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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裝保衛蘇聯」的中東路事件

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

十月革命以後,蘇俄為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邀買人心,曾兩度宣稱“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終止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將中東路權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第一次,北洋政府沒有理睬它。第二次,蘇俄已在給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關鍵條款。直至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時,雖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但是在實際上,中東路仍由蘇俄一方人員任意管理,鐵路局長既由俄人擔任,人權和財權亦由俄人把持,從而使沙皇俄國在我國的特權由蘇俄繼續得以維護。

1928年,由於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第二期北伐,奉系軍隊開始大舉回撤。而就在張作霖返回奉天(瀋陽)的途中,對張作霖不選擇滿洲獨立,始終堅持干涉關內事務心懷不滿的駐東北的日本軍官,組織實施了皇姑屯事件,於6月4日炸死了張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張學良並沒有屈服於日本人的這種詭詐手段,經過一系列複雜的過程,最終於年底大膽實行了東北易幟的行動,使東北地區從此統一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統轄之下。

中華民國初獲統一之時,蘇俄與沙俄一樣,為對我國東北的野心所驅使,亦為方便指揮中共的武裝叛亂,竟將它駐哈爾濱領事館、中東路以及駐我國東北的商業機構,作為指揮中共武裝叛亂的據點,中共亦於此時建立了滿州地下組織,並接受其領導。

東北易幟沒有根本改變東北處於日本和蘇聯的特權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國對南滿鐵路及其沿線地區,和中國對旅順港的各項權益,一時也沒有可能。1929年,藉著南京國民政府推動“革命外交”之機,張學良首先從蘇聯在北滿地區所佔有的特殊權益著手,來實施其收回東北權益的計劃。

年初,東北當局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駐瀋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面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因接到報告,認定蘇共於哈爾濱領事館內召開中共地下人員秘密會議,遂派軍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俄指示中共實行武裝叛亂的許多文件,東北地方政府遂監禁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的領事,逮捕了其他人員三十九人,並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機構,封閉了蘇俄於我境內開設的蘇聯國家遠東貿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業機構,將捕獲之重要分子押送滿洲里遞解回國,不允許再進入中國。

5月3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對哈爾濱領事館被襲擊提出抗議,並宣布“蘇聯政府從今起,對於駐莫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但蘇聯此舉對張學良並無威脅作用,再加上蔣介石及南京國民政府亦加以推動,很快,張學良就於7月10日以東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的名義,宣稱因蘇方違反奉俄協定中關於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

等項規定,中方被迫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當日及次日,東北當局貿然派出軍警人員,查封了蘇聯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機構,派白俄接收機務處、車務處,強令解散了路局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團等,進而逮捕驅逐蘇方管理人員200餘人,包括中東鐵路管理局蘇方正副局長。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政府發出通牒,誓言要保護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和它在中東路的利益,再也不說“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了。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華民國政府復照蘇聯政府稱:中國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是“維護主權”和“維持中國社會安寧”所不得不採取的適當之處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與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八萬軍隊集結於中蘇邊境。

10月12日,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同江戰役。蘇軍凌晨出動飛機25架、軍艦10艘、機關炮車40餘輛,後又增派騎兵約800餘名、步兵3000餘,向同江中國守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中方海軍江防艦隊頑強抵抗後幾近全軍覆沒,江平、江安、江泰、利捷、東乙等5艦被擊沉,利綏艦受重傷逃回富錦。同時團以下軍官17人被打死,士兵傷亡約700餘人。另報載東北邊防軍海軍司令沈鴻烈當時稱:此役“我陸軍死傷五百餘,海軍亦相等”。戰至午後3時,蘇軍奪取了同江縣城,中方守軍被迫退守富錦。

從11月17日開始,蘇軍又分東西兩路再度大舉進攻。西路主攻滿洲里和札蘭諾爾,東路分別指向綏芬河和密山縣,並轟炸了牡丹江。東路就深入百餘里,打下了密山縣,並進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東地區;西路更是由滿洲里、札蘭諾爾,經嵯岡一氣攻陷了海拉爾。黑龍江守軍韓光弟旅全軍覆滅,旅長及團長均告陣亡;梁忠甲旅則因突圍不成被迫投降。僅西路兩旅守軍被俘者,就已上萬,其他人員和財產損失更是難以計其數。

由於張學良的無能,更由於殘餘軍閥的武裝叛變和中共的武裝叛亂,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無力增兵東北,於是,蘇軍很快佔領了我國境內的富錦、密山、東寧、汪清、滿洲里、杜蘭若爾、海拉爾等重要城鎮和大片土地。東三省兩邊國境線上的重要門戶,幾乎全部被蘇俄所侵佔。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失利後,乃被迫與蘇俄在伯力談判,並於是年十二月,忍辱與蘇俄簽訂了《中蘇協定》,恢復了前沙俄在我國中東路的特權,恢復甦方人員的一切職務。因恢復甦俄駐我領事館的談判未果,即已迎來了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中蘇談判遂以終止。

誠然,中東路事件在我國,是為維護主權;在蘇俄,則為蘇俄對沙俄掠奪我國主權的繼續。尤其是為了維護舊沙皇俄國在我國東北的特權,新沙皇俄國竟能發動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從而成為中華民國成立後第一個公然和公開侵略我國的國家。

所以,此時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中共發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下發動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與蘇聯對我國的侵略戰爭“裡應外合”──這在蘇俄,就絕不僅僅是要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的問題,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國,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這在中共,就更不僅僅是武裝叛亂的問題,而已經完全成為對祖國和民族之史無前例的公開出賣和背叛。

即武裝叛國了。難怪此時陳獨秀立即站出來公開反對中共這個“無國家、反民族”的口號和決議,後來的中共黨史專家們對此一口號和決議,亦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但是,這個徹底地出賣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口號、決議和行動,卻由於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堅決命令和指揮,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執行和發動,不僅將彼時的中共武裝叛亂推向了瘋狂地步,而且由於日本對我國侵略戰爭的爆發而升級,從此竟成為中共武裝叛亂的總口號和最高原則,從而將中共的武裝叛亂賦予了武裝叛國的根本性質,為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絕無和僅有。

其實,蘇俄公然命令中國共產黨保衛蘇聯,既非自中東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黨而已。據中共黨史專家說:“一九二八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把‘保衛蘇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基本任務。因此,各國無產階級應‘有義務促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並用一切方法保衛蘇聯不受資本列強的侵犯’。”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說:“有一個問題可以作為各種各樣的集團、派別和政黨之間的分水嶺,可以檢驗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這個問題就是保衛蘇聯問題,即無條件地、絕對地保衛蘇聯免受帝國主義侵犯的問題。”他還說:“誰決心……絕對地、毫不動搖地、無條件地捍衛蘇聯,誰就是革命者。”。

但是,在中東路事件上,蘇聯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強行佔有和武裝佔有別國主權者。而由中東路事件所導致的戰爭,又是蘇聯侵略中國的戰爭。由是,在自己祖國遭受蘇聯大規模侵略時,蘇聯命令中共發動武裝叛亂以反對祖國和保衛蘇聯,甚至在日本已經公然侵略我國,佔領了我國東北,卻並不曾侵略蘇聯時,蘇聯又進一步命令中共不要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卻要為保衛蘇聯而在自己的祖國發動

更大的武裝叛亂,以趁機推翻本國正在實行抗戰的政府──蘇俄對一個鄰國的無恥野心,實為中外歷史所罕見。中共與蘇聯關係的這種特殊的性質,在1929年的中東路事件當中,是相當明顯的了。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歷史不容忘卻──中東路事件與「武裝保衛蘇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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