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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華:中共「打黑變黑打」之法律分析

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每每隔上幾年就會在全國掀起一場打黑的運動。在中共政權之下,黑社會就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在法治的世界裡,根本不存在專門的打黑運動,打擊犯罪就是警察部門長久的宗旨。但在中國無論是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打黑,還是現在習近平部署的全國性打黑,其本質都是“人治”的表現。在每一場打黑的運動中,其核心都是為了加強某個人的政績,聲望,並不是真正的為了法治,為了社會安定。於是,在每一場打黑運動後,中共的一些人升官發財,一些人家破人亡。當中更不乏被人冤枉的企業家、律師鋃鐺入獄(以重慶打黑最為明顯)。筆者將從四個方面對打黑運動進行分析,以便讓我們正確的理解中共的打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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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打黑往往運動化、政治化,其本質是人治的表現,是政治上打擊、迫害政治對手的工具。

2009年《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法(2009)382號》12月9號,認為”自2006年初全國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以來,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依法履行各自職責,密切配合,懲治了一批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分子,遏制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高發的勢頭,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在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仍處於活躍期,犯罪的破壞性不斷加大,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行為方式不斷變換,向政治領域的滲透日益明顯,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對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和基層政權建設都構成了嚴重威脅”

在這份紀要中,中共司法機關特別提到了一點:犯罪分子“向政治領域的滲透日益明顯,”“對基層政權建設都構成了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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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關於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通知》中寫道“在全國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事關進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各地區各部門要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將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擺到工作全局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同志要勇於擔當,敢於碰硬,旗幟鮮明支持掃黑除惡工作,為政法機關依法辦案和有關部門依法履職、深挖徹查“保護傘”排除阻力、提供有力保障”2018年的打黑運動則寫得更加露骨,直接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將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

這兩份文件充分的說明中共打黑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運動,並不是正常法律工作。在這種政治任務優先的壓力下,各種打黑變成“黑打”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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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政治任務的壓力下,各級中共黨委的“刀把子”——公安機關就會紛紛出動,充當打手。首先為了完成政治任務,他們會選定打黑的對象,羅織罪名;其次,中共公安機關在打黑的過程中不是收集證據,而是成為證據的加工廠。他們根據上級指示,需要什麼證據,就通過刑訊逼供來進行炮製。

上述的兩種手法實際上是中共領導層之間鬥爭常用的工具,劉少奇、林彪的所謂反革命和今天所謂的許多黑社會組織者的命運並沒有什麼大同小異。他們都是公安機關羅織罪名、加工證據的結果。

最近最為著名的是重慶打黑案件和中共最大的政法領導周永康關係密切的劉漢涉黑案件。重慶打黑變成了世界聞名黑打,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事實上在劉漢被打成黑社會之後,成了全國最大的保護傘。只不過在這點上,中共為了避免中共自己被指責最大的黑社會,沒有像其他打黑案件一樣公開宣稱周永康是劉漢的保護傘。

但這無法否認這樣的事實,中共用劉漢的打黑運動證明了中共其實是全國最大的黑社會,他們的最高領導就是最大的保護傘。

在地方上,各省市公安機關調查普通的涉黑案件的過程和重慶打黑、劉漢黑社會的過程基本相同,本質都是地方領導政治鬥爭的結果。不過這時的爭鬥層級下降了,領導由中央領導換成了地方領導,中央領導之間的鬥爭在地方由重新上演,他們同樣利用手中的權力來打擊對手,進行政治洗牌,在政法隊伍中安插自己的人馬。

地方的公安機關根據地方領導通常是地方中共黨委書記的指示開始調查某一個書記看不順眼或很厭惡的領導,然後著手調查和他們聯繫密切的企業。

如果這位企業家碰巧是是當地人大、政協委員或者工商聯主席之類,那對打黑的領導李碩就太好不過了。因為一度為企業家帶來榮耀的身份,往往是構成黑社會的一個完美條件——“在當地影響巨大”。打擊這一企業家的地方領導就可以名正言順批評這位企業家開始滲透了當地政治領域,形成了影響力巨大的黑社會。

正因為如此,2003年當時筆者參與過的東北最大黑社會劉涌案件中主角劉涌是當時瀋陽市的人大代表,而劉漢則是四川省的政協委員,其堂弟甚至是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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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中國身兼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榮耀”的企業家被冠上黑社會之後,他們的人生基本走上了絕境,他們的生命面臨被剝奪,刑訊逼供,非法拘禁、財產被罰沒則是每一個有“榮耀的”的企業家此時無法逃脫的厄運。

雖然中共的文件中都提到不得刑訊逼供。並且每次振振有詞。但二十年的法律生涯告訴我,這些純粹是欺騙中國百姓的伎倆。筆者代理的每一案件的當事人,包括筆者,一旦被公安機關或紀委控制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是受到各種酷刑,精神上折磨,肉體讓毒打,成為中共的警察部門在調查收集證據不可或缺的手段。

中國警察和紀委部門為什麼如此迷戀酷刑呢?理由有如下幾個方面:

1、中共警察部門和紀委部門(用中共公開的說法)是中共的刀把子,既然是刀把子那就是要傷人,殺人的。他們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鎮壓百姓。這種刀把子的非法存在與禁止刑訊逼供的法治手段天然地具有抵觸性。

2、中共警察部門和紀委部門在辦理案件時主要是根據中央領導或地方領導的意見去調查、收集證據,而不是根據案件本身的線索去調查收集證據。為了完成領導交代的任務,達到升官發財或不被批評的目的,具體辦案的人員就具有動機對涉案的人員進行毒打,折磨。而中共對此更是對此聽之任之。筆者親身的兩次經歷無不如此,他們為了完成領導交代的任務,想盡一切辦法對筆者進行折磨。

3、缺乏有效措施對警察、紀委部門的審訊進行監督。即使有一些事後監督的案件發生,那往往都是輿論、權力鬥爭、刑訊逼供暴露後的合力的結果。但在實際審訊過程中並沒有對審訊過程進行監督的有效手段。

4、中共在刑事訴訟法一直拒絕規定律師的在場權和當事人的沉默權。律師的在場權和當事人的沉默權是保護當事人不受酷刑的最有效手段,雖然中國法律界呼籲過多年,但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的需要,中共一直將其排除在刑事訴訟法之外,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護酷刑手段在中共警察、紀委部門秘密使用,維護其非法統治。在一些研討會上中共警察部門和紀委部門公然叫囂,如果規定律師在場權和當事人沉默權,警察和監察部門還如何辦案呢?

中共拒絕規定當事人的沉默權和律師在場權,致使在警察部門和紀委部門,酷刑泛濫,特別在打黑、法輪功,維權律師這些帶有政治性質的案件中,被抓捕人員所遭受的痛苦折磨往往都是非人所能忍受,讓人痛不欲生。我的一位幾年前的當事人的妻子現在都告訴我,其丈夫經常還在夢中驚醒。而筆者只要想起當時當年警察對拿我尚在我太太腹中的胎兒威脅筆者時,每次會咬牙切齒。

所以,在打黑案件中的企業家一旦被抓捕,沒有一個不遭受酷刑,沒有一個財產不被剝奪。不管被抓之人是否涉黑,他都逃不掉組織黑社會的罪名。

三、中國律師在刑事案件辯護中鮮有辯護成功的案例,在涉黑案件中更是少而又少。不是中國律師不敬業,水平差。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律師的辯護權利被剝奪得讓辯護律師只能在刑事案件特別是打黑這種政治性案件辯護中成為中共裝扮門面的角色。律師只能在法庭上講講話而已,談不上真正辯護技巧和辯護效果。

在中共治下,中國的辯護律師是中國風險最高的行業之一,他們大多數就是大家所說的“維權律師”。因為他們要在極其有限的權利了範圍內去維護被告人的權利,一旦他們超越了中共指定的紅線,律師自己就會面臨入獄的風險。這就是為什麼709律師為什麼被抓捕的本質原因。

在打黑的案件中,律師的權力被剝奪得更多,除了律師沒有前述所有案件中沒有在場權之外,律師的會見權,閱卷權、質證權這些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律師有時能夠享有的權力往往都會剝奪。在筆者和同事參與的一些案件中,有的不讓律師會見涉黑人員,有的不讓律師對案件材料進行複印,有的證據甚至在法庭上不讓律師查看證據的原件。

在律師的辯護本身不完整的情況下,僅剩的一些辯護權利在打黑的案件中又被進一步駁奪,律師更無法為當事人辯護。被抓的企業家被只剩下被剝奪生命,剝奪財產為悲慘境遇。打黑變成“黑打”就順應而生。

盧偉華律師

2018年12月7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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