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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澀之下難忍噴飯 政府騷擾奇談怪招

中國警察對維權人士等的騷擾花樣“層出不窮”(FRED DUFOUR/AFP/)

2019年2月5日是傳統黃曆新年,中國最重要的節日。它是人人回家團聚、享受遷徙自由基本人權的日子。但有些人為了維護別人的權利,自己的基本權利反而遭到無理剝奪──這些維權人士、律師和作家,就是陷入苦戰的中國人權護衛者們。

近年來,中共當局加強打擊人權護衛者,對他們進行各式各樣的騷擾和長期監控,或者用莫須有的罪名將他們逮捕起訴。人權觀察對中國各地的這種案例做了詳細記錄。

人權觀察訪問了二十多位中國人權護衛者,請他們分享近期受到警察騷擾的故事。有些人說,騷擾有如家常便飯,說不上什麼“故事”。有些人不願談論細節,因為故事公諸於眾可能使自己的自由更加受限。有些人甚至要求我們略過他們的故事,以免專管他們的警員“日子難過”──多年朝夕相處之下,他們對盯梢警察被迫干這種不體面工作也頗感同情。

從這些人權護衛者分享的故事可以看出,即便面對強烈、無情的打壓,他們仍保持著高度韌性、堅毅和幽默感。以下是獲得當事人同意公開的幾則故事。

部分原話經過編輯以求明確、簡潔。

黎學文,異議作家。(網路圖片,下同)

“12月,兩個警察假裝要買樓,帶著房東到家裡來趕我們夫妻走。房東語言特別凶,說‘我已經把房子賣給他們了。你們必須搬家!’我把房東拉到一旁,說‘我知道他們是警察,你這是被他們強迫的。’房東感到不好意思,低聲說‘你知道我就是個小老百姓,沒辦法反抗他們。他們把我傳喚到派出所兩次,逼我這麼做。’”

胡佳,維權人士、薩哈羅夫思想自由獎得主。

“我家門外,一年365天,每天24小時,都有警察站崗。他們記錄我的一舉一動,包括我幾點鐘關燈睡覺。每到政治‘敏感’期間,他們甚至進到〔政府臨時關押〕我的旅館房間裡面。有時他們比較‘硬’,會說‘這是國家政策!你不能做這個!’有時比較‘軟’,就會說‘你能不能可憐可憐我們?’我感覺這些人一點自由都沒有。他們甚至不能決定自己怎麼說、怎麼想。可以說,我其實比他們更自由。”

艾曉明,紀錄片導演、維權人士、前廣州中山大學教授。

“4月,習近平主席到我住的城市武漢來視察,街道辦派人過來看著我。每天,他們都守在我家樓下。我朝他們大聲說‘你們這些女士,為什麼做起特務?別走開,我拿相機給你們拍照!’我進去再走出來,他們已經跑光了。他們也覺得丟人。”

王峭嶺,維權人士、被捕人權律師聲援者。

“12月,我們三個女人去到最高法院門口。一個門衛拿起對講機說‘把她們趕走!’一群人衝過來驅散我們。一個警衛抓住李文足〔維權人士,在押律師王全璋之妻〕,對她說‘今天這裡有600個警察!’鬧騰了半天,實際上這些警察只是把我們一起往後推。我心想‘哇,你們冗員太多了吧,根本不管用啊。’很搞笑。”

吳楊偉(筆名野渡),作家及維權人士。

“相處這麼多年了,看守我家樓下和四處跟蹤我的警察已不再對我惡言相向。他們通常會說‘我們也沒辦法。我們只是奉命行事。’毫無意義,無聊至極。”​

章立凡,歷史學家。

“今年1月,我參加一場演講。休息時間,我和一個朋友去上廁所。正聊著,這位朋友提到習主席。突然間,廁所里的‘保潔員’拿起手機對我們拍了三、四張照片。廁所里的人全都嚇了一跳。我瞪著那名‘保潔員’,他若無其事躲進小隔間。”​

程建萍(網名王譯)維權人士。

“去年元旦前後,兩個警察來找我們夫婦。一個說‘春節要到了,河南公安廳要給一些“重點人員”拜年。你們很幸運成為其中之一。廳里說,每個人發500元(75美元)紅包。我們感覺數目太小了,所以自掏腰包再加500元,總共是1000元(150美元)。’他們是想用錢安撫我們,讓我們別在假期‘搞事’。真是噁心、荒謬!”​

高瑜,記者。

“警察總是要阻止我和朋友見面。他們說我和朋友聚會──即使只有一個朋友──就是‘群體事件’。有一次,我成功溜出公寓,卻在地鐵入口被他們攔住。一個大個子緊緊抓住我。我說‘要是我現在大喊“搶劫!救命!”呢?’他答‘那我就馬上趴倒在地,抱著你的大腿說“媽,我們回家吧!”’。”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人權觀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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