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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 記錄六四歷史的真實

2012年5月28日,一次採訪中張先玲拿著兒子王楠的相片。

八九“六四”這個日子雖然隨著時光的流逝已漸漸遠去,但它卻深深地刻在了每一個善良人的心中。因為就是在那一天,罪惡的子彈奪去了成百上千無辜者的生命,並使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這一天的鮮血擦亮了人們的眼睛,也喚醒了懵懵懂懂活了半輩子的我。

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3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喋血於南長街南口,那裡離天安門近在咫尺。他是為了追尋心中的正義,也是為了見證歷史的真實而走上街頭的。他被戒嚴部隊罪惡的子彈擊中頭部,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流血過多而死亡,死亡時間是6月4日凌晨3點半。

他還剛剛開始他的青春年華,卻被沒有一點人性的統治者殘暴地虐殺了。

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衷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他遇難前不久,月壇中學的教導主任馬老師親口對我說:王楠的品德在班裡是數一數二的,他尊敬老師,關心同學,是個很誠實可愛的孩子。王楠從紫竹院到月壇上學騎車要半個小時,在北京鬧學潮的那些日子裡,他常常會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門的大學生。他對這次學生運動非常關注,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門拍照。有一次他想讓我再給他一點錢去買膠捲,他說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歷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貴的鏡頭。我對他說:“你不要太熱心了,學生運動是會被人利用的。”他說:“學生運動歷來被人利用,但學生運動是激發民眾的動力。”有一次看國際新聞時,他對我說:“您看這個鏡頭多麼珍貴,如果沒有人拍下來,事情的真相就會搞不清。”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學組織了本校學生的遊行,以聲援絕食的大學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頂紅頭盔,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他那時剛剛軍訓回來,這天他穿著一身舊軍服,腰間扎著軍訓時戰士送給他的一條新皮帶——也許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別是那條真正軍人用的新皮帶,我們才得以認領到他的遺體。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個周末。晚飯過後,有幾位朋友來我家聊天,談到天安門廣場的情況,談到政府有可能採取極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據以往的經驗說:“共產黨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然而,那時我對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會用極端的手段來對付學生。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一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你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台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大約夜11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一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吶喊以及救護車凄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一夜未歸。我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里陸續回來的人述說著鎮壓的殘酷,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

我們決定出去尋找王楠的下落。當天晚上,我們的許多朋友和學生都表示願意幫著去尋找。他們從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24家醫院,看到了許多被殺害的人,真是慘不忍睹。我的一個侄子從醫院回來,見到我就放聲大哭:“姑姑呀,太慘啦,我看見有具屍體露在白布外的是一雙裹過的小腳,還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們沒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訴我戒嚴部隊還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關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也許王楠就在其中。從4號到14號,我們沒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確切消息。於是我們向學校報了案,請他們幫助尋找。在焦急地等待的10天中,我的心受著痛苦的煎熬,頭髮開始變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實,那時我先生王范地已經從王楠寄讀過的花園村中學得到了他的死訊,只是還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瞞著我,一個人強忍著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6月14日,我終於接到了月壇中學的電話,說學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護國寺中醫院有一具無名屍,穿著、年紀和體貌很像是王楠,讓我去辨認。那個時期,我先生正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醫院。在樓下的候診室,醫生們向我述說了事情的經過:這具無名屍是6月7日西城公安分局送來的。因為當時各醫院的太平間已經滿員,所以送到這個小醫院。送來的時候身上沾滿了泥土,頭部包有繃帶,破了的眼鏡和頭盔上也沾滿泥土。聽送來的人說:這具屍體是從天安門西側28中學(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草坪里挖出來的,在王楠這個坑裡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王楠身著軍服,特別是系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為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裡準備確認身份。自6月7日開始,戒嚴部隊已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學校的。還說別處還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確認為老百姓的無名屍已全都送去火化了。這個情況在我們以後尋訪中得到了證實。

找到了王楠的屍體,在那個時候應該說的不幸中的萬幸了,然而,在遺體火化問題上卻不意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刁難:因為鄧小平9日講話誣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火葬場接到命令,死者必須甄別才能火化。為此我們幾經交涉無果,後來,因王楠的父親是‘九三學社’的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面交涉才准許火化,那已經是6月22日,離王楠遇難快二十天了。那時的八寶山火化場依然有武裝的戒嚴部隊巡邏,而且運送屍體的車輛仍然擠滿了院子,遇難的人數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6月14日那一天對我來說是永生難忘的。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從此跌入了痛苦的深淵。那個時候,我不吃不睡,止不住地哭泣,身心瀕臨崩潰的邊緣。親人,朋友,鄰居,包括素不相識的人們都來看望我,安慰我。從他們的關心和勸慰中,我逐漸冷靜下來。我先生對我說:“你不能這樣下去,如果你有個好歹,我們這家怎麼辦?王楠的事還沒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過來。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瘋了。我要搞清楚兒子是怎樣死的;他頭上的繃帶是誰包紮的;為什麼埋在28中牆外。兒子為了記錄下歷史真實遇難了;我作為母親,要為追查兒子遇難的真相而活下去。

這時范地告訴我,7號早6點左右花園村中學的一位老師接到過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姓吳,外地人,是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隊員。他向那位老師報告說:你校學生王楠,學號xxxxx……,4日凌晨一點半在南長安街南口,頭部中彈,搶救無效,三點半鐘死亡。

我從我先生那裡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裡想:那個能報出長長學號的人,一定是見過王楠的學生證,了解王楠遇難詳情的。於是,我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護隊員,將我兒子遇難的真實情況調查清楚。

從此,我像祥林嫂一樣逢人便訴說我兒子遇難的事情:在公共汽車上,在計程車上,在朋友家中,在別人來訪的時候……。終於,我找到了第一個見證人,一位光大出租汽車公司(現在這個公司已經沒有了)的劉姓司機。他一聽我是王楠的媽媽,神情很驚訝地脫口而出:那是您的兒子呀!而後他向我描述了當時發生事情:那時他正在南長街,當戒嚴部隊開著槍過來時,有一個小青年衝出去照相,但接著便中彈倒下了。當時有群眾衝上去搶救,但戒嚴部隊不準群眾衝出街口,不許接近受傷倒下的人。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軍人,她說:“那是個孩子,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士兵兇狠地用槍口指著她說:“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此時從南長街北口,先後開來兩輛救護車,想到長安街上救人,來到街口被戒嚴部隊擋住(出了南長街南口就是天安門前的長安街)。隨車醫生下來交涉,還是不準救護,車只好往北,原路返回。這真是令人髮指的罪惡啊。即使兩軍交戰也沒有不準救護傷員的,而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政府不僅動用機槍、坦克殺戮老百姓,還不準救護傷員,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後來我又陸續找到兩位見證人,他們所說的情況與第一位所說的完全相同。可嘆的是在高壓之下,他們都不敢出來作證。

既然王楠遇難的事實已經證實,那麼又是誰給他包紮,又怎麼把他掩埋了呢?我帶著這些問題繼續了漫無頭緒的尋找。在尋找的過程中,我了解到另外一些遇難者的信息,我的心裡也就不僅僅是喪子之痛了……

“上天不負苦心人”。89年11月的一天,終於有朋友來我家裡,告訴了我吳姓青年的下落。他說他有一位親戚在北大醫院工作,從這位親戚那裡聽說,該醫院有一位剛畢業的姓吳的醫生,6月3日那天夜裡曾在南長街救過一個名叫王楠的中學生。我得到這個線索很興奮,但當時還處於白色恐怖時期,我無法再委託別人去找吳醫生,於是我直接給他寫了封信,沒有想到他居然給我回了信。90年1月的一天,他和他的三位同學來到我家裡,將王楠的學生證、鑰匙交還給了我。同時他們告訴我,當時除了一位女同學,其餘三位都參加了救治王楠的工作,並一直守護到王楠死去。

在交談中我這才知道,他們都是北京醫學院(現為北京大學醫學院)的應屆畢業生。在西單目睹群眾被殺的慘狀,出於義憤,自願組織起醫療隊。除該醫學院的學生外,當時參加救治的還有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的職員,他們是帶著醫藥用品參加的。一位姓張的學生說:“那時我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生死置之度外’。當時大街上人潮如涌,人聲鼎沸,民眾一邊高呼‘打倒法西斯!’一邊組成人牆保護我們救護傷員。我親眼看到一位人牆中的群眾被擊中,當場死亡。”他們對我說:他們的醫療隊隨在戒嚴部隊後面向東走,到了南長街南口已是兩點多鐘,他們發現王楠就倒在南長街南口的路邊,而在馬路對面,也有兩人已經倒下。當時王楠已深度昏迷,但尚有微弱的體溫和心跳,眼鏡是完好的,至於照相機等等都沒有了,只有一個空書包。看到他的學生證後,他們想將他抬離現場,以便去醫院搶救。士兵們找來一位軍官,年紀較大,上校軍銜(據說這支部隊番號是51010),看到學生證後樣子很同情,可聽到醫生們要抬他出去的要求,馬上面現難色,說:“那不可能,你們盡量搶救吧!”醫生們帶的醫療用品都已用完,只有醫療器械門市部的人尚有最後一點繃帶,他們給王楠包紮了傷口,做人工呼吸。但畢竟血流得太多了,這樣簡單的治療是無濟於事的。到了凌晨3點半鐘的時候,王楠的生命終止了。這時,馬路對面倒下的兩個人也已死亡。於是,醫生們收起了王楠的證件,寫好了死亡證明書,清楚地記錄了王楠的身份,年齡,中彈部位及死亡時間,同時也為馬路對面的遇難者寫了死亡證明,每份證明書上都有三位醫生的親筆簽名。然後,再一次找戒嚴部隊,希望能允許他們將王楠遺體送到醫院,以便家人尋找。這次來的軍官是一位年紀較輕的少校,態度非常蠻橫,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準抬出去,你們也快走,否則都抓起來。”那時天已拂曉,那位姓吳的醫學院學生步行到六部口郵局,按王楠學生證上的地址給他生前借讀過的學校——花園村中學打了前面提到的那個電話。

早晨五點多鐘,戒嚴部隊趕走了守護在遇難者身邊的學生們,又將戒嚴線向里推進了20米,並擊斃了一名喊口號的青年。對於埋人的事,醫生們一無所知。

我仍舊不息的追尋。一天,一位姓高的朋友對我說:他認識的一位西長安街派出所警察,這位警察曾經對人說過:他們在6月4日清晨接到一個命令,讓該派出所的警察除必要值班的外,都帶上鐵杴等工具去長安街,幫助戒嚴部隊打掃現場。到了那裡他才知道,所謂“打掃現場”就是掩埋倒在長安街上的遇難者。據說早上七點有個衛星啟動,會拍下這些屍體。

原來如此!他們這樣匆匆忙忙地“埋屍滅跡”,是為了讓中國的官方媒體放心地編造“天安門廣場沒開一槍,沒死一人”的謊言。

關於這件“埋屍滅跡”的罪惡行經,我們還從原28中的看門人那裡得到了證實,他說4日拂曉有戒嚴部隊敲門來向他借鐵杴。

6月4日以後接連下了幾天雨,本來埋得不深的屍體,浮土沖刷以後衣服都露了出來,再加上腐爛的氣味,使得12號要開學的28中領導很為難。他們把情況報到上級,緊接著西城公安局和衛生局就組織人力把埋在此地的屍體挖走了。象前面所說的,除了王楠被懷疑是軍人送到醫院之外,其餘的屍體都由公安局送去火化了。在我們以後的尋訪中,就找到十幾戶人家的親人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失蹤者。他們很可能就屬於被火化的無名屍。

在半年多的尋找過程中,我上百次的敘述著王楠遇難的經過,眼淚都已流幹了,但我深感自己的苦難不僅僅是我個人、我一家的,那是整個民族的苦難。我的兒子遇難後不久,我認識了丁子霖,從此我們一起開始了“六四”受難者的尋訪活動。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中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尋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難屬們的友誼、朋友們的支持是治癒傷痛的良藥。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我們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願望,但集中起來,就是這十六個字:“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這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共識,我想這也是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2004-3

原標題: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天安門母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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