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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親歷瓢井公社的「大躍進」

我們親歷的“大躍進”轉眼就半個世紀了!五十年過去,許多事情還歷歷在目。親歷過“大躍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時執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連我這個當時20剛出頭的毛頭小夥子已年逾古稀,寫作已感困難了。當時農村文盲很多,舊社會的文化人多出身於地富家庭,階級成份高,被管制。新社會脫盲就可當幹部、小學畢業生當區委秘書,有點文化者當了公社幹部,多為“大躍進”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現在不願回首。自己受害最深的農民能寫回憶錄的幾乎沒有,他們的後代有文化了,又不相信歷史會那麼荒唐。當時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寫。以後的政治運動都是在堅決保衛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反對這“三面紅旗”就是反革命,牙齒縫裡對“三面紅旗”迸出半個“不”字也要被批判鬥爭,故爾“大躍進”的錯誤、罪惡被掩蓋下來,使當時的一些錯誤做法被沿襲下來。現在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總結一下那段禍國殃民的歷史教訓的時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憶記錄當時自己親歷的生活片段,以此作為引玉之磚,期盼方家佳作。

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畢節師範學校,伙食全由學校免費提供,每月生活費6元,一日三餐:早餐,雞蛋花稀飯,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湯,全系葷菜,不定量,吃不完。節約下來的伙食費還給學生髮襯衣、雨傘等。每餐飯菜都是現煮,吃剩的就作為豬飼料,或送給附屬小學的學生食堂。

整風、反右運動開始後,教師半天上課半天開會;學生半天讀書半天勞動,稱為半工半讀。校區內的荒地被開墾出來種上蔬菜和玉米。

反右運動結束,還有授課權的老師已經不多了,師生都只能按國家定量購買口糧了。雖然每月供應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來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總是不夠吃。但因反右鬥爭取得“偉大勝利”,如果說國家供應的口糧不夠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鬥爭取得的偉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學生天天要吃飯呀,糧食已實行國家統購統銷,市場上沒有糧食賣,新上任的革命領導班子,為不使學生分飯吃而想了許多辦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將師生自己種的糧食果蔬補充食堂,但一年的勞動成果,幾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豬油。民間有“多買油肉少買米”的節糧經驗,當時市場上還可以買到豬肉,於是,學校多買些熟豬油,把飯蒸熟後,將熱化了的豬油汁從飯平面灌入飯中,飯上全是油膩,學生們吃得很香,還是節約不了多少糧;

三是多加蔬菜熱飯吃。民諺說:“熱飯三年,買塊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湯水與飯混合熱吃,可以節約口糧。可學校熱了飯,學生們吃得更多,照樣無濟於事;

四是買碎米。口糧不夠的問題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學校所在地的縣裡供應學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標可買3斤碎米。學校又吃了段時間的碎米飯。大躍進開始,其它單位爭買碎米的人多了,學校又買不到碎米了;

五是紅薯代糧。紅薯也屬口糧類,但一斤糧的指標可買5斤。紅薯與大米混蒸,第一二頓,覺得很甜,可多吃幾頓後,學生們就爭看刮那粘在紅薯上的米飯吃,因而產生糾紛……

學校千方百計、苦掙苦扎,最後不得不採取按口糧定量分飯到人,不管你夠吃不夠吃了。

學校實行按量供飯制後,飯不夠吃,我們餓得心慌意亂,已無心聽課了。我便約起我的一個好友,夜間去偷吃我們自己種的蘿蔔,結果發現地里已被別人偷了很多,因為是監守自盜,大家都處於飢餓難當之中,誰也不去管誰。

為彌補反右以後的教師空缺,我們提前一年畢業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區中心小學工作。

上班前的這個暑假是回故鄉度過的。農村辦起人民公社的集體食堂,農民家中糧油肉蛋,全部無償地交公。回到家鄉,不但吃飯不定量,而且不開錢,像軍隊一樣,後勤、前線嚴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飯,其他社員管生產。與軍隊不同的是,吃飯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裡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了,走進哪個食堂都可以吃飯,一天吃幾頓都可以。有的社員便趁機不參加生產勞動,到處巡迴混飯吃。

農民家裡積蓄幾年的生活物資,通通獻給了公社食堂,農村勞動力都集中精力大鍊鋼鐵去了,只有老人帶著小孩兒搞秋收,地里的莊稼沒能完全收回來,爛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產主義生活”成了曇花一現。

我到瓢井區中心小學報到後,被安排在區委機關食堂搭夥,每月9元錢的伙食費,雖說剛去掉工資的一半,但因吃飯不定量,比在學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搭夥者都十分高興。

學校沒有上課,我被抽調到區委下鄉工作組,派到興隆公社——也稱管理區,任務是督催農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燒炭、鍊鋼鐵。一個個原始森林毀於我們的監督之下,還不能滿足於“超英趕美”鍊鋼鐵速度的政治需要。於是,區委指示:社員實行軍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學校或幼兒園,老人送進“幸福院”,青壯年統一住進民兵團,男女分開,集體食宿。騰空出來的木架房,便將木料拆來充木炭鍊鋼鐵;土高爐燒出來的“鐵狗兒”(不合格的生鐵)不夠充數,就將農民家中所有的鐵器搜來充當公社的上交任務。

學校開學,我從工作組回到學校,但沒有上課,仍是帶著學生去挖鐵礦、建土高爐、煉鐵,也燒出些“鐵狗兒”來。

當時讀書不受年齡限制,農村連十五六歲才發矇的都有,學校發起“少年超甘樂”的運動,把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也組織出校去參與土法煉鐵的“人民戰爭”,哪怕只能揀小塊礦石、運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螞蟻搬家”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師成了煉鐵的大爐師,哪怕1斤可用的鐵也沒有煉出來,“火線入黨”的人卻不少,受到批判鬥爭(當時稱為大辯論)的師生也很多。

大鍊鋼鐵告一段落後,學校終於複課了!

我擔任六年級的班主任,相當於今天的包工頭。公社劃一片土地給學校,我整天帶著學生到一個叫做馬馱子的地方去開展深翻土地運動。

土地適當深耕可以增產,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們像挖戰壕一樣,將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著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來,把原種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莊稼長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後,我們又在土裡種小麥高產實驗地。針對過去種大稀秧的習慣,有人提出適當密植可增產,於是政府號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們帶頭搞樣板地,總結經驗,大力推廣。要求每畝下種100多斤,其理由是種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誰也不敢反對,稍有半點不同意見,便要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開始用點播,種子用不完,改為撒播,幾手鋪滿一層,還是用不完,結果有個平時俏皮搗蛋的學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麥種往地里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層,終算完成了下種任務。

麥芽發出來,因不能透風,很快就被漚死,我們又帶著學生去間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幾,仍然密不透風,人工幫助排溝,也有許多苗被漚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來。但也要上報“大增產”;

增產多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們不敢報,但有的實驗地是經過召開現場大會驗收的。驗收到了大“增產”。參加驗收會的同志告訴我:鄰區有人將幾畝田裡已成熟的水稻移植於一畝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風,稻穗上擺雞蛋也墜不下去,怎不增產?可是。該公社的糧食產量還是“增”不贏我在的區(公社),為什麼?虛報。

當年使用的是搖柄式電話,同個方向的單位共用一條電話線,用鈴聲的次數和長短來區分所要的單位。如一長兩短,是甲公社的,兩長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條線上通話,可以互相兼聽。我們那邊是三個大公社同用一條電話線,縣裡一搖電話,三個公社的電話鈴同時都響,憑鈴聲的長短次數來區分要哪裡的。各公社每天向縣裡報一次糧食產量的收穫進度,長石和瓢井同在一條電話線上,長石是先進公社。為當先進,聽人說,每次瓢井都讓長石先報,並偷聽長石所報的數字,而後比長石高報一些。當晚公布評比結果,瓢井的名次總是在前;長石不服氣,次日再報高,瓢井如法炮製,結果不言而喻,長石不服氣,再提高數據,仍然比不過瓢井,當時的糧食產量就是這樣“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參與一些上下聯繫的工作,開始時,我不懂竅門,還下到基層去收集數據,可上報時,數字必須經公社值班領導人批准。費氣吃力收集的數據,常常被領導人一句話就否定了,隨後定個數據上報。於是,我學“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報時,請示領導給個數據就如數上報了。

工作上的先進,就看同一項工作誰先進行,誰先完成,不管客觀條件如何,都得齊頭並進。我縣山區,山高谷深,海拔從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縣低洼地方秋收工作開始時,我們那裡的包穀棒子才蔫須,正好燒嫩包穀吃,可公社下令搶收,學校放農忙假,夜戰收包穀。因為包穀尚未完全成熟,至還要一個月才能收得,所以,僅提前秋收這一項,便要減收一半到七成,可上報的數字還是“大增產”的。

不限量、不收錢的“大鍋飯”沒有吃多久,農民幾年積蓄的生活物資便被揮霍個精光,為給集體食堂撐門面,普遍開展捉“糧食鬼”運動。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飯不夠吃,必是糧食鬼偷了糧食。於是,一場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櫃的搜索食物運動開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糧油肉蛋等食物的,統統定為“糧食鬼”,食物全部沒收外,還得加以殘酷鬥爭,有的還被扣上“壞分子”的帽子,強行管制勞動。

早收造成大損失不算,還要搞個早種造成大減產。

為爭先進、當標兵,我們下種也不落後,繼大年三十在工地上過“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過“革命化的春節”,作備耕,元宵節就破冰下種栽包穀,種子被凍壞了,穀雨節後不見苗,被迫重栽,農民已餓死許多了,不死的也無多少勞動力了,一直補種到六月,這還有多少收成?一個“很先進很紅火”的公社書記也不得不承認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過包穀株,耗子在地啃包穀也要跪著。但上報的糧食產量還是“大豐收”的。

1960年,是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餓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進的長石公社已經開始餓死了,但誰也不敢說。我們原就餐的機關食堂併入人民公社的書記食堂。幹部口糧每月降到21斤,農民的口糧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實際連15斤都沒有吃上,被公社書記和食堂事務長貪污去了,教師開始消瘦、浮腫,吃“糠服丸”(用糠加點糖來治脬腫的藥名)了,但除了上課還要參加農業生產。

人們實在餓得捱不住了,就在勞動之餘打些野菜來充饑,公社幹部發現了,便要收歸公社食堂統一處理。農民被迫在夜間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樣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講道理的農民為求活命采野菜充饑,卻逃不過某些公社幹部的魔爪:當地是燒柴禾,他們發現哪家冒出炊煙來,便破門入室去搜查,發現誰家火上煮野菜,便幾腳把火爐踢壞,鍋碗盆瓢砸掉,並以“破壞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腳踢,還要扣飯幾餐,扣多了就被餓死。扣飯成了公社幹部懲罰人的法寶,已經少得吊命都極難的那幾兩糠糙菜飯,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慾望的人們,為了得到點點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腳踢扣帽子了,還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種白泥)來充饑。但公社幹部做得更絕,他們以鞏固集體食堂為由,將農民家鍋、碗、盆、瓢和火爐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嚴禁在家中吃飯。農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幹部堵死了,於是“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且一發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帶學生到路布管理區去搞“雙搶”:搶收搶種。到那裡一看,不少農戶門前已經長了青草,似好久無人行動了,但進門一看,往往還有個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屍體在屋中,我們的任務就改為埋人了。

所謂埋人,就是將屍體從室內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個土坑,坑內墊點兒亂草,就將屍體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個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內幾乎看不到農民活動了。

我請假回家一次,20來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邊擺著3具屍體和1個奄奄一息的人,已經無人過問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兩個人。有個是在路邊掙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後來有資料顯示:那3年中,全國餓死好幾千萬人。

為什麼餓死那麼多人無人問津?有,只是說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懷大元帥上書的結果盡人皆知,我們當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懷”,地區一位部門的正處級領導到當時全國先進的長石公社檢查工作,發現已有人餓死了,很客觀的向縣委彙報(當時上級派來的工作組也要由地方黨委領導)後,被縣裡上告到地委,說他“想拔紅旗”,結果受到處分,其他人誰還敢說?說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鄉有個公社(這裡補充說明一下:當時的行政區名是政社合一,一個單位兩個名稱,區叫大公社,也叫區;區下屬的鄉,叫公社,也叫鄉或管理區),有的社員已餓死了,但國家在該社的倉庫中還有很多糧食不賣出,於是,公社秘書向區委副書記彙報,想私自開倉濟民,得到默許,他們一夜間便將部分倉儲分給公社附近的群眾,但都造冊登記、簽名領取,共同保密。因有這次開倉,該公社的群眾感激幹部救濟,齊心協力生產,奪得比其它大隊更好的收成,秋後一斤不少地還清了國家倉儲,該鄉死人也少。照說,這應屬愛民之舉,可因“私開國庫”,有關幹部逮捕的逮捕,開除的開除,撤職的撤職。可是,將他們放到群眾中去鬥爭,群眾就是不鬥。後來,通過整風整社,對這些幹部的處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開倉濟民的那個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發“十二條”文件,全國開始整風整社,具體內容是反對“一平二調”:即平均主義、無償調撥錢糧物資;“五風一化”:即虛報風、浮誇風、官僚主義作風、主觀主義作風和幹部瞎指揮風。(此記憶不盡準確,可查檔案材料),向群眾賠禮道歉、認罪退賠,處分了一大批違法亂紀幹部;農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這是文革中批判所謂“劉鄧路線”時才知道的。當時當地只給社員划了自留地、自留山,開放自由市場,但不準糧食上市,也未包產到戶。但改原來的人民公社統收統分的“共產主義”分配原則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分配原則。並實行“三包一獎四固定”。三包的內容大致是,小組包工、農戶包工、農活臨時包工(記不很准),超產獎勵。四固定就是:土地、勞力、耕牛、農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體時,一平二調,已經把土地、勞力、耕牛、農具的歸屬完全打亂了,所以重新劃分並固定下來,才能實現隊為基礎的經濟核算原則。

夏天,我作為工作隊員,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區工作,始知中央已經下了撤銷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黨委還沒有表態,誰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個生產隊,默許那個食堂可以稱口糧給社員回家煮飯,這可違背了紀律,受到批評,但此時已不敢鬥爭和戴右傾帽子了。

寫到這裡,我想起一位郝科長,不知他是哪級派來的,也不知他叫什麼名字,聽公社幹部叫他郝科長。他穿著很舊,戴個“油渣帽”,整天和社員一起,聽社員說活。一天中午飯時,他走到書記食堂保管室門前,大聲叫司務長開門,說:再不開,老子就踢進來了!門開後,公社書記和司務長正在吃飯,馬上請他一起吃飯。他督促著司務長把他們吃的酒肉白米飯抬到大餐廳去和社員一起吃,司務長早被嚇癱了,書記戰戰兢兢,不走。他便罵開了:“你們這些狗日的,群眾吃糠都吃不飽,你們卻肥酒大肉隨吃!”正在用餐的群眾聽到了,內心萬分痛快,但卻不敢拍手,不過,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後來,郝科長叫公社糧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務分給群眾去完成,群眾從中得點細糠來造飯吃。大家說,加工這點米,還得幾頓飽飯吃。雖說吃的不是盡糧飯,群眾也已滿意了!

郝科長走了,全縣整風整社的試點就在瓢井進行。大會上公開逮捕了公社、管理區和生產大隊三級的3個領導人,而後是3個“紅旗”管理區的書記被逮捕,一個“白旗”管理區的書記借出糧食來支援重災區。當時評先進的標準就是看誰的糧食產量報得多,多者插紅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大躍進”的錯誤開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實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離職進修中師。

2008年1月24日修改於深圳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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