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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信:中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愛國主義 只有劣質民族主義

——第三波義和拳運動是愛國主義?

中美爆發貿易戰,中共當局一方面臨時抱佛腳一般加緊修補與日、韓關係,另一方面轉向反美/反西方、四處出擊,僅僅最近數月就因為美國的航空公司的台灣航線、中國在瑞典遊客行為不端、台灣金馬獎頒獎致辭和D&G服裝品牌廣告等等商業或日常行為中包含的所謂「辱華」、「反華」或「分裂」意圖,再度引發高頻次的「愛國主義」抗議,在文革紅衛兵之破四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等第二波義和拳運動後,構成第三波義和拳運動的最新發展。

從2012年“9.15”抗議以來,以最近抵制D&G行動為標誌,中國的第三波義和拳運動終於從反日到反韓發展到了2018年的反美/反西方。只是,相比薩德危機中國政府大規模動員民間的商業抵制,這次針對奢侈品牌D&G的抵制行動規模已經小了太多,似乎預示著第三波義和拳運動行將凋落。

但是,正值中美貿易戰處於膠結時刻,北京官方媒體重提一百多年前的義和拳是一場愛國主義運動,為這場杯葛行動也為貿易戰的中方立場背書。似乎,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宣傳重新借愛國主義的旗幟作輿論動員和道德基礎,不僅將貿易戰視為百多年前義和拳抵制“洋教”、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抵制洋貨運動的繼續,而且還呼應著法國總統馬克龍不久前以愛國主義批評民族主義和美國的利益優先,一如習近平在APEC峰會上重談太平洋戰爭的老調。

問題在於,透過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一百多年來義和拳運動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渣泛起卻從未得到中共的真正反思,只要需要的時候就輕率地貼上愛國主義的標籤再次動員,而中國知識分子也似乎沒有認真思考過所謂愛國主義是否真的存在的問題,以至於,每次中國處理內外關係不順的時候就祭出義和拳運動的法寶,以愛國主義的高調進行動員,並且將一切反對者輕易地劃為不愛國者甚至“漢奸”。如此手法不僅見諸1999年以來的反美示威,更從2012年“9.15”事件後成為套路,藉助社交媒體,先後以反日和反韓為主題屢屢掀起“愛國主義”的反對國際社會的運動。

特別是,進入習近平執政的第六個年頭,隨著中美爆發貿易戰,中共當局一方面臨時抱佛腳一般加緊修補與日、韓關係,另一方面轉向反美/反西方、四處出擊,僅僅最近數月就因為美國的航空公司的台灣航線、中國在瑞典遊客行為不端、台灣金馬獎頒獎致辭和D&G服裝品牌廣告等等商業或日常行為中包含的所謂“辱華”、“反華”或“分裂”意圖,再度引發高頻次的“愛國主義”抗議,在文革紅衛兵之破四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等第二波義和拳運動後,構成第三波義和拳運動的最新發展。

中國特色的愛國主義

如果審視中共意識形態話語里的愛國主義,就會驚奇地發現,這個習以為常的概念竟是那麼貧乏和虛無,和愛國主義這個源自西方的概念及其歷史全然無關。畢竟,在中國語境里,在官方表述里,在中國公眾的理解里,現代的愛國主義卻都基於幾千年以來漢族人的中土觀念,即以土地和江河地理的戀地情結為核心,並且以此種地方天圓的中心秩序觀來想像和界分地域和種族差異,發展出中國現代的種族民族主義。理論上,它和北美印第安人的中土觀——以自己部落為中心並根據地理距離劃分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乃至對世界的想像並無多少分別,只是印第安人無力抵抗白人而陷入滅絕。

譬如說,面對現代化衝擊的反應是海外僑民回輸的民族主義,和亞洲最早的共和國,但是只有面對日本入侵才產生了最初的愛國主義,可以光未然和冼星海1939年創作的“黃河大合唱”為代表。中共的抗戰文宣仍然以地理象徵為愛國主義訴求的核心,將大眾的戀土情結轉化為對國家的熱愛,不僅代替了此前“保衛蘇聯”的國際主義主張,而且在與民族主義政黨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軍事競爭中逐漸佔據優勢。甚至,1949年建政後,中共也遲遲未有發展出系統的民族主義理論,而始終以愛國主義作為其馬列主義中國化意識形態的核心,無論是1950年代建政之初還是1989年遭遇生存危機之際。其間,最為著名的兩首愛國主義歌曲,仍然繼承了“保衛黃河”的中土觀,以長江、黃河、長城等地理標誌和疆域界限作為民眾與祖國的具象聯繫:一首是1956年拍攝的以朝鮮戰爭為背景的電影《上甘嶺》中的主題曲“我的祖國”,和1980年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開始會談後催生的香港創作歌曲“我的中國心”,這首歌后來在1984年的央視春晚唱紅,代表了1980年代的愛國主義主旋律。而1989年底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崩潰後開始的愛國主義教育,核心仍然是此種中土觀的文化想像,輔以民族主義化的反殖民教育,並直接鼓勵了1990年代所謂國學熱的文化保守主義興起,如此,才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終於轉向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直至今天貿易戰背景下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戀土情結的愛國主義則被“厲害了我的國”一般對中國模式的驕傲所代替。

憲政愛國主義

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之後所逐步形成的愛國主義潮流從一開始就是共和主義的,與公民對政治共同體的熱愛有關,也就是作為一種美德的政治愛國主義,同時祖國意味著自由和制度,而非天然的現實。孟德斯鳩因此將愛國主義的核心視作對平等的熱愛,或者如盧梭將祖國形容為“共同的母親、共同的自由”。對於分散在廣袤歐洲大地的德意志人民來說,如費希特,則從19世紀初復興曾在中世紀自由城邦盛行、卻為“君主的貪婪和暴政”所窒息的愛國主義,一種尋求精神自由的民族精神,例如結合普世主義的“歐洲的愛國主義”,或者說羅馬民族主義。當然,隨著後來民族主義的興起,強調精神自由的愛國主義也逐漸被強調民族國家認同的民族主義所替代,後者終於在二十世紀發展成為民族國家間的慘烈戰爭和種族屠殺,只有在那個關鍵時刻,暗殺希特勒的施道芬貝格等愛國主義者才在民族主義的黑暗中熠熠生輝,激勵了倖存的德國精英在戰後將民主重建和保障人的尊嚴作為愛國主義的主要使命,也就是今天哈貝馬斯所說的憲政愛國主義的開端。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經歷了兩次大戰以及1990年代以來無數次民族主義衝突和災難後,法國總統馬克龍才在巴黎的一戰紀念儀式上彰揚愛國主義、反對各種新民族主義。法國大革命中誕生的公民民族主義,在兩百年後已經淪為保守、排外和威權的堡壘、政治墮落和煽動極端的代名詞。

而中國的第三波義和拳運動中,不同於自由城邦、自由精神的歐洲愛國主義傳統或者托克維爾式的、基於地方民主參與的美國愛國主義,中國的這些頂著“愛國主義”光環的運動充滿排外、種族主義、崇拜強權、和極端主義的民粹情緒,所捍衛的不是個人尊嚴、自由和平等,這些在中國國內都是不可及的,而是虛無的、集體主義的“民族尊嚴”,如同無數愛國主義神話所炮製的,從霍元甲到抗日戰爭,從釣魚島到喜馬拉雅,甚至連從用筷子到隨地吐痰的習慣,都可能觸發民族自尊心的開關,各種偏狹民族主義的噱頭完全將愛國主義歧義化、污名化,也不再有人視愛國主義為美德,遑論值得熱愛的基本政治價值。

用“消費”作為武器

換言之,在中國,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愛國主義,相反的,被劣質民族主義的下流行動和話語所取代,愛國主義要麼成為一種特權,要麼成為流氓無產者的狂歡,也就是民粹主義的苟合。不過,也不同於一百多年前的義和拳——華北農民為主體的拳民們信奉的是明朝末年誕生的羅教(亦稱無為教和羅祖教)所轉型的分支,另一個分支則是後來更大大有名的青幫——第三波義和拳的小粉紅們,他們所信奉的是消費主義,他們所抗議的,也是“外國”商業公司和商業行為,從大型超市到奢侈品,從航空公司到歌星,只要“辱華”的開關被觸發,這些拜物教的新拳民就能發動一場非正式的經濟制裁,以政治消費主義的抵制方式、以中國市場為籌碼,報復那些敢於挑戰或者無心冒犯的商業公司或者任何名人。於是,薩德危機後,中國政府無需施行報復,一篇環球時報評論就能動員起小粉紅們抵制蓮花超市和現代汽車,而對所有韓資企業的抵制很快就能演變為一場大規模貿易制裁。類似的,當T台上的特邀中國網紅看到社交媒體流傳的D&G公司“辱華”視頻和抗議後,他們就和參加金馬獎頒獎的中國演藝明星們一樣,馬上消失,天貓等電商也在第一時間“自覺”下降D&G公司貨品,D&G公司的上海秀籌備便在幾個小時內坍塌,帶來數千萬美元的損失。

這或許是今天中國的愛國主義核心,不是對自由和平等的熱愛,不是對祖國的熱愛,而是如同中國政府對全球化的熱愛一般對消費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由衷熱愛,淘寶成為祖國的象徵,黨對民族主義的操弄則以政治消費主義的面目出現,隨時將民眾的消費快感轉化為排他性的集體怨恨,將中國公眾的消費轉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干預。

不久前在上海舉行的進口博覽會已經展現了中國政府的這一雄心,而執政黨也在去年的“十九大”上承諾以保障民眾消費主義的“美好生活”追求為黨的宗旨。當然,無論如何,第一波義和拳的失敗最終催生了共和革命,第二波義和拳也在上山下鄉之後迎來了中美關係的緩和,在即將到來的阿根廷G20峰會以及國際社會對WTO組織的改革壓力下,習近平與川普的會談或許也可能終結第三波義和拳運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德國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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