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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只堪哀:一對母子在土改中的「凈身出戶」遭遇

原來,這個平分土地的階段,人們叫作「刮大風」,就是不分地域,這個屯子的可以到另一個屯子去揪鬥地主,另一個屯子的也可到這個屯子來揪鬥地主;也稱之為「掃堂子」,即地主全家人不許帶任何東西,全被攆出家門,使之凈身出戶。翻了身的農民被發動得瘋了似的為所欲為。隆冬數九,那些被攆出家門走投無路的人們只有選擇一死了之,以求解脫,因此上吊的、跳井的隨處可見。

在清理舊物時發現民國三十五年(1946)屬於奶奶的一紙“分家單”(圖1),並看到一張母親與弟弟攝於1950年的二寸合影照片(圖2)。睹物思人,將近七十年前的往事在腦海里又翻騰了出來。

我的老家是黑龍江省青岡縣。父親是小學教員,因病二十九歲就去世了。母親在父親臨終時向他表示:“你放心走吧,我絕不走道兒(改嫁),一定把兩個孩子給你帶大成人。”童年的記憶里,母親與嬸嬸常常吵架。詳情對於還是小孩子的我來說不能盡知,大致不外是由於父親治病賣掉了共有的房產中的幾間房子所導致。母親是剛強的人,不願再在這種氛圍下繼續生活下去,在老親故舊的主持下分得了九間土坯房(當年我家曾開過駐車馬的大車店,留下了一座土坯房的院落),帶領兩個孩子搬出了老宅,遷到一位本族長輩家的東廂房居住。這一年母親三十六歲,我十五歲,弟弟七歲。

分家的主持人們一致認為,一個寡婦人家帶領兩個孩子支撐門戶,僅靠幾間破房子的租金維持生計實在難以為繼,於是議定讓老太太跟著“老大家的”(大兒媳婦,即我母親)過,一方面對孩子也是個照應,另一方面有老太太這份養老的家產收入,也能對生活有些補貼。就這樣,奶奶帶著她分得的四垧土地(原是作為家族墳地之用,父親就埋葬在這裡)和兩間小平房與我們住到了一起。婆媳一對寡婦領兩個孩子,日子雖然過得緊緊巴巴倒也平平安安。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幾個月後奶奶因病去世,母親的難過自不必說。禍不單行,僅過了幾個月,一場天大的災難又接踵襲來。

此刻,初中已畢業的我也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繼續上學本縣沒有高中,到外地就讀所需的費用又負擔不起,只得另謀打算了。有本家叔叔的親戚去哈爾濱跑買賣,母親便央求人家把我帶出去尋找出路。到了哈爾濱本就沒有什麼投奔的目標,整日里彷徨在街頭,很是焦急。

有一天,機會終於來了,在一家電影院附近的廣告欄上看到了一張東北郵電學校的招生簡章:管吃、管住還不收學費。懷著忐忑和興奮的心情去報名應試,等到那兒一看,城裡的考生們不論男女穿戴都整整齊齊,其中還有穿皮鞋的、穿呢子大衣和戴眼鏡的,而我一身棉袍子、棉褲腰的中式打扮,相形見絀,頓感自慚形穢,心早涼了半截。誰知我竟然被錄取了,而且開學後見到的同學多半都是我們這些外縣的“土包子”。我被分配到報務班學習拍電報,時間是1947年10月份,後來規定從這一天起我就算是參加革命工作了。雖然學習緊張、生活艱苦,但對前途充滿憧憬,過得還是很愉快的。

這一年冬天特別冷,一進臘月零下40攝氏度的天氣是經常的。此時正是土地改革進行到高潮時期,即平分土地的階段,哈爾濱市裡的大街上經常能看到從外縣帶腔進城來緝捕逃亡的地主的“貧民會”的農民,但農村土改究竟是怎樣的情形,我並不知道多少。

過年期間,學校放假三天。大年三十的午間我急匆匆地往家趕,趕到蘭西縣城時已是傍晚時分,到青岡時已無車可搭了。年三十的晚上,臨時搭伴的幾個同路人胳膊挽胳膊地在雪道上星夜兼程,幾十里路,到家已是大年初一的黎明時分了。我迫不及待地去敲自家的門,豈料裡面卻應道:“你媽搬到七老太太的北炕去了。”這七老太太是本族中一位窮苦的長輩,年已七十多歲,我稱她為七太奶。我心中納悶不已,不知發生了什麼。

原來,這個平分土地的階段,人們叫作“刮大風”,就是不分地域,這個屯子的可以到另一個屯子去揪鬥地主,另一個屯子的也可到這個屯子來揪鬥地主;也稱之為“掃堂子”,即地主全家人不許帶任何東西,全被攆出家門,使之凈身出戶。翻了身的農民被發動得瘋了似的為所欲為。隆冬數九,那些被攆出家門走投無路的人們只有選擇一死了之,以求解脫,因此上吊的、跳井的隨處可見。聽說南門外韓家河屯子,一戶姓何的人家,全家大人小孩都跳進了一口井裡。此時,《中國土地法大綱》已經發布,中秧發覺了這種極左的做法後,立即進行糾偏,加以制止,不然其慘烈的後果還不知要持續多長時間。

母親和弟弟被凈身出戶後無處棲身,虧得這位窮本家七太奶收留了落難的母子倆,留住在她家的北炕,碗筷和糧食也都是她給拿過來的。大年初一早上,老太太給端過來一碗餃子,我不吃,母親非叫吃,南炕的老太太也說過年就得吃餃子。我吃了一個,母親吃了一個,剩下的便都給了弟弟。到了晚上,睡覺的感受讓我終生難忘,沒有被子,只有母親和弟弟共同搭腳的一條麻袋。母親非叫我蓋,我怎麼能蓋呢!我只好打個囫圇身、穿一身棉衣睡在熱炕上,真是熱得難耐,想脫衣裳透透風,但沒有蓋的又太冷,只好忍著,翻來覆去熬到天亮。大年初二,我哪兒也沒去,陪母親待在家裡。

其間,母親一句也沒說被貧民會弄去受過什麼委屈。做夢也沒料到,當初分家的主持人的一片好心,前後僅一年的工夫卻落得這麼一個下場,但母親一句怨天尤人的話也沒有,也沒掉過一滴眼淚。看到我難過,母親還用“趕上這年頭了,又不是咱們一家攤上”這些話來安慰和開導我。初三的早上,我含淚回了哈爾濱。

回到學校,我把一條毯子、一床褥子和其它能捎回去的東西都給母親捎了回去。驟然減少了這些鋪蓋,睡覺時感到特別地冷,但我想到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弟弟,縱然再冷我也能咬緊牙關忍耐下去。雖然斷了經濟來源,好在吃住都不用花錢還能繼續學習。所有花錢的道兒只得全免,星期天也不逛街了,沒有錢坐公共汽車,不坐車跑壞了鞋,掌鞋又沒錢。至於年輕人嚮往的看電影這種奢侈的事,連想都不敢想了。

住在農村的老舅知道了我家的情況,正月初幾把他老姐姐和外甥接了去,這算是生活暫時有了著落。母親幫助干農活,弟弟攬了幾頭豬當了放豬的豬倌兒。後來聽別人告訴我,那時弟弟因為一個人孤伶伶沒有夥伴,抱著鞭子守著幾頭豬在大地里整天地哭。轉過年來,弟弟九歲了,已過了該上學的年齡還不能上學,母親很是著急。也該是天無絕人之路,恰在此時縣裡捎信來說,政俯落實政策把歸公的房產退還給房主。母親喜出望外,以纏過又放了的小腳走了幾十里的路程回到縣城,辦理了收回的手續。母親帶著弟弟返回了縣城,弟弟才得以入了學。靠幾間破房子的房租不夠弟弟上學和母子倆的生活開銷,其大部分生活來源靠養一口豬、母親紡線和秋收後娘倆到人家收割後的地里撿拾莊稼維持。

當時形勢發展很快,急需通信人才,我們在校僅學習了十個月就畢業了。1948年8月份,我被分配到合江省的省會佳木斯市的郵電局實習,組織上認為我能獨立工作了,轉年3月份便把我調到勃利縣郵電局頂替那裡調離、南下的報務員的空缺。一個人負責整個報務工作,值機、投遞全是一個人做,沒有節假日也沒有夜休班。這期間解放戰爭如火如荼,電報業務量大增,工作壓力很大,生活也很苦,工資又很少,除了飯伙的支出是固定的“包伙”而無法節省外,其它連穿衣服我都計算著花,1949年冬天我沒有捨得買棉鞋,僅穿單鞋過的冬。省委往各縣發機要電報都在午夜十二點左右,穿單鞋去縣委會送電報,又冷又害怕,腳凍得被貓咬了一般。每花一分錢都會想到老家無依無靠的母親和弟弟,能省就省了吧。那年除夕夜的情景我終生難忘!每當發了工資立馬寄了錢回去,我的心裡才覺得踏實。

自從1948年大年初三與母親他們娘倆分別,因工作無人替換請不下假,直到1951年10月份趁工作調轉之機才得以回去看他們。這張母子合影的照片,是1950年母親在縣城照相館拍照後主動寄給我的,想必是她怕我想她,以此證明她現在的生活很好。母親是剛強的人,從照片上看她情緒很好,從不讓人看到她愁眉苦臉的樣子,內心的苦水只有暗自咽下。那年分手時,我還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少年,而此次歸來已成長為一個大小夥子了。記得見面時,母親驚喜地又摸我的臉又摸我的手,彷彿是在確認發生在眼前的現實是真的嗎?如今我已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諸般事宜輕易不會再引起情緒波動,但是每想起當年的這些情景仍激動不已,禁不住老淚縱橫。

1954年我結婚,出乎意料的是,母親給了我五百元錢,這一筆錢在當時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我便問她錢的來路,她說:“主要是你這些年寄回來的錢,我盡量不花,給你攢起來的。”有這五百塊錢,我的婚事辦得比一般同事體面得多。

1956年,我在牡丹江郵電局工作,單位分配了家屬宿舍,便把母親和弟弟從老家接了出來。婆媳關係處得很融洽,而且我還有了三個孩子。正當母親苦盡甘來,應該享受晚年天倫之樂時,卻在六十八歲時因病與世長辭了。母親走得很安祥,表情很平靜,想必是實現了當初她對父親的承諾而感到欣慰吧。

母親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雖然沒讀過書,但縱觀她一生的人生觀,卻給我如何面對人生的態度以很大的啟迪和教育。一、她認準的事一定克服萬難去實現。為了把兩個孩子拉扯成-人,遭受多大的挫折和苦難也毫不放在眼裡,始終都抱著樂觀的態度一往無前。二、對逆來的現實能理智地對待。我家並未被劃為地主成分,就那點做墳地用的土地夠不夠劃為地主成分姑且不論,僅以“掃堂子”和凈身出戶來說,為使階級矛盾激化到極點的目的倒是達到了,但把人往絕路上逼,實在是有失人道,更何況是對待孤兒寡母?而眼前她卻不考慮那麼多,她認為既然已經無法扭轉現實,那拿好自己的主意就是了。

……(後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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