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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銳女兒說李銳

父親現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官員說,他知道的第一個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就是李銳,讀的第一本中文書就是《廬山會議實錄》。

父親是作為一個有獨立見解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產黨里的經歷,做過高崗、陳雲,毛澤東的秘書;做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只不過使他這個人更具傳奇色彩,使他的知識更特殊。沒有多少人看重李銳,談及李銳,是因為他曾經當過共產黨多大的官。人們談及的是李銳其人。我為有這樣一個父親而感到自豪。

李南央與父親李銳

我這輩子活到現在,和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小時候2歲進幼兒園,7歲進小學,都是住校,兩個星期回家一次。父親很少在家,因此對父親的印象極其淡薄。他1959年出事,我連他當毛主席秘書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媽媽帶我去中南海小禮堂看京劇,見到毛主席和赫魯曉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為爸爸的工作,我們才有此殊榮。以為戲票是爸爸買的,正巧趕上毛主席和蘇聯朋友也來看戲,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運。

我9歲時,爸爸被發配去了北大荒勞改。後來回到北京,住在水電部的單身宿舍8號樓,我們與母親住在後邊的9號樓。雖然只有百米之隔,卻似有萬里之遙,母親通常是不准我們去8號樓的。偶爾父親用電爐子燒些清墩甲魚類的好菜,偷偷讓家裡的老阿姨傳話給我和哥哥,我們就去爸爸那裡“蹭”一頓飯。爸爸只有一個電爐子,所以只有米飯和燉湯吃。爸爸也沒有吃飯的桌子,他有一個三屜桌,但是那上面總是堆滿了書籍、紙張,沒法當飯桌用。爸爸總是用一張小方凳當飯桌,我們就坐在矮板凳上圍“桌”而餐。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問問爸爸,他到底出了什麼事,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媽媽要跟他離婚。既然媽媽說爸爸犯了大錯誤,而且爸爸也沒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勞改了一段,那媽媽的話是不會錯的,理兒一定是在媽媽那一邊。

那時侯犯錯誤的人很多,所以我對爸爸能夠犯錯誤並不奇怪。作為少先隊員是要劃清界限的,但是怎麼劃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話讓去吃飯,直覺地感到,若不去,爸爸會傷心的。就這麼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

從感情上說,儘管和媽媽在一起的時候多,很少見到爸爸,爸爸也很少過問我的生活和學習,但是其實和爸爸是近的,因為爸爸實在是比媽媽和善許多。現在回億,還真想不起爸爸給過我什麽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顯然是讓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記憶猶新。媽媽後來老罵我小李銳,說我爸爸喜歡我的小聰明,不給我好影響。我也常常以這三件事在心裡替媽媽做佐證,認為媽媽罵得也不無道理。

第一件事發生在我在燃料工業東郊小學上學住校時。那時兩個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績冊帶給家長,讓家長看後簽字,再帶回學校交給老師。有一次我的一門功課得了2分,這在我可是從沒有過的壞事,真地不敢讓媽媽看到這個2分。成績冊揣在書包裡帶回家,看到媽媽那天不知因為什麼氣色不好,沒敢拿出來,又原封不動地帶回學校。

可是沒有家長簽字,老師那一關過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媽媽的字體在家長簽字一攔簽上“范元甄”三個字,居然矇混過關。到了學期末,是無論如何躲不過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媽媽就是查看期末成績和操行評語。心裡打著鼓,遞上了成績冊,希望媽媽看不出破綻。沒想到媽媽終於還是看到了那個2分“咦,什麽時候有過一個2分?我怎麼不記得看到過?”再往下看,“咦,我簽過字,怎麼會不記得呢?”

媽媽抬頭看了我一眼,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虛。仔細辨認,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簽字?”爸爸坐在沙發上媽媽的身邊,也生氣地說:“什麽,冒充媽媽的簽字,這還了得!讓我看看。”

拿過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像,這孩子學得還真像。不仔細看,還真發現不了。嗯,這孩子聰明,真聰明!”媽媽更生氣了,“你還誇她聰明,這是耍小聰明!最要不得的壞品德。李銳你就是愛耍小聰明……”

爸爸一看勢頭不對,媽媽要轉移目標,趕緊唬下臉來,“得了2分要讓家長知道,瞞了一時,不可能永遠瞞下去。記得那本書《小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嗎?以後不能再這樣了,記住沒有?”那是本蘇聯兒童讀物,講的是一個孩子開始犯了一點小錯,不敢承認,謊話越編越大,最後釀成大錯。是媽媽為了教育我改掉愛撒謊的毛病專門買的。

我那時雖然不很明確地認識,孩子愛撒謊,其實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問題。只是心裡知道自己不是個壞孩子,可是要改掉撒謊的毛病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還是趕緊點頭,“記住了。”媽媽還要發作,我趕緊溜之大吉。我後來把這段故事講給女兒聽,連她都說:“外公也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個非常出圈的人。

作者和母親范元甄

另兩件事,是在爸爸從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賦閑的那段時間。雖然離了婚,媽媽還是認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們的義務。爸爸會定時被媽媽叫到我們住的9號樓,為我們看作文、日記,修改文字。爸爸確實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從不對文章的立意和觀點進行評述。

但是有兩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頌黨的領導的作文。記得有這樣一段文字:“要不是有黨的英明領導,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我們國家不可能沒有死一個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問我“你怎麼知道我們國家沒有死一個人呢?”問問題的語氣顯然讓我感到他是在說:“我們國家死了人”。

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師和報紙上都是這麽說的!……”後半截咽了回去,那時還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了他:“你怎麽這麼反動,敢認為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國家死了人!難怪你犯錯誤。”爸爸一句話也沒再說,輕輕嘆了聲氣,繼續看下去了。我哪裡知道爸爸不是“認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親眼看見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點丟在那裡。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記。我記著:“今天天氣真熱,本想買根5分錢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鋒叔叔勤儉節約的精神,就沒有買。我要向雷鋒叔叔學習。”爸爸問:“不吃冰棍就是學習雷鋒了?”那口氣是有點諷刺。“那當然,我們學習雷鋒就是要從身邊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張嘴就來,仰著頭頗有向他挑戰的味道。爸爸又沉默了。

多少多少年以後,回想起這兩件事,方才悟出,父親是在試圖用他的思想影響我。想用他見到的事實讓我了解學校以外的現實社會是什麽樣子,今後才不會徹底地幻滅。他想讓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不要人云亦云。人的品格實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變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決絕的回答嚇回去了。

他大概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與龐大的國家宣傳機器抗爭。看到自己的女兒被黨的宣傳所蒙蔽,所奴化,他難過嗎?還是根本放棄了努力,認為:“還是讓自己的女兒隨潮流而動吧,這樣對她的前程好,否則這個世界上只無謂多了一個小李銳,於事何補?”

這些事不知父親會不會記得,但是我記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後期,就是他僅有的那兩次嘗試,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強烈的願望,要找到他。我覺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見,他一定會告訴我中國是怎麼了,毛主席是怎麼了。

爸爸這種“出圈”的個性可以說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12年的流放、貶逐,8年的單間囚禁,沒有讓他“改頭換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來,中央正式給他平反結論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親。我與我的先生悌忠陪老頭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規蹈矩,對於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

一日陪父親去長沙的一家內部書店,那個年頭能進內部書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連雨果的《悲慘世界》都只有內部書店有得賣,更不要說那些如《第三帝國的興亡》《你到底要什麼》《落角》這樣洛陽紙貴的書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幾天前還是“狗崽子”的一介賤民,進了書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著那些過去可望而不可及的書籍,猶如近神靈一般,大氣都不敢出,在書架、放書的書桌前留戀往返。

父親一眼看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立即抓在手中:“這套書我要了。”守在一旁的服務員走過來,看了看書名,說:“對不起,這套書已經讓別人預定了,明天來拿。您要是要,我們可以再為您訂一套,您以後來取。”老頭子無奈地放下書,又去別的書桌轉悠。挑夠書之後,又返回到那個書桌前,撫摩著那套書,戀戀不忍釋手。悌忠抱著老頭子和我們自己挑好的書跟在身邊。

老頭環顧左右,見服務員在招呼別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個眼神:“拿走!”悌忠一時沒有理解老頭的意思,“什麼?”老頭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書,“拿到付款台。”悌忠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頭的意思是要矇混過關:裡邊的服務員知道這套書已訂出,收款台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裡說:“蹲了20年牢,怎麼剛放出來就如此膽大妄為,要讓人抓住呢?”

但是岳丈老大人的話是不能違背的,趕緊拿起那套書,放在其他的書底下,匆匆去付錢。付清款,趕緊讓收款員把書用紙包了,這樣就看不出內中是什麼書了。老頭又悠悠地挑了幾本其它的書,交了錢,走出書店,悌忠的脊樑已汗透了。上了車,父親哈哈大笑:“好!悌忠,幹得漂亮!”

悌忠自然高興通過岳丈大人的考驗,但是對老頭兒的我行我素,並不敢苟同,更何況十冬臘月出過汗可是透心涼。悌忠算是領悟到老頭為何會有20年牢獄之災的一二:“辦事太出圈!”不過自此老頭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實實在在的岳丈大人,一個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總有幾分距離感的“高幹”。

後來悌忠與我父親在同一個系統工作,去雲南出差,雲南省電管局的同志告訴他:“你那個老丈人可真是厲害,復出後第一次來雲南就是個下馬威。”那時局領導彙報工作,都是照稿宣讀,怕犯政治錯誤。剛讀了個開頭:“我們雲南電管局在水電部黨委領導下,這幾年……”

老頭子就不耐煩了:“能不能不說這些套話,說點兒實質性的問題?”那位局領導當時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囁嚅兩下又開始從頭念起:‘我們雲南電管局在水電部黨委領導下,這幾年……”老頭這下可火了,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長,黨組成員,你歸誰領導我還不知道,還用你告訴我?如果除了這些話你不會說別的,就不用講了!”好傢夥!那位領導那叫下不來台!

李南央作品《我有這樣一個母親》

多少年後,我們到了美國,有一天閑聊起來,悌忠談起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後合,更明白了老頭子為什麼總是“上下不得煙兒抽”。可又實在感嘆“老頭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沒改了他的秉性。

記得爸爸在1950年代初當水電總局局長時就發有“謬論”,“老幹部要認真學習知識、文化,否則就不要老狗擋道,老老實實讓人家知識分子來幹事。”那時候說這種話,竟敢把老幹部稱作“老狗”,怎麼能不把人得罪光了?

他在共產黨里實在是太個色了。體育比賽中、戰爭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會有出奇制勝的功效。可在共產黨的天下,不循規蹈矩,處處和當今潮流逆著動,和流行思維擰著勁兒,只能是一輸再輸。在我的印象中,父親這輩子總不得意,總不招人“待見”,剛才好好乾上幾年,卻又為了這樣、那樣的原因,被打入冷宮。他這輩子在台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幹事,只有兩次。

一次是1950年代初,年輕的共和國朝氣蓬勃,政治氣氛相對寬鬆。他成了新中國水電事業的領頭人。團結了大批國民黨時期的留用知識分子,吸引了一批從蘇聯回國的年輕知識分子,說服了毛澤東,使得國務院重視了水力發電,認識到應該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水利資源。全國的江河流域,電站的開發堪點,他閉著眼睛都能指出來。北京及各大行政區都成立了勘測設計院。正因為他,那些舊知識分子佩服了共產黨,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水電建設事業。可惜好景不長。反右、反右傾政治風一刮,他就徹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後,牢獄20年後復出,全國百廢待興,水電事業被反對搞水電的人利用李銳反黨集團的罪名,整得幾乎不復存在。父親剛剛出來時住在招待所,那些當年的舊部幾乎踏破了我們的門檻。他收集舊部,招攬新人,恢復勘測設計院,恢復水電的地位,又樹起“反對”建三峽的旗幟,讓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留給水電業不多的錢,用在實處。幹了三年,四處被人掣肘。65歲,自知不能為人所容,無法成事,自動“到點下崗”。

沒想到又被陳雲硬拉去中組部主持青年幹部的培養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剛坐進辦公室,就有人送來了一份名單,是子弟們應該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規矩送上門了,聰明人會接過來,即使不全照著做,也會點頭答應適當時候考慮辦理的。可老頭不但不接規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單當著來人扔進抽屜,心說:“你把老子當成讓你們這些娃娃耍的人了!”

父親大張旗鼓地按“四化”標準開始了選擇第三梯隊的工作,並且如當年搞水電般,理論先行。他的文集《培養一代新人》激動了多少老三屆的心。不守規矩呀!結果只能是“下台”。

有一個和我很熟的高幹子弟,一天騎車上班遇到一起,他埋怨說:“你們家老頭子實在太那個,要是當初把我們都安排了,現在到處都是自己的人,何至於落到今天的下場。”有時我的繼母也實在忍不住,在飯桌上嘮叨他幾句:“人家現在辦事哪個不給自己留後路,有幾個像你這樣的?你就給人家安排了,又怎麼了嘛?”

父親立即變了臉,啪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那我還叫什麼共產黨員!”誰說老頭沒有規矩,他心裡頭自己的規矩大了,誰也說服不了他。

有一句話不假,“公道自有人心在”。父親離開中組部後,部里很多人說:“李銳一走,組織部就沒有思想了。”父親聽了覺得安慰。父親的老朋友李普伯伯一次問我,“你是怎麼看你父親的?你覺得他這人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回答說:“他跟大多數的共產黨幹部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做為科學來做。干水電,那是科學建國,不是要干成什麼‘三峽’那樣的世界最大,為自己樹碑立傳。干組織,那是科學選拔人才,用人治國,不是編織個人網路。他實在是你們共產黨里的一個異數。”

爸爸從北大荒回來,在京賦閑,等待甄別。媽媽在賭氣的情況下和他離了婚,一紙揭發,使父親在7千人大會後,恢復黨籍、暫按局級降級使用的希望成了泡影。父親後來被送到了大別山裡的磨子潭水電站勞動改造,常常給我們孩子來信,說在那裡當小學教員,教國文,勞動鍛煉種樹。

我那時已進中學,在爭取入團。就寫信告訴他我不再給他寫信了,要跟他劃清界線。我的年齡、我的閱歷和我所處的環境,都不可能使我知道,那對父親是怎樣殘酷的一件事情。我那樣做了,做了一個毛主席教導下的革命青年應該做的事情。

我後來去磨子潭看望父親,他拿出當年我和哥哥給他的信。那些當年用困難時期粗糙的紙寫的筆跡幼稚、內容幼稚的信,被父親珍藏著,平平地夾在硬紙夾里。我才知道那些我們不經心寫下的信,對他是怎樣的安慰和溫暖。

我在摘下紅領巾的當天入了團,真是放下了好大一個精神負擔,我很怕因為父親的問題影響我入團。沒有了組織,我真地感覺像離了娘的孩子,孤獨無助。自此父親在我心裡越來越淡泊。母親經常用“小李銳”罵我,又使我更增加了對父親的一份恨。沒有他,如果我長得不是這麼象他,媽媽也許不會這麼不喜歡我。

1963年11月,李銳下放勞改前,與兒子范苗、長女李南央及幼女范茂合影

大約1967年4月的一天,父親回了趟北京。因為水電設計院的造反派寫信,讓他回來把寄放在我家北屋裡的一些書籍和東西拿走。我正在學校搞運動,很晚才到家。一進家門,看到媽媽和父親在客廳里坐著談話,很感意外,一下楞在了廳堂當中,不知如何是好。半天、半天憋出了兩個字:“爸爸”。

話一出口,就後悔莫迭。媽媽准要罵我劃不清界線了,是假團員,一遇真刀真槍就露餡兒了。自己也覺得實在是經不住考驗,與反動父親不能一刀兩斷。爸爸走過來拍拍我的腦袋,慈愛地說:“都長這麼高了。”媽媽說:“你們到南屋去說話。李銳我和你沒有話說了。”

我和父親進了我和阿姨住的南屋,彼此干坐在那裡,半天無話,都覺尷尬。還是爸爸先開的口:“聽媽媽說,你因為爸爸的事,在學校挨了同學的批鬥了?”我只簡單地“嗯”了一聲。爸爸又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來勢兇猛,矛頭絕不止是簡單地對著“三家村”,北京市委。毛主席還有更大的目的。

我聽了感到十分吃驚。當然是不信。但是否應該當成“大大的反革命”言論向校工作組彙報呢?我到底沒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奇怪的是,父親走後,媽媽也並沒有盤問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只是在劉少奇被揪出來後,我才告訴同觀點的同學我爸爸的預見。不過加了一頂帽子,“他的反革命嗅覺真夠靈敏的!”

爸爸說,他把日記交給了當地的革命群眾,以得到他們的幫助,改造自己。因為他在日記里寫了希望有一天能夠“翻案”。現在看來是沒有希望了,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做人。我對爸爸說:“我們都要在這場革命中認真進行自我革命。”這次見面大約只進行了二十幾分鐘,媽媽進來告訴爸爸,他應該走了。

爸爸站起來,繞過隔在我們中間的桌子,面對著我,我看得出他臉上的負疚和對我的憐愛。爸爸伸出了手,想和我握別。我一下糊塗了,不知該怎麼辦好。到底是爸爸還是敵人?剎那間來不及判斷。為了挽回剛才那一聲“爸爸”的錯誤,我硬挺著,僵僵地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爸爸好像有些意外,但是一句話沒有說,就那麼走了。

這一別就是十二年。這十二年里,父親就像一個巨大的黑影,罩著我。我沖啊、撞啊;我拚命地干啊,幹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過我。可我始終掙扎不出那個巨大的,無邊無際的黑影。我所在三線工廠的建廠初期,各個車間都有青年突擊隊,乾的是蓋廠房的土方活。人家都是在突擊隊幹個一兩個月就回車間了。可我一干就是一年。評“五好戰士”,頂多到班組這一級,就再也上不去了。

我那時想上大學啊,想得都要發瘋了。多不容易啊,車間的工人居然推薦了我上工農兵學員,可是到了廠里:“這樣出身的人,不予考慮”,一句話就判了我的死刑。有同事譏諷我:“拿著雞毛當令箭,不看看自己是什麼出身,也想上大學?”我深更半夜繞著塬底轉啊,轉啊。人家的父母挨斗,都有恢復工作的一天,可我父親是1959年彭德懷的案子,就像一位堅決反對他的兒子和我交朋友的老幹部說的:“那是個死案。這個女孩子是永遠沒有出路的。”我真恨父親,我恨我為什沒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

直到1976年“四五運動”,那晚我是從廠里的廣播聽到的消息。站在冷冷的風中,望著四周黑黑的塬梁,我對那時還是我男友的悌忠說,“中國反革命復辟了。我們要回到舊社會,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那是我第一次開始醒悟,不可能人人都錯了,只有毛澤東一個人是對的。我想起了父親對我有過的暗示:“三年自然災害死過人”。我那時自己已在農村呆過。在山東平度縣城關村住時,老鄉告訴我家家都死了人,無戶倖免。

老鄉聽說我父親是彭德懷案子的人,居然說“自古忠良沒有好下場,你父親是冤屈的。”我可一點也沒有認同,覺得農民的覺悟真低。但是死人是相信了,就是沒敢動懷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根兒筋。

這時候我已經早就知道父親當過毛主席的秘書,想到父親也許知道很多我們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才會反對毛主席,也許我的父親是對的。我要找到他,要讓他告訴我他知道的事實。

恰好那時的《人民日報》有一篇回憶周總理的文章,附有一張總理視察新安江水庫工地的照片,站在總理後側的那個人,我一眼就認出是我父親。我立即給《人民日報》寫信,說那人是我父親,你們登出他的照片,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

《人民日報》群眾來信組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他們說,不知道總理後面的那人是誰,也就無從知道他的下落,要我到他的原單位打聽。我當然不敢整出那麼大的動靜。

思前想後,想到了我的大姑。記得她叫李琬華,是在湖南體委工作的。因為小時侯在電視里看到過她在全國籃球聯賽當裁判。那時哪有幾個女裁判,很是風頭,所以就記住了她的職業。還記得媽媽說過,我的兩個姑姑都是覺悟很低的人,李銳出了問題還把他當弟弟,完全沒有原則。所以想到,只要父親還活著,大姑姑一定會知道他在哪裡。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沒有迴音。我不死心,再發。這次寫上了李婉華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想著如果有認識姑姑的人見到,知道這是家信,沒準兒會轉給她。果然大姑姑已經退休了,根本不去單位,第一封信自然沒有見到。第二封信被一個偶爾路過傳達室的朋友見到,知道是家信,拿回交給了大姑。

大姑姑那天正在廚房做飯,一聽說有人以大姑姑的稱呼給她寫信,一下子脫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圍裙沒解,衝過去接下信,幾下子拆開,剛讀了開頭“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淚滂沱。她立即提筆給仍囚禁在大別山中的父親報信:“小妹在找爸爸了!”

我不知自己的信會是一聲霹靂,給陷在死谷里的父親帶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發遜於斯,我女書來獨坐時。聞喚爸爸泉淚涌,悠悠別後廿年思。”後來讀到爸爸的詩,我才知道女兒在父親心中的分量。

我當年離別父親是以不認他而分手的,但是父親對女兒的心始終沒變。和大姑姑聯繫上,知道父親還活在人世,只是健康情況很差,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親。

那時“四人幫”雖然倒了,但是還沒有清算他們的罪行。上面的一切還是正確的,這麼做是有風險的。悌忠說:“你去吧。”我問:“你不怕連累你?”他回答說:“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來吧。我真的無所謂,現在有思想的人,哪還有什麼前途?最不濟就是當一輩子工人,有什麼?我沒什麼可怕的。”

我想起第一次到他們家見未來的公婆。我說:“我出身不好,父親是廬山會議反黨分子。”沒想到他爸說:“早晚會翻過來的。”我真地覺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說夢。哪知道,其實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我自己卻一下子忐忑不安起來。這一步邁出去,可就收不回來了。當了二十年的狗崽子,可一直還是要革命的青年,要跟著黨走,要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這下要讓人知道了,不跟著走了,可就成了貨真價實的狗崽子,一輩子可就真完了。

但是我生性不是個辦事瞻前顧後的人,常常是一念即出,就沒有回頭箭了。“走!”自從認識悌忠,和他的普通百姓的家庭,我有了一個本質的轉變:覺得世界上好多事都是假的,很多人的革命是假的,能不能被認可為一個革命青年已經對我不那麼重要了。親情,濃濃的親情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如果我能找回爸爸,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知足了。

我先到了長沙大姑姑家,住進了湘雅醫學院,看我多年的低燒病。見到了奶奶,表姐妹,表弟。大姑姑跟我講了很多父親和母親的故事,也聽到同輩的表姐妹們是怎麼看我的媽媽和爸爸。才知道同樣的事情,出自不同人的口,從不同的角度看,會是根本相反的。

終於接到爸爸的來信,說我們可以去看他。上路的頭天晚上,我突然發起了高燒,大姑姑問我要不要等燒退了再走。想到爸爸會誤解我猶豫了,不敢去了,就說:“沒事,我可以走!”一路昏昏沉沉,火車,長途汽車,大姑姑和姑爹兩個老人一路把我照顧得無微不至。

快到了,汽車的輪子卻出了毛病。真好像老天讓我再三考慮一下是否還要往前走。此時的我,燒倒開始退了。知道離父親已經很近了,心情有些急不可耐。下車蹲在司機旁幫他出主意,遞工具,上手修,還真把車鼓搗好了。

車開進磨子潭已近黃昏。我提著大包跟在兩位老人的後邊,走到了一座矮矮的平房前。平房一溜十幾個窗口,顯示著是個單身宿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間停了下來,我知道那一時刻要到了。十二年了,就要見到被定為“死案”的父親了。一時覺得腳下有些軟,不知應該怎樣面對。

父親開了門,大姑姑緊緊地抱住了他,叫了聲“明弟!”就哽咽地不能出聲。姑爹嗔怪地說:“好了,好了!還要讓我們見呢。”他用湖南話跟爸爸道了問候:“您家還好吧?”我一直被擋在姑姑、姑爹的身後,看不見爸爸的臉,只聽到:“還好,還好。”這是父親的聲音,居然沒有什麼變化。時間的距離好像一下消失了。

姑爹讓到一邊,我直直地對著父親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還是那樣像鷹一樣閃著灼人的光。“爸爸,”久違了十二年的稱呼,叫起來已不那麼自然。“小妹呀!怎麼這麼瘦呀!”爸爸走過來,輕輕地拍了拍我。父親是慈愛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離。

大姑姑大概覺察到我們的不自然,急急地擦去眼淚,一件件拿出帶來的東西,張羅著作飯了。我環視著爸爸的這間小屋,大約有7、8平米,四個人已經把它塞得滿滿的了。靠門的右手是一張木床,從門框起,一直頂到牆。一張涼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時候熟悉的那條藍白條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減少了許多。

床邊靠牆放著一個竹書袈,插滿了書。對著床是一扇窗戶,窗下是一個破舊的三屜桌,上面堆滿了書,就像當年8號樓的那張一樣。我心裡的那層硬東西在融化了。轉過去,對著書袈的那面牆,放著一個臉盆架,架上面的牆壁貼著報紙,幾件衣服掛在那裡的釘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間門口放的煤油爐上做開了飯。

飯好了,爸爸搬過一張方凳當桌子,又到鄰居那兒借了三張小凳子,聽到鄰居友好地問:“來客了?”“是啊,是啊!”聽到爸爸的回答是歡愉的。我們圍“桌”而餐。我彷彿回到了兒時在爸爸那兒“蹭”飯的時光。爸爸說,這裡的人們似乎也聽到一些外面的風聲。你們來看我,特別是女兒也來了,人們有猜測,可能世道要變了,因而態度和以前很不一樣了。

那頓飯很香,大姑姑居然能在小小的煤油爐上燒出這麼好的菜!飯後爸爸帶我們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電站的入口處,依著山。看招待所的大爺種了好些花,門口有石凳,石桌,真是一個好去處。爸爸在我們來之前就買了好些葡萄,我們把東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邊,吃著葡萄開始了長談。

我先發的問,“你是怎麼當的毛主席的秘書?你在廬山會議上為什麼要反對毛主席?你跟媽媽當年在延安離婚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又復了婚?後來廬山會議後你和媽媽沒離婚,為什麼從北大荒回來才離的婚?你這些年都是怎麼過的?”看得出,父親對我要提的問題是早有了準備,我感到他有一種要讓我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

父親從三峽爭論談起,向我展開了我聞所未聞,完全不能想像的歷史長卷。現在人們可以從他的《廬山會議實錄》和曉夢女士的《李銳其人》了解他的故事了。人們對那段歷史已不陌生,光描寫廬山會議,就有了好多個版本的著作。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幫還沒有審判,中國還被禁錮在“凡是”的牢籠里。父親所講的一切,猶如把我引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完全沒有神的世界。

毛澤東在爸爸的故事裡是跟我們一樣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邊談話,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邊進餐!爸爸的故事裡沒有誰是革命的,誰是反革命的,一切都是和人的品格,個性息息相關。我在他的故事裡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堅強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

當領導人作為神在我心中幻滅的時候,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榜樣,那就是眼前這位瘦瘦的老人。他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裡閃著光,我一眨不眨地盯著那雙眼睛,驚嘆他的記憶,驚嘆他的智慧,驚嘆他的樂觀豁達。爸爸就這麼不停地講,直到招待所的大爺說:“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們才意識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門口扇著蒲扇,靜靜地,也許一直在聽,也許什麼也沒有聽,只是理解著這十二年未見面的父女是應該有說不完的話。

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對我說:“睡吧,明天再談吧。”我一直望著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轉回我的房間。那一晚,我的燒全退了,心裡很靜,很涼,很踏實。我知道我來對了,我的父親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說的忠良。我要為他的平反奔走,呼號!

第二天,爸爸拿出了一條用他的料子褲子改縫的女褲。頭一天晚上,他已經告訴我他和一個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褲子是他本來準備送給那位姑娘的。但是父親因為和她的關係挨了批鬥,女青年也很抬不起頭,爸爸無法再將褲子送給她。

那個年代,不能希望我有什麼開放的思想,和一個與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對父親說那是一個污點,但是我理解他,原諒他。我收下了那條褲子。姑姑讓我穿上,並換上她在長沙給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確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庫去照相。這是我工作以來最高級的一套行頭了。

照相時父親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是緊緊的,我感到父親對我的隔膜消失了。我一直想見見那個女孩兒,爸爸也說要指給我看,不知她是否故意躲著我,到走我也沒看到她。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始終想著那個姑娘,覺得她一定是個好姑娘。就從我父親復出後,她從來沒有找過他,沒有要過東西,沒有要過工作,她就一定是個好人。她那時一定是真地同情爸爸,對他有感情。

爸爸帶著我在水庫各處轉,愉快地回答著人們的問話:“老李,這是你的女兒啊?”“是啊,從陝西來,是工人那!”我那些天一定成了山窩窩裡的新聞人物,因為人們很快就到處在談論我的長相了:“腿有點彎,愛眨眼睛,長著兩顆虎牙。”山窪窪里的人眼睛真毒,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缺陷。爸爸還帶我去水庫游泳。看著我瘦瘦的身材,憐愛地說:“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燒看好。吃好些,長胖些。”

接下去的幾天,爸爸跟我講了他和母親之間的感情糾葛,和最後是怎麼上法院離的婚。爸爸所講的和我了解的媽媽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說的都是真實的。我和爸爸開始商量如何為他的平反運作了。他的任務是寫申述材料,我的任務是以女兒的身份逐條說明我媽媽對我爸爸的揭發的不實之處。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親人的揭發還要親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個星期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二姑姑已經來信要在北京與我會合,共同為父親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擱下去。儘管父親顯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勢是在以天為計變化著,胡耀邦任組織部長,給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這個希望很可能變成現實。

走的那天,父親拿出了200塊錢,要我帶上。我知道爸爸自1959年倒霉後,每月的工資就降為120元,60元給我們三個孩子生活費(文革開始後,我們雖然沒有再拿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把這些錢發給我爸爸,仍然放在部里),還給我奶奶寄30元,自己實際只有30元的月收入,這是一筆數目極大的錢。

我不要,說我自己的工資足夠了。爸爸說:“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錢。另外買幾件像樣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體要搞好,現在是太瘦了。”錢拿在手裡很沉,很暖,我強忍著沒有落淚,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愛我的父親。

父親送我們上了長途汽車,我坐在最後一排。父親一直等在車外,車緩緩啟動時,我看到爸爸有一種要追上來的衝動,但是他停住,在那裡招著手,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女兒,我等你的消息!”

文革後,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麼回事。我告戒自己遇到多難的事,多麼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淚,特別是不能人前掉淚。沒有人會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我看著父親消瘦的身體,稀疏的頭髮和那張充滿病容但是洋溢著希望的黃黃的面孔,眼淚如洶湧的浪潮,衝擊著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著後槽牙,按著書包里父親的申述信,控制著自己,“現在不是哭的時候。爸爸你等著我,女兒一定要讓你離開這裡,要為你討回公道。”

其實正像我同樣是老幹部的二姑爹在北京對我說的,“你父親的問題早晚會一風吹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對父親問題性質的改變沒有任何作用。他的問題和共產黨對自己歷史問題的結論是連在一起的,黨糾正了當年自己犯下的錯誤,李銳的問題自然就一風吹了。

我相信那些“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偷書”,“大水電主義”……的罪名,在平反時其實並沒有一一查證,因為那本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東西。二姑爹是諳熟共產黨的鬥爭之術的,而我以前一直把黨看得是十分崇高的。

親人的奔走其實只是為了喚醒那些復出又恢復高位的,當年把父親趕下台出過拳,伸過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們能通過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經歷,對自己過去的作法有所悔悟。由當年處理父親的人站出來替他的平反說話,應該是最有力量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葆華,他對我們的態度最誠懇,他說:“當年我作錯的事,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糾正它。”

當然冷臉看得也多。一次去一位老幹部家,被一個和她家不知什麼關係的穿軍裝的人擋駕,讓我和二姑姑冷坐在客廳里,他自己仰在藤椅里看報紙。我真是覺到一種屈辱,忍了又忍,還是不客氣地沖了他幾句。二姑姑當時臉都嚇白了,看到她的臉色,我也知道我那些厲害話不該說,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頭。這道理我懂,可作起來並不容易。

可沒想到,他的態度反而變好了,給我們上了茶,最後讓我們見到了他母親。出了門二姑姑就說:“好傢夥,你和你爸爸一樣,這麼大的脾氣!以後無論如何不能這樣了。我們是在求人辦事,什麼臉都得看那!”我無言地點了點頭。

我們的奔走也使爸爸的那些親密好友知道了他的下落,知道他還活在這個世界上,他們開始給父親通信息,那些信是他等待平反結論難熬的日日夜夜的甘露。父親就是在黎澍伯伯的鼓勵下,在復出前完成了《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的修訂本。

1979年元月1日,父親一封“中央通知,四日返京”的電報,將我從陝西歧山縣五丈塬下的工廠召回北京。辦正式離廠手續,車間黨支部書記給我做書面鑒定時,被正在辦公室的一位同事掃見了。後來那位同事告訴我,寫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當時就諷刺書記說:“你們早幹嘛去了?”

我的信仰、我對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徹底地垮了:“自己過去所有拚死的努力,抵不上父親的一紙平反”,感到了一種被愚弄了的深深的恥辱。後來不止一個黨的支部書記找我談話,“勸”我入黨,說組織部副部長的女兒不入黨太說不過去。我起初是搪塞,後來乾脆說:“你別勸了,從我父親平反那一天,我就不信共產黨了。”

父親不久重新組織了家庭,我和悌忠帶著孩子也搬入了自己的小家。各人忙個人的,我又常在國外工作,竟再難有機會與父親促膝長談。

李南央整理《父母昨日書》

1993年父親接受邀請,到科羅拉多大學參加中國問題研討會。洛杉磯,聖迭戈、哈佛、科羅拉多我一路陪他,又有了一次難得的和他日夜相守的機會,第一次看到了公眾場合下父親做人的另一面。他每到一地,就被當地的大學邀去做講演。不少同學都對中國前途表示擔心。他走到哪兒說到哪兒:我當年參與選拔的幹部,現在在各級崗位上,在實踐工作中證明大多數是好的,是挑得起擔子的。有這些人在,中國是不會垮掉的。

坐了二十年的牢,吃了無數的苦,受了無數的罪,1989後又挨批鬥,他總是那麼樂觀,越來越想得開。在科羅拉多開會,當地報紙記者採訪他,他對記者說:毛主席號召我們敢講真話,說無非是五怕嘛:一怕殺頭,二怕丟官,三怕開除黨籍,四怕坐牢,五怕老婆離婚。我這輩子除了沒有被砍掉腦袋,是哪樣都挨上了,說得那麼輕描淡寫,就像美國人常說的“piece of cake”。

美國一家製片公司攝製紀錄片“中國革命”,製片人採訪他,問他:“你這一輩子二十年人生最好時光在坐牢和流放中度過了,個人經受了那麼多的苦難,回首往事,你內心深處的感受是什麼呢?是不是非常痛苦?”爸爸說:“歷史就是那個樣子,中國當時就是那個樣子,你又有什麼辦法?把個人放進歷史中去想,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就是那麼回事。”就這麼簡簡單單地一番話,說得那位女士熱淚盈眶。

那次在美國,父親走了那麼多的地方,作了那麼多講演,沒有對曾經的領導人作過一句極端、刻薄的評價,沒有對中國共產黨有過一字的攻擊和誹謗,儘管他在底下和人座談時很隨便,很盡言,但在公開場合十分嚴謹,“滴水不漏”。科羅拉多的《星報》將此評論為他政治上的謹慎與成熟。

但我覺得不完全如此。共產主義事業是他年青時代就信仰、嚮往,貢獻了畢生精力的事業。中國共產黨是他二十歲上就加入並為之拋棄了一切個人得失,鞠躬盡粹的政黨,這個黨,這個事業在中國搞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特別是1989年後,竟然……他的痛心,他的痛恨是刻骨銘心的,是我輩不能比擬的。

不過他和許多“持不同政見”的老年人不同的是,他非常超脫,超脫的大智、大仁。我非常欣賞他在加大洛杉磯分校講演中的一句話:我今年已經七十六歲,已經很老了。我現在的責任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分析、研究我們黨的,毛澤東本人的歷史教訓,使後人能引以為鑒,不重蹈復轍。至於怎麼改造,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一個民主強大的國家,那是你們年青人的事情,已經不是我的責任了。

我想,這才是爸爸從不在正式講演、不在正式出版物上罵共產黨,罵毛澤東,他私下也從來不說: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我對它深惡痛絕之類話的根本原因。

他力求從現實中超脫出來,這樣就可以“心靜”。他真情實意地把肩上的“革命重擔”交給下一代人去挑,他才可以全身心地把已經不多的時光投入到“著書立說”中去。他才可以完全撇開個人的恩恩怨怨,從歷史的,客觀的,辨證唯物的方法去寫“廬山”,去寫“毛澤東的早晚年”,去寫“大躍進”,去為反對“三峽工程”、“奮戰”到底!

爸爸不止一次地,真心真意地對我說:我在國內交了很多青年朋友,現在的年青人中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這次在美國又碰到了不少有頭腦,有水平的留學生,這些人是中國的希望。他從心裡覺得搞現代經濟,搞現代政治,搞現代民主,自己是老了,比不上年青人。這些年青人能看得起他這個老頭兒,他很以為驕傲,常常以此沾沾自得:“我這個老傢伙還不招人討厭吧?”

父親的地位在黨內實在不能算是太高。可是他的才華,他的德行,在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內卻是少有的。記得胡耀邦總書記在位時,他並不與其過深交往。可是耀邦倒了台,他卻上趕著去“巴結”。又是探望,又是改詩,又是傾心交談。臨了還不識實務地為耀邦翻案,捅了“馬蜂窩”。胡喬木是國內外很多知識分子,很多老幹部所痛恨的“左王”。他臨終前,爸爸卻去醫院看望了他,還參加了追悼會,安慰了遺屬。

那次在美國,很多人當他的面罵胡喬木,他總要實事求是地告訴人們:我寫《廬山會議實錄》是喬木支持的,後來書發行時遇了麻煩,喬木還特意對我說,是他讓我寫的,他在任何時候都承擔責任。爸爸對我說:“我算是對得起喬木了。”他並不是不恨胡喬木的“霸行”。他曾忿忿地說:“胡喬木混帳,連王若水這樣好的人,黨內第一流的理論家都不能容!”可是他還是念舊情,念及廬山那段的“知心”,念及胡對他寫“廬山”的支持。胡喬木為了改薄一波的《重大歷史問題的回顧》,下了大功夫,可死後家屬想請薄寫寫紀念文章,薄不理不睬。

比起這些高官達貴,爸爸是太有人情味了。我常想,共產黨如果多講點兒人與人之間的愛,多容忍些人與人之間的親情,中國的情況就會不同許多。不過話又說回來,那它也就不成其為它了。其實我們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都或多或少地沾染著它的氣味。那些反對它的人士,身上就有著太多的類似於它的仇殺心理,他們說到它,總讓人嗅到些血腥氣。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比之痛罵,推翻,打倒,更為重要的是怎麼去客觀、歷史、理性地分析這樣一個在初期充滿了活力,感召力,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為之捐軀的政黨,如何升至顛峰又走上腐敗,與初衷相悖之路。如果年青的,有志於參予政治,治理國家的一代精英們,能真正從共產黨的身上吸取應有的教訓,逐步完善出一種全新的,民主的,科學的,充滿博大愛心的治國韜略,我們這些凡人就真是看見希望了。

父親自己說他是一個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真的,他與我們聊天簡直就是上政治課,沒有什麼家常話。我們來美國後,父親的信極少,偶爾來信,也是勉勵要上進,不要只掙那一點小錢,要爭取多為這個世界做些事情。

父親這輩子除了1958年被毛澤東誇為“紅旗幹部”,文件發到全黨,似曇花般“美”了一陣,就總是不是挨批,就是挨斗,再不就是坐牢。在國內正統的宣傳中,他似乎永遠是個反面人物。可你要問我,因為這個父親我永遠失去了上大學的夢想,兒童、青年、直至中年都還要受到他沉浮的牽連,我現在是不是很希望沒有生在那樣一個家庭,沒有這樣一個“政治”父親?我從心裡告訴你,我慶幸有這樣一個父親,我慶幸有過這個父親帶給我的那一切,無論是苦難、幸福,那都是無人可與我相比的財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青萍鹿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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