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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書與晚清的「命運」

1895年秋冬,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剛剛慘敗於向為自己輕視的日本,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墨跡未乾,群情激憤,痛心疾首,廣州民間書局羊城富文齋印行了曾任中國駐日參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此時此刻,此書甫一出版便洛陽紙貴,風行天下。人們驚訝地發現,這部中國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統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書,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責黃:如果此書早就出版,國人了解日本,主戰派大臣就不會輕易言戰,於是戰爭賠款“償銀2萬萬可省矣”。《日本國志》當然成為維新派的重要思想資源,1896年,梁啟超為《日本國志》寫的後序開篇就是“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而直到今日國人才因黃遵憲的書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強大的原因。他也“懣憤”責備黃說,他“成書十年之後,謙讓不流通”、遲不出版,使中國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為鑒、不以日本為禍患、沒有準備、沒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結果,人們才知道中國成為弱國的原因。

其實,他們真是冤枉了黃遵憲。寫完《日本國志》後,黃就一直在想方設法出版此書,但就是無人認識此書的價值,因此始終未獲出版。透過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人們對晚清的認識可能會更加深刻。

黃遵憲(1848-1905),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1876年中舉。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歲的黃遵憲以參贊身份隨首任出使日本國大臣何如璋前往東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已絕非中國傳統所蔑視的“島夷”、“蕞爾小國”,而那時國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因此,從1878年開始,公務之餘的時間,他幾乎全都用來搜集資料,廣泛接觸日本社會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會、歷史,特別是明治維新以來的變化。1882年,黃遵憲完成了《日本國志》初稿,被調美國,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在美期間他仍繼續撰寫《日本國志》。不久,他對官場失望,認為完成《日本國志》更為重要、更有意義,於是告假回鄉,潛心寫作,終於在1887年夏季在家鄉完成書稿。

黃遵憲坦承,寫《日本國志》的動機,正是日本對中國的了解,比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談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以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也者。可不謂狹隘歟!”《日本國志》40卷,約50萬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國統志、鄰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法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等十二種志,從各個角度深入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歷史和現狀。進一步說,這本書對明治維新後所實行的各項制度作了特別介紹。開篇他即明言這本書所述內容“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他在一首詩中吟詠道:“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點明這本書其實就是記述、研究明治維新之作。因為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制度、文化“無一不取法於泰西”,他驚嘆此後日本“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他詳細記述了明治維新的過程,反覆強調維新的重要舉措是宣傳民權學說,要求召開國會,認為“庶人議政,倡國會為共和”是日本轉向強盛的關鍵之處。日本的經驗使他相信“萬國強由變法通”,明確希望中國也學習日本實行變法。

寫完此書,黃遵憲便想將其出版。首先他想將此書呈送主管涉外的總理衙門出版,由官方出版影響最大,最有可能影響國家政策。但他的級別低,且已回鄉家居,無資格向總理衙門呈遞公文,而當年他的上司、曾任駐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戰爭指揮失當而被罷官治罪,黃便於1888年秋將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對他有好評的重臣李鴻章,希望他“移送總署,以備查考”,向總理衙門推薦出版。總理衙門當時有將出使大臣的日記、見聞刊刻出版的慣例,黃遵憲在呈李鴻章稟中開篇就引多年前總理衙門奏定出使章程時要求“東西洋出使大臣,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咨送臣衙門備案查核,以資考證”的規定。何況,1879年初,黃還任駐日參贊時將自己的《日本雜事詩》交總理衙門,幾個月後總理衙門就將其刊印;1884年,總理衙門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隨員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顯然,黃希望、並認為應該、且很有可能由總理衙門來出版《日本國志》。

李鴻章將書稿連同黃遵憲稟文轉至總理衙門,並作了推薦。他在“稟批”中說自己“詳加披覽”,認為此書“敘述具有條理”,“如職官、食貨、兵刑、學術、工藝諸志,博精深考,於彼國政法從西原委,訂正尤為賅備。意在於酌古之中,為醫時之具,故自抒心得,議論恢奇,深協覘國採風之旨。”當然他也認為,雖然日本努力學習西方也僅得形似,所以並不能從這一部專寫日本的書中看清世界大勢。但他仍認為這部書對日本的“政教圖經,言之鑿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並將此書與備受佳評的明隆慶間赴朝使臣黃洪憲歸國後所作《朝鮮國記》相提並論,且稱讚《日本國志》細密完備,“足與前賢頡頏也”。

但總理衙門並未理會李鴻章的推薦。半年過去,未聞音訊的黃遵憲心有不甘,於是在1889年春夏又將此書稿呈洋務後起重臣、兩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將此稿轉總理衙門時也高度評價說:“詳閱所呈《日本國志》,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寓意深遠,致力甚勤,且於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深時務。”張之洞還將此書與總理衙門幾年前印行的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較,認為互有短長,“二書皆有用之作”,但“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實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書,自應代為咨呈,以備查核。”然而,此書仍未獲總理衙門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閣。

又等了半年有餘,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鴻章、張之洞兩位如此位高權重的高官推薦也得不到總理衙門的首肯印行,黃遵憲終於對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於是轉而尋求民間出版。此時,他被任命為駐英使館二等參贊,1890年初出國前,他將此書稿交廣州羊城富文齋書局由自己出資出版。但羊城富文齋書局也不甚重視此書,加上黃又不在國內,因此也一直未將書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戰爭已爆發數月,中國軍隊接連大敗,水陸軍皆已潰不成軍,最終敗局已定,黃遵憲此時卸任回國,此書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後,《日本國志》終於艱難問世。

就這樣,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國志》“事前”無法出版,只到結局底定、大禍已至才姍姍來遲,確不能不令人遺憾萬分,大發“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以至今日也”之慨嘆。然而,這類“先見之明”最終成為“馬後炮”,卻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會狀況決定了屢屢如此。

經過第一次鴉片戰爭,身處與“夷人”作戰前線,林則徐當然要儘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30餘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其囑託,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觀點,承認中國在地理上雖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製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更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然而像林則徐、魏源這樣僅為了解敵情而編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認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過,“堂堂天朝”豈能去了解那些“蠻夷之邦”?認為“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潰夷夏之防”!結果,對中國人具有啟蒙意義的《海國圖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愛到朝野上下的強烈批判,因此對中國的影響非常有限,然而這本書傳到日本去後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幾次,日本朝野正是通過這本書對世界大勢有了更多的了解,這部著作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發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啟發中國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國備受冷落,卻在異邦大受歡迎,啟發了異邦的改革,並反過來不斷侵略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是中國的悲劇。而中國則是在20餘年後,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運動時,才重新“發現”此書,重新刻印。

1848年,經歷過鴉片戰爭的福建巡撫徐繼畬出版了自己“五閱寒暑,公事之餘,惟以此為消遣,未嘗一日輟也”,嘔心瀝血寫成的《瀛寰志略》。這本書詳細介紹了各國的風土人情、宗教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沿革,甚至高度讚揚了美國的總統制。從這些介紹的重點和評論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為了中國的安危與富強,向對鴉片戰爭的意義仍毫無覺察、仍沉迷於“天朝上國”幻覺中的朝野人士呼籲,這實際是“古今一大變局”,中國當前的處境不僅不是什麼處於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絕而不能”,面臨“天下從此多事矣”的局面。

但此書“甫經付梓,即騰謗議”,仍沉迷於中國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迷夢中的朝野士夫,根本無法接受一個新的“世界觀”。所以,這本帶給人們一個“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詆毀之後,即被遺忘。也是近20年後,洋務派才重新“發現”這部塵封已久的作品,由總理衙門於1866年重新刊行,作為洋務人員的必讀書。

而李鴻章、張之洞都推薦了《日本國志》,但總理衙門卻將其束之高閣,並未理會,更是事出有因。

早在此事十餘年前,清王朝第一個駐外使臣郭嵩燾1877年初赴英國就任,應總理衙門的要求,將自己在西方以及從上海到倫敦途中這51天2萬多字的日記稍加整理潤色,定名為《使西紀程》,鈔寄一份給總理衙門。1877年春,由總理衙門刊印出版。由於書中讚揚了西方現代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有人以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有人上奏,嚴譴郭“立言悖謬,失體辱國,請旨立飭毀禁其書,以維國體而靖人心”,因為郭書“其中尤謬者,至謂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國被列強侵略,郭書中卻指出它們有長處,“一再稱揚,種種取媚,喪心失體,已堪駭異”。內外臣工“皆思卧薪嘗膽,以國家自強為期,為異日復仇雪恥之地”,但今日郭嵩燾的言論“豈止損國體而生敵心,直將隳忠臣匡濟之謀,摧天下義憤之氣”。還有人主奏,要求將郭嵩燾撤職調回。

這種頑固守舊、盲目排外的情形,正如有人所言:“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指為漢奸,不齒士類,蓋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惡。”郭嵩燾自己也曾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能知洋情,而後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荊棘也。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議,為語及詳情,不樂,詬毀之。”最後,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對總理衙門下發將此書毀版諭旨。李鴻章給友人信中感嘆郭“雖有獃氣,而洋務確有見地,不謂叢謗如此之甚,若達官貴人皆引為鑒戒,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後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使西紀程》的遭遇,確令人感到“中土必無振興之期”。

而總理衙門在1879年能刊印黃任駐日參贊時的《日本雜事詩》、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隨員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也從另一方面說明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總理衙門印書的“價值取向”。黃遵憲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寫成《日本雜事詩》。此書可說是他“初來乍到”之作,當時他一方面仍有中華“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一方面對明治維新了解不多、對日本的新變化還有些看不慣。這些在他的詩作中都有反映,如對日本“近來西學大行,乃有倡美利堅合眾國民權自由之說者”頗有微詞,與日本不滿變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鳴。

1890年,黃遵憲在駐英使館參贊任上曾作《日本雜事詩自序》,明說20餘年前的舊作“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自己與日本保守人士來往較多,受其影響,對明治維新的看法有偏頗,“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後來在日本“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所以早先的《日本雜事詩》與幾年後的《日本國志》有“相乖背”之處,現在“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這正說明,早年的《日本雜事詩》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確”,所以總理衙門敢出;而後來的《日本國志》與朝廷的“政治正確”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紀程》深刻教訓的總理衙門自不敢出。同樣,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紹日本軍事的情報,與諸如對明治維新等制度等價值性評論無涉,所以總理衙門敢出此書,而不敢出高度讚揚明治維新的《日本國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黃遵憲請李鴻章、張之洞推薦《日本國志》時,距《使西紀程》風波已十年有餘,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並未改變。1890年,即李、張轉黃遵憲書一年之後,被罷官歸家已久的郭嵩燾病逝,李鴻章以其學行政績上奏,希望能夠援例立傳賜謚,但為朝廷否決。李鴻章的奏摺遞上不久即奉諭旨:“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十幾年後,《使西紀程》仍是郭的罪名,總理衙門對朝廷的政治態度瞭然於胸,根本不可能印行與《使西紀程》類似的《日本國志》。

甲午大敗,《日本國志》面世,黃遵憲的意義才被“發現”。日本成為中國“維新”的榜樣,康有為深受《日本國志》啟發影響,給光緒皇帝上書中經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準備變法的光緒皇帝在北京召見了黃遵憲,向其詢問“泰西之政何以勝中國?”黃遵憲回答說:“泰西之強,悉由變法。臣在倫敦,聞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華。”光緒皇帝既驚訝又興奮。維新期間,康有為向光緒皇帝進呈《日本變政考》,許多內容就是參考《日本國志》,有些甚至直接抄錄原文。1898年2月,變法前夕的光緒皇帝閱讀《日本國志》心情更切,曾兩次親催親信大臣立刻進呈。

黃遵憲當然積极參加維新活動,奔走京師、上海,參與康有為創辦的強學會事宜,主持開辦《時務報》。1897年夏,黃遵憲代理湖南按察使,積極協助巡撫陳寶箴進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黃遵憲的建議下,陳寶箴同意創辦“時務學堂”,培植變法人材。梁啟超來湖南擔任時務學堂的總教習,也是黃遵憲建議的。1898年8月,光緒皇帝任命黃遵憲為出使日本大臣。但還未成行,慈禧發動戊戌政變,緝拿維新派,正在上海的黃遵憲被扣。由於英、日兩國干預,黃遵憲才免於治罪,罷官回籍。1905年初春,黃遵憲在家鄉鬱郁病逝。後來在寫給黃遵憲的墓志銘中,梁啟超寫道:“而所成之《日本國志》四十卷,當吾國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則已言日本維新之效成則且霸,而首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後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

清王朝的悲劇在於,統治集團內有“先見”者總是作為異端受到排擠迫害,《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使西紀程》與《日本國志》莫不如此。所以即便《日本國志》在甲午戰前數年出版,其命運很可能與《使西紀程》一樣;退一步說,即便未引起《使西紀程》那樣巨大的政治風波,此書也不會得到統治者與社會的重視。以為此書早出幾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禍,大發“此書可抵銀二萬萬兩”之嘆,還真是高估了清政府的認識水平、認知能力。晚清的歷史表明,清王朝從不主動變革,有識之士“事前”提出的變革主張不僅不被採納反被打壓;只有在經過巨大打擊、深創巨痛之後,清政府才會被動、勉強變革。甚至連被動的變革都會被拒絕,如戊戌維新的被鎮壓。說到底,黃遵憲與《日本國志》的遭遇,其實反映了清王朝的命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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