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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內幕 秦城監獄中共最高層的嬌妻 美女們慘遭蹂躪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張潔清、羅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麗莎)、潘漢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遺孀楊之華以及饒漱石前妻陸璀等人。與嚴慰冰的牽連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獄不同,這幾位都是受到丈夫牽連,出於審查和「保密」需求。

“娜拉”們到延安之後的出路,大體上是嫁給高幹,成為政治鬥爭中的附庸,命運隨婚姻而沉浮。一旦高幹落馬,夫人容易被牽連入獄,王光美、嚴慰冰、葉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為最突出。賀龍被打倒後,毛澤東曾貶損他說“我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辦公室的主任”,一方面為與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氣,同時也敲打林彪和葉群。但聯繫到江青自己,毛的話實極具反諷意味。夫人之間的公案,實際是黨內鬥爭主旋律的伴奏。

江青(左)與王光美拼圖

作為兩位前“第一夫人”,王光美和江青在秦城上演了“換房”橋段。

王光美出身大家,畢業於輔仁大學,父親曾任民國總長,抗戰勝利後從北平軍調處轉赴延安,是劉少奇在中共勝利入城之際續娶的第四任妻子。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對待夫人態度上風格不同。1950年代到1960年代前期,江青尚處於政治舞台邊緣,只是擔當毛主席秘書一類角色。由於毛澤東除建政初訪問蘇聯外從不出國,江青也無機會對外展示其第一夫人風采。王光美卻時常隨劉少奇出國訪問,尤其以1963年出訪東南亞四國最為風光,從而招致江青嫉恨。

文革之前的“四清”運動中,劉少奇更是放手讓王光美在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抓蹲點,推廣“桃園經驗”。凡此種種皆為犯忌之舉。王光美回憶,“四清”運動期間,一次在中南海春耦齋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對王說:“我現在身體不好,下不去了。你身體好……”妒意溢於言表。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打成“內奸、工賊、叛徒”並含冤身亡後,王光美被株連,罪加一等關入秦城,備受折磨。一種傳言是王光美曾被判死刑,毛澤東“刀下留人”。原周恩來傳記組長高文謙考證,事實是專案組曾建議對王“永遠開除黨籍並懲處”,沒有說明懲處是生刑還是處決,專案組牽頭人江青批示“擬同意”,留下了處決可能性。周恩來批示“應判刑”,或有針對之意。毛提出“保存活證據,對將來有利”並批示“暫不宜判刑”。同時高文謙披露,江青曾私下對毛要求處王光美死刑。1978年12月22日,王光美獲釋,而一年零八個月以前,江青已經進入秦城受審。

參與審判江青案件的法官王文正,記錄了這一起“換房”戲劇的落幕:1980年的一天,法官們正在秦城監獄預審室里觀看預審江青的錄像,一輛轎車開進秦城大門,車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在有關人員引導下,向預審室走來。進屋之後,她靜靜地坐在一旁同法官們一起看預審江青的錄像,看得很認真。

錄像結束之後大家看清,原來這是王光美。出獄兩年後,她故地重遊,特地來觀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錄像。王熱情地同法官們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錯,但剛才看錄像的激動似乎還未平息,眼眶裡含有淚光。王光美環顧一下這間昔日她也曾受審的房屋,對法官們感慨道:“一場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卻在這裡被關了12年,比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時間還長啊!”

落幕之後,尚有尾聲。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北京正義路一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第一次開庭。審判庭樓上會議室設有閉路電視,供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此觀看實況。審判台下有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賀龍夫人薛明和羅瑞卿夫人郝治平三人坐在前排中間的旁聽席上,觀看了江青被兩名女法警押上被告席的一幕。王、郝二人,都是秦城的前“房客”。薛明也曾因與江青的過節,在賀龍過世後受到拘禁。

江青和王光美的秦城戲劇有一個前奏,即牽涉林伯渠夫人朱明的“匿名信事件”。

1954年,隨毛澤東在浙江的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從上海發出,由浙江省交際處轉江青,使用華東文委信箋,內容是寫江青1930年代在上海的風流史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警告江青不要為所欲為。江青接信非常惱火,曾對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哭訴。因寫信人深知江青1930年代的歷史及黨內上層情況,江青推斷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當時浙江省公安部門由王芳主持立案偵查,稱為“18號案”,多人受到懷疑,但未破案。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主要是希望對林伯渠遺體不要火化,容許土葬,並強調林伯渠既是共產黨員也是同盟會員,可以區別對待。此信被用於與匿名信查對,兩封信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服安眠藥自殺。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朱明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朱明的自殺當時震動甚大,內幕不明,直到近年王芳回憶錄出版才披露真相。

朱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原名王鈞璧,生於1919年。出身大家,多才多藝,抗戰之初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延安整風中,身在中央黨校三部的朱明以一篇《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反省教材被樹為改造典型。在這篇文章中,朱明大膽袒露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的看法上與黨相左,譬如對共產黨、毛澤東曾有懷疑、對共產黨宣傳“國民黨假抗戰”的反感、認為蔣介石才是中國領袖等,以此將自己樹為王明“右傾”路線的反面典型,揭示自己世界觀和靈魂的知識分子劣根性。她經過“搶救”成為“新人”的轉變歷程,成為整風成效活生生的例子。學者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引用了朱明的反省作為分析樣本,認為朱明反省的最大特點是坦率性、深刻性與廣泛性,堪稱標準的反革命百科全書,為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論斷提供了充足論據,因而成為樣本,應該是在誘導啟發之下寫成的。

1945年,朱明嫁給了年屆60歲的林伯渠。同為捨棄家庭奔赴延安且嫁給高幹的“娜拉”,她何至對江青有如此惡感,以致寫匿名信,令人回味,也足見江青在延安結怨甚深。一個旁證是,賀龍的妻子薛明也因為貶斥江青,在賀龍身故後仍受到批判關“牛棚”。薛明亦是一位延安女性。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做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延安整風的反省標本和1950年代的匿名信,是朱明在歷史上留下的兩次痕迹,即使是官方出版的林伯渠傳記中,在介紹林伯渠的婚姻內容中,朱明也僅在1946年出現過一次,近似史鐵生在《務虛筆記》中所說革命歷史中被摳掉的“人形空白”。

另外一起與秦城有關的“匿名信事件”則發生在陸定一夫人嚴慰冰和林彪夫人葉群之間。

嚴慰冰入獄是由於檢舉葉群的“匿名信事件”。嚴與葉群早年並無利害衝突,同樣出身於大家,嚴慰冰父親早年加入中共,她考取中央大學後隨母奔赴延安,在抗大畢業;葉群則為國軍少將庶出之女,在一•二九運動中接近中共,以後到達延安。二人同為延安名媛,各自嫁給高幹,嚴慰冰相比下更為根正苗紅。1949年之後二人工作亦無交集,卻由於出身和做派不同,令嚴對葉群產生了難以抑制的惡感。

嚴慰冰妹妹嚴昭稱,1942年延安開展整風,在清查歷史檔案時,發現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等問題。嚴慰冰得知消息,曾向葉群所在單位馬列學院黨組織反映。後來葉群和林彪結婚,此事未再追究。1943年,葉群在中央醫院生了第一個孩子,正好嚴慰冰也在住院。葉群經常要吃雞湯,曾要警衛員頭頂雞湯泅水過延河,更引起嚴慰冰反感。

葉群在延安時期的生活做派,陶鑄夫人曾志的回憶錄中亦有提及,稱她在整風期間情緒受到打擊,生活上弄得亂七八糟,在洗臉盆里大小便,甚至尿在曾志的臉盆里。林彪寄給她的新白布,她撕碎了打草鞋,曾志對林彪找了這麼個人感到奇怪。

1949年後進城,葉群作風未變,要權要官,一次次提級,成了林彪辦公室主任,在軍隊頤指氣使。嚴慰冰則一直任教員,早年對葉群的意見更形深化。

根據林彪部下邱會作回憶,嚴慰冰對葉群的惡感,還來自於延安時期陸定一曾追求過葉群。在嚴慰冰的揭發信里,還說葉群在延安時期男女關係混亂,曾是在“搶救運動”中被處決的王實味的情婦,引得林彪出面作證葉群是處女,也沒有跟王實味等戀愛過。

嚴慰冰的匿名信中痛罵葉群,當然也涉及林彪。公安部門多方查對筆跡未獲,以後卻由於嚴慰冰與葉群在友誼商店購物時相撞,受到葉群叱罵而氣憤難平,向總政寫信反映,信到了林彪手裡被看出筆跡,嚴慰冰因而被隔離審查。

關於筆跡被發現的經過,尚有另外的說法,稱當時林彪在外地,不可能辨認嚴慰冰筆跡。秦城監獄管理員何殿奎稱陸定一對他口述,一次嚴慰冰的匿名信放在陸定一辦公桌上,被秘書看見,認出是嚴慰冰筆跡,因此事發。為查清陸定一與匿名信的關係,公安部以考查的名義,安排陸定一到南方旅遊,在此期間匿名信照舊出現,因此說明陸定一與此事無干。但此後陸定一仍舊受到牽連,在康生和林彪力主下打入監獄。此前,嚴慰冰已經被投入秦城受審。嚴慰冰的三個妹妹也被關押在秦城同一監區。

陸定一在出獄後曾說過:“嚴慰冰之所以寫匿名信,是因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許多人不相信,因為她除了與我吵架和寫匿名信外,處理其他事情還是正常的。我曾請教過北京一家醫院的神經科主任,了解到確實有這樣一種精神病,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很正常,對某些特殊事件,表現很不正常。嚴慰冰得的正是這種病。”

嚴慰冰發病的由來,據說始於“三反”。1952年開展“三反”、“五反”,領導運動的人企圖把嚴慰冰和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當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兒媳打成“大老虎”,整了她們兩人的材料,開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的大會,要她們交代問題,又不讓她們申辯。後來經過調查,她們都沒有問題,但受過這樣的刺激,嚴慰冰就得了精神病。

“匿名信事件”尚有一段插曲。由於嚴慰冰寫信使用“王光”“黃玫”的化名,又聲稱“咱倆是同學,誰也知道誰”(王光美早年曾與葉群在北京女師大附中同班同學),從而牽扯了王光美,一度成為筆跡重點排查對象。文革結束後,王光美和兒子劉源曾接受訪談專門談此事,稱嚴有挑撥之嫌。此事亦在吳法憲的回憶錄中提及。

葉群、嚴慰冰、王光美同為拋棄顯宦家庭出身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五四時期,魯迅曾針對婦女解放提出“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認為她們或者墮落,或者回來。到了延安時期,娜拉問題以投入革命陣營、嫁給老幹部“修成革命果”而得以解決。但她們隨之也成為依附組織與丈夫的“革命人”,陷入黨內鬥爭的漩渦。

匿名信事件可稱是奔赴延安的“娜拉”們修成正果之後的一段“夫人公案”。在秦城中,王光美與嚴慰冰同在201監區二層中段女監,王光美曾從零星聽到的聲音,猜測鄰居可能是嚴慰冰。

秦城中的夫人一族尚有彭真夫人張潔清、羅瑞卿夫人郝治平、李立三夫人李莎(麗莎)、潘漢年妻子董慧、瞿秋白遺孀楊之華以及饒漱石前妻陸璀等人。與嚴慰冰的牽連丈夫、王光美的遭忌下獄不同,這幾位都是受到丈夫牽連,出於審查和“保密”需求。

李莎(俄文名麗莎)是舊俄一位農場主之女,父親在蘇俄革命後不久被契卡抓捕,在車上吞下藏在戒指里的毒藥。李莎早年在遠東邊區出版社做校對看到政治小冊子《反對李立三主義的鬥爭》,第一次接觸到這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後來在莫斯科上工農速成班期間與李明(李立三)相識。此時李立三已經歷四次婚姻,生有兩男三女。1935年二人結婚,此後李立三因為與王明的矛盾未能及時回國,1938年被關進內務部監獄,這裡也是索爾仁尼琴牢獄生涯的頭一站。在“老大哥”的監獄裡,李立三曾遭受橡皮棍打頭和關“小號”的懲罰。李莎前往各所監獄排隊探尋,後來終於在塔崗卡監獄得知李立三下落,定期前往送錢物。當時李莎自己被開除團籍,哥哥也被判刑勞改修運河。1939年葉若夫被處死,肅反落潮,貝利亞著手糾偏,李立三在年底被釋放。二人艱辛熬過了衛國戰爭,生下女兒英男。1945年延安“七大”上,毛澤東親自提名將已被共產國際開除黨籍的李立三選進中央委員會,隨後回國,李莎也輾轉前往中國。在東北,李莎和孫維世有交往,並曾當葉群的俄文老師。此後,李莎在北京俄文專科學校任教。中蘇關係破裂後,李莎受到內部審查,查無實據,於1964年加入了中國國籍。

李立三在1949年後任勞動部長和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卻在1951年因為主張工會獨立於行政、保護工人利益的“工團主義”被批判為“社會民主黨”,1954年被免去勞動部長,變為李雪峰手下的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的“八大”上,李立三就自己的歷史問題再次做了檢討。此後不久,毛開始將李立三與饒漱石、王明、張國燾等人相提並論。中蘇交惡後,李莎問題也成了李立三的嫌疑。面對周恩來和康生的談話壓力,這位“左傾”代表人物顯出了自己人性的一面,寫信給周恩來為李莎申辯,以早年在蘇聯坐監獄時李莎的忠貞為由,堅持“我們是患難夫妻,不能離婚”。

文革來臨後,李立三被打成彭真死黨,又在1967年開始的“揪叛徒、特務”風潮中受到揪斗,被打成“裡通外國”分子。1967年4月20日,李立三和李莎在批鬥會後被分別帶走,李立三握著李莎的手說了一句“保重”,二人就此永別。兩天之後,拘押中的李立三在午飯時間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留下遺書給毛澤東稱:“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李的遺體以“自殺者李明”名義火化,骨灰以“無人招領”為名和一些所謂盲流的骨灰深埋於北京東郊。一位中共早期最高領導人的人生如此謝幕。

李立三的女兒李英男對筆者稱,父親雖然留下了遺書,但死亡並非沒有疑點。李立三處於警察和紅衛兵的嚴密監控之下,致死的上百片安眠藥不可能自己覓得。從家中被帶走時,李莎給他的安眠藥只剩下幾片。遺書字跡顫抖,顯示出是在極大的心理壓力下寫成。服藥後過了大半天,李立三才被送到醫院。這一切都像是要刻意導向李立三表面上的自殺。在以後打擊“五•一六”分子的運動中,周恩來曾在華北局提出要調查李立三死因,此後不了了之。平反過程中,李英男和母親一起向中組部反映了對李立三自殺的懷疑。李英男分析,父親的不得不死,可能和康生有關。在生前不久,李立三在一封寫給毛澤東回顧自己在蘇聯經歷的信中,提到1935年在蘇聯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有人想推選王明為中共領袖,李立三不贊成此事並向康生彙報過。李立三在給毛的信中說,此事康生知情。康生最忌諱別人提起他在蘇聯緊跟王明的歷史,這封信發出後不久,李立三就服藥身亡。李英男得知中央文革有人說“李立三是活的檔案袋”。

類似的情節發生在馮仲雲身上。馮仲雲被打成蘇修和朝修特務,在批鬥中身死,馮憶羅認為死因之一是“六三指示信”的內情。1936年初,由於國際形勢導致共產國際的政策變化,王明、康生主持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兩人名義向東北抗聯下達了“六三”指示信,要求他們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停止反對地主,並在“滿洲國”內尋求利用灰色工會等形式合法活動,避免決戰“等待更大事變”。這封指示信當時引起了抗聯領導人之一、也是馮仲雲戰友趙尚志的反對,雙方互相以“左傾”“右傾”相指責,趙尚志以後被開除黨籍,成為抗聯歷史上聚訟不已的公案。

一直到1985年,仍需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胡喬木、楊尚昆、薄一波批示同意,由中央黨史辦馮文彬、韓光主持召開東北抗日聯軍歷史問題座談會,召集在世的東北抗聯“老人”統一思想認識,會議重點是把王明、康生個人的“右傾”與“六三指示信”的統一戰線策略分開。馮憶羅說,1949年後馮仲雲曾經問過康生“六三指示信”的問題,康生當時說跟他沒關係,是王明拿給他例行簽字的。馮憶羅認為,父親的這一次詢問,觸及了康生的忌諱,有可能最終導致了他的喪命。

如同江青上海時期歷史的知情人難於倖免,康生在蘇聯時期緊跟王明歷史的見證人亦難逃清洗,李立三、馮仲雲、師哲等人即是例證。

李立三自殺後,李莎被當作李立三與蘇聯之間“裡通外國”的“特務上級”押入秦城,被單獨監禁八年,獄號77(註:李莎記憶如此,或許前面尚有兩位年份編號)。她不知道李立三的死,也不知道自己的兩個女兒和多位好友也被在“李立三特務集團”的名義下送進秦城。和嚴慰冰一樣,李莎受到了夜間車輪提審、連續訓話,希望通過口供將早年在工運中有過交遊的“李立三特務集團”與“劉少奇司令部”歸併起來。因未得下文,李莎被專案組多年掛起來。1975年,李莎被放出秦城獄門,遣送到山西運城,1978年底才回到北京。1979年李立三獲得平反,李莎回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學直到退休。在一封晚年給胡耀邦的信中,她自稱將“結草銜環”報答“立三同志的祖國”。

在秦城中,李莎與王光美囚室比鄰,出獄平反後王光美曾看望李莎,感謝李立三沒有亂供所謂劉少奇充當斯大林間諜的問題。

李莎的案件牽連了好友葛拉尼婭,她和李莎一樣來自蘇聯,是中共早期高幹、原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的夫人。

葛拉尼婭出生於蘇聯的白樺林村莊中,衛國戰爭期間來到莫斯科當紡織女工,正像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淚》的原型,但她此後的命運迥然不同。葛拉尼婭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公寓當臨時女傭,遇到了來莫斯科養病的陳昌浩。陳昌浩自西路軍失敗之後嚴重受挫,被送往蘇聯治病。葛拉尼婭接受了比自己大20歲的陳昌浩的求婚,二人生有一子。1949年之後,葛拉尼婭隨陳昌浩歸國,結識了李莎,成為密友。陳昌浩原在中央編譯局工作,1957年反右中被貼了大字報,以後在青島療養院一住數年,不問家小。看不慣此事的李立三曾寫信規勸陳昌浩。

中蘇關係交惡後,發生了一件蹊蹺事。崇文門附近有一家代客加工毛衣的個體編製戶,款式花色多樣,手藝不凡。李莎和葛拉尼婭慕名前往,在此偶遇亦來加工毛衣的蘇聯大使館夫人。葛拉尼婭將此事告訴陳昌浩,不料陳昌浩將此寫成材料,誣告李莎和蘇聯大使夫人在毛衣店秘密接頭。並稱李莎是“修正主義分子,常給蘇聯大使館送情報”,並“帶壞了葛拉尼婭”。葛拉尼婭因此和陳昌浩大吵一架。此後不久,陳昌浩提出離婚,理由是葛拉尼婭是修正主義分子,“竭力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官司打到了法院,判決離婚並均分財產。

文革爆發後,陳昌浩成了本單位的“造反派”,但不久後被人挖出歷史問題,打成“牛鬼蛇神”,1967年11月被迫害致死。葛拉尼婭在李莎入獄後不久被逮捕,送入秦城監獄。被捕之時,葛拉尼婭出於驚慌,蓬頭垢面在大街上振臂高喊:“斯大林萬歲!”在秦城度過八年後,葛拉尼婭被釋放,精神已經失常,陷入幻聽幻視,認不出前往探監的兒子。晚年葛拉尼婭思念家鄉的黑土和白樺林,帶著兒子回到莫斯科,沒想受到戒備驅逐,不許其兒子兒媳居留,葛拉尼婭只得舉家返回中國。這次經歷對她打擊很大。幾年後,葛拉尼婭全家遷往澳大利亞,去了一個和自己毫無關係的“第三國”,度過了殘年。

 

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則將性命留在了秦城荒郊。

瞿秋白早期主持了在大城市發動武裝起義的“八七會議”,是左傾路線代表。以後在上海與魯迅合作寫文章期間,又曾被批評為“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但由於身負文名,為人正直,被王明排擠取代,在蘇區後期屬於靠邊站對象,擔任教育部長的閑職,與同樣賦閑的毛澤東關係不錯,時常詩詞唱和。當時楊之華在上海,瞿情緒低沉之時毛常開玩笑說:“是不是想楊之華了?”多年後毛還曾對楊尚昆說:“瞿秋白懷才不遇。”瞿楊生別情形與賀昌作別黃慕蘭相似,不過楊之華沒有奉命與瞿秋白分手另嫁他人。長征出發之時瞿被棄在蘇區,被昔日學生宋希濂俘虜,蔣介石下令槍斃,死前留下一篇《多餘的話》。

由於這篇《多餘的話》發表帶來的影響,加上他生前的“政治錯誤”,瞿秋白的問題曾經成為一個懸案。在1945年“七大”《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瞿秋白被認定為“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英勇犧牲”,與李立三、博古、王明等有所區別。據瞿秋白養女瞿獨伊講述,楊之華從蘇聯回國到達延安,毛澤東特邀楊之華、瞿獨伊母女到家中做客,鄭重地通知她們,瞿秋白的問題解決了。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楊之華致函毛澤東,請其為文集題詞。根據相關記載,毛欣然命筆,稱“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毛肯定了瞿秋白臨難不屈,並且說:“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題詞日期是1950年12月31日。

但不知出於何種考慮,毛將題詞裝進信封,寫下“送交楊之華收啟”後,卻並沒有寄出。直到1980年,才從毛的私人檔案中意外發現了這封塵封三十載的信件(據馬長虹《瞿秋白兩度擔任中共領袖》,載《炎黃春秋》2012年4期)。1955年,瞿秋白遺骨被從福建移來,安葬於八寶山,周恩來主持儀式。

從1963年開始,形勢發生變化,毛澤東由於對劉少奇的惡感,開始關注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恰巧後來的文革紅人戚本禹發表了《評李秀成的自述》,批判太平天國專家羅爾綱的“假投降”論,認為李秀成的自白是晚節不終。戚本禹寫這篇文章本來是影射彭德懷的“晚節不終”。因為周恩來不贊成,在中宣部組織社科院近代史所召開的專家會議上受到眾人批判,戚本禹正準備寫檢討時,毛注意到了這篇文章,再一次搭救了這位當初反右運動中的“司馬”。毛把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聯繫,開始製造“叛徒”“反修”輿論。毛對陸定一說:“今後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誌敏烈士。”於是瞿秋白的亡魂被重新召回,成為文革部署的祭品。據文革後中紀委調查組找尚在秦城牢中的戚本禹所做的談話,戚本人是“瞿秋白的崇拜者”,完全沒有針對瞿的意思。文革初期,周恩來找過戚本禹,讓戚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戚讓手下兩個人草草弄了一個東西塞責,自己不忍心動手。

一旦被用於製造“叛徒”輿論,瞿秋白難免再次“遇難”,楊之華也就難於倖免了。根據專家披露,關於瞿秋白的歷史問題,公安部從1954年開始由羅瑞卿直接指導十三局進行了調查,積10年之功形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實瞿沒有變節問題,卻因為不合時宜被封存。

為了打造陳伯達提出的“兩條路線的鬥爭”,瞿秋白被與陳獨秀、李立三、博古、王明、張國燾進行歸類,《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被推翻。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對周揚、陸定一、周恩來都談到,說李秀成的問題是16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瞿秋白也是如此。毛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實際上就是變節。這是宣判了當年摯友的“死刑”。此舉也得到了看透其心意的周恩來等人的附和。先前曾組織批評戚本禹文章的周恩來說人死了不一定蓋棺論定,瞿秋白雖然死了,但是他晚年還是變節自首。根據當事人披露,周恩來至少六次對紅衛兵如此談到瞿秋白。其他康生、陳伯達、江青、戚本禹都有類似談話。《多餘的話》成為禁書。翻譯家楊憲益在文革中坐進半步橋監獄,出獄時獄方沒收了在抄家時搜得的兩本書,其中一本即是《多餘的話》。

江青在一次講話中暗示地說:“八寶山也不都是烈士,還有瞿秋白嘛!”1967年初,一批紅衛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親的墓,另一支紅衛兵到濟南掘了瞿秋白父親的墓。2月7日,一批紅衛兵到八寶山,砸了瞿秋白的墓碑。5月12日,北京政法學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隊伍到八寶山掘墓揚灰。

瞿楊感情甚篤。《多餘的話》的結尾在“生命的滑稽劇即將落幕”後說道:“我留戀什麼?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並且說“我許多次對不起這個親人”。婚後瞿秋白刻有“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楊之華原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時的學生,瞿清癯的文人風度讓楊之華一見傾心,後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家中相識,瞿秋白介紹楊之華入黨。瞿秋白追求楊之華之時,楊之華原有愛人沈劍龍,系沈玄廬之子。經過三人促膝“談判”,同日在《民國日報》刊登三則啟事:楊之華與沈劍龍離婚;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瞿秋白被定案後,楊之華作為遺孀不可避免被牽連。文革初起,《多餘的話》被稱為叛徒自白書。何況她本人又有1936年在蘇聯“大清洗”中被王明授意關押以及1941年回國在迪化(烏魯木齊)被盛世才軟禁五年的經歷。

1967年下半年,楊之華被關押到秦城監獄,誣為“新疆叛徒集團骨幹”。在監獄裡,本已患有骨癌的楊之華遭到連續突擊審訊。瞿秋白、楊之華的女兒瞿獨伊,被視為“同案犯”隔離審查,住了10年“牛棚”。1973年楊之華已經生活不能自理,中央專案組卻由於獄規不讓女兒瞿獨伊前去照顧。瞿獨伊給周恩來寫信,請求母親保外就醫。楊之華的妹妹楊之英10月17日趕往北京探視,見姐姐已體瘦如柴,說話聲若遊絲,三天之後凌晨,72歲的楊之華病逝了。楊之華曾對專案組人員說:“不要讓我死在監獄裡,對黨不利”。卻未得到理睬。死前楊之華對楊之英耳語:“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瞿獨伊始終認為母親死因不明。

瞿秋白與楊之華的命運悲劇牽連進了另兩位女性,其中一位是項英夫人張亮。瞿秋白被捕時,在場者只有身懷有孕的張亮和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周月林。兩人被判刑關押,後來經人保釋出獄。瞿秋白在獄中本來化名一位醫生,卻被人告密。張亮出獄後去找項英,項英因懷疑她出賣瞿秋白不理她。此後張亮下落不明,傳言稱項英當場槍斃了張亮。但根據項英女兒項蘇雲回憶,項英當時只是給了一些錢讓張亮離開,從此二人再未見面。項蘇雲後來了解到,張亮以後帶著項英的幼子去了延安,送去保育院撫養,項蘇雲在保育院見到了三歲的弟弟。但張亮到延安後卻莫名失蹤,以後再無下落。

直到近年,項蘇雲得知公安部一位老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透露,延安時期,他在康生手下參加專案組審查。據他回憶,他們抓住了一男兩女,懷疑是托派,用黑布絞頭審訊。這位老幹部負責審查的男的被槍斃了,兩個女的被康生下令勒死。他聽說其中一個是項英的夫人,她出賣了瞿秋白。這件事情之後,老幹部也險些被康生以某種借口除掉,他是羅瑞卿的部下,託人找到羅才保住性命。項蘇雲聽到了這個消息、前去探望這位老幹部時,此人已經糊塗得說不出話。

筆者查證,這位老幹部是原公安部勞改局長陳湖(復)生,著有回憶錄《九死復生——一位百歲老紅軍的口述史》。書中講述,1938年3月間,陝北公學來了三名與眾不同的學員,一男二女。男的叫張醒,是托派,公開身份是閻錫山手下的軍長。一個女的三十來歲,是項英的愛人。另一個女的是胡宗南手下一個憲兵隊長的妻子。保安處偵察部立即逮捕了這三人。在審訊中,張醒由於供述康生曾在被捕後參加“托派”而很快被殺,項英的愛人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被處決,事先徵求了項英意見,“項英來電,同意處決”。

1955年,在瞿秋白骨灰安放儀式上,楊之華提出,要追查當年告密的叛徒,這使與瞿秋白同時被捕的另一位女性周月林受到了自己人逮捕。周月林是早期工人黨員,曾赴蘇聯學習,回國時把一雙兒女留在蘇聯,下落不明。1934年,周月林與毛澤東等17人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是唯一的女性,鄧穎超的上級。因為周曾任紅軍醫院院長,長征時被留下來護送多病的瞿秋白和懷孕的張亮去上海,不料途中被俘。周被捕後判刑10年,抗戰開始後經人保釋出獄,後輾轉到上海,不被黨組織接納,被迫自行謀生,與一名長江上的船工同居。1949年後擔任居委會副主任。瞿秋白問題專案組成立後,周月林被押送北京,關進了功德林監獄,1959年轉押秦城。雖然沒有證據,但作為唯一的活證人又不能輕易釋放。1965年12月,終究以“出賣黨的領導人”的“反革命罪”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判決書沒有向周月林宣讀。周隨即離開優待的秦城監獄,到一個京郊農場服刑,1970年被疏散到山西榆次就業。不料沒有多久,楊之華也來到了周離開的秦城女監。

直到文革之後,有人在當年國民黨的一份報紙上,發現了“赤共閩省書記之妻投誠,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報道,瞿秋白被捕才真相大白,出賣者另有其人。1979年,周月林獲得平反,她已蒙冤25年。平反後的周月林回到丈夫的老家浙江新昌縣度過餘生,1997年在新昌縣去世。

瞿秋白與楊之華的“生死場”中最後一位女性是丁玲。丁玲是瞿秋白前妻王劍虹的密友,曾以王為原型寫作《夢珂》。夢珂是瞿秋白給王劍虹起的發文昵稱,即“我的心”。王劍虹病逝時,瞿秋白未出席葬禮,此後不久又追求楊之華,使丁玲認為瞿秋白負心,寫作小說《韋護》影射。1923年施存統勸丁玲入黨,瞿秋白阻止,丁玲晚年稱,“實際是希望我在文學領域裡飛翔馳騁”。1930年代丁玲在上海入黨,瞿秋白參加了她的入黨儀式。此後丁玲生涯歷盡滄桑,在1956年被打成反黨集團,下放北大荒勞改,1970年作為叛徒被押入秦城監獄,1975年出獄管制。1978年中紀委調查瞿秋白問題,丁玲寫作了《我所認識的瞿秋白》,為瞿正名。

陳鐵健訪問丁玲,談到《多餘的話》,丁玲以為瞿秋白嘆息的“歷史的誤會”,不是他自身的錯誤,而是沒有能夠跳出一個時代的悲劇。實際上,在整個《多餘的話》事件中,不管是瞿秋白、楊之華、張亮、周月林,還是丁玲自己,都沒有人能跳出時代的悲劇,只是情節有先後而已。

秦城“夫人族”中的知名者,尚有茅盾的前妻秦德君。

秦德君是彝族人,早期中共黨員,大革命史中的著名女性。早期曾與穆濟波同居,生有兩女,又與劉伯堅有一私生女。1927年後,秦德君與組織失去了聯繫。1928年7月,秦德君住在上海陳望道家中,請他幫助辦理組織手續去蘇聯,恰逢茅盾因《蝕》三部曲遭到左翼文人批判,也來到陳望道家中。初遇之下,秦德君覺得又矮又小蓄著八字鬍須的茅盾“像個算命先生”。陳勸他們到日本去上學。1928年7月初,茅盾與秦德君同乘日本小商輪離上海赴日本。在日本,秦德君把她女友胡蘭畦的故事講給茅盾,茅盾以此創作了小說《虹》。次年,秦德君懷上茅盾第一個孩子,回到上海做完人工流產後於同年9月返回日本。茅盾向秦表示堅決與原配夫人離婚,與其長期廝守。但茅盾母親及原配孔德堅決不同意離婚。值得一提的是,孔德由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介紹,於1925年入中共。

不得已之下,二人約定暫時分手,茅盾申明以四年稿費作為離婚費,四年後結婚。二人留下六寸分手紀念照片,各持一張以志不忘。此後秦打掉了與茅盾的第二個孩子,因悲痛服200片安眠藥被救活,回到故鄉養病。四年後秦德君寫信請踐前約,茅盾卻無踐約之意,來信說已搬家,卻未告知新地址。秦一怒之下,燒掉了茅盾的所有來信和兩人合影,茅盾則將合影照交胡風保存。1966年,胡風被押解去四川前,將照片交給了秦德君。

抗戰勝利後,秦德君在上海做中共地下交通工作,參與策反國民黨軍起義,1949年5月被逮捕判處死刑,正欲執行逢上海被攻克而幸免於難。49年後不久,秦德君即被當眾宣布,因有人舉報其被捕後叛變自首,導致很多黨員犧牲而撤銷政協籌委資格,接受審查。以後華東局統戰部對其做出“留有餘地”的結論:“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蔣匪幫逮捕後,雖受刑訊,對於她所知道的中共關係、民革關係及其民主人士的關係,並未向匪特吐露,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結論說,秦德君被捕後有政治叛變行為。”但無形的尾巴依舊拖在秦德君身後,文革開始後,任教育部參事的秦德君被投入秦城監獄八年,在獄中由於被監管拖著兩臂從樓上摔下以及平地摔出去,折斷了腿骨。

1999年2月,秦德君去世。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公墓。死後新華社電稿稱其為“著名愛國民主人士”。

49年後茅盾、秦德君二人在政協籌委會相見,於北京飯店隔樓層相望,茅盾先是含情脈脈,在秦德君被宣布接受審查之後,又冷若冰霜,連在電梯里對面也如路人。1951年秦德君申請恢復黨籍,教育部找茅盾核實,茅盾說他不是黨員,不便證明她是黨員,只寫了“秦德君當時的政治思想是進步的”。秦德君隨後給茅盾寄去挂號信,請茅盾證明三年間秦德君積極尋找組織的情形,卻如沉石落灘。茅盾在他的回憶錄里從未提及,著名的《從牯嶺到東京》正是與秦德君廝守期間寫成的,他還激動地將秦德君稱作“命運女神中最莊嚴的一個”。1949年後,兩人曾在北京街頭水果攤上一次不期而遇。茅盾看到秦德君後“驚慌地一溜煙跑了”,連買的蘋果都忘記拿。“只見他慌張地鑽進一輛黑色小汽車裡,把大拇指咬在牙齒中間,歪著腦袋痴望著我。”(秦德君語)此後在公開場合二人還多次相見,形同陌路。

1981年,茅盾去世。治喪委員會給秦德君送來請帖,秦未曾前往。在回憶錄里她說:“我們倆的目光還能相碰嗎?我和他是個什麼關係呢?站在他的靈前算個什麼身份呢?”秦德君的回憶錄在1980年代末就已寫成,據說受到茅盾親友和研究者的阻撓,一直到1999年才出版。

陸璀或許是秦城“夫人族”中的另類。陸璀出生於書香家庭,曾就讀於燕京、東吳和清華多所大學,參加革命始於“一•二九”,是運動中著名的美女,曾在遊行中領頭打開宣武城門被捕,當時的《倫敦每日先驅報》駐華記者斯諾稱她為“聖女貞德”,作家碧野則形容她為“女神”,她站在電車頂上演講的倩影,被刊登在《大眾生活》封面上,感染了無數學生投奔革命。陸璀與饒漱石1930年代中期在歐洲相識結婚。饒漱石被監控之初,發生了“紅機子事件”,饒以為中央領導給他來了電話,因此對監控他的秘書陳麒章抱怨他和高崗沒有關係,挨整是冤枉的,是被陳毅報復。此事被定性為饒漱石翻案,直接導致了饒由保留黨籍到開除的罪案升級,而陸璀當時和陳麒章同樣遞交了饒漱石“翻案”的材料。饒漱石被捕後陸璀亦受牽連被捕,釋放後與饒離婚另組家庭。文革中卻難免再次被捕,與饒同押秦城,互不知情。文革後陸璀獲釋,2001年,陸璀曾給時任中共總書記寫信,要求為饒漱石平反。(參見景玉川著《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

到了文革中,秦城夫人公案形成的體制原因,是高幹夫人擔任高幹所在部門的辦公室主任或秘書角色,極易形成裙帶政治,併產生了專門術語“打內堂”。根據時任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聶鳳智的回憶,此語出自空軍的吳法憲、劉亞樓,意即通過首長的夫人、秘書等揣摩首長意圖,以求跟上首長意圖。憑藉此術,空軍被林彪樹為全軍標兵,吳法憲也獲得提拔進入軍委辦事組。從江青、葉群、王光美這三位夫人的角色看,裙帶政治確實意義不一般。

一旦高幹落馬,夫人容易被牽連入獄,王光美、嚴慰冰、葉群、薛明等人皆不能例外,其中又以江青兼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為最突出。賀龍被打倒後,毛澤東曾貶損他說“我最反對的是把自己的老婆做辦公室的主任”,一方面為與薛明不和的江青出氣,同時也敲打林彪和葉群。但聯繫到江青自己,毛的話實極具反諷意味。夫人之間的公案,實際是黨內鬥爭主旋律的伴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來源:秦城監獄的夫人公案領導者雜誌總第59期2014年8月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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