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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被自殺」 下意識寫批毛語句

一天晚飯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五師五十六團四營十四連召開班長以上幹部會。由於天氣寒冷,會議房間的窗玻璃上結滿霜花。靠窗坐的一個排長,大約對會議內容沒什麼興趣,下意識地用手指甲在那霜花上亂寫,不知覺間寫了“毛主席”三字,不知不覺又在下面寫了“大壞蛋”三字,連起來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壞蛋”。坐在旁邊的人發現了,突然大喊起來:“有人寫反標!”會場頓時炸了鍋,如臨大敵,立即將那排長控制起來,軍務股連夜來人把他拷走。審查幾天,被押回來開現場批判會,身份由排長變成了現行反革命。此人原本是一個很有前途的知青,下鄉前就入了團,據說不久就要入黨了,可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無論他如何辯解都沒用,沒人敢同情他,甚至沒人敢和他說話。有一天趁人不備,那排長跑到離連隊很遠的阿倫河邊,在一個廢棄的漁房子里上吊自殺。得知他自殺的消息後,也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可憐他,還給他加上自絕於人民和畏罪自殺的惡名。團里通知家人,他的父親是某國營大廠的總工程師,來處理後事,什麼話也沒說,草草埋了兒子的屍體就走了。

九歲的白榆,家住成都中醫學院。有一天,白榆和一個同伴來到一間空空蕩蕩的階梯教室,見講台上放著一個小桶,桶里剩下一點墨汁,還有一柄大毛筆,就抓起毛筆,蘸上墨汁,耍弄起來。當時中醫學院已經停課,到處都是大字報。白榆先在講台地面上劃一個閃閃發光的紅太陽,然後開始練書法,寫了“打倒劉少奇”五個大字。講台的地面被塗得差不多了,兩個孩子才乘興而去。第二天,聽說出了反標,白榆跟著大家去看,地點正是頭天他去過的教室。裡面有不少人,白榆擠到前面一看,所謂反標就是有人在他寫的“打倒劉少奇”的“打倒”二字旁邊的牆上畫了一個朝上的箭頭,而上面是毛澤東的畫像。人們議論紛紛,誰這麼膽大包天。一旁的白榆嚇壞了,對人說,那字是他寫的,可是那箭頭不是他畫的。

白榆當即被人帶去盤問。第二天,院內的小孩就朝白榆喊:“小反革命分子!”學院成立了專案組,白榆被一次次叫去審問。白榆的父親民國時期做過警察,此前已被當做牛鬼蛇神抓了起來,白的母親很害怕,對兒子說:你千萬不要因為害怕就說是你爸教你的!媽媽這一說,把白榆嚇哭了。專案組的人起初懷疑是一個大學生所為,這人不積极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問白榆,當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圍看到別的什麼人。他說,沒有。後來學校開始複課鬧革命,有一次白榆遲到了,老師說,讓這個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講台上給毛主席請罪。白榆常常回到家就哭,媽媽沒辦法,見孩子哭,她也淚眼婆娑。這起反革命事件一直沒查出結果,小反革命的帽子一直壓在小白榆的心頭。每有老師或學校領導找他,他就擔心是不是又犯了什麼錯誤。好多年過去了,已沒有人再喊白榆小反革命,但他仍感到壓力,心頭始終有一團恐怖的陰影。白榆很想知道那個畫箭頭的人是誰,他的大手筆與自己的命運緊緊相連,他是那個時代張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時被抓住了,中國可能又多一個被割喉的英雄。

福建一位社員,用彩紙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貼牆上,“疆”字被風吹掉,有人舉報他“惡毒詛咒毛主席無壽”,被送進學習班。

甘肅保山縣一中初中生王緒祥,性格溫順,品學兼優,在同學中很有威信,深得老師們器重。王的父親是上海人,劃成分時被定為工商業資本家,後來不知因何緣由,從大上海遷來大西北的保山定居,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王緒祥本是校共青團組織的發展對象,文革爆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喊遍全國,血統論肆虐,入團成了泡影。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報紙、電台報道說,毛今後還要分期分批接見紅衛兵,全國各地學校掀起推選赴京代表接受毛接見的風潮。優秀生王緒祥過去無論參選什麼,都以絕對優勢當選,如今不僅沒被選上赴京代表,還遭到根紅苗正出身好的同學的羞辱,要他與家庭劃清界限。王緒祥想不通,自己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是公認的學習標兵,為什麼轉眼之間竟被一個莫名其妙的家庭出身害得這麼慘!他想向老師訴說心中的委曲,可是老師們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沒有誰能幫他解開心中這個疙瘩。校園裡有一個儲水池,周圍裝有許多水龍頭,供學生們洗碗、洗臉、洗腳。水池邊堆一堆石灰,工人準備用以粉刷牆壁。有一天,情緒極為低落的王緒祥到水池洗碗,看周圍沒有別人,就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的水泥路面上寫下“打倒毛主席”五字,然後離去。很快有人發現了這條反動標語,並迅速報告校領導,再上報公安局。偵破人員讓學校每個老師、學生、工友都書寫一遍“打倒走資派,保衛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打倒毛主席”五字。沒費多大週摺,王緒祥被捉拿歸案,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不久,學校接到公安機關通知,說王緒祥獄中病死。一個花季少年就這樣凋謝了。人們普遍認為,王緒祥一向體魄強健,不可能是病死的,一定是獄中毒打致死的。

1972年10月,江西某縣看守所里關進來兩個少年現行反革命,一個是十二歲半的地主子弟,一個是十歲的富農子弟。二人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筆在多處牆壁上書寫反動口號。十二歲半的地主子弟家裡沒有親屬,十歲的富農子弟只有一個半失明的母親。兩個少年是怎麼成為現行反革命的呢?有一次,十二歲半撿到半截粉筆,在廁所牆、會堂牆上亂寫反動標語,如“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等,十歲也跟著寫。案發後,兩個孩子的口供不一致:大的說自己只寫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歲寫的;十歲說自己什麼也沒寫,有時又說只寫了“打倒”兩個字。辦案人員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兩人都抓了起來,並且說,如果不把他們抓起來,在外面會被紅衛兵打死。在看守所關了一年半,兩個少年的案子也沒有判決。他倆也不願意出去了,家裡哪有這裡好啊,地富子弟加現行反革命,天天挨斗挨打,又沒吃的。九一三之後有個落實政策的機會,兩個小現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彪的,按理應該無條件釋放,可是有人看了卷宗之後提出異議,說他們不光反林彪,還反毛主席呢,於是誰也不敢再吭一聲,就這麼一直關在那裡。

一位轉業軍醫,其父曾是國民黨的上校團長,又因酒後失言,被單位的造反派送進監獄。為將此人徹底打翻在地,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教唆六歲的女兒在廁所寫“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門配合造反派成立專案組,將這個六歲的孩子隔離審查。幾經轉移審查地點,小女孩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面對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種種問題,除了茫然就是哭著要找爸爸。一個女公安柔聲說:“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謊,你只要承認廁所里的反動標語是你爸爸叫你寫的,我就帶你去見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訴你,快點承認,承認了你就是好孩子,我還會給你買好多好多的糖糖。”在好多糖糖的誘惑下,小女孩終於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我、我、我寫不來字。”審訊她的人一下亂了套,可是一個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謀:“沒關係,叔叔來教你,你好聰明喲,一定學得會。”關押半個月,在這位朱叔叔耐心教導下,小女孩終於一筆一畫地寫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鐵證,造反派放了小女孩。一年後,小女孩到了讀書的年齡,老師卻告訴她說:“你是現行反革命,沒有資格讀書。”萬般無奈,小女孩只好隨親人遠走他鄉入學,直到文革結束才回鄉。有神秘意味的是,當年小女孩失去十五天的自由,而那個教她寫“打到毛主席”的朱叔叔後來因犯重罪,剛好被判十五年徒刑。

皖南當塗縣石橋公社學毛選積極分子、生產隊會計楊衛東背著糞筐撿豬糞,在村後大橋邊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牆上發現幾個字,蹲下細看,嚇出一身汗,上面寫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楊衛東渾身一顫,頭皮發麻,丟下糞筐向大隊革委會跑去。革委會主任詹保華聽到報告,臉都嚇變色了,滾下床,趿著鞋,跨上自行車,到公社人保組報案。縣公安局立即組成專案組,殺氣騰騰地進駐楊家村。進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崗哨,過往行人一律嚴密盤查,同時對全村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親友進行登記排查。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戶,一種大難來臨的恐懼籠罩全村。反標大約是用樹枝在未乾的土牆上劃成的,字體鬆散,七歪八扭,專案組由此認定,反標非大人所為,乃出自小學生。一般小學生都是毛澤東思想雨露滋潤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麼可能寫“打倒毛主席”?肯定是地富反壞分子家的子女所為。楊家村有三個生產隊,四十來戶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農,三個偽政府人員,一個反革命,一個壞分子。在這些階級敵人中,文化水平較高、情況較為複雜的姓楊的一家。楊氏兄弟的大舅是大刀會堂長,解放後被鎮壓。楊家老二是國民黨青年軍教官,被解放軍俘虜後當了解放軍的文化教員,後來被清洗回家。楊老三是“叛國投敵分子”,被判三年勞教後轉為管制。楊老二有兩個十二歲的雙胞胎兒子,正讀小學。專案組斷定,反標必是楊家的雙胞胎乾的。他們把這兩個孩子弄到大隊,分開關押,引誘逼供。誘供者用手指敲擊著桌面,面帶微笑地說:“都說小學生最聽毛主席話,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呀。你哥哥都承認了,你幹嘛不說啊?”可是半個月過去,兩個孩子仍然不承認是他們寫的。一天,一個老刑警向專案組建議:“一個小毛賊寫的幾個字就把你們忙得翻江倒海,真是酒囊飯袋,幹嘛不鑒定筆跡呢?”專案組如醍醐灌頂,拍著腦袋說該死,居然連這最基本的辦法都忘了。第二天上午,他們將村裡的小學生全都擄進教室,每個學生髮一張紙,讓他們寫“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其中一個小學生未進教室便哭哭啼啼,因為是黨員家的孩子,老師還以為他哪裡不舒服,不料他進來就跪在老師腳下哇哇大哭。老師問他怎麼了,哪裡不舒服,他渾身顫抖著說:“我沒有不舒服……老師我怕我怕呀!”老師鼓勵他說:“你是共產黨員家的孩子,你怕什麼?”孩子結結巴巴地說:“那,那個標語是,是我寫的!”在場的人都驚呆了。老師問他為什麼不喜歡毛主席,孩子漲紅著臉說:“我不知道,我是寫著玩兒的。”一場驚天動地的反標事件,因為是黨員家的子女所為,最後決定不再追究。

蘭州某小學一年級的姜同學,課間休息時發現一間空教室牆上寫有“毛主席萬歲”幾個字,上面還打一個叉子,便將此事告訴了最先遇到的一位同學,那同學立刻判斷為反標,迅速報告老師。廠保衛科、軍代表、公安人員很快來了,姜同學被當成重點懷疑對象,理由是:第一、他先發現了反標,卻沒報告老師;第二、經驗證筆跡,那牆上的字體與他的字體很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誘惑,七歲姜同學心靈終於在承認就沒事了的誘導下違心說謊,承認是他寫的。接著便是一系列的挨批、檢討,不僅他自己,還包括家人都受到牽連。每次在學校受到侮辱,姜同學就在心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訴:“毛主席呀毛主席,這反標真的不是我乾的。”但他仍然逃脫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結束。

江西全南縣城廂鎮下圩生產隊有個青年想參軍,可惜因種種原因未被選上。一天,該青年趁給生產隊看冬瓜之際,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澤東”、“劉少奇萬歲”等十九個字。秋末收冬瓜,有人發現了這些標語,隊長立即上報縣公安局。刻字時冬瓜還很小,如今冬瓜已經長大,字變形,破案難度很大。文盲除外,全生產隊男社員天天集合到隊部接受詢問、審查,也不出工,搞得人人自危。後來案子破了,那小青年以書寫反革命標語罪、收聽敵台廣播罪被判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他總共刻了十九個字,判了七年,七年共計2555天,平均一字判一百三十四天。

一個姓張的老師,是邑川著名的書法家,為了迎接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檢查,地區文革小組決定把城外一條山脈的五座山頭剷平,請張老師在山頂上書寫“毛主席萬歲”五個特大字,每字直徑一百米,佔山頂平面一萬平方米。檢查團的人坐飛機在空中俯瞰,發現張老師寫的“毛主席萬歲”有問題——“歲”字頭上的三豎垮在一邊,“萬歲”成為“萬歹”。張老師因此被判死刑,整天坐在號子的草窩裡喊“我沒寫毛主席萬歹,我沒寫毛主席萬歹”。

雲南某市市委組織部幹部處處長王某,有一次用《紅旗》雜誌墊屁股,被對立面的人看見,一把抽出雜誌一翻,裡面有毛澤東像,立即關禁閉。不久,市委宿舍大院牆上出現一條反標:“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斷定應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理由是:反標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合適的高度;二是字跡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跡;三是成年人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宿舍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最後確定父母有問題的四個孩子作為重點懷疑對象。王某當處長得罪過人,此時到了報仇雪恨的時機,他的八歲女兒於是成為重點中的重點。

王某的女兒被帶走,他們拿糖哄她承認爸爸教她寫打倒毛主席。她說沒寫。他們就又送小人書給她,還帶她看電影。還是沒寫。一群大人圍著小女孩拍桌子打板凳,嚇唬說再不承認就去打她爸爸,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用繩子勒住爸爸的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里喂老虎,說著真的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小姑娘嚇得又哭又叫又求,可是還是說沒寫。為了給小姑娘增加壓力,他們把她當作真正的反革命囚犯關押起來,不準和爸爸媽媽見面,還經常餓她,每天提審一次,提審回來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掛牌子,戴高帽,上寫“現行反革命XX”,名字上也打叉。有一次批鬥,許多人圍著小姑娘喊口號,她一眼在人群里看見媽媽睜著大眼睛,全是淚水,頭髮很亂,小姑娘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是通知了她必須去參加女兒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那是小女孩的一個幻覺。有

一天,他們告訴小姑娘:“今天要槍斃你。”她不懂,問什麼是槍斃?“就像電影里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小姑娘哭了,問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永遠也見不到了,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小姑娘仍然說不是她寫的,想見爸爸媽媽。最後她被帶到刑場,和幾個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一個大土坑。那些犯人都被綁著,她沒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他們,其中一桿槍對著小姑娘的臉。小姑娘忽然看見不遠人群中有爸爸,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行刑者發令了:“放!”槍響了,小姑娘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樣全栽倒。有一個腦袋被打飛,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小姑娘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看見爸爸張著大嘴朝她跑來,撲向她,一下把她緊緊抱住。小姑娘問爸爸:“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小姑娘聽了,噗嗤笑了,腦袋扎在爸爸懷裡。她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她玩呢。

後來小姑娘被放回家,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她,有的還朝她扔石子。一次,一個過去要好的小朋友罵她:“打倒小反革命!”氣得她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她道歉,他媽媽卻出來罵她:“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她好像一下子長大了,也垮了。小反革命的帽子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壓在她身上,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她。她像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一樣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玩耍,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以此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是她始終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人人都避著她。上中學時,她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她過去的事。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她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她一個人去。她很奇怪,沒等她問,指導員就告訴她:“糞雖臭,但靈魂里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她才知道,那大石頭仍舊牢牢壓著自己。當夜她出走去,在野地里跑了兩天兩夜。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她,她正想投河而死。爸爸為了找她,也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她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此她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她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她恨自己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盡頭。粉碎四人幫後,爸爸的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她的材料,才說給她平反落實政策。可是這時她才十九歲,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些人同情她的遭遇,想了一個安慰她的辦法,安排她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服務員。在食堂里,她乾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她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其實不然,她說,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啊。有時她忽然覺得自己現在就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一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擺脫不開,乾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在食堂上班不久,她遇到一位來食堂吃飯的作家,她把她的故事告訴了作家,末了幽幽地說:“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這位作家後來把她的故事寫成一篇文章,曰《八歲的死刑陪綁者》。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毛迷信下的中國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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