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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漢陽一中師生在「反右」中的遭遇

1957年毛澤東發動和操弄的所謂“反右鬥爭”,究競冤枉和害死了多少人,恐怕將成永久之謎。但“一滳水可以照見太陽”。這裡我們不妨從一個中學發生的悲慘事件中,來看那場所謂的“反右”運動是如何樣的草菅人命,肆意陷害無辜。

大陸經濟走入困境

湖北省漢陽地處武漢三鎮,而漢陽第一中學又是當地的“重點中學”。所謂“重點中學”,這是中共專政體制下的-種怪現象。即將當地的教學設備、師資、和其他教育資源都集中在一兩所學校中,而該校的學生亦多是中共於部子弟。因而該校比同類其他學校自然便享有更優越的條件。升學率也就會大大高於其他同類學校。這是中國大陸教育界多年形成的陋規,一直延續至今。

1957年,由於毛澤東對外一邊倒向蘇俄,更為了死保邪惡的北韓,不惜出兵入侵韓囯對抗聯合國軍,從而付出了慘重代價,又欠下蘇俄一大筆軍火債。對內則從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到統購統銷、合作化……等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全是大開歷史倒車,把個中國搞得來民窮財盡,內外交困。更加毛澤東立足於要打世界大戰,醉心“人海戰術”打敗了國民黨,於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5億左右,六、七年間就劇增了一億多人。而工、農業生產,在“大鍋飯”,合作化的體制下,生產力已嚴重受限,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飛速發展”,只是黨報上的妙筆生花。人口猛增更加劇了就業、升學形勢的嚴峻。但為了標榜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硬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畢業即失業”,於是打腫臉充胖子。硬“包下”大、中專畢業生的工作分配。但僧多粥少,早已捉襟見肘,打腫的“臉”也無法長久裝“胖”。於是只好強壓升學率,以減少畢業分配給就業帶來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決非御用文人所吹噓的什麼“反右前五十年代的新中國欣欣向榮”之類的神話。

老師一句真話啟禍端

就是在這樣的“一派大好形勢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教師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年“二十個初中畢業生中,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專區下達的招生計劃,漢陽縣當年應為初中畢業生一千零一名,計劃招收一個高中班(五十名),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五”。連高中你都“沒門”,還談什麼進大學,分配工作呢!1957年6月12日上午漢陽一中青年教師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課時便對學生講了這件事。她說“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個中取個吧。”李老師的本意應是提醒和鼓勵學生好好用功。但這位青年教師卻忘了中國是個不能說真話的國家。尤其對學生更是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她這句本是好意的話,卻捅破了那張畫著“前程似錦”的廣告紙,更觸動了每個學生最敏感的神經。

學生情緒失控當局暴力鎮壓

一下課,學生們就去找到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而這兩位“學官”,只好以假話來安撫學生。由於事起蒼促,假話未先取得“共識”,因而回答口徑各異。這一下更激怒了學生,知道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於是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文件,校長韓建勛、和副校長王建國雖予勸阻但未能奏效。午飯後,初三(八)班一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鍾,全校九個初中畢業班的部分學生湧向操場,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涌到縣人委會後,學生推出代表,要求縣長接見。因為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學生看不到文件,就扔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布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不久,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齊來到縣委會,見縣委會鐵大門關閉,便去推撞大門。這時,縣兵役局長和團縣委一名官員,由於平日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習以為常,見此情景,便出來進行恐嚇和辱罵。由此更激怒了學生。於是雙方產生語言衝突。官方便定學生為膽敢“圍攻”縣委幹部。

即6月13日上午,又有數百名學生列隊上街,副校長王建國在勸阻無效後,於是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一道以防事態擴大。學生代表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等完全正當的要求,卻遭到韓茂林蠻橫地拒絕。有的學生不服,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有兩名機關幹部為討好縣長,竟對學生動手與學生發生肢體衝突,被學生捆住,押經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幹部攔截下來,並扭打扣留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縣委官員根本不理,強行將幾名學生扣押不放。在幹部與學生爭吵加劇時,官方更使出毒招,招集了數百名以黨、團員為主的工人對學生大打出手。中學生怎麼是這些壯漢痞子的對手?多名學生被打,並被強行驅散。有的學生被家長拉回家,至此,學生請願被強行鎮壓了下去。

借“反右”惡浪再下毒手

此時正值毛澤東御筆親撰的人民日報六.八社論《這是為什麼》剛剛出籠,正要抓“典型”。漢陽一中幾個中學生吵吵鬧鬧的事,大不了算個治安事件。可中國的事,尤其在毛澤東暴政年代,你撞在政治運動的風尖浪口那非死人不可。此事立馬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接著,孝感專區與漢陽縣委共同組成所謂“考查團”進駐漢陽一中。但這些整人專家也明白,如把那麼多初中生統統打成“反革命”實在說不過去,而且就是為了個升學率,人家又沒有要求實行民主、自由,如何去騙天下人?但這些經驗豐富的階“級鬥爭專家”,早有一套製造政治冤案的公式與“操作規程”。正如要定1989年愛國學生是“反革命暴亂”,便指其背後有“操縱”學生的“黑手”一樣,所以漢陽一中學生的背後便也就有了“反革命份子”指支,操縱。這就是人家幾十年一貫整人的固定“模式”。

他們經過一番“階級分析”的排查,首先確定副校長王建國是個最好捏的“軟柿子”。王建國時年三十二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但此人家庭出身是富農,又有所謂“三青團”的歷史問題。在毛澤東暴政年代家庭出身地主、富農就已基本具備“反革命份子”的“資格”了,何況又加了個“三青團”。所謂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簡稱。實際上是國民黨執政年代的一個青年群眾性組織。而且根本沒有共產黨、共青團那麼嚴密的審查程序和嚴密的組織制度。其團員往往都是許多人一起集體加入,加入後根本沒有什麼“組織活動”,一個鬆散性虛名群體而已。但這些整人專家,便拿來與共產黨、共青團相提並論,那你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就這樣一錘定音,王建國就成了學生“鬧事”背後的“反革命黑手頭子”。

更為荒唐的是,根據階級鬥爭的偉大理論,既然有了“反革命黑手頭子”,又出了這麼大的學生“鬧事”,那肯定就還有“反革命集團”在背後操縱,這才符合偉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於是凡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甚至曾在湖北革大與王同學的,或許有一點政治歷史問題的,乃至一塊與王建國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幹分子”則有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鬍平軒,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真是天羅地網,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還有個來“湊數”的冤死鬼

更荒唐的是語文教研組組長鍾毓文與上面任何一種情況都不沾邊。照理說他應該是平安無事了。可是我們這位鍾老師,平時卻有個愛眨眼睛的習慣,而就因為這個對誰都無妨害的“習慣”,竟然讓他把命都丟了!一天開大會批鬥王建國等人,我們這位鍾老師神差鬼使地跑去坐在台下第一排。人家在台上批鬥王建國叫他必須“老實交代”,鍾毓文老師卻在台下一個勁地眨眼睛,其“眨動”的“頻率”肯定高於一般人。於是立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幹部發現,說鍾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國“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話說得,哪句話說不得。人家分析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而且是眾目睽睽看見的,你還“抵賴”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著幹什麼?不停的眨眼乾什麼?真是“鐵證如山”。立馬被隔離禁閉,最後被定為該“反革命集團骨幹”!

請看,革命人民的警惕多麼高!哪個狡猾的反革命份子能逃脫這天羅地網?!

1957年9月6日,在反右運動血雨腥風的高潮聲中,漢陽縣召開公判大會,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將那位說了一句真話“今年升學率低”的青年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給三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上世紀魯迅先生在廈門大學短暫任教期間,曾對人詼諧地說:我坐在屋裡生怕香煙生成的煙霧飛出窗外都會招來煽動學潮之嫌。這當然是憤激之詞。但是魯迅先生怎麼也想不到幾十年後在他的國家,也是一個教書育人的鐘毓文老師,連“煙霧”也未飛出窗外,僅僅因為多眨了幾次眼睛,不但招來“煽動學潮”之嫌,而且坐實了“煽動反革命暴亂”之“罪”,最後竟成了“死不瞑目”的冤鬼!

魯迅先生如在天有靈,不知將作何感?!

多麼偉大的“階級鬥爭”,多麼正確的“反右”運動,多麼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壁啊!

2018年12月16日完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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