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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官二代」

今人說起古時的“官二代”,必先想起高衙內。拜《水滸傳》之賜,施耐庵筆下這位欺男霸女,臭名昭著的“高衙內”成為了宋朝官二代的典型符號。

從元雜劇開始,那些對貪官污吏滿懷憤恨的文人們,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作惡多端的宋朝衙內形象。

如《生金閣》有個龐衙內,出場白即亮明其身份與品質:“小官姓龐名勛,官封衙內之職。我是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馬瘦不騎,打死人不償命,若打死一個人,如同捏殺一個蒼蠅相似。”《陳州糶米》也有個劉衙內,出場也唱了一出:“小官劉衙內是也。我是那權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打死人不要償命,如同房檐上揭一個瓦。”對比一下二位爺,連歌詞都差不多,真不知道作者誰抄了誰。

反正你也寫,我也抄,如此這般,宋朝的官二代們便頂著“衙內”這個毀三觀的稱謂,徹底墮落於“歷史”之中了。以至現代人一看到“衙內”二字,腦海里立馬會彈出仗勢欺民、不學無術的惡少形象,並以為宋朝是盛產這類惡衙內的時代。

符號歸符號,說書的畢竟不能還原歷史真實,“高衙內”在歷史上從沒存在過。溯本追源,“衙內”在宋代是個中性詞,只因為唐、五代時,藩鎮多以子弟充任“衙內都指揮使”、“衙內都虞侯”等親衛官。宋人出於習慣,便將官宦子弟喚作“衙內”,就如稱“王孫”、“公子”,並非特指驕橫的“官二代”。

宋朝衙內名聲有好有壞,但沒有出現群體性的“官二代”腐化現象。

宋朝官二代作為整體自然有好有壞,好的官二代給整個時代的官場、社會風氣帶來了積極作用。就拿寇準來說,這位大宋排得上前四的名相,年輕時就是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飛鷹走狗,呼朋喚友沒少讓爹娘操心,但架不住家教嚴格,母親天天督促功課,19歲便中了進士。這位爺當了官也不消停,時常組織朋友夜宴,酒不離口。今日看來是典型的官宦門第出身的昏官,但你能把昏官和寇準聯繫起來嗎?而且寇準也是靠一點一滴功績做起,不然憑他老爹前朝一個王府記室參軍的小官,如何能讓他高居宰相?

兩宋是儒家興盛的時期,讀書始終成為官二代生活的主題,以上寇準的例子也說明,不管你多麼紈絝,歸根結底還是要讀書。兩宋141位宰相,可考為官二代出身的62人,其中53人正兒八經進士出身,佔85%,只有9人純靠祖蔭得官。從這個統計也可以看出,宋代官場官二代所佔比例始終不如平民百姓,而且官二代絕大多數也靠科舉晉身。兩宋官場如果非進士出身想做大官幾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受蔭為官的“衙內”,為了出人頭地非得再考個進士不可,韓縝、呂公著、韓忠彥這幾位名相莫不如此。

日常生活官二代多圍繞文展開,詩詞唱和,狎妓同游,這才顯得有文化,有品位。官二代出身的柳永、秦觀、周邦彥等詞壇巨匠無一不是在這樣的生活中熏陶出來,成就文壇美名。

當然史書中對於作惡的官二代也落筆頗多,如宰相章惇之子強賣田產,假借父親名義,“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南宋孝宗時期,大臣李彥穎之子遊手好閒,甚至鬧市殺傷人命,最終牽連其父貶官免職。秦檜子孫,則自恃祖上權重,多有不法。其孫女所愛的獅貓亡失後,此女竟令臨安府尹查找,臨安府三班六房齊出動,畫了貓像,滿街張貼,大街小巷,遍處找尋。養貓之家,都得抱貓去都監府前排隊,等待登記、查驗。

但就總體而言,宋朝官二代至少不比其他任何時代差。相比元代的“舊臣勛閥”子弟有世襲官職的特權,“權豪勢要之家”甚至可以“打死人不償命”;清後期的八旗子弟也差不多成了“遊手好閒、好逸惡勞”之輩的代名詞。群體性的“官二代”腐化現象,都是宋代所沒有的。

家庭教育,士林輿論,儒家自省式的道德約束成為官二代們的緊箍咒。

宋人在約束“官二代”方面,即使不說“最可稱道”,至少也是內外兼修。其約束機制,簡單說,可分為兩種,一是道德、風俗的“軟約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約束”。

宋代的士大夫家庭很重視培養子孫的品行。中國家族宗法制,到宋代時出現了顯著的繁榮期。許多我們現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訓,如范仲淹有《義莊規矩》,司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訓》,黃庭堅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陸遊有《放翁家訓》,趙鼎有《家訓筆錄》,朱熹有《家訓》,陸九韶有《居家制用》,葉夢得有《石林家訓》,等等。

宋代士大夫家訓不僅數量多,從內容看,很注重對家人的品德教化,包括告誡官宦子弟不可驕橫。

包拯的家訓很簡單,全文只有一句話:“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在宗法時代,“開除家籍”比要人的命還厲害,所以老包家訓的約束力非同小可。包拯的子孫到底也沒有辱沒祖宗,其子包綬、其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

袁採的家訓則以細緻入微見長,如在“子孫勿得敗祖德”條中,他列舉了官宦子弟不肖的種種危害:“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群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最後必“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

簡言之,官宦子弟不肖,後果要比富家子弟不肖嚴重得多,所以袁采告誡說,後世當家之人,要特別注意子孫做出不肖之事,“凡為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宋代士大夫重家訓,並非無因。一個深刻的歷史背景是,漢唐時代的門閥世族到了宋代已經煙消雲散,政治不再被世族壟斷,而是以科舉的方式向全民開放,“取士不問世家”。雖說宋朝保留甚至擴大了官員子弟的“恩蔭”之制,但科考已是取士的主流,絕大多數的官宦子弟必須跟平民子弟競爭。

既然沒啥千年的世家,就意味著門楣可有跌宕之虞。宋朝的士大夫家族對此有深切的危機感,如果子孫不肖,便會在競爭中被淘汰。黃庭堅曾親見“衣冠世族金珠滿堂”,不數年間,已呈“廢田不耕,空囷不給”的敗相;又數年,整個家族完全敗落了,子弟招惹官司,流落街頭。所以黃庭堅作《家戒》,“以為吾族之鑒”。

另一個歷史背景則是,宋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家訓的興起與儒家的復興同步。宋代君與士共治天下,儒家士人的價值觀便成了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一個人(包括“官二代”)處於儒家道德規範下,會感受到無形的壓力,幹了太出格、太丟人的事,士林輿論唾沫星子都可將你淹沒。

我們肯定想像不出范仲淹、司馬光的子孫敢像小說雜劇中的“高衙內”那樣肆無忌憚,公然在鬧市欺男霸女。即使法律不管,也丟不起自己祖宗的臉面。

司法獨立,台鑒制度,科舉防閑是制度上的保險閥。

當然,“軟約束”並不是對任何人都有效,所以“硬約束”必不可少。任何道德規範都必須法律來支撐。

那些不成器的“官二代”中,有北宋時,“長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縱橫”,其中有個李姓衙內尤其橫暴,其父乃知永興軍(長安市長)陳堯咨的舊交;又如參知政事(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升卿曾指使知縣“強買民田”;翰林學士趙彥若的兒子趙仁恕枉法貪贓,且私制酷刑,迫害無辜;當過浙西提點刑獄官(相當於高級法院法官)的胡穎,也有子侄“交遊非類”,把持鄉里。

問題是:官宦子弟橫行不法,作為“硬約束”的法律能作出公正的懲罰嗎?還是給予豁免的特權?

在司法理念上,用司馬光的話來說:“有罪則刑之,雖貴為公卿,親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體現在司法制度上,宋代已確立了“獨立審判”的原則,按規定,州縣法官獨立進行審判,不得徵求上級法司的意見;上級法司如果幹預州縣法官審判,則以違制追究責任;御史“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會皇帝與宰相的意見。

在這樣的法律體系下,前面提到的幾個橫行不法的官二代,都受到了懲罰。陳堯咨知永興軍後,立即就嚴懲了那幫“恃萌縱橫”的“官二代”,包括他舊交的兒子李衙內;胡穎也將他的不肖子侄法辦了,胡家一個叫做黃百七的家僕還被“杖一百”,帶枷示眾五日。

如果說陳堯咨、胡穎為官嚴厲,其“大義滅親”之舉似乎有“人治”之嫌,不足以證明法律與制度對於官宦子弟的“硬約束”效力,那麼我們來看另外的例子:

呂升卿強買民田一事,被御史中丞鄧綰獲知,鄧綰即上書檢舉,連其兄長呂惠卿也被彈劾,隨後呂惠卿被罷去參知政事,呂升卿也降職處理;趙仁恕的劣跡亦為提刑官告發,立案查辦;李彥穎因為兒子“毆人至死”,也遭諫官彈劾,“奉祠鐫秩”,即降級,給一個閑職。

這裡有個細節請注意,彈劾呂惠卿兄弟的御史鄧綰,並不是什麼正派的官員,呂氏兄弟受到處分,是宋朝健全的監察制度良好運行的結果。

宋代的台諫系統有個特點: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掌監察、司法、審查之權,與政府形成“二權分立”之勢,這使得制度性的“硬約束”特別有力量。趙仁恕被立案後,因為初審法官作出輕判,朝中台諫官立即炸開了鍋,接二連三上疏彈劾,在台諫的強大壓力下,趙仁恕最後被流放陳州,看管起來;其父趙彥若也被罷職。

除此以外,對於官二代科舉,朝廷的制度也非常嚴格,科舉考試中廢除明顯偏袒貴勢之家的“公薦”制度;建立皇家子弟與寒門學子分別應試的“宗子試”制度;而主考官的子弟、親戚參加考試還須另立考場,別派考官,稱之為“別頭試”。此外,官宦之家的子弟若靠恩蔭為官,則對官品、官階、所任差遣都有一定的限制,且官員子弟如有犯法,親族及保舉者須連帶受罰。宋朝所制定的科舉防閑制度為後世歷朝歷代仿效。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新周刊作者吳鉤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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