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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破陣:三問題高官遠調要職盡顯中共體制之惡

歷朝歷代敗亡均以吏治腐敗為先,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現今中共官場敗壞帶動整個社會的淪落,而由體制性造成的敗壞則更是無可救藥。

現今中共官場敗壞帶動整個社會的淪落,而由體制性造成的敗壞則更是無可救藥。

歷朝歷代敗亡均以吏治腐敗為先,所謂“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現今中共官場敗壞帶動整個社會的淪落,而由體制性造成的敗壞則更是無可救藥。

近期多個中國大陸地方高官遠調要職,因為官員屬問題之身,備受關注。觀察過往,即使在進入所謂“新時代”,彼種官員被處理後不久復出任要職的情況比比皆是,可怕的是,諸多職位管轄涉及國計民生,此等官員復出禍害無窮。如今,最近這批有問題的官員,更無需時間間隔,迅速被遠調要職,不但疑似“避風”,更屬“嘉獎”。

中共三高官調離原職內情不尋常

2月27日下午,黑龍江電視新聞顯示,原中共陝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以黑龍江省委常委身份出現在黑龍江省委常委會會議,證實王已調離西安。從前後擔任的職位級別看,屬平調。

而在這之前,因秦嶺違建別墅案,陝西官場特別是西安官場經歷“官場地震”,大批官員落馬,至今未息。

在中共十九大上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王永康,2016年底起作為西安一把手,而這幾年間當地發生破壞秦嶺生態的違建事端,難免受到牽連。王永康此番調離,當然有所指向,畢竟西安已成是非之地。

另一名高官、中共長春市委書記王君正2月11日遠赴新疆任職,當時官方沒有披露職務,26日的官方報導指,王君正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兼任政法委書記。新疆被視為中共維穩大省,政法委書記是敏感職位,雖是平調,在當局看來,也是一大要職。

王君正2016年1月起任吉林省委常委、長春市委書記。而去年7月發生的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引發了全社會關注。網路上曾出現舉報信,以“上訪”的方式請求當局對王君正在“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件”暴露出的問題進行追責。

2018年8月16日,當局已對長春長生公司問題疫苗案進行所謂“最強問責”,時任長春市長劉長龍引咎辭職。王君正此番安全被調離,最終在新疆獲任重要職位,引人遐想。

還有一個是上海官員,2月26日,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異地升任遼寧省委副書記,並傳近日將會接任遼寧省長職務。周波曾是上海“首虎”艾寶俊的舊部,並且在艾落馬僅一個月後,2015年12月21日就因違規接受公款宴請受過嚴重警告處分,不過後來卻出人意料“鹹魚翻生”,連續受重用。

在遭黨內嚴重警告不到一年的時間,周波在2016年12月7日,進入中共上海市委核心權力圈,擔任常委。2017年1月25日,周波出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去年12月19日,周波率領135人代表團出席了台北—上海雙城論壇,顯然頗受當局器重。

這一次周波遠赴遼寧,且官升半級,更屬仕途更進一步。

當然,相對於一些官員僅因為違反中共的內部“幫規”而被懲治,如周波,那些因瀆職等問題導致人禍的官員,如涉問題疫苗案的王君正,更為可惡。

問題官員被“問責”後復出已成中共體制痼疾帶來問題會很嚴重

事實上,中共的問題官員即使被“問責”也會很快復出。這樣的例子在中共官場已不勝枚舉。

也與疫苗醜聞有關,去年11月中,山東省大數據局掛牌成立,出任該省大數據局首任局長的馬越男,此前任該省食葯監局書記兼局長,曾因不合格疫苗事件受到誡勉問責。

據悉,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有關規定,受到誡勉的領導官員,六個月內不得提拔或者重用。但馬越男受處罰不足四個月就獲重任。官方重用這類剛受處分的官員,引起質疑。

當時有網民評論說:“這個國家還有救么?誰能告訴我”、“原來瀆職的下場是這個,真的好棒哦,好想當官哦,鐵飯碗呢”、“證監會禍害股民幼兒園禍害小孩葯監局禍害家長,中國人早晚叫這些人禍害死”。

公眾意見大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前例的教訓是沉痛的(但中共不痛),如惡夢般揮之不去:

十年前三鹿毒奶事件的受罰者、當時的國家葯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孫咸澤,也曾是這幾年來中國藥品監管的最高頭銜擁有者。2009年3月當局處理三鹿事件時,時任國家葯監局食品安全協調司司長的孫咸澤被記過,但並未撤職。隨後,孫咸澤於2009年12月轉崗到藥品安全監管司任司長。之後一路晉陞,2011年6月,孫咸澤任中國國家葯監局信息中心主任。2014年6月至2018年2月,孫咸澤還升任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同時還兼任藥品安全總監,主管藥品安全問題。去年2月,孫咸澤已經退居二線,2017年底就已爆發的吉林長生生物疫苗事件在他任上並沒有得到及時處理。最終是去年7月這輪疫苗醜聞的總爆發……

去年7月長春長生生物公司引爆疫苗危機後,當局陸續追責包括7名部級官員在內的數十名國務院部部和地方的相關官員,其中原食品藥品監管(食葯監)總局副局長吳湞被查。

當局對一些官員的處理,甚至個別被重判,似乎有通過犧牲幾個官員為現有體制保駕護航的嫌疑。但這些官員被認為只是這個腐敗、失效體制的替罪羊。因為更多的官員被“保護”了下來。

人們更憂慮的是,遭到撤職或者記過的官員在隨後的官場沉浮中,也會全部得到了重新任用甚至是晉陞。這已形成中共對涉公共事故官員問責的典型模式。那些問責官員可能在某天仍然可以復出,重新成為百姓生命安危的掌控者。

陸媒早在2015年的一篇報導就指出,2008年至2015年間,40名引起輿論關注的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中,半數已復出。

例如2009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中被免職的3名石家莊市領導,時任中共市委書記吳顯國、市長冀純堂、副市長張發旺,後均復出。

2008年致277人死亡的山西襄汾潰壩事故,時任山西省長的孟學農、副省長張建民,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市長劉志傑,當時被免職,後也都“集體”復出。

因2010年上海靜安大火被撤職的時任靜安區區長張仁良,2012年初在遠赴新疆擔任喀什地委副書記後,2015年重返上海,出任國有獨資的上海同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總裁、黨委副書記。

當下最高級別的問題官員升任要職的,應屬韓正。韓正主政上海時連續發生特大火災和踩踏慘案,其未受處理曾引發極大爭議。不過韓正在中共十九大上照樣官升政治局常委。

人禍後丟官再復出不止是惡體制問題

難怪有人笑說,按照中共的邏輯,這些官員實際上“是替黨分擔了憂愁、背了黑鍋、擔了擔子的”。在這種情況下,黨覺得他是有功的,有了機會還是要重用的。他們被認為是“黨可以信任的同志”。

其實,即使在封建時期的明朝,官員工作失職,也是永不錄用。《崇禎長編》曾記載:崇禎三年(1630年),崇禎皇帝巡視城工,“特參朝陽、東直門監督主事方應明好逸曠工,竣役無日,帝以浚河事關城守,方應明何得玩視偷安,命褫其職,廷杖六十,發原籍為民,永不敘用。”

由此看來,在人禍後丟官仍可復出高就,古今中外唯有在中共紅朝有此吏治特色了。

但是,還不止是惡的體制問題,這個以無神論為宗,不講道德的黨的邪惡本質決定了其已經到了為保政權的目的而不惜造假、找替罪羊,不顧一切地公開搞官官相護。

例如,最近引爆輿論的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丟失事件出現驚天大反轉,中共政法委牽頭的聯合調查稱,卷宗失蹤系舉報此案的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所為,被認定“涉嫌犯罪”的王林清隨即“央視認罪”,而揭露此案的民間“大英雄”崔永元盛傳已經受到控制。原來作為矛頭指向的最高法院院長周強預料會鹹魚翻生。儘管有人預測有內鬥成分,但客觀上看,這樁奇案再次成為中共權貴在面對政權危機前的“抱團自保”、官官相護的又一經典案例。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希望之聲特約評論員唐破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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