至後來升級到“反黨”的地步——諷刺的是,當時父親是代表中共去和非黨人士魯迅談的,怎麼到頭來變成是他反黨了呢?我想,魯迅先生當年說這話的時候,應該是發個牢騷,或者頂多是個諷刺。大概他自己也不會料到,若干年後,“四條漢子”會成為一個罪惡的代號,而這個評價成了父親一生揮之不去的陰影。

我的母親

母親吳淑媛出身於益陽一大戶人家,她的家世比父親好得多。吳家是打太平天國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蘇瓜州當水軍總督,曾三次見過皇帝。父親與母親算是青梅竹馬,父親小時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們互相有好感,老師做媒,他們很自然地成了一對,雖然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

我的外婆特別寵這個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我們一家在上海生活時,父親沒有什麼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實就是回去要錢的,外婆每次都給母親帶回來一大包金首飾。母親放在抽屜里,也不鎖,每次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當時有很多益陽的同鄉和左聯的朋友經常到我們家,這麼多人沒有收入,都是靠外婆給的那些錢維持生活。父親晚年也曾對我說:那時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親——其實是我的外婆。

很多年後,我經常想,母親對自己丈夫所從事的事情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她並不一定很深刻地理解什麼叫“革命”,她只是完全追隨著父親,只要是父親做的事,在她眼裡就是正確的,她就會無條件支持。這其中,也許有母親傳統道德觀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她對父親毫無保留的愛和信任。

1934年,母親又懷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這次也不例外。父親把母親、弟弟和我一起送回了湖南益陽老家,以往父親總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後再回上海,這一次,還沒等三弟出生,就急著要走,說是有工作,而母親並沒有注意到他的反常。

母親順利生下了三弟,按交待取名“約瑟”。不久,母親收到父親的信,說他暑假會回來,母親於是滿心歡喜地等著這一天。父親愛吃母親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鮮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種蜜餞,母親託人買來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壇甘草梅。那時在鄉下,根本沒什麼好吃的,所以放在紅漆柜上的這一壇蜜餞,對我們三個小孩子來說是很大的誘惑,可是我知道我們不能吃,因為這是母親特地給父親做的。我不吃,兩個弟弟也不吃。

可是父親並沒有回來。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時,母親又開始做第二壇甘草梅;不久,父親來信說他這一年夏天會回來的。可是我們依然沒有等到他,而柜子上已經擺了兩壇梅子。

也是在這一年,1936年,父親去了延安。起初,我們還有他的消息,我還記得有人捎來一套父親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給母親,還給我帶來一件紫紅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那些年的冬天,我總穿著它在桃江、修山腳下外婆家到處玩耍,心裡充滿了有點炫耀的喜悅。

父親離開的時間長了,鄉間漸漸有了一些傳言。奶奶很喜歡我的母親,她不放心,專門寫信問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人都忘了?”父親回信說,他現在在膚施(延安)作教育廳長,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抗戰爆發不久,情勢越來越緊張,我們和父親徹底失去了聯繫。父親離開後,母親獨自帶著我們三個孩子生活,不管誰提起父親,母親總是談他的好,她也從來不相信那些傳言,還囑咐我們:“不要聽人瞎說,你爹爹不是那種人。”

我們兄弟三個那時都很小,並不能體會到母親心裡想的是什麼。只是後來回憶,母親的內心其實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煢獨,形影孤凄,她太需要一個人幫助她撐這個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緊緊的,無論對我的奶奶,姑媽,還是對疼愛她的外婆,她隻字不提,即便是對與自己最近的弟弟、我們的舅舅,她也從不吐露半句。

七壇甘草梅

父親走後,我們全家都由外婆撫養,不久,外婆一病不起,兩年後去世。

外婆的去世,對母親的打擊是致命的。那段時間,母親牽著我和弟弟,帶我們3個孩子,每天走十幾里路,去外婆的墳上哭墳。哭墳是當地的習俗,是那種帶唱的哭,聽起來特別凄慘,母親每次都在墳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

這是我生命經歷中的最為悲慘的場景。雖然我年紀並不大,但我已經意識到,母親的哭不光是對外婆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運的悲苦。也許只有在這荒野當中,一直把苦嚴嚴實實包裹在心中的母親,才會如此渲瀉她的絕望心情。而她深藏已久的哭訴,也只能面對曠野中外婆那座同樣孤獨的墳頭……

剛回湖南時,我們起初的生活是靠田產,後來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後不久,舅舅又生意失敗,賣了大片田產抵債,吳家一夜之間成了窮人。母親也由從不為生計發愁的富家小姐變成了平民女子,她為我們做鞋,親手做各種罈子菜。

每年夏天,母親還一如既往地做著她的甘草梅,而父親已經音信皆無好幾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親終於有了父親的消息,但是這個消息卻讓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墮入深淵——那是《救亡日報》上登載的父親給郭沫若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上談了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末尾附了這樣一句:“蘇(註:指蘇靈揚)已進抗大,小孩(註:指周密)已進幼兒園。”

母親一下子崩潰,她終於不再做梅子了,望著柜子上排得整整齊齊的7壇梅子,她對我們說:“你們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長了一串長長的淋巴,全身浮腫,渾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說話已無力氣。當時有一遠房親戚的男孩,比我略大點,已找到一份小學教師工作。母親從被中伸出手來拉我到床邊說:“艾若,你要能教個小學,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對著病榻上的母親,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弟,感覺只是一片茫然而無望。家裡已經一貧如洗,為了請醫生,先是託人賣掉一批批皮貨,後來又開始賣掉一個個景德鎮精緻的上品瓷壇。醫生換了一位又一位。我還記得其中一個醫生用一種織毛衣般粗細、像筷子般一樣長的針,先往炭火盆上燒,然後往母親皮肉里扎,拔出後皮膚上留下一個個黑色圓圈。每扎一針,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緊縮,以至淚流滿面。但我從沒有聽到過母親一句呻吟。

我們住的院子里種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開花的兩株碩大牡丹突然綻放開來,親戚們都說是不祥之兆,我不信這些,但是在一個連綿秋雨的寒夜,我們都已入睡時,母親悄然而逝,走時才35歲……那一年,我15歲,二弟11歲,三弟7歲,雖然說起來還有一個父親,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孤兒。

我不知道當年父親讓母親帶著我們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個“預謀”。其實那時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父親與蘇靈揚的關係,只有母親還蒙在鼓裡。我後來在上海見過父親當年的朋友陳子展老先生,他告訴我:就在你們走後,我到你們家裡去,看到屋裡牆上掛了一件紅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媽媽的,你媽媽個子高,那紅大衣是小個子女人穿的。

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也回憶,1934年父親從益陽回到上海後,再出現在人們面前時,形象大變。他換下以前穿的西裝,換上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的那個人也換了。很多年後,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說:“我上你家去過好多次,我覺得你媽媽太賢惠了。”

即便母親在知道此事後,她仍然沒有在我們面前說過一句抱怨父親的話,在任何人面前都沒有。母親只是提及,有一次幫父親收拾衣服時,在西裝夾層口袋裡發現一女性寫的一封信,看過後,她還給了父親。她從來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會另有所愛。直到她離開人世的那一刻,她對已經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沒有一句抱怨……

“文藝沙皇”

父親整個人生軌跡的改變,應該從他到延安算起。父親是1937年從上海出發,11月初到達延安的。

在我看來,早期的父親屬於人道主義者,而他的人文觀念主要來自俄羅斯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營養。那一時期的毛澤東,在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語言,他們肯定有彼此欣賞的成份。反過來,父親更欣賞、乃至崇拜毛澤東。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是學而優則仕——有了學問要獻給國家、獻給領袖,既然獲得了最高領導人的青睞,他必然要盡全力報答。

父親在文藝理論上面表現出來的成熟與敏感,顯然很為毛澤東所看重。父親到達延安後不久,毛澤東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經常讓父親幫助閱看,而父親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澤東審改,從此開始了與毛澤東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們之間有過那麼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揚外沒有第二人。

到達延安之後,父親先後任邊區教育廳長和魯藝副院長。應該說,父親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來,給延安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生活注入了一種新的活力。1939年,他被任命為魯藝副院長,魯藝的工作後來一直由他主持,魯藝作為黨的文藝幹部的搖籃,為新中國造就了一大批文藝骨幹和創作隊伍骨幹。

延安時期,父親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編輯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就文藝理論的幾個主要問題集錄了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的有關論述,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魯迅一直貫穿到毛澤東,實際上也將毛澤東的文藝理論提而他的序言,其實也是為確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歷史地位而寫的。自此,這篇講話成為全國的文科學校都要學習的經典之作。父親也藉此確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的宣傳者、闡發者乃至黨的文藝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國以後,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有增無減。1951年,我去哈爾濱工作之前,父親對我說:“你要有兩個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蘇聯,這樣才能成就事業,不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蘇聯是當時的一邊倒政策,當與蘇聯的關係破裂之後,父親的精神世界裡,從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曾先後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每隔幾年,他都會就文藝理論作一次報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講話,其實就代表著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因此,從報紙、文化單位到學校,都必須認認真真地學習他的講話,父親的名氣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一次,他在講話里表揚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問他:“你看過沒有?”他老老實實在說:“我哪看得過來?”記得我有一次還問他是否看過哈代,他也說沒看過。我問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些作品?”他說:“讓大家研究嘛!”

獲得文藝理論的話語權之後,父親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文藝領域的鬥爭,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寫了批判托派文藝理論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給予文章和作者以極高的評價,從另一方面講,這也是父親從文藝理論家到政治革命家轉變的開始。建國以後,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每次運動都從文藝界開始的,這似乎成了一條規律,文藝漸漸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而父親在這條路上也越走越遠,並由此獲得了“文藝沙皇”之稱。

我不知道父親生前是否知道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稱號,實際上在“文革”前掌握著文藝界生殺大權的他的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建國後,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反右、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到批判《海瑞罷官》,“周揚”這個名字,總是或多或少地隱藏在這些被批判者的背後。很多上綱上線的報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總是打擊了一批作家——胡風、馮雪峰、丁玲等。

其實很多運動之初,父親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掙扎,包括對胡風的處理,他起初也並不認為要上升到敵我鬥爭的那個高度、打擊那麼一大片文藝界的人士。當他剛看《武訓傳》時,他也並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還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當毛澤東決意批判《武訓傳》後,他又深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敏感,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不斷作自我批判,檢討自己,又拚命想“彌補”自己的不足,並且在最後寫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為重塑“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歷次政治運動之後,父親總是試圖用一些舉動,緩和文藝界的肅殺之氣。60年代初,報紙上沒人敢寫稿,文藝創作也陷於匱乏,父親主張把楊沫《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老舍的《茶館》等幾個作品拿出來討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周克芹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也得到了父親的高度讚揚而發表,從而一舉成名;當年只有20出頭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時,父親曾極力給予他保護,這也是王蒙後來屢屢提及之事。既要貫徹上面的意圖,又要極力團結一些人,被視為“文藝沙皇”的父親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紅旗》重新發展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字,“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稱“24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一夜之間,父親成了文藝黑線的代表、祖師爺,他所在的中宣部則成了“閻王殿”。幾天後,《人民日報》開始整版地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在一篇文章里有很多所謂的採訪,來證明父親自始至終就是個“反動分子”,我看完以後,對以前所受的宣傳開始動搖,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我也開始對父親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幾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爾濱。6月6日下午,校園裡還顯得很平靜,然後每個系同時開會,開完後一散會,每個系裡都貼出一張最大的大字報。我們系貼出的那張是《周艾若是哪個階級的評論家》。兩天後我也寫了張大字報,宣布和父親周揚劃清界線。

父親對他的被捕毫無思想準備。1965年父親在一次體檢中發現得了肺癌,他動了大手術,切掉半邊肺,鋸了兩根肋骨。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黨內鬥爭本來就很殘酷,而文藝界更是敏感的麻煩的地帶,父親必須處處小心。我想他得了癌症也是因為胸中鬱結了太多的東西。不過,在我看來,他早年得癌症有兩個幸運:一是他幸好發病得早,沒有擴散;二是那時候的政治運動更加如火如荼,照理說他應該有更多的出場的機會,就因為這場癌症,客觀上阻止了他的出場,打擊的人也相應少了些。

那時候,二弟周邁經常給我寫信,向我通報北京這個風暴中心的情況。有一次,他在信里提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紅衛兵組織大家去工人體育場參加批判會。弟弟離得很遠,看不清被斗人的面孔,但他從掛在每人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這些人有彭真、陸定一、林楓和父親周揚。林楓拒絕做低頭彎腰噴氣式,陸定一大聲叫屈,兩人都遭到拳打腳踢。而父親體力不支,趴倒在地。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父親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

提到這個細節的時候,弟弟的口氣很平常,我聽到這個消息,好像也沒有特別傷心的感覺。那時候全國人民都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麻木了,我身邊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殺就是被斗死。父親被關進去之後,我們都徹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個消息於我們,彷彿只是終於讓我們知道父親還活著。

此後,父親又陷於很長時間的生死不明的狀態,甚至幾次傳出周揚已死的消息,連他的戶口都註銷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們家屬去秦城監獄裡接他,我們才知道他還活著。

我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在那一年有個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7月份,他們重獲自由。夏衍被釋放當天就捲鋪蓋回家了,可是父親沒有,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他寫完給毛澤東的思想彙報,還在信里問主席、江青好,幾天後才回的家。

父親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九年,平時沒有人可以交談,也聽不到任何外界的消息,所以剛從秦城出來時,幾乎失去了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流淚。幾天以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說:“搭幫毛主席……”這是益陽土話,就是多虧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他沒有回答我,此後我們再也不提及這個話題。

現在回想起來,極為諷刺的是,一方面父親被視為“文藝沙皇”,另一方面毛澤東對他的表現極為不滿。父親曾說過,毛澤東對他的批判有三條:1、對資產階級鬥爭不堅決;2.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3.畢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覺得父親在政治上鬥爭性不強,心太慈、手太軟。《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問題”哪一個都不是周揚發現的。在那個非常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年代,對於一位思想文化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1952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親沒有,毛澤東說:“如果周揚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實也公開表示對他不滿。1953年初,毛澤東專門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這一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這樣的重要大事,開始一段也完全由胡喬木主持,把父親排除在外。1965年,毛澤東已經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的材料,在決定批判夏衍、田漢、陽翰笙他的幾位老友時,還問他:“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父親當時還誠心誠意地反省自己的錯誤,卻沒有預感到,一場文藝界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所以也有人評論說,毛澤東是拿周揚作為文革的祭旗者。

父親任文化部副部長時,江青在中宣部電影處任處長,她經常發些指示,父親對她的意見未多加理睬,但他沒有意識到,江青後來的很多意見,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他對江青的違抗實際上也冒犯了毛澤東。中央後來成立了“周揚專案組”,主持審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揚一案”的有七八十人。1975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父親那時並不知道,這裡曾是胡風被關押10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聲中,我加入了青年遠征軍,抗戰的同時一心藉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呆了十個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傳到營地當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吶喊聲響徹雲霄。

在貴州時,我通過在國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表哥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通過重慶,轉到新華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將我的長信轉給在延安的父親。遵照何其芳指點,退伍後我沒有回鄉,而是帶著他的信立即趕到南京,在梅園新村與中共辦事處取得了聯繫。那時我住在表哥家。一個酷熱的夏夜,我正在樓下乘涼,忽然看見大鐵門外一西裝革履客人直奔我打聽表哥。我們倆互相看著,雖然分別了11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我很興奮地拉著他的手進了樓門,上了樓梯,還有兩位同樣紳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來。在樓梯拐角處,他停住腳步把我拉近身邊問我:“你就是艾若嗎?”“是啊!”父親很高興,他立即回頭介紹:“這位是潘梓年……”我只顧向樓上喊表哥快出來。

我後來知道,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教授、專家共20人訪美,其中包括來自解放區的歐陽山尊和父親等四人,父親是共產黨這邊的團長,這一次是來南京辦簽證的。我們父子倆個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父親讓我趕快回益陽把兩個弟弟帶出來,北上與他會合。

1948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已經13歲的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對我們說了些什麼現已不大記得,但其中的一句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彷彿一直在迴避。

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1946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里,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著,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著馬打著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6歲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倖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干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岳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岳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布滿水管子的地下室里,潮濕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其實我與父親的隔膜自始至終都未消除過。父親當年離開以後,我出去參軍後,兩個弟弟由奶奶撫養。奶奶對我媽媽特別好,她心疼這個兒媳。我參加工作之後,經常給奶奶寫信,也寄錢給她,在奶奶眼裡,我比我父親對她好。因為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受到牽連,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親牽連坐過國民黨監獄,差點被處死;文革中被批鬥關押,死在牢中,連屍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媽是個小腳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遊街,文革後,父親聽到這些,也是淡淡的,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裡,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那時候她顯很親和,拿出一個杯子來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還有幾張小照片,讓我拿回去。我心裡大有感觸:文化大革命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

但是當父親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父親住在北京醫院時,我和弟弟常去看父親。只有我們父子在的時候,我們談得還是挺愉快的。過去,父親長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領域裡,連上街買一件衣服他都不會。所以當我們談起家鄉的事情時,其實父親特別有興趣,他和家鄉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蘇靈揚在,她總是用幾句話就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邁騎自行車去看父親。那天父親坐在椅子上,旁邊放著一盤葡萄。我們和父親聊天,中間說句什麼話,蘇靈揚又開始指責我,我就有準備地回敬她:“我來看看父親,當然要交流,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麼都打斷我們,都說你對,這樣不好。”她顯然沒有準備,被我噎住了。她先是沖父親發火,然後指著我說:“就是你最壞!”轉身離開了。

父親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長長嘆了一口氣。奇怪的是,以往我們每次看他,離開時父親從無什麼表示;而這一次,他一反常態地站起來,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一聲不吭地送我們離開。這沒有言語的言語,讓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東西,父親有父親的無奈。

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著輪椅,周密陪著她,我和兩個弟弟是一圈人,我們互相之前沒有任何交流。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

異化風波

父親從秦城被放出來不久,中國政壇便接連發生一系列大事。我還記得父親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可是,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又把父親的名字點了出來,認為當年化名“狄克”與魯迅論戰的張春橋又成了周揚的“走卒”、“文藝黑線”的人物,對此,父親惱火之餘卻也只有無奈。

出獄後,父親陸陸續續聽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藝術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趙樹理、田漢等,有一次,他當聽說傅雷夫婦自殺的慘狀時,他剛開口說:“這給黨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就已淚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親出獄後見的第一個人是馮雪峰,這位他當年的“論敵”已經生命垂危。兩位歷盡磨難的人見面,父親講了很多往事,還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從哈爾濱回到家,看到父親情緒很好。他還告訴我,他被抓走以後,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從屋頂上搭個東西下來偷書——那時候沒有書,小偷也要偷書看。不過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德之類的哲學書,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過了那些書,所以他還挺高興的。

父親曾邀請三十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面,面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們,他情緒十分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時,已泣不成聲。1979年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期間,他特地去作協會場,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雖然說那些報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畢竟都是他寫的,傷害了那麼多人。無論是東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駱賓基、蕭軍,包括胡風的夫人梅志,他們都認為父親的懺悔是真誠的而原諒了父親,而且後來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蕭軍甚至說:“敢於剖析自己,是一條真正的漢子。”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只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裡面。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係很不錯。1953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不就是寫的我們這個,希望從她那裡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9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于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9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1983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00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1984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1985年1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於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面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1989年7月31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歷史來評價吧。歷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

(口述:周艾若;整理:李菁)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史博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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