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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河州勞教所的非人生活點滴

說真話當右派

1957年7月,蒙自專區兩個縣的中學教職員全部集中到蒙自中學開展整風學習。地委書記連續三次召開動員大會,號召所有中學教職員一定要“暢所欲言,幫助黨整風,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強調蒙自地區地處雲南邊疆,在邊疆地區工作的幹部和教師是黨最信任的,政治上最可靠的。在邊疆開展整風,沒有反右派的任務,大家只管放心的給黨提意見。給黨提意見的同志,說明你和黨一條心,同心同德;不給黨提意見的人,說明你不是和黨一條心,是離心離德……

然而,此時中央和省市一級的高等學校、民主黨派、黨和國家機關等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已經在批判右派言論,由整風鳴放轉入反擊右派。《人民日報》已先後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等社論和評論員文章。大家都心裡有數,無人發言,鳴放不起來。一連幾天沒有一個人發言。任掌握會場的人百般動員,“啟發”,鳴放會總是開成“啞巴會”。

這時地委整風辦公室規定,各中學整風大組成立臨時黨支部。並規定原來擔任領導職務的同志一律不擔任臨時支部書記。所以我在特定的環境,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選為紅河、元陽兩所中學整風大組的臨時支部書記。但是支部的一切活動實際上被整風大組的組長所掌握。在第一次臨時支部大會上,整風大組組長動員全體黨員必須帶頭鳴放,否則群眾的思想顧慮不能打消。即便如此,黨員仍保持沉默,仍然是既無“鳴”也無“放”。於是工作組長對我施加壓力,說黨員之所以有顧慮,不發言,主要是支部書記不發言,只要你帶個頭髮言,黨員就一定會跟著發言。並責令我在鳴放會上帶頭髮言,否則,就是不聽黨的話,和黨離心離德。我被逼無奈,加之年輕幼稚(時年22歲),只得硬著頭皮在鳴放會上發言。我提了三條意見:

第一、蒙自專署文教科熊國輝說話不講信用。我由部隊轉業時,原是分配到蒙自師範學校工作的,因紅河中學校醫請產假,借調我到紅河中學兩個月。熊國輝親口對我說:代班兩個月就調回蒙自師範。但兩個月後不見調令,寫信詢問也不見回復。

第二、紅河中學住校學生,住的都是茅草房,年久失修,遇上颳風下雨,學生被褥常被淋濕。如今年5月的一場暴風雨,兩間學生宿舍的茅草房頂幾乎全被掀掉,雨水直接淋在學生床上,宿舍內積水寸許,學生根本無法住宿。聽校長講,半年前就向縣委和政府打過報告,請求撥款建蓋學生宿舍,但縣委、政府遲遲不批,是不是有些官僚主義。

第三、我在部隊當兵時,我所在的部隊在補兵複員工作中,領導作動員時不注意方式方法。在要複員的老兵會上說:大家都是部隊的骨幹,為加強地方的社會主義建設,部隊只好忍痛請大家複員退伍。但在留隊的老兵會上又說,留下的都是在部隊軍政訓練中表現好的,如果你們表現不好就不會留下你們,你們要好好珍惜,在部隊安心服役。在留隊老兵動員會上的這種說法傳到退伍老兵的耳朵里,被認為退伍的都是表現不好的,造成不良影響,希望轉告部隊,領導講話要前後一致,注意方式方法。

這樣,局面終於打開了。發言的人逐漸多起來,氣氛越來越熱烈。大家都希望做一個和黨同心同德的人,不願自己被認為是和黨離心離德、三心二意的人。

一個月後,鳴放結束,轉入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全蒙自地區中學教職員中被戴上右派帽子受到批判鬥爭的共48人。還有一些人被劃為“中右”,成為內控對象。

一些被劃為右派的人爭辯道:地委書記說過,邊疆沒有右派,不劃右派。為什麼我發了言又被劃為右派?回答是:“沒有右派當然不反右派,有了右派,就要反右派,右派是客觀存在,右派是本質決定的。”

我帶頭髮言也是出於無奈,只是輕描淡寫。哪知就是這樣的輕描淡寫,在反擊右派中仍被上綱為:極端個人主義,不安心邊疆工作,攻擊領導搞欺騙;煽動學生鬧事,唯恐天下不亂;反對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誣衊解放軍的宣傳工作是欺騙。貼出大字報、漫畫,對我進行醜化和人身攻擊,最後我被劃為“中右”,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內控使用。

無奈在1958年9月的整風補課中我這樣一個出身城市貧民,家庭毀於日機轟炸,14歲加入兒童團,16歲參軍,17歲入團,20歲入黨的熱血青年,終究還是在劫難逃。

1958年6月至8月,學校開展大躍進和勤工儉學,提出開荒四十畝,每畝產糧六萬斤,可產糧二百四十萬斤,實現老師、學生口糧自給,不要國家供應;一部分學生開礦,挖水晶石,加上出售餘糧,實現教育經費自給。面對學校制定的這一“先進指標”和學生棄學上山、下鄉從事重體力勞動,以及學生體質下降,疾病叢生的狀況,我思慮再三後,提了如下意見:

1、學生顧名思義應該以學習功課為主,勞動對於學生只能是培養學生的勞動觀點,不能用勞動生產代替教育。如果勞動可以代替學習自然科學知識和向上級學校輸送生源的話,他(她)們只須在家務農就行了,何必到學校來讀書。

2、學生都是十三四歲到十七八歲的娃娃,正是長知識,長身體的時候,繁重的體力勞動,已經影響學生的身體發育和健康,生病的學生增多,女同學例假(月經)不正常,勢必影響學生身體健康和教學質量。

3、制定“先進指標”時一定要留有餘地,衝天的革命幹勁必須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一畝地666個平方米不可能長出6萬斤糧食;請問把6萬斤糧食鋪在666個平方米面積的土地上要鋪多厚一層,領導是否算過,六萬斤穀子應該是多少體積,何況栽秧還要有株距和行距。在我發言中,有人反駁:“報上早就登了水稻放衛星的消息,別人能做到的我們為什麼做不到!”我只好回答:那只有等秋收時過磅就知道能不能產六萬斤了。

哪知,第二天在學校的食堂里就出現了“秋後算賬派王晟明的醜惡嘴臉”的大字報,緊接著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了校園和縣政府機關大院:“把反對毛主席教育方針的王晟明揪出來示眾!”“反對勤工儉學、反對大躍進決沒有好下場!”

1958年9月23日在全縣幹部、中小學教師和紅河一中全體學生參加的大會上由一位縣委常委宣布了我的罪狀:

“王晟明1957年7月整風中就猖狂向党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黨念其從小參加工作,給予了寬大處理,未戴右派帽子,但他不思悔改,堅持反動立場,在大躍進中又猖狂向党進攻”。其主要罪行是:

一、反對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反對勤工儉學,說什麼勤工儉學影響學生身體健康,影響教學質量。這是惡毒的誣衊和攻擊;

二、反對大躍進,反對畝產六萬斤的先進指標,吹冷風,給大躍進潑冷水,是十足的大躍進反對派,秋後算賬派。

他當場高聲問與會的一千多人:“大躍進的反對派是什麼派?!”下面高喊:“右派!”又問:“什麼人才反對勤工儉學?”下面又喊:“右派!”但多數學生卻低著頭未出聲。

就這樣給我戴上“右派”帽子,並宣布開除黨籍。開除黨籍並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經過黨支部大會討論,更不允許個人申辯。

接著我被武裝監管,關押在縣人民政府的禁閉室,完全失去了自由,兩天後,被武裝押送到紅河州勞教所(後來才得知)。

事後,我通過親友打聽,紅河中學是否實現了畝產六萬斤、是否實現了學生口糧自給、辦學經費自給的大躍進目標?答案都是否定的。可是,當時作出錯誤決策的人,並不承擔任何責任。

1958年9月與我同時在“整風補課”中被抓出來的漏網“右派”還有鄭傑、張英、劉旭光和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的紅河一中的十幾個學生。其中以縣人民政府秘書劉旭光的命運最為悲慘。他是被與他有莫逆之交的縣政府人事科的一個人給揭發出來的。這個人是經劉介紹入黨的,於是領導說:“如果你的反黨罪行不是事實,他怎麼會揭發你,你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感激你還來不及,怎麼會揭發你?!”劉旭光有口難辯!精神受到巨大打擊,人世間怎麼會有這樣有悖常理的事,有這樣喪心病狂、恩將仇報的人?在絕望中,他用手槍對準了自己的腦袋,自殺身亡,時年32歲。而那位揭發者,被視為大義滅親的英雄,官運亨通,步步高升,在文革中當上了造反司令,縣革委會副主任,縣委副書記。然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間未到。粉碎“四人幫”後此人終於進了班房。劉旭光地下有知,也當含笑九泉!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君子落難,小人得志的事例屢見不鮮。這些人是削尖了腦袋,看風使舵,為了個人的升遷,不惜踏著別人的政治屍體往上爬。我們的某些領導人,遠君子而近小人,是助長小人得勢的重要原因。

勞教所部分幹警不講人道,踐踏人權的惡行令人髮指。

戴著“右派”帽子的我,被押送至石屏符家營。遇見的第一個幹部,恰恰是我當兵時認識的三十八師高炮營的一位領導。他第一句話就問我:“你怎麼也來了”?!我無言以對,因我根本不知道我怎麼會被送來這裡,來這裡幹什麼,這裡是什麼單位。直到有人把我帶到一處勞動工地,交給一個組長,他才告訴我,這裡是紅河州勞教所,那個幹部就是勞教所所長。我才知道,我是被送勞動教養了。一個月後我的組長發給我二十一元人民幣,我問這是什麼錢,答曰:這是你一個月的工資。

原蒙自縣委書記毛光書和我是“同學”。明白了自己身份是勞教分子,同組勞動的人互相怎麼稱呼,我不知道,只好裝做啞巴,悶頭勞動。進勞教所的第二天我在工地上打開軍用水壺喝水,突然聽見身後一人喊我:“同學,借口水喝。”我轉身望去是一個長我十歲左右,面容和善,口音近似同鄉的人。我毫不猶豫將水壺遞給他。我很驚愕,我何時和他同過學。正在這時,我們的組長走過來介紹:這位是原中共蒙自縣委書記毛光書,以後就以同學相稱。我們之間既不稱“同志”,也不稱“同犯”,就稱“同學”,同學者共同“學習改造”之謂也。

在共同的勞動中,我和毛光書建立了深厚的“同學”友情。他是長者,勞動力不強,但為人穩健持重,從不談論犯忌的話,表現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的樣子。他原是行政十四級幹部。現在一下子投入勞教,每天勞動10-12小時,再加上每月要向地委寫出書面檢查,既勞力,又勞心,消耗大,而攝入的營養嚴重不足。不久就得了營養不良性水腫。這種病說也奇怪,其特徵就是食慾特別旺盛,飢餓感特彆強烈。那時,物資特別匱乏,有錢也買不到食品。他只好託人買來面醬,一吃就是一公斤,這種東西是玉米面加鹽配製的,特別咸,愈吃口愈渴,愈想喝水,水腫也就愈厲害,我真為他擔心。

果然,毛光書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全身出現水腫。他私下對我說:“小王,我生還的希望非常渺茫。”我暗自為他落淚,經常勸慰他不要這麼悲觀,“您做過縣委書記,說不定什麼時候組織上會給一定關照。”同時我也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把家裡每月節衣縮食,給我送來的十斤炒麵,勻出一小部分給他。我知道那點炒麵,對於處於極度飢餓中的他,簡直是杯水車薪。但我也是泥菩薩過河,給我送十斤炒麵,實在不容易,那是以家裡人忍飢挨餓為代價的啊!

母親告訴我:為了保住你的命,專門開了家庭會,決定在不大的天井裡種植幾棵“豐收瓜”。吃飯前每人要先吃兩碗豐收瓜墊底,才准吃米飯。每月無論如何要省下十斤米,磨成炒麵送給你。所以,我大難不死,全得益於每月的十斤炒麵。

當毛光書的病情惡化,水腫已蔓延至腹部時,引起了勞教所領導的重視,他被送進所部醫院住院治療。幾天後上級通知把他送往紅河州醫院治療,他終於得到了一般勞教人員得不到的“關照”。然而,畢竟關照得實在太晚了,已喪失了最佳治療時機。入院後不久,他就溘然長逝。我和他的“同學”關係宣告結束,留給我的是一片思念、悲哀和恐懼。

水腫病的由來

大躍進提出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我們的具體任務是大鍊鋼鐵。為實現1070萬噸鋼,我們上千人投入了建立高爐、敲鐵礦石、伐木、挑栗炭的勞動。真的是日以繼夜,熱火朝天。上午七點出工,晚上十二點收工,算是收早工,還要學習半小時。成噸的礦石,合抱粗的松木不斷地往土高爐中傾瀉。四個人輪著拉風箱,為爐子鼓風,以提高爐溫。苦戰七晝夜,再苦戰七晝夜,提出了“拚命干,死了算”、“把我們無限的精力,貢獻給大戰鋼鐵”等口號。

“鋼鐵”終於出爐了,謂曰燒結鐵,堆滿了高爐旁、堆滿了公路邊,實際卻派不上用場,不能用於鍊鋼。用松樹做燃料,伐木聲響徹夜空,運木的號子聲回蕩在山谷,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光。但人卻累垮了,口糧從每人每月35斤,減至24斤,再減至18斤。吃飯開始分等級,分成一、二、三等。每天晚上收工,第一件事就是評第二天吃飯的等級,按所評等級把飯票發給個人。飯票評等級的目的是要調動大家的“勞動極積性”。一等飯比二等飯每餐多二兩,比三等飯多四兩。為了多吃四兩飯,你得挑土撿大筐,多挑快跑。從消耗體力上講,評得一等飯的能量消耗更快。所以,幾個月後在得水腫病的人中,評一等飯的大個子強勞力占多數,因水腫病亡故的也數評一等飯的居多。相反評二等三等飯的所謂“磨洋工”者,得水腫病和死亡的比例較小。因而,勞動工地上為爭一等飯而拚命乾的人減少了,管教人員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大罵:“你們這是惜力養身,抗拒改造!”

然而,罵歸罵,大家已經“積極”不起來了。說句實在話,按當時的糧食供應標準加清水煮白菜,就算成天躺著不幹活,最多也只能維持基礎代謝,何來的氣力幹活。

精神會餐

人在飢餓時,最大的慾望就是何時能飽飽的吃一餐。於是,在工地上,在睡覺前聊天的話題只有一個字——“吃”。“如果有一天能不分飯,讓我吃飽為止就好了。”“想的倒美,想吃紅燒肉?只要能擺上幾筐煮紅薯讓我吃,就心滿意足了。”有人問:“喂喂,如果在你面前放著一盆紅薯和一個天仙般美女,任你選擇其中一樣,你要哪樣?”答曰:“我要那盆紅薯!”

古成語中有:“飢不擇食”之句。此時,才真正理解它的含義。我曾見過一個“右派”把別人剛嘔吐出的東西,用手捧起往嘴裡送。常人難以置信,但卻千真萬確。事情的經過是這樣:一位右派家屬給她的右派丈夫送來幾公斤沙糕,麵餅等,右派丈夫如獲至寶,狼吞虎咽,一下就吃得所剩無幾,本想留下一點慢慢吃。一忽兒又把剩下那些吃個精光。沒過多久,由於吃進去的東西超過了胃所能容納的限度,“哇!”的一聲,吐了一地,在旁觀望的人饞涎欲滴,見他把剛吃下的東西吐了出來,上前雙手一棒,就往嘴裡送……我的組長,曾是一條硬漢,劃右前任過縣公安局偵察股長,人稱“小鋼炮”,是破案能手。蒙難後,仍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勁。20公里的路上挑栗炭,也要挑五十公斤。就是這樣一個錚錚鐵漢,被飢餓擊跨了。身體一垮,不能幹重勞動,一等飯立馬降成三等飯,真是雪上加霜,很快就得了水腫病。為保命,每天開飯時他拿著空碗四處轉,看見正在吃飯的“同學”碗里的飯還未吃完,就猛然伸手抓一把,被抓的人,發覺飯被抓,端著碗來追,邊追邊喊,你還我的飯!你還我的飯!他怕被追上,連忙在飯上吐上自己的唾沫,然後把手伸過去,口喊:“還你還你。”追的人見狀只得作罷。他就三口兩口吞了下去,鬧得開飯時人人自危,吃著飯也要眼觀六路,生怕自己賴以活命的那點飯被別人抓走。

人身體一虛弱就怕冷,所以常把饑寒二字連在一起。許多人為了禦寒,把什麼都翻出來穿上,穿成“三疊水”。腰間紮上棕繩,把舊褲腿剪下來罩在頭上,頂上打個結,面部剪七個孔,露出眼睛、耳朵、鼻孔和嘴巴,乍一看去,就像“白無常,”令人毛骨悚然!這又應了寒不擇衣的古訓。

人,到了這份上,真可謂饑寒交迫,貧病交加,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急劇增加。原先死了人,還用木板釘個盒子收殮。後來木板用光,只好用死者自己的被窩裹起,挖穴軟埋,墳頭用小片木板寫上死者的名字,權作標誌。我因是學醫的,和所長曾同在一個部隊工作,所長認為我相比之下還“可靠”,凡有人死,都要派我的用場——埋屍。每次執行這樣的任務,他都要叮囑:“不許在別人面前說又埋死人了。”他怕引起思想恐慌。其實紙是包不住火的,恐慌也是客觀存在的。

死者的遺物分三等

到了1960年,死的人多了,遺物也愈積愈多,一人一個包,也堆了滿滿兩個房間。所領導到縣商業部門請求業務幹部,把每件遺物都標出價格,請商業部門代辦處理。數百死者遺物的標價工作,耗時月余。原來,所謂標價,只不過是掩人耳目。殊不知所有值錢的東西,勞教所的幹警都想要,連縣商業部門也上了當。

商業局來標價的人,以為東西真的是要處理給他們,所以盡量把價格壓低,待價標完後,勞教所的領導卻要自行“消化。”他們把遺物分成三等,在全所出售:

一等品,限於領導和幹警購買;二等品,限於職工購買(包括已摘帽留所的職工)。三等品,敞開在勞教人員中售賣。把收回的現金寄給死者的家屬,看似非常妥當,其實是掩人耳目。

標價的結果是:一套英國毛呢制服,原價300多元,處理價30多元,只等於原價的1/10;一塊瑞士英納格手錶,原價180多元,處理價10多元;一支派克水筆,原價100多元,處理價5元,還有諸如絲棉被,皮大衣,太平洋包單,真絲被面,軍官制服等等,都是以相當於原價1/10左右的低價被領導和幹警們買走。賣給職工的二等品,都是不貴重的一般物品,賣給勞教人員的三等品,更是低值陳舊的東西。這兩類人中的有良心者,因為“物傷其類”“觸景傷情”大多不願購買。我沒有買一分錢的東西,我認為發死人財。

繼國慶十周年首批摘帽子之後,1960年10月勞教所召開了第二次“摘掉確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大會。這次大會共摘了二十五名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其中之一。摘帽後,成了留所職工,被編到了職工隊。我和其他二十多名摘帽職工被安排到五號坑作業。五號坑是方框採礦的坑道。當坑道向上打到離地表還有三公尺左右土層時,整個土層像一個巨大的屋頂坍塌,坑下作業的十三個人,全部被埋。事故發生時我們剛下夜班正在洗浴,聽到撕心裂肺的“救命”呼喊,知道是五號坑出事,穿上衣服直奔五號坑,奮不顧身投入搶救。此次事故當場死亡三人,十人重傷。我們把傷員往縣城醫院送的路途中,他們說的第一句話卻是“我死後不要把我的遺物賣掉,請原樣通知我的家屬來取。”這樣的“遺囑”令人心寒,我只得安慰道,你們的傷一定能治好,安心治傷是第一要緊之事,其他的不要胡思亂想。

四十五斤重的大鐐和一公尺高的牢房

某些管教者的思維方式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因此,對敵人愈殘忍愈顯立場堅定。所以他們認為對“抗拒改造”的人,施以酷刑是天經地義的。

褚林森以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罪名投入勞教。之前為人民解放軍38師114團籃球隊隊員。此人從勞教所逃跑被捉拿回來。為了“殺雞給猴看”,在鐵工組現打了凈重22.5公斤重的鐵鐐給他戴上,一個1.80米高的大個子,竟無法用雙腳挪動步子,只好在鐐的中部繫上棕繩掛在脖子上,雙手用力上提,才能挪動。每次拖著沉重的鐵鐐出工收工,令所有同類望而生畏。

殘酷的土牢

關他的牢房更是別出心裁:從一個1米20公分高的露天舞台後面打一個洞,長:1.2米,寬:1.2米,高:1米。容積為:1.2×1.2×1.00=1.44立方米。把1個1.80米高的彪形大漢關在1.44立方米的牢房裡,坐著要低頭,卧著不能伸腳。關豬的圈也比它大許多。

我們這些右派先生中,許多人曾經是共產黨各級領導機關中的幹部,也有許多在政法公安機關中任過職。見此情景,都很吃驚。認為這是嚴重違犯黨紀國法的,但大家都處於被專政的地位,誰也不敢吭聲。甚至還有人感嘆:人家這是真正的“革命行動”,真正的左派才做得出來;我們這些人只能自愧弗如,難怪自己活該當右派。

後來,又有好幾個人步褚林森的後塵:

楊連科,建國前參軍,後轉業至紅河州某機關工作,因右派問題投入勞教。由於忍受不了飢餓,偷了幾個洋芋種子燒吃被捉。結果如法炮製:帶上22.5公斤腳鐐,關在1.44立方米空間的小牢房……

郭家沅,建國前參加邊縱,原為元陽縣某單位幹部,因在廁所小便時,不慎從褲包里摸掉二片複合維生素B片,當即被×××看見,立即報告了管教幹部。第二天被興師問罪,上綱上線為:階級敵人的破壞。於是如法炮製,兩腳鎖上22.5公斤的大鐐,關進1.44立方米的牢房。

第四個享受此等“優待”的是原河口縣醫院醫生段躍文,此人系因歷史問題送勞教。由於“表現好”被抽調搞醫務工作。在給勞教所一位領導診病時開了處方,護士在執行處方時,出了差錯,處方為肌肉注射針水,護士執行醫囑時誤為靜脈注射。雖未造成嚴重後果,但段被定為“階級報復”,企圖謀殺國家幹部,被拷上22.5公斤的腳鐐,關入小牢房,數日後被允許回組就寢,但腳鐐不解,帶著出工,帶著睡覺,天天批鬥。一天,出工哨已吹響,組長催他出工,見他紋絲不動,掀開被子一看,殷紅的血,滲透了床單棉被,人早已斷氣。他是用修面刀片割斷股動脈自殺的,在他的身軀上用血寫了六個字:含冤了此一生!

刑滿釋放人員管右派

在紅河州勞教所的管理人員中,除公安幹警外,有一部分人是從勞改農場刑滿釋放人員中抽調來的,他們被稱為生產委員。

這些刑滿釋放人員,有的是解放初期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判刑的國民黨鄉鎮長、區分部書記、慣匪等,現在的右派曾經是解放初期批捕他們的領導者,或是審訊過甚至是直接執行過對他們的逮捕令的人,有的曾依法對他們進行處理。今天,他們倒轉過來對過去曾經對他們執過法的人執法。他們中的一些人感到得意無比。哼!你們也有今天!他們對右派們凶神惡煞,耀武揚威。故意加大勞動強度,向上打小報告,出難題,節外生枝,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有人把這種奇妙的現象叫做“輪迴”,“輪替”。有幾個膽大的,不顧自己頭上戴著右派帽兒,居然給上級機關寫了報告。不久這些人全部被撤走了。

我的母親

上文已說過,我之所以大難不死,是因為母親每月把全家人吃“豐收瓜”省下的糧食磨成炒麵送給我,才免遭餓死。母親對我真是恩重如山。

1960年10月,我已摘掉帽子成為“職工,”此時的母親已年過花甲,風燭殘年又得了蜂窩組織炎,高燒不退,卧床不起。她思兒心切,打電報要我告假回家探望。按照當時的《勞動教養條例》,即使是未解除勞教的人員也可以請假,因勞教只是最高行政處分,並未剝奪公民權。我被准假兩天回家探親。我前腳進家,後腳就有一位勞教所的分隊長跟進來。蠻橫無理地強行察看我母親是否真病。60多歲的母親只得呻吟著從床上爬起,由兩個妹妹攙扶著走到堂屋,脫下衣褲,裸露出病灶部位讓此人察看,對此,我們全家人都感到屈辱。

我被劃為右派後,母親的居民小組長職務被撤下,大門頭上的“軍屬光榮”匾被摘下。一次街道召開“五類分子”家屬會,通知母親去參加。母親雖是家庭婦女但也略識詩書,平時關心國家大事,她感覺受到莫大的侮辱,當場質問主持會議的人,請問我家老三被劃為右派,而我家老二是縣委宣傳部長,共產黨員,我是算老三的家屬還是算老二的家屬?等開共產黨員家屬會時,我能否參加?問得主持會議的人無言以對。從此,再無人通知母親開“五類分子家屬會”。

許諾成泡影

1962年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早已釀成惡果,勞教所牆上的“量大質高營養好,保證屯鋼吃中灶”的大字標語,已被抹掉,鐵礦生產下馬。領導上宣布撤銷紅河州勞教所,人員搬遷至開遠卧龍谷農場,與箇舊市勞教所合併。放下鐵鎚和鋼釺的我們,又拿起了鋤頭和扁擔從事農業生產,至此結束了不堪回首的地獄般的勞教生涯,投入了更加漫長的變相勞改——監督生產。此時,紅河州統戰部吹來了一陣春風,集中整訓學習,準備讓我們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州委統戰部部長來作了動員報告,傳達中央七千人大會精神;學習了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方針。我喜不自禁,心想終於盼來了出頭之日。哪知,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又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興高采烈等待分配的我們,猶如一瓢冷水澆在頭上——從頭涼到了腳。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已心知肚明:分配工作的希望已成“水中撈月”。

為了安定人心,州統戰部楊部長二到卧龍谷,許下了三、五、七年的諾言,只要大家好好改造,和黨同心同德,前途仍是光明的。少則三年,五年,多則七年,大家一定能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是年,我們被集體轉移到彌勒國營東風農場,與原省級機關的右派們在一起,從事著開發南鄉壩的艱辛創業勞動。直等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我們終於真的看到了東方的魚肚白。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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