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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共向「毛時代」回歸 內鬥兇猛

旅美學者何清漣在推特上分析,該文表明國安派系外宣媒體疑似吹響倒習號角。該刊總部在北京,這樣做,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準備魚死網破,二是認為己方有勝算。又有論者指出,何清漣講的國安派系其實就是曾慶紅的人馬。真是前所未有,連十八大、十九大多維還沒這樣赤裸裸地跳出來。中南海的鬥爭應該比那時還你死我活。

2018年,中共的亡黨危機深入發展:統治倒行逆施,紅色恐怖、政權流氓化加劇;民怨沸騰,民眾日益覺醒;黨內分崩離析,內鬥劇烈;同時,圍剿中共的全球格局業亦初顯。亡黨恐懼中,中共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選擇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企圖一挽危局,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毛時代”回潮

“毛時代”回潮的勢頭,可從如下三個事件中得以揭示。

其一,接踵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習近平成為新的“核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今年3月,“兩會”上再次修改“憲法”,直接刪除了關於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表述,這使中共黨魁通常兼任的三個最高職位——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皆無任期限制。輿論普遍認為,這為任職終身制鋪平了道路。

其二,今年2月28日,中共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5月底,改革方案中確定的25個應掛牌的新組建或重新組建的部門全部亮相。11月,31個省級機構改革方案全部出爐並對外公布,地方機構改革進入落地實施階段。這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八次機構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機構改革並不限於國務院機構改革,還廣泛涉及黨、政府、軍隊、事業單位、群團、社會組織等各方面。

這次機構改革的最大特點是“強化了黨的集中、統一和全面領導”,“黨政不分”,黨權擴張、國務院權力削弱。例如,意識形態領域,中宣部統一管理新聞出版和電影,意味著今後大陸人能夠讀什麼看什麼聽什麼不僅全部由中宣部來統一口徑,而且中宣部還一竿子插到底;公務員管理方面,將國家公務員局併入中央組織部;宗教、民族、僑務等方面,將國家宗教事務局、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併入中央統戰部,將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歸口中央統戰部領導;等等。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政治原則”,以前毛澤東曾口頭說過,去年十九大正式寫入黨章。這次機構改革正是落實這一“政治原則”。

其三,新疆大建“再教育營”,拘押人數高達百萬。這成為今年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中共先是否認,後又辯稱是職業培訓中心。10月9日,新疆當局甚至重新修訂發布2017年3月制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縣級以上政府可以設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等教育轉化機構和管理部門。”

2016年進入新疆主政的黨委書記陳全國,說再教育營應該要有“像學校一樣的教育、像軍隊的管理、像監獄一樣的戒備”。為了要發展出“更好的中國公民”,再教育營必須“破壞他們的血脈、他們的網路、他們的根”。

同時,新疆當局引進最新科技、打造全面覆蓋的網路監控系統,擴大與強化對居民的監控。《紐約時報》稱新疆為“天羅地網下的監控世界”。今日之新疆,在中共的垂死掙扎中,抑或即是大陸未來之縮影。

在此三個事件之外,2018年陸續爆出的一些事件,諸如高調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與“民營經濟退場論”鬧劇、高考政審風波、“部編本”歷史教科書粉飾文革(將文革的“浩劫”和“災難”改為“艱辛探索”並刪除毛澤東“錯誤”判斷形勢的描述)等等,都可視為“毛時代”回潮的浪花朵朵。

中共企圖以向“毛時代”回歸而走出危局,然而,這恰恰加劇了中共的分崩離析。事實上,“毛時代”的基調就是“斗”,所謂“路線鬥爭”,所謂“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等等。

2018年中共內鬥兇猛,突出體現在如下三件事上

第一件事,一次全會增開,一次全會難產。

通常,黨代會次年中共會開兩次中央全會,二中全會主要解決國務院、人大、政協等中央國家機構的換屆人選問題,三中全會主要研究經濟改革問題。但在2018年,因為“修憲”,各派勢力激斗難解,特專門增加了一次全會(在中共歷史上,增開全會都是非同尋常的),而原定三中全會的內容順延到四中全會,四中全會雖一度被放風在10月或11月召開,但迄今卻無著落。

習近平在去年十九大上被晉封“核心”,代價之一是王岐山不連任常委。但,轉年“兩會”上,王卻出任國家副主席;並且更進一步,“修憲”取消了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但這一“修憲”,卻立即成為反習勢力大聯合的召集令。以江曾派係為主體的各方反習勢力,表面上妥協,使“修憲”得以通過,把習送捧上頂峰,暗地裡卻稱習近平背離“改革開放道路”、破壞“改革開放成果”(集中在所謂“集體領導”、“接班人制度”、“領導人任期制”三大制度上),而縱橫捭闔,要習“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而習之所以走“修憲”這一招險棋,是其在政壇上的多年曆練和走到前台的五年拚死搏鬥,使其認識到:中共既往的“改革開放”之路已經走到了盡頭,“改革開放”的利益蛋糕已被各派權貴勢力蠶食殆盡(從上台之初提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到今年提出“以改革開放的眼光對待改革開放”,即是明證),不開闢“新時代”就只能坐以待斃,而不集權在身則不足以開闢“新時代”(當然,浸淫一身的中共“黨文化”也是習走險招的原因之一)。

2018年,習近平的“新時代”與以往“改革開放”道路切割的意味相當明顯,表現有二。一是與鄧小平拉開距離,例如,8月,深圳市“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的鄧小平“南巡”浮雕撤下,換成了習近平的“語錄”牆和播放當地發展影片的屏幕;10月習近平南下廣東視察期間和11月13日在參觀國家博物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等等多個重要場合迴避鄧小平,閉口不提。《紐約時報》中文網曾刊登一篇評習文章,標題就是“習近平欲‘跨越’鄧小平,提升自身黨史地位”。

一是與所謂太子黨“右派”發生多次衝突。先是9月16日,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鄧小平之子鄧朴方用“妄自尊大”四個字暗批習近平,連累殘聯官網遭封殺;接著,9月底,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一篇公開文章質問當局是不是“重走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的老路”遭痛批;而11月23日紀念劉少奇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習近平隻字不提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迫害,而將毛劉比喻為親密無間的戰友,次日劉少奇之子劉源在湖南省舉辦的座談會上的講話也暗中批習。

習早就宣稱要“隆重紀念”的“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終於定於12月18日召開,而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如何評價改革人物尤其是鄧小平、如何評價2012年以來的發展與之前改革開放的關係、如何確定未來要進行的改革和之前的改革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等四大問題則是各方的角力點。

而反習勢力大聯合,把維護鄧小平與“堅持改革開發”作為反習旗幟,並利用中美經貿戰向習緊逼。此即四中全會未能在2018年循例舉行的政治背景。

2018年中共的內鬥危局與政治僵局,可謂是習上台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年,習頭五年的勢如破竹、有驚無險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第二件事,政變傳聞難息。

首先,7~8月間,中南海政變傳聞一時甚囂塵上。稍前的7月4日,湖南女子董瑤瓊用Twitter在上海海航大廈前直播其對習近平畫像潑墨;7月6日,川普政府正式對來自中國價值34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而值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民眾披露習近平的畫像基本從北京街頭消失。同時,中共官媒對習近平的報導也出現降調;“梁家河大學問”項目被緊急叫停;新華網轉發舊文,公開提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認錯一事;社交媒體上廣傳中共元老向習近平“發難”,要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領導層“比較大的錯誤”,解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問題”,等等。其次,12月1日,G20峰會期間,習近平向川普大幅退讓步,換來美方同意舉行為期90日的談判,並在談判期內貿易戰暫停升級。然而,兩天之後的12月3日,編輯部設在北京的中共“大外宣”多維網公然逼宮,重點頭條刊載了旗下雜誌12月刊的文章《極左撕裂中國習近平應負責任》。

文章稱,作為中共“核心”,習近平要為中共左轉“妖風”負責,必須進行自我檢討。文章提到外界關於“習近平就是想當第二個毛澤東”的評價;稱習上台後一些層面問題和矛盾更加激化,質疑習是否已經“失去了判斷”;還說習不但無法讓中國成為現代化強國,還將會面臨“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百年恥辱”,明顯在影射這次川習會的結果。

旅美學者何清漣在推特上分析,該文表明國安派系外宣媒體疑似吹響倒習號角。該刊總部在北京,這樣做,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準備魚死網破,二是認為己方有勝算。又有論者指出,何清漣講的國安派系其實就是曾慶紅的人馬。真是前所未有,連十八大、十九大多維還沒這樣赤裸裸地跳出來。中南海的鬥爭應該比那時還你死我活。

而在多維文章事件之前,外界還注意到習近平兩事失常: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儀式,習只是宣布大橋開通,再沒多說一句話;10月26日,習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低頭讀稿。外界解讀為習的壓力山大。

縱觀2018年,分析普遍認為,雖然政變的可能性不大,但習的政敵借局勢內外交困發難的可能性確實存在。如一“知情者”所言:黨內亂象紛飛情形嚴重,已具備政變環境。

其三,軍隊持續換將,軍心不穩。

中共信奉“槍杆子里出政權”。軍權在中共內鬥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共黨魁把控制軍權當作震懾各方勢力的殺手鐧。習近平上台以來,通過“軍改”和軍中“打虎”牢牢抓住了軍權,瓦解了過去二十年江澤民派系在軍中的布局。但是,如論者指出,習的軍權保衛戰並未結束。

首先,習上台前在軍隊並無嫡系,習對軍方的防範、猜忌之心難去。軍改,在“強軍”、“打勝仗”之外,其深層用意是防政變。迄今,軍隊已歷多輪密集大調整,2018年也是如此,從新年期間對軍隊、武警部隊及駐港澳部隊等高層人事進行調整,到年尾又一輪換將,一直沒有消停。去年“十九大”至今年8月,經官方媒體披露,至少5名來自解放軍及武警部隊的中央候補委員出現職務變化。

而且,當局至今仍一直強調“徹底清除郭伯雄、徐才厚的流毒”,後來又增加了肅清房峰輝和張陽“餘毒”;再加上高調宣傳的“打虎”與“巡視”(據盤點,至少還有12名上將遭已陷落馬傳聞,但由於種種原因暫時未獲處理,或已處理而未公布),使中高層軍官缺乏安全感,對習近平的忠誠度大成問題。今年中共“八一”前夕,中共軍隊高層沒有獲得晉陞上將軍銜的人,這是習近平上台6年來的第一次,也是破了11年來年年有人升上將的規矩。《法廣》報導稱這表明“習與軍方關係詭異”。

其次,老兵維權此起彼伏,動蕩軍心。退伍軍人已經成為中國不斷壯大的訪民大軍的主力軍,老兵維權成為中共的心頭大患,尤其2016年10月萬名老兵集聚中央軍委大樓請願,舉世震驚。進入2018年以來,中共展開的聲稱“關係官兵的切身利益”的軍改“第三大戰役”,即繼“領導指揮體制改革”、“規模結構和力量編成改革”之後的“軍隊政策制度改革”,與年內已基本組建完成的退役軍人事務部,不是切實維護老兵權益和解決有關問題,而是升級了對老兵維權的暴力打壓,退役軍人事務部乃是針對老兵的維穩機構。據官方估計,大陸約有5700萬退役軍人,其中很多人認為自己受到地方官員欺騙和漠視。

今年6月,先後發生河南漯河、江蘇鎮江老兵聚集維權,並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9月20日,老兵再度發起萬人進京維權,要求解決身份待遇問題,遭到清場。10月4日至7日,山東省的平度市發生退伍軍人維權抗議活動,其它省份的老兵趕來聲援(全國約有3000名),到10月7日晚,警方全面清場;12月9日,平度流血衝突兩個月之後,央視高調報導此事,並指這是一起“嚴重暴力犯罪案”,10人“涉嫌妨害公務罪”等罪名被抓。有消息稱,當局已密令對全國退伍軍人大普查、大清洗。

老兵的今天就是現役官兵的明天。老兵的生存境況與遭遇與現役官兵的未來息息相關。中共暴力鎮壓老兵維權,對部隊軍心的衝擊是嚴重而深遠的。

綜上所述,北京政局表面平靜,實則暗流洶湧,中共政局隨時可能突變。

習深知,既往的“改革開放”已是死路,江、曾派系不僅是既往的“改革開放”“利益固化”的總代表,也是反習勢力的主力和盟主,但雖掌握了某些優勢,而仍沒有斷然拿下江、曾,其最大原因乃是習尚留戀中共這艘沉船。習深知,江派罪行與中共已融為一體無法切割,如果法辦江、曾,中共也必將同時轟然倒塌。而江、曾自然深曉此中奧秘,並以此反制習,這是中共當前政治僵局和危局的根源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最大的敵人是他自己。

當前局勢中,習並不能確保自己不被江、曾反噬。習要自保,真正開闢“新時代”,就必須打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框。歷史也給習提供了至少四張王牌。能不能把好牌打好,全在於習自己的抉擇,這也是2019年的最大變數。#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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