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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敢在中國給女王慶祝生日?火燒英國代辦處!

紅衛兵在英國代辦處召開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後的場景

從陳毅手中奪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發生的“百萬雄師”綁架王力等人的突發事件,旋即成為一個新的熱點。王力等人被解救回京時,機場出現了與姚登山印尼歸來時同樣隆重的歡迎場面,之後,天安門舉行的盛大集會,更是將這位“中央文革”的重要筆杆子,推到了政治聲望的巔峰。

王力到京時,姚登山已在外交部參與掌管全局。在此之前,王力一直負責“中央文革”的宣傳工作,如今,天安門城樓上的風光無限,使他有了拓展新領域的可能。僅僅十天之後,王力、姚登山——一九六七年的兩位風雲人物,便有了一次極為重要的見面。八月七日晚上九點,王力召集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六名代表,到釣魚台“中央文革”駐地談話,從外交部部長陳毅手裡奪權,正是此次談話的中心話題。

外交部的奪權鬥爭,早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已經開始,至七月中旬,達到高潮。羅英才在《陳毅的非常之路》一書中寫道:

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組成“揪陳大軍”,從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架設高音喇叭,組織街頭集會,攔截進出車輛,阻礙外事活動,揚言要揪出陳毅。周恩來聞訊後,及時緊急約見外交部系統造反派代表,向他們發出嚴厲警告:假如你們強行沖入外交部揪陳毅,那就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讓部隊開去。今後誰也不許再去沖,不管哪一派,誰沖我就扣留誰。你們以為想打倒陳毅,陳毅就倒了?滑稽!(《陳毅的非常之路》,二五五頁)

王力約見姚登山等人,起因是八月四日姚登山與“中央文革”關鋒、戚本禹的談話之後發生的事情。宋正民是“中央文革”當時派駐外交部的記者,他在《我在外交部親歷的幾件事》一文中回憶說:

八月四日,在首都新聞界聲討港英當局迫害我新聞記者的會上,姚登山談到外交部運動時,關鋒和戚本禹都認為“造反派”到外交部揪陳毅大方向是正確的。戚本禹說:“陳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我們的保也就收回來了。這是二月的事,現在已是三、四、五月過去了,為什麼到現在幾個月了,不讓下去。”姚登山問:“是中央文革不同意?”戚本禹說:“哦,不,不,不,你怎麼知道的?陳毅不下來,和中央文革沒有關係,我們中央文革不管。”姚登山追問:“是不是總理一個人……”話沒問完,戚本禹就岔到別的問題上去了。姚登山把這次對話向外交部和部外的“揪陳大軍”做了傳達,一方面引起連續衝擊外交部的事件,如北外“紅旗造反團”衝進外交部三十號、四十號院和老部,強行架走喬冠華、姬鵬飛副部長進行審訊,令交代陳毅的罪行,還把兩個副部長弄到王府井去賣打倒陳毅的小報……(《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見聞錄》,二七〇頁)

姚登山的做法,引發外交部另外一派“革命造反總部”的反對,遂致信中央,認為姚的傳達與周恩來的指示相對抗,姚在外交部不提“打倒劉鄧陶”而提出“打倒劉鄧陳”的口號是錯誤的……

走進釣魚台的姚登山和另外六人,看到剛從武漢歸來的王力正在養傷,小腿上仍打著石膏,他坐在躺椅上,與來人握手,發表一時頗為著名的“八七談話”,姚登山聽到了王力對自己的充分肯定與全力支持。《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敘述如下:

王力說:“我們可以明確表態,不贊成這個總部。他們的意見是不對的、錯誤的。姚登山在印尼造了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回國後也要造修正主義的反。修正主義就是走資派,你旗幟要鮮明,態度要明確,支持革命派,我們堅決支持你。”最後還說:“對外交部必須有鮮明的態度,這樣陣線才能分明,堅決站在造反派一邊。這樣幹部才敢出來亮相。”

……

關於“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王力說:為什麼不能喊?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為什麼不可以揪?他犯了錯誤又不到群眾中來接受批評,做檢查,就是可以揪。“六一六”對總理的態度是不對,要改。“紅旗造反團”、“六一六”揪陳到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大方向有什麼錯?!一點也不錯。姚登山插話問:“不是總理不同意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嗎?”王力說:“總理身份不同嘛。”(《外交部文革紀實》,一七〇——一七一頁)

第二天,王力致信姚登山,針對外交部另外一派造反組織的來信,再談揪斗陳毅事宜:

姚登山同志:

我們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並附了你講話的一個摘要。這封信和材料,關鋒、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們認為,革命造反總部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對頭。戚本禹同志講的幾句話,是正確的。你講的話,也是對的。這些話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號,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加以反對呢?鬥爭的矛頭究竟要指向誰呢?在要陳毅到群眾中去檢查的問題上,總理同文革小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圖從中尋找什麼裂痕是徒勞的。現將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禮!

王力

1967年8月8日(載《東方紅》,華東紡織工學院的東方紅兵團,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英雄姚登山,成為奪權先鋒

印尼歸來的姚登山,一旦捲入“文革”漩渦,便如同射出的箭,再也無法回頭。八月七日之後,他頻頻活躍在揪斗陳毅的前沿陣地。一份“文革”小報發表《陳毅為什麼不能打倒?!》一文,報道了八月十四日外交部的奪權行動,姚登山理所當然地成為一個主角: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於八月十四日上午徹底砸爛了外交部政治部的宣傳機構,由聯絡站和九九兵團聯合派出十二人的監督小組,接管了外交部政治部的一切權力,負責原政治部日常業務工作並決定取消原總務司人事處,原總務司人事處一切工作歸併到政治部。

下午,召開大會,會上,紅色外交戰士外交部革命領導幹部姚登山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發言,他說:陳毅不打倒,外交部的其他走資派就打不倒;陳毅不打倒,外交部的文化革命不能進行到底。他還說:陳毅為什麼不能打倒?他的這些錯誤如果有十分之一放在其他人身上,也早就打倒了。姚登山還提出,同意不同意打倒陳毅,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線,外交部“總部”“攀險峰”是保守組織,他號召:“受蒙蔽無罪,造反有理”。他的講話受到與會同志的熱烈歡迎,不時被掌聲所打斷。

最後北外紅旗勒令姬、喬、劉、符等即日起停止一切業務活動,每日寫認罪書,揭發陳毅問題。(《上海風雲(專刊)》,上海風雲編輯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八月十六日,姚登山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再次發表針對陳毅的講話,“文革”小報以《陳毅的問題不是一般的錯誤》為題摘要予以發表。其中,姚登山特意向紅衛兵強調王力對他的支持:

由於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友大量事實的揭發和批判,陳毅的問題就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反罪行。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在外交部就很明顯的出現了“保”和“革”的問題。當人家在打倒陳毅的時候,他就來個打倒無政府主義,什麼意思呢?他對陳毅就是保嘛!而且說陳毅同志你犯了錯誤,你很危險,到了什麼邊緣……王力同志所以支持我,支持我革命,同志們沒有別的,就是在革命中間,就要旗幟鮮明,態度明朗,陣線分明,堅決支持革命派。陳毅是擁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呢?還是反對毛主席的路線呢?是貫徹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呢?還是執行的劉、鄧那一套“三降一滅”的反革命路線?我們根據這個給他定性、批判。(《東方紅》,華東紡織工學院的東方紅兵團,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不過,讀《外交部文革風雲》根據一九九〇年姚登山本人回憶所做的敘述,印象有所不同。如果回憶真實無誤的話,那麼,身處漩渦中心的他,就不像別人所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片狂熱,充滿“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鬥爭精神。相反,在陳毅險被劫持之時,他顯得相對理智,試圖避免事態惡化。這是一段極為重要的場景描述,其間包含豐富的歷史信息,耐人尋味,值得悉數摘錄如下:

8月26日(星期六)開第三次批陳小會時,發生了劫持陳毅事件。

這次會議原定仍是周恩來主持。開會前,周的外事秘書錢嘉棟來到。錢讓人把坐在會場外的姚登山叫進會場說:總理有事要遲來一會兒,委託你先主持開會。可是,會開後不久,就有人要衝會場,劫持陳毅。來沖的人數不少,為首的是北外紅旗造反團。姚登山十分吃驚,問錢嘉棟:怎麼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事先連一點消息都不知道?錢嘉棟說: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這麼大的規模。姚說:既然知道,應該事先給我打個招呼。情況緊急,核心組的王中琪、夏義善等安排有關人員保護陳毅通過小會議室內一道暗門後面的小樓梯,將陳毅和他的衛士一起轉移到二樓港澳辦公室的一個套間里休息。一面通過外間的保密電話,立即向總理辦公室報告。姚登山在外面勸阻來沖的人,叫他們撤出去。

這些人來的時候,警衛排把他們擋在門口。但來沖的人多,警衛排又臨時調來一些戰士,手挽手組成人牆,也擋不住。警衛戰士一直退到新樓門口(大門在老樓北側)。這時部里的幹部也都出來攔阻,擋住樓門。有幾個學生從窗戶跳進來,進到樓內,衝進會場。最先進去的是個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陳毅外長不在會場里。學生不甘心,在走廊里到處竄,企圖找到陳毅。姚登山到外面看到的是秩序很亂,說話沒人聽,只好大聲喊叫,要學生的代表到一樓的一個房間裡面去談。一時來了一二十人,姚不知道他們都是什麼單位的。這些人對姚勸告他們立即撤出外交部,根本聽不進去,糾纏不休。這時有人給姚送來陳伯達對衝進來的人的四點指示,是中央文革剛剛打來電話傳達的。姚登山當即宣讀,要他們撤出去。又經過一陣勸告和爭論,這些人答應撤人。正在這時,周恩來總理來電話找姚登山。姚走出去接電話時,那些代表要姚轉告總理,他們立即撤出外交部,要求總理接見他們。姚登山在二樓第一亞洲司辦公室接電話,周總理詢問情況,姚彙報說陳總安全,那些人已經答應撤出外交部。姚把看到窗外學生撤退,正在上車的情況也報告了,並且彙報了那些頭頭特別要他轉告總理要求接見等。周表示可以,接見以後另行通知並指示姚登山會同有關人員把陳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大批學生撤走後,姚登山同核心組商量送陳毅回中南海。姚說:“得換個車吧?學生可能認出陳總的車。”聯絡站核心組支持這個意見。天快黑的時候,外交部派車由姚登山護送陳毅。出門向東,繞道東四,再折向西,將陳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進了警衛團駐地的大門,姚才安心回家。(《外交部文革紀實》,一八一——一八二頁)

勇敢也罷,狂熱也罷,理智也罷,一個人的歷史總是會以多種樣式書寫。四十多年過去,在談及一九六七年的“文革”風雲時,匆匆而來的姚登山,無論如何也不應被忽略,被遺忘。不過,此時人們絕對不會想到,姚登山,乃至王力本人,巔峰時刻其實就是跌落的開始。

火燒英國駐京代辦處

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恰是在紅衛兵綁架陳毅的八月二十六日這一天,人在上海的毛澤東,做出了逮捕王力等人的決定。

一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接受檢閱的紅衛兵人潮,“破四舊”行動的慘烈,想必仍清晰地留在人們記憶里。一年後,還是這座城市,還是狂熱的人流,狂飆再起。不同的是,此次狂飆所向,主要是“外國敵人”。革命與愛國,似乎從來沒有如此緊密地融匯一起,激發出空前的激憤、亢奮、激烈。狂飆之中,理性不再重要,外交規則不必顧忌。雅加達陸續發生的針對中國使館的外交事件,對紅衛兵彷彿是一個啟發——對待“外國敵人”,他們完全可以採取同樣的行動。

於是,又一個狂飆八月里,衝擊“外國敵人”的駐華使館的激烈行動,將外交衝突推至極端。

首先被衝擊的是印尼駐華使館。我搜集到的一份“文革”小報,在“首都消息”一欄里,這樣報道北京“火燒印尼使館”的行動:

八月五日,印尼暴徒襲擊我國使館,我國人民聞訊後怒不可抑,湧向印尼使館示威抗議。晚九時半,二外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的示威者衝進印尼使館,把這個印尼反動派在我國領土上的據點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照天燒,大快人心。

六日,遊行隊伍仍不斷前往示威,使館周圍貼滿了“打倒蘇哈托!”等大標語,使館一片死氣沉沉;被焚後的樓房窗戶,只剩下焦黑的窗框,院子里堆放各種被砸的東西,狼籍一堪。

這次印尼反動派嘗到了中國人民的鐵拳。打倒印尼反動派!(《快訊》,工總司化工系統聯絡總站化肥農藥分部、紅衛兵華東化工學院新化工師(籌)動態組編印,第十一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火燒印尼使館”只是一個開始,包括法國、蘇聯等國使館,都遭到衝擊。八月二十二日“火燒英國代辦處”,真正震驚世界。

與英國發生外交衝突,主要緣於香港的事態發展。自“文革”爆發以來,尚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左翼”行動此起彼伏,積極呼應著大陸紅衛兵運動。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因一家工廠發生勞資糾紛,警察拘捕到香港政府去抗議的該廠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局勢頓時急轉直下:

香港左派人士於是起來聲援工人,他們仿效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語錄》,列隊走上街頭,到港督府去抗議示威,要求港督接受他們的抗議,並且在港督府牆上貼滿了大字報。這些示威群眾受到防暴警察的抗議,許多人受傷,一些人被捕。……中國銀行把大喇叭安裝在其大廈頂上,進行反對港英當局的廣播……(《外交部文革紀實》,一五六頁)

大陸沸騰了,抗議、衝突,逐日升級。五月十五日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組織百萬群眾,連續三天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五月十八日,北京舉行十萬各界人士聲援香港鬥爭大會;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行動起來,粉碎港英的反動統治》……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帝國主義”替代“美帝國主義”,成了最大的敵人,紅衛兵針對英國代辦處的行動,有聲有色地上演。

在一份“文革”小報上,讀到一篇通訊:《紅衛兵小將大戰群魔英國佬“宴會”終成泡影》,頗為生動、細緻地描述了六月九日在英國代辦處門前的交鋒:

英國駐我國代辦準備在六月九日下午六時,在代辦處舉行宴會,慶祝國慶和女王的生日。北京外語學院紅旗英語系支隊全體戰士和外交學院革命造反兵團部分戰士聞訊立即前往,個個英姿颯爽,鬥志昂揚,下午三時,把往英國代辦處的路全部堵死,整個英國代辦處被圍得水泄不通。五時許,許多外國人接踵而來,打算參加“宴會”。紅旗戰士們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向他們揭穿英帝企圖借舉行“宴會”之名,肆意擴大中東以及香港事態的陰謀。但是某些資、修國家的外交官員卻大耍無賴,對我進行挑釁。我紅衛兵當場予以堅決還擊,把他們搞得瞠目結舌,醜態百出。

一東歐修正主義國家的官員開汽車飛速沖向代辦處,就在這緊要關頭,紅旗一戰士挺身而出,昂然屹立在馬路中間,擋住了車的去路,那個外國官員沒料到這一手,只好來個急剎車,當我紅旗戰士上前盤問他時,他竟嚇得不敢報國名,最後灰溜溜地逃跑了。

據悉,英代辦處的我工作人員九日罷工,英代辦只得弄點花生米,再開個罐頭應付應付,豈知無人赴宴,鬧了一個冷席。

印度一個外交官員企圖翻牆赴“宴”,吃花生米,未遂。

紅衛兵小將經過五小時的奮戰,赴“宴”者都被趕回,英國佬“宴會”擴大中東和香港事態的陰謀終於徹底破產。(《反修》上海市反修戰線聯絡站總部,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激烈的衝突,八月二十二日晚上發生了。

據《外交部文革紀實》敘述,為抗議港英當局查禁三家報紙、關押十九名香港新華分社記者,中共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會英國提出“最最強烈的抗議”,並要求四十八小時內解除禁令,釋放扣押記者。二十一日,照會公開發表後,由一批造反派組成的“首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採取革命行動,局面頓時為之緊張:

北京市革委會通知外交部,北京衛戍區派部隊到現場保護英國代辦處,並要外交部派人同他們一起向紅衛兵做工作,要紅衛兵遵守秩序。外交部禮賓司和西歐司都派人到現場,配合衛戍區的軍官工作。衛戍區在現場安裝了大喇叭,反覆廣播北京市革委會關於外事紀律的規定,要求示威者與英國代辦處的房屋保持一定距離。外交部趕緊通知周恩來總理,周立即通知中央文革,要求中央文革出面干預。文革組長陳伯達出面,寫信要紅衛兵遵守秩序。陳伯達的信在現場反覆廣播,紅衛兵根本不聽。接近黃昏,48小時限期到,示威人群衝破衛戍區士兵組成的人牆,湧入代辦處,衝進辦公室,砸壞了室內所有的東西,並放火燒了房屋。(《外交部文革紀實》,一六一——一六二頁)

狂熱一旦燃燒,焉能隨時熄滅?“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如此這般,在北京發生,震驚世界。

“中央文革”派駐外交部的記者宋正民,當即與和另一名同事前去現場。他這樣描述火燒後的現場情況:

我們到那裡時,大部分紅衛兵已經撤走,馬路上還停放著幾輛消防車,英代辦處有的地方像還冒著微煙,現場一片狼藉,設在那裡的各使館都緊關著大門,只有阿爾巴尼亞使館一切正常。在場維持秩序和清理現場的部隊同志告訴我們,火燒前總理和陳伯達、江青聯名四次指示聚集群眾“不打、不砸、不搶、不沖、不燒”,但還是未能制止。當我們問到其他使館和英代辦處人員情況時,他們說,除阿爾巴尼亞使館,別的使館多少都受到一些衝擊,群眾衝進英代辦處後,英代辦翻牆逃跑時撞破頭,已送到醫院,其他人員也都保護了起來。在場還沒走的紅衛兵也告訴我們,他們衝進去時,那些英國人嚇得到處亂跑,沒跑的就跪在地上求饒,這些老外欺侮我們一百多年,今天也讓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他們說的時候,情緒還很激動。我們看現場,找人了解情況,寫報道折騰了幾乎整整一個晚上。對這個事件的報道,我們是持否定態度的,但在登“簡報”時,按王力的口氣改成了肯定的語調。(《飛鳴鏑》,第二七二頁)

風波沒有結束。火燒英國代辦處後,又一批紅衛兵,將蘇聯大使館團團包圍,不聽勸說撤離。這一次,周恩來親自出面了。他讓秘書周家鼎去找紅衛兵的總指揮,自己在靠近蘇聯大使館的東城後圓恩寺電影院等候。時任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在其回憶錄《風雨四十年》中,這樣回憶當時細節:

總指揮終於找到了,誰也沒有想到,這總指揮竟然是個16歲的女孩子,扎著羊角辮,滿臉稚氣,透出一股聰明勁。她把隨身帶來的地圖鋪開,那是一張如何圍攻及如何撤退的路線圖,與周恩來侃侃而談,說既然可以火燒英國代辦處,為什麼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等等。連周恩來都覺得這個女孩子嘴巴有點厲害。他耐心地聽完女孩子的意見後,便給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對的,同時充分肯定蘇聯好的一面,指出用圍攻蘇聯使館這種辦法不對,希望他們趕快撤退。因周恩來在紅衛兵中威信很高,說話算數,女孩子馬上答應下令撤退。並且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轉引自《外交部文革紀實》,一六三頁)

又一場迫在眉睫的衝突,得以避免。

物極必反,歷史拐了一個大彎

“火燒英國代辦處”發生之夜,毛澤東並不在北京。

人在何處?除了高層核心圈,外界無人知曉。

八月二十二日當天的《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八月二十一日接見阿爾巴尼亞專家的消息,但該消息新聞要素缺少了重要的一條:會見地點。這種報道方式,令人費解。二十多年前,我曾多次採訪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的王海容女士,計劃撰寫一部她的“文革”親歷記。她為我解開這一謎團。王海容說,此時的毛澤東並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關鍵時刻,在報道毛澤東會見外賓的新聞時,偶爾會採用“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方式,不提及會見具體地點,一九六七年八月如此,一九七三年年底、一九七四年年初籌備四屆人大召開時,也是如此。

人在上海的毛澤東,三天之後,聽取了自北京而來的楊成武關於北京局勢的彙報。

據《毛澤東傳》(中央文獻版)敘述,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時,周恩來單獨約見剛從上海毛澤東處到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對近來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別談到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把一份談話記錄交給楊成武,要他立刻送給毛澤東看;還談了關鋒主持起草的《紅旗》社論中“揪軍內一小撮”的問題。楊成武當天上午立刻直飛上海,向毛澤東彙報。

楊成武回憶當時細節:

“次日上午,毛澤東對我說:‘你馬上去準備飛機回北京,準備好了再來。’”

“毛澤東喝了一口茶,說:‘我考慮好了,我說你記。’我準備好筆和紙後,毛澤東繼續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將記錄過目後,說:‘就這樣,你回去請總理馬上辦。’”“當我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我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趕赴釣魚台,單獨向周恩來彙報了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決定,事不宜遲,馬上開會。”

“當晚,在釣魚台,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參加。周恩來說:‘今天的會議,是傳達毛主席的一個重要決策。’他嚴肅地逐字逐句地宣讀毛澤東的指示。隨後便把王力、關鋒隔離起來。”“後來,又根據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來。”(《毛澤東傳》(中央文獻版),一五〇三頁)

楊成武所說的“次日上午”,即為八月二十六日上午,此時,距五月一日姚登山在天安門城樓接受毛澤東接見,不到三個月;距七月二十五日王力登上天安門城樓,出席歡迎他和謝富治的百萬人集會,剛剛一個月。

日子的計算,很少如此具有戲劇性。

批判王、關、戚文革小報應運而生。

“文革”醞釀和高潮迭起時的三個風雲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被捕,瞬間跌落。姚登山,這位自印尼歸來而深深捲入外交風雲的“紅色外交戰士”,隨即也在公眾視野里消失,在九月散發的“文革”小報上,《當了四天“外交部長”的姚登山幹了些什麼?》這篇檄文,標誌著這顆外交新星的隕落。一九七一年,姚登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樣被捕,關進秦城監獄。

局勢由此大逆轉。“文革”從此走出狂熱,歷史走向,為之改變。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曾採訪過王力。他住在北京緊鄰北三環路的一幢普通樓房裡。當時,王力正在系統撰寫回憶錄,重點集中在“文革”的起落跌宕。我去採訪他,不是談“文革”,而是談周揚。眼前的他,清瘦,平和,樸素,穿一件白色舊襯衫,坐在沙發上,普通得一點兒也不能相信,他竟然就是“文革”初期呼風喚雨、叱吒風雲的王力,就是一九六七年發表“八七講話”捲起外交狂飆的王力。採訪他的這一年,王力七十二歲,我在想,大起大落的經歷,歲月的消磨,或許早已改變了他。但是,一旦開始交談,我彷彿又看到了昔日風雲人物的身影閃動。他健談,條理清晰,思路敏捷,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他,話語間仍帶有一種縱論天下的氣勢。他沒有過多談自己,更沒有談“文革”親歷,不過,在談到周揚時所說的一句話,今天想來,卻彷彿不僅僅限於談別人:“周揚從不是代表他個人,任何人處在那個位置,都得那麼做。……這就決定了他的歷史不是個人的歷史。”

一九九六年,王力去世。一九九八年,姚登山去世。

帶走“文革”歷史細節的當事人,一個接一個地走了。

歲月無情。復原真相,復原“文革”漩渦中每一個真實的、大大小小的風雲人物,恐怕只能是諸多歷史敘述者的奢望。

遙遠的歷史彼岸,永遠無法抵達……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內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六根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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