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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日記的革命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實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通過文革中「日記」的遭遇,和有習慣寫日記的中國人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將那一場瘋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進行的戕害,從一個常常會被人忽視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實的記錄。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它的意義,絕非尋常。

編者按: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實事求是的王友琴教授,為撫慰在共產黨的文革中每一個被冤屈的靈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前後費時費心十個春秋,經過了仔細的調查與研究,才完成了這篇“摧毀日記的革命”。通過文革中“日記”的遭遇,和有習慣寫日記的中國人在文革中的悲慘命運,將那一場瘋狂的“革命”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進行的戕害,從一個常常會被人忽視的角落,作出了完全真實的記錄。所謂,“稱名也小,取類也大”。它的意義,絕非尋常。

然而,王友琴教授的工作的意義,絕不僅僅在於此。因為,正是從她對中國人記“日記”所遭受的痛苦磨難,和對記“日記”者的悲慘命運的記錄中,我們才可以看到作者真正的悲天憫人之心。換言之,就是可以看到她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和命運的深沉關切,和對任何一個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真誠關愛。事實是,遭受共產黨文革之迫害至深、至廣,並且最容易被人忘卻、甚至最容易被人輕蔑者,還是那些被稱為是“普通人”的中國人。王友琴教授就是因為有了一顆普通人的尋常心,才真正從普通人的命運,和普通人所遭遇的文革屠殺與文革迫害中感受到了,人之所以被稱為人的尊嚴,和這個尊嚴不容侵犯的權利。她的經歷,特別是她的研究,尤使她看到了這個尊嚴、這個權利恰恰被共產黨的文革所侵犯、所剝奪、所迫害的殘忍事實。這個事實,不僅使“民為貴”這一先哲的思想,痛苦地格鬥在她的心靈和現實之中;而且使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謂民主,就是普通人的民主。其意義,就是普通人有捍衛自己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權力。而一切對於普通人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輕視甚至是蔑視,都只可能導致專制心態的難以消泯,甚至是專制思想的死灰復燃。就不說共產黨文革那種對於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之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殘害和踐踏了。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才看到了她的工作的價值,才看到了她的工作對於人、特別是對於普通人的意義,及其對於建立一個使普通人能夠真正擁有“生命權利和生存地位”的社會,該是怎樣的重要和迫切。

王友琴教授為了撫慰文革中每一個遭受過殘酷迫害的冤魂,每一顆受盡磨難的心靈,已經做了太多的工作,我們期待著她的更多的成績。因為,她的成績越大,我們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就更能夠理解普通人的生命權力和生存地位的重要性。這,才是“治本”之為,才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的希望所在。

正文:

文革害死了以百萬計的受難者的生命,毀壞了無數的書籍和文物。此外,文革還破壞了什麼呢?不被注意或者未被意識到的一項是:文革摧毀了中國人的日記。

一、

很多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人中。一日又一日,把自己所做過的,所想過的,所盼望的,一字一句寫下來,或長或短,積在一起,成為生命的一份記錄,個人成長的一道軌跡,也是自我反省和心靈探索的一種方式。日記文化,古今中外皆有。

文革後期和文革之後,當我收集記錄文革受難者名字和文革事件的時候,我發現,人們往往記得什麼發生了卻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有幾位記性特別好的被訪者,他們能講出人物、情節、場景、聲音,往事像電影一樣存在他們的腦子裡。然而,他們卻往往記不得這些事情發生在哪一天,哪一月,甚至不記得在哪一年。

為了確定一個受難者的死亡日期,常常需要反覆追問,比如仔細回想是在某個有記錄的重大事件之前或之後一類;或者交叉核對,詢問好幾個當事人來弄清楚某個日子。但是那樣做也仍然常常沒有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有被訪者說:“假如有日記可查就好了。”“如果當時把這些寫在日記上,現在一看就知道是哪一天的事情了。可惜,我那時候沒寫日記。”

這種時刻,我常常會覺得很遺憾。個人的記憶匯總起來,會逼近歷史的總體再現。可是這些像沒有日期的紀錄電影膠片一樣的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日期才能有次序地前後連貫。個人的記憶也只有在準確的時間坐標中,才能和他人的記憶匯合成真切的整體畫面。

於是,我開始詢問被訪者們是否寫日記。在對上千人的採訪中,我發現,文革中幾乎沒有人寫日記。

1979年秋天,北京的一位年長者對我說:“假使那時候我寫日記,我會記錄下來很多事情,對寫作文革歷史會很有用。可是,假如我寫日記,我絕對不可能平安活到現在。所以,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有對文革的個人即時記錄。”

他的旁邊站著他的妻子。他們是我的同學的父母。他們那時候是60來歲,都是性格開朗幽默、喜歡錶達的人,受過高等教育,年輕時候就喜歡寫作,文革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我知道,他們在文革中遭到“鬥爭”,被“隔離審查”,受到“犯有嚴重政治錯誤”的處分,被“下放”,一家人被分成幾處。幾個中學還未畢業的孩子都被送到邊疆農村,以後也全都未能有機會受到高等教育,而且有一個孩子很年輕就身染重病以致終身殘疾。

確實,在當時的中國人中,他們一家的遭遇相對來說遠不是最悲慘的,因為他們家沒有人被活活打死,沒有人“自殺”(加上引號,是因為文革中“自殺”都與通常意義上的不同),沒有人被判刑關進監獄。但是,他們全家人都遭受了大量的長期的痛苦是顯然的,而且是在他們長期隱忍不抗議不爭辯甚至連在日記上都絕不略有微詞的情況下,他們才沒有遭到更壞的命運。

一些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常常誤以為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是因為他們反對或者抗議了文革而遭到懲罰,其實並非如此,而是文革主動出擊對千百萬人實行各種迫害。無數人受到殘酷的迫害,但是反抗者卻極少。觀察歷史,會發現廣大受迫害者的忍氣吞聲和隱忍順從是空前的,原因之一是文革的殘忍也是空前的,殘忍到了連寫日記都會遭到殺身之禍的程度。

正如這位長者所說,要活下來(而且不是舒舒服服地活下來,而只是像他們家那樣痛苦地活著),就不能寫日記,要寫日記,就不能活下來。他指出了日記和活命相關聯,也是從一個方面指出了文革的嚴酷性。我了解到的事實告訴我,這絕不是誇張性的說法,而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敘述。

當時,我看著這一對老人,心裡想:無數人在文革中死去,無數的家庭被破壞,他們一家度過了災難,活了下來。現在他們“平反”了,全家團聚了。相形之下,沒有寫日記,失去了個人的記錄,確實只是一種最不嚴重的損失,甚至可以說微不足道。

然而,作為歷史的一部份,日記的故事卻是重要的,也應該被記載。不但應該記載因寫日記而被害死的受難者們的名字,記載把他們送上死路的時代氛圍,而且也應該從中認識到文革在法律上和社會生活規則上造成的“革命”性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導致的個人精神生活的扭曲和變形。實際上,種種扭曲和變形一直延伸進了今天的道德生活。

文革中,搜查個人日記以從中尋找罪證是普遍發生的事情,被視為理所當然的“革命”行動和必要步驟。從日記中摘找出來的話語就可以作為罪證,進而對寫日記的個人施加嚴厲的處罰。處罰包括在群眾大會上被“鬥爭”,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徒刑,而且是長期徒刑,甚至死刑。這種用日記作罪證的方法並非始於文革,但是在文革中大規模使用而且被制度化,造成了嚴重的日記恐怖。

隨之發生的是,人們停止寫日記,包括那些幾十年來一直在寫日記的人。文革當局從來不曾下令禁止寫日記,但是日記給人們帶來的災難,“鬥爭會”“牛棚”、“勞改”,威力遠遠勝過文字的禁令。同時,由於沒有明文規定什麼樣的日記可以算是“反動”以及應給予何種處罰,人們無從知道可能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而這種不可預測性只會更增加了日記恐怖的程度。

開始時,我沒有把“日記在文革中”當作專門調查題目。但是,隨著我的調查筆記的日益積累,隨著我對文革往事的思考,我發現,很多與日記相關的故事被我記錄下來了。當我想起其中之一,其他的也會相隨而來。一個小小的、常見的、並不稀奇的日記本子,把一些發生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人們身上的悲慘事件,聯繫在一起了。他們的故事體現了文革的一個不被注意然而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

二、

王本中老師,個子不高,相當瘦。1996年我訪問他的時候,他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數學老師和校長。

他1963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分配到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數學教研組。除了教數學,他還兼任高中一個班的班主任。他是南方人,單身,就住進了中學三個人一間的教師集體宿舍。

1966年文革在中學裡展開的時候,他在學校里算是最年輕的老師之一。6月2日學校停課以後,學校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大字報,幾乎所有的教員都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攻擊。有一天,他班上的學生在學校鍋爐房的外牆上貼了一大片大字報,有幾十張紙,不但字數多篇幅長,而且標題也特大,叫做:王本中反毛澤東思想一百例。

事情要追溯到一兩年前。他是數學老師,他的數學課相當受歡迎。另外,他把一些對數學特別愛好的學生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數學小組,進行課外學習。數學小組的學生進步很快,在北京市的中學生數學競賽中得到了好成績,其中一個學生還獲得了一等獎。1965年下半年,他被提拔為數學教研室副組長。這一提拔在當時算是快的。提拔他時,副校長卞仲耘專門和他談過話。但是也就在同時,“文化大革命”這一名詞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對一些文藝作品和辦學方針的“批判”也開始了。不久,他當班主任的高二(二)班裡的共青團書記,一個中央政府部長的女兒,和一個將軍的女兒等人,開始反對班委會。她們說當時擔任班長的學生“家庭出身不好”,不應該當班長。她們還說讓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當班長,是班主任王本中貫徹錯誤的“階級路線”的結果。她們要求進行班幹部改選。

那時王本中以為,擔任班長的學生雖然不是幹部子弟,但也不過是“小業主”家庭出身,不能算“壞出身”;班上的學生幹部已經大部分都是幹部子弟了,有一兩個不是沒關係。關於改選,王本中認為慣例是在每個學期開始的時候選舉班裡的學生幹部,那時正在學期中間,沒有道理重新選舉。王本中去請示了學校的教導主任梅樹民。梅主任早他十年從北師大畢業,說:還是再做做要改選的學生的工作吧。他們都沒有同意在學期中間撤換“小業主”家庭出身的班長的要求。

班裡開了兩次會,質問王本中為什麼“重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當學生幹部。王本中辯解說,他努力執行了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階級路線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當前班裡的學生幹部基本上都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也都表現好,所以都符合共產黨的“階級路線”。那些反對他的學生說,這是“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王本中偏向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因為王本中自己的家庭出身也不好。

在這種緊張的關係中,文革在中學校里開始了。青年教師中,王本中最早變成運動對象。一開始是“小字報”,貼在教室里。小字報說王本中“反對黨的階級路線”,“打擊革命幹部子弟”。王本中指導的學生“數學小組”成員被稱為“不關心政治”的“白專”學生,王本中則被指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後來,這些內容又寫在“大字報”上貼在校園裡。事態愈演愈烈,以致貼出了這份長篇大字報。

學生的這張大字報把王本中平日的種種言行,都列為“反毛澤東思想”,當時最嚴重的罪行,而且有一百例之多。這還不夠,這些學生又要求王本中交出他的日記。

現在的人會覺得詫異,怎麼學生要老師交出日記,老師就一定得給他們呢?那是因為現在的人有“個人權利”“個人隱私”“無罪推定”這些觀念。文革不承認這些觀念。王本中不得不交出日記。回顧文革歷史,我們更能理解這些觀念對每個人的安全和生存有多麼重要。

王本中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他在高中和大學以及直到那時的所有日記,一共八本。交了日記,王本中心裡還存著希望。他想,看了日記,學生會了解他的內心真實想法,知道他不是想要“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可是,一個星期後,校園裡又貼出了長篇大字報,大標題是:“從王本中的反動黃色日記看他的反動世界觀”。

說他的日記“反動”,證據是他在高中時的日記里,寫到他的同學張伯謙。1957年,王本中在徐州第四中學上學。他是班裡的學習委員,張是共青團支部的宣傳委員。在“反右派鬥爭”之前,有一段時間講“新聞自由”,同學們討論問題,王把這些討論寫在了日記上。後來,四中當局整理了張伯謙的言論上報到共產黨徐州市委。市委認為張伯謙是“極右份子”,不過因為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太年輕,所以不給他“戴上右派份子帽子”,但是不準其上大學,並且把他送去“勞動教養”。王本中在日記里也寫到他和當時的班主任的談話。他告訴班主任他覺得對張的處分太重,班主任說,學校寫這份材料上報的時候,也未想到會有這麼重的處分,因為對中學生一般不抓“右派份子”。至於“黃色”,指的是王本中在日記里幾次寫到過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女同學。

晚至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像張伯謙那樣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受到迫害的上百萬人才得到了“改正”。在1957年高中學生張伯謙為了一些言論而被送進了勞改營,而在1966年,王本中日記中有關張的一些事實性記錄,也幾乎把他拖進同一陷阱。

高二(二)班的一些學生不但摘抄出班主任的日記來“批判”,還摘抄出參加“數學小組”學生的日記(那時候很多學生寫日記),也寫在大字報上。這些學生的日記中提到對數學教師的崇敬,也提到晚自習的時候曾去問王本中數學問題。這些都不但成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而且成了“黃色思想”的證據。――王大學畢業分配到女附中教書以來,有時候確實有學生來他住的地方問過不懂的數學問題。他一直住在學校里三個老師一間屋的集體宿舍里,從來沒想到可以對女學生來問數學問題作如此解釋。

王本中覺得這樣“批判”他的日記是斷章取義,是曲解,想把日記要回來加以解釋。他要求學生把日記還給他。學生拒絕還,後來又說“丟了”。他要求學生把他的日記交給當時上面派來領導學校文革的“工作組”審查,也沒有結果。事實上,這八本日記後來再也沒有回到王的手中。

筆者收集到了一些該校當時的材料。在工作組寫的送報上級的“四類學校師大女附中領導核心排隊的初步意見”中,他們把女附中定為“(第)四類學校”,把副校長卞仲耘和胡志濤劃成“四類幹部”。當時工作組把所有的學校和教員都進行了“排隊”並分成四個類別。有的地方把學生也分了類。其中第四類是最“壞”的,屬於要清洗和專政的“階級敵人”範疇。看到在這份定罪材料中,工作組提供的根據之一與王本中有關。

工作組寫道:

他們(指女附中的領導核心——筆者注)在青年中還宣揚成名成家個人奮鬥的名利思想,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卞仲耘就曾號召數學組“要培養出幾個像華羅庚那樣的數學家”,還鼓吹學生要學習文學,將來好當“黨委書記”。對那些只專不紅的教師和學生大加讚揚,推崇備至。如數學教師王本中,地主家庭出身,個人主義極端嚴重,在學校中公開宣揚“要學習居里夫人”,鼓勵同學“要為這個理想,去努力奮鬥,廢寢忘食”。有的同學在他的影響下,整天埋頭讀書,不問政治,一心想當居里夫人。而校領導卻認為王是青年教師學習的榜樣。

這就是當時可以把一個中學定成“四類”的“理由”。分配來校中的一個數學教員的父親是地主,而且他自己曾經告訴女學生要學習居里夫人,就是把兩名副校長劃為“敵人”的證據。這種口氣,這種邏輯,體現了那一時代佔有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和推理方式,愚昧而殘忍。並且,這份材料並非出自中學生之手。當時在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組長原任中共哈爾濱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副組長是全國青年聯合會的副會長,資歷級別都不低。在西城區統籌指導“排隊劃類”的則是共青團中央書記之一的胡啟立(胡在8月中旬也被“打倒”)。這份報告上籤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3日。這份材料當時上報給高層領導,卻從來未問過王本人這些話是在什麼場合說的,原話是否如此,上下文是什麼,也未說明在引號里引用的話是由誰作證提供的。

在對學校領導人的全校性的“揭發批判會”上,王本中被喝令上台“交代問題”和“揭發黑幫”。在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上,他的名字還被根據諧音寫成侮辱性的“王八種”。女子中學的學生竟會有這種骯髒聯想和罵人方式!同時,這些學生卻把老師大學時代日記中提到一名女同學、把老師回答女學生的數學問題這樣正常的事情,稱之為“黃色”和“反動”。實際上,文革在對傳統文化的攻擊之後產生的這種野蠻和粗魯,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1966年7月中旬,工作組把女附中全體老師集中到馬神廟小學“集訓”。所有的教師都必須住在那裡,整天開會。每個教師都必須逐個進行自我檢討認罪。一些學生積極份子也參與組織整老師。數學教研組有兩名“特級”教師被指控為“反動學術權威”。這兩名教師被排作該教研組“最壞的”人,王本中被排作“第三壞的”。兩名老教師有三十多年教齡,級別也是中學教員中最高的,確實屬於文革指定的靶子;而王本中資歷淺而級別低,不該算是運動重點,只是由於他指導的數學小組獲獎,加上他寫了那些日記,他也成為“重點對象”。

在“集訓”地,每個老師都要反覆檢討認罪,才能“過關”。順序是從“問題較輕”的人開始。還沒輪到王本中檢討認罪的時候,上面忽然宣布撤走工作組,因為毛澤東指責工作組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緊接著,7月31日在校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由紅衛兵代替工作組控制了學校。

1966年8月5日,學校的五名領導人遭到紅衛兵的暴力“鬥爭”。卞仲耘副校長被當場打死。教導主任梅樹民被用帶釘子的木棒毒打,身上襯衫的布絲都被打進肉里,揭不下來。他因此後來患了心臟病。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王本中學校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宋彬彬改名為“宋要武”,學校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暴力在各處升級發展。8月下旬,該校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把附近西單“玉華台”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實驗室靠著校門,來來往往經過的人都聽到了慘叫聲。

紅衛兵不但打校長、老師和校外的“牛鬼蛇神”,還打所謂“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王本中當班主任的班上,有13個這樣的學生。該班紅衛兵命令這13個同學跪在教室的地上,“鬥爭”她們。

在30年後王本中談到這件事情,仍然感到氣憤。他說,竟然這樣對待這13名同學,而且後來也不道歉。這個班的學生從此分裂為二。文革後的校慶日也不能坐到一起。

不道歉,是因為這些打了同學的紅衛兵忘記了這件事嗎?還是他們假裝忘記了?還是根本不認為這需要道歉?王本中老師顯然知道要教育這些不道歉的人改變已經太晚,希望他會幫助現在學校里的中學生從文革歷史學到道德的教訓。雖然,這絕不僅僅是道德的問題。

紅衛兵在8月18日集會後所做的事情,當時他們自己稱作“殺向社會”。他們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文物,還得到免費火車票以及食宿費用到外地“革命串連”。在北京,從8月下旬到9月初,有兩千名“牛鬼蛇神”被活活打死,以該校所在的西城區人數最多。王本中的“問題”一時無人過問。8月下旬的一天,和王本中一起住在單身宿舍的幾個年輕的單身老師一夜未睡,討論在這樣的時刻他們該怎麼作。討論的結果是,跟著“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走了十七年(指1949-1966),他們現在應該革命,應該徹底擺脫過去。

第二天一早,他們立即採取了兩項“革命行動”:一是學紅衛兵學生的樣子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的一首詞里找出一個短語“奔騰急”作為名字,並且用這個名字連夜趕寫了幾十張紙長的大字報,表示他們要積極投入文革。二是賣書和燒筆記本。他們把自己的舊書全都送到廢品收購站幾分錢一斤賣掉,把以前做的學習筆記,包括日記本子,全都燒掉。他們要和自己的過去決裂,要改變自己,要跟上潮流,要不被時代大勢拋棄。

回首往事,我們會看到,這種野蠻的高壓和狂熱的氣氛的結合,遠比理論說服有威力,真的會使一批人很快轉變,投入聲勢浩大的革命,和過去決裂。燒掉筆記日記是一個象徵。但又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行動。不再堅持理性,不再認真思索,隨著權力指揮棒和大潮流走,才會有億萬人緊跟文革領導人走的現象。對這種情況發生的反省和警惕,應該是我們能從文革得到的最重要的反面教訓之一。

後來,王本中又經歷了“清理階級隊伍”等運動,又為“戰備”挖過城牆,修過地下防空洞。他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一直沒有離開這所學校。學校已經不再是女校,校名也有了相應的改動。三十年後,王本中當上了這個重新又成為北京最好的最難進入的中學的校長。從最後的結果來看,似乎文革最終並沒有造成多少改變:文革之前他就是受到賞識的青年教師,三十年後的校長選擇看起來倒好像正是那時的選人趨勢的結果。走過了一個巨大的圈子,情況似乎又回到了文革開始時的原點。

然而大量的不可逆轉的慘痛的事情在文革過程中發生了。他的學校中,校長被打死,四名教師遭到迫害而“自殺”身亡,還有四名教師受到嚴重迫害患病不得治療而死亡,一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殘疾人工友受到攻擊後失蹤。受難者永遠不會復活。當年的學生,失去繼續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可能出現當年期待的能為科學技術做出貢獻的優秀人才。

還有一樣後果是分分明明然而又不被注意的,那就是,自從1966年他班上的學生拿走了他的八本日記橫加攻擊並且從未歸還之後,王本中再也不寫日記。――如果我不問,也許他甚至不會向我提到這一點。關於寫日記這一習慣的改變到底對他個人或者對他那一代人有多少含意,則是我至今還在思考的問題之一。

回顧文革往事,王本中老師告訴我,在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成為“監控對象”,清查了他的“家庭出身”和“漏網右派”問題。在“搞完”(這個“搞”意味著什麼,需要另文介紹)第三批人的時候,他被“解放”了。然後開始整第四批第五批人並把他們關在宿舍樓的地下室的時候,他被吸收參加整(“整”也是文革常用動詞之一,意義也需要解釋)人。他不算整人的骨幹,但是開會的時候跟著喊“你老實交待”,另外,還跟著“專案組”調查同事的歷史。

他在1996年告訴我,他在當時作了一件事情,非常內疚。因為自己的地位從被審查變成了被信任,雖然還不是被依靠,覺得自己應該“積極要求進步”。當他到北京師範大學查閱“青年軍”(抗戰時期由青年學生組織的一支軍隊,文革時被指為“反動組織”)核心組織的名單,看到一個該校語文老師的名字。這位老師當時已經被“隔離審查”。當王本中和另外兩個一起去“外調”的人發現了這個名字,就當作“重大成果”回校趕快報告,連夜審訊這位老師,逼迫他承認。王本中說,當時出於邀功心理,很對不起這位老師。而且,後來還發現並不是那名老師,是一個同名的人。

為作文革歷史調查,我訪問過很多人。在我的經驗中,很少人願意說出自己在文革中做的錯事。王本中身為一校之長,而且和我素不相識,第一次見面談話,一個小時後就跟我講出他做的這件事情,我是有些驚訝的。於是我也想到,雖然他後來不再寫日記,但是他原來是多年一直堅持寫的,從中學時代寫到大學畢業後當老師,寫過八本日記。我能隱約覺出,當年認真寫日記的習慣和他道德感的養成是有內在的關聯的。

《黃花崗》2006年第3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黃花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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