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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絕《東方紅》因為這…

——我的家史與思想史

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讀書人,這種“歷史癖”的養成,根源於少年時代老輩人的講古和自己的亂翻書,成熟於閱讀英文讀本以及胡適的中文著作。

一、我爺爺的“非正常死亡”

1964年,我出生於河南省禹縣梁北鄉大席店村。據歷史傳說,堯舜時期,這裡是以大禹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就是在這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父傳子,家天下”的夏王朝。由此可見,早在4000多年前,這裡已經是中國大陸最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區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卻只有“飢餓”兩個字。

聽老人講,我的爺爺張天霖和大爺爺張木霖,是在1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們老張家在太爺一輩絕了後,太爺是從十里開外的黃榆店抱來的外姓人,當地的民間土著,把從別人家裡抱來用於傳宗接代的養子叫做“買官兒”。我太爺雖說是個“買官兒”,卻一直嬌生慣養,長大後因為抽鴉片賣掉了全部的土地房屋。我爺爺和大爺爺十三、四歲便一人一條扁擔走村串鎮,靠著當貨郎挑夫贖回了房產,後來才有了我的父親,再後來也就有了我。

我爺爺和大爺爺是著名的孝子。我的精明強幹的姥姥即曾祖母,經常要從兩兄弟手中勒索一些血汗錢供她的男人即我的太爺抽鴉片。稍不如意,她就要在村子裡撒潑罵街,公開斥責我的未成年的爺爺和大爺爺不孝順,直到我爺爺和大爺爺乖乖地交出血汗錢。

我的爺爺、奶奶都是信仰一貫道的善男信女。土改時期,因為舍不下自己用血汗錢置買的一點田產,已經在縣城經營小錢莊的我爺爺,回到鄉下參加土改,並且再一次挑起貨郎擔。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選擇的是一條死路。

童年時代玩“扯羊尾巴”遊戲時,唱過一首“日頭落,狼下坡,老人小孩跑不脫”的宗教讖語式的童謠,據說是從土改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流傳下來的。與它一起陪伴我的童年的,還有一首詛咒村幹部的童謠:“孩兒,孩兒,快點長,長大當個大隊長,穿皮鞋,披大氅,抓著喇叭哇哇響。”所謂“扯羊尾巴”,在有些地方叫“老鷹抓小雞”,無論是狼吃羊還是鷹吃雞,都是由最弱勢無助的成員來充當犧牲品的。

在“社會主義改造”初期,為了抗拒財產充公,許多農戶流著眼淚殺死了自家的牲畜,然後聚在一塊偷吃牛肉,邊吃邊說:“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吃牛肉了。”而在事實上,牲畜被大批宰殺和農具被大量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躍進和大鍊鋼鐵,直接導致了大批農村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二、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父親連同母親,都是1949年之後的第一屆師範畢業生。我的母親還是禹州城裡的大家閨秀。她的哥哥即我的二舅,曾是國民黨政府的一名官僚,當年是有資格坐飛機去台灣的,只是為了照顧數十口內親外眷才選擇留在大陸。“三反五反”運動中,他在東北某大學副校長任上被鎮壓,像後來的儲安平一樣不知所終。

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校長的我父親,一直是“爭上游”的積極分子,“反右”時曾經理直氣壯地把一名據說是“作風”不好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運動中,他自己遭受報應,連累妻子兒女與他一同操持中國大陸最不成其為職業的一種職業:務農。從此以後,飢餓像沒有盡頭的噩夢,伴隨著我的整個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我放學回家找不到食物,只好用贓手到鹹菜缸里偷大頭菜充饑,並因此挨了一頓毒打。

我的瞎了雙眼的奶奶,去世之前總是在重複一句話:“等我死後,每個周年給我燒一塊刀頭肉,就一年不飢了。”

所謂“刀頭肉”,就是從豬的腰部割下來的肥肉塊,煮熟後可以拿到死人的墳頭去燒紙祭典。一個忍飢挨餓幾十年的瞎眼老人,活在世上吃不上肉,只能把吃肉的希望寄托在死亡之後的陰曹地府。她唯一的寄託與希望,就是想像之中的陰曹地府,會比所謂的人間天堂更加溫暖光明一點點。

我小時喜歡說一些不討人喜歡的話,因此經常在家裡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地哭喊。住在同一個院落里的三伯母說我是“買官兒”,是父親“拉賣煤”時揀來的。

“拉賣煤”是一種很缺德的營生,就是把當地煤窯挖出來的煤炭,摻合上發電廠洗出的細煤碴,用兩個輪胎的架子車拉到東部平原當煤炭賣,從不能夠分辨煤炭質量的城鄉居民手中騙取一些不義之財。每到冬天,村裡的壯勞力就要成群結隊“拉賣煤”,然後用騙來的不義之財買菜割肉過春節。我從小就知道父親靠“拉賣煤”掙來的血汗錢很不光彩,但是因為爭搶一塊大肥肉,我還是要和哥哥妹妹們哭喊打鬧。後來讀了一些書,才知道其中的道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1971年春天,剛剛6歲的我與哥哥一起進入村辦小學春季班讀書。第一堂課是“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學回家,我興高采烈地詢問父親什麼叫接班人。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話茬說:“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

話音沒落,一記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臉上。暈頭轉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親連同當紅衛兵、紅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敵愾”的眼光。改名為“張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臉的殺伐之氣。有了這一次的遭遇,我開始對《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歌曲深惡痛絕。

認識幾個字之後,我便於饑寒交迫中自己動手找書讀。其原動力只是父親反覆強調的一句老實話:“不好好讀書,長大連媳婦也討不上。”

我們村是一個相對貧窮落後的光棍村。村裡一位外號“老虎仇”的老光棍,因為討不上媳婦,在自己的寡母面前總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臉兇相,卻偏偏喜歡逗我玩耍。我曾經夢想自己考上大學當上官,不單自己擁有了漂亮女人,還替“老虎仇”娶來一房媳婦。2005年夏天回河南老家時,我才得知“老虎仇”已經去世好多年了。

三、我的讀書生涯

在“文革”中沒有完全燒掉的父親的存書里,我找到了孔子的《論語》、胡風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郭沫若的《地下的笑聲》和父親讀師範時的幾種課本。在放羊的時候,我把一本《論語》讀得滾瓜爛熟,其中感觸最深的是《子路第十三》中的如下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反胡風時用馬糞紙印成的《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使我明白了那些住在大城市裡的政學兩界的寫書人,其實大都是爭權奪利且造謠說謊的人間敗類。我自己的餓肚子與這些人的爭權奪利和造謠說謊之間,是存在著某種因果關係的。

1978年,14歲的我離家到鄉辦高中讀書,最好的口糧是帶著幾點蔥花的麥麵餅子,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只能吃玉米面饅頭。因為自己矮小瘦弱,每到中午或傍晚開飯的時候連開水都搶不到手,只好用溫水浸泡長滿黑毛的乾糧充饑。半年下來,我開始頭暈眼花,經檢查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貧血和近視,只好就近到親戚家中去寄食。1980年參加高考時,16歲的我體重只有38公斤。

1980年7月,我以大學本科的高考成績偏偏考取了相當於中專的河南省漯河師範學校,至此才開始吃上白饅頭和大米飯。由於身體瘦弱和情緒低落,我採用各種方式逃避上課,兩年時間基本上是在閱讀中外書籍和睡懶覺中度過的。

1982年春節前夕,父親突然遭遇車禍,家庭的重擔一下子壓在我的肩上。半年後我成為農村中學教師,為了尋找遠離農村的個人出路,18歲的我開始自學英語,並且從各種英文讀本中側面觸摸到歐美國家的歷史事件和文明常識,從此養成了更加自覺的“歷史癖”。

四、來自胡適的不惑之光

2000年夏天,由於投稿的關係認識了《黃河》雜誌的謝泳。我當時還是魯迅和周作人的崇拜者,在一次爭論中,我堅持認為魯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比胡適要深刻得多也高明得多。謝泳以他特有的誠懇寬厚告訴我:“你說的有道理,不過你還是應該多讀一些胡適。”

謝泳的話語並沒有說服我,他的誠懇寬厚反而深深打動了我。隨後我集中時間閱讀胡適,從《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終於找到足以點亮自己的不惑之思: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在這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少年的朋友們,用這個方法做學問,可以無大差失,用這種態度來做人處事,可以不至於被人矇著眼睛牽著鼻子走。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自從被胡適的不惑之思點亮之後,我一直覺得自己有義務去點亮現代中國的歷史盲區和社會盲點,進而點亮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讀者,使他們能夠從鮮活生動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現實中,“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在我看來,沒有細節就沒有真實,沒有真實就沒有歷史。世界上沒有無水之源和無根之樹,前生前世的老輩人的悲歡離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當下社會的根源所在。我所要點亮的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於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歷史局限性。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歷史的本來面目告訴給更多的朋友和讀者,另一方面是為當下社會所存在的一些現實問題,提供一個歷史性的解釋。換言之,我所點亮和講述的雖然是老輩人的舊情往事,所要發揚光大的卻是21世紀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往事微痕》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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