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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白宮前國安顧問:今年美國最大挑戰是...

白宮前國家安全顧問葉望輝(Steve Yates)先生。(SOH攝影)

川普總統不惜宣布國家緊急狀態,也要在美國南部邊境建牆;而民主黨掌控的國會眾議院也毫不猶豫地立即通過推翻國家緊急狀態的決議,看起來這似乎成了針對川普總統能否兌現競選承諾的一場拉鋸戰。那麼2019年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呢?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葉望輝(Steve Yates)先生,他是一位能講流利中文的美國人,他曾經擔任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副國家安全顧問,還有擔任愛達荷州共和黨主席的經歷,目前是華府國際顧問公司總裁。

以下是希望之聲記者和葉望輝先生之間的訪談錄整理,小標題為希望之聲編輯所加。

國家主權是美國第一安全挑戰

記者:2019年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葉望輝:美國在2019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第一個優先順序是主權,這個根本的理念(idea)對美國外交戰略和美國國內政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而且是川普總統非常看重的一個話題。

我們媒體大部分的辯論是談到南部邊境的牆,這是主權的一個象徵,但是主權的挑戰比這還要大。

我想分享我自己在“9·11”時的經驗。那時候我在白宮工作,恐怖分子攻擊了美國。我提醒大家了解,那些恐怖分子他們是訪問美國(的遊客),他們的簽證是過期的。這是移民主權的一個挑戰,這不是一個新的話題,而是長久性的一個話題。

許多美國總統許諾說他們會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的任期到了之後,問題還在。我覺得川普很勇敢地面對這個挑戰。所以我們共和黨和所有公民,我們應該了解和支持:保護美國主權和土地的優先順序。

中國共產黨是美國目前最大的戰略性挑戰

記者:那麼,美國在2019年所面臨的第二大國家安全挑戰是什麼呢?

葉望輝:第二,我提醒我們加州的朋友們,彭斯副總統去年10月在哈德遜研究所對中國政策的演講。我覺得彭斯副總統的演講非常重要和有歷史性,因為他不只談到中國國內有一些什麼樣制度性的問題,或者在國際社會裡面國與國之間關係上有什麼衝突或競爭的關係,他也談到我們在美國國內,受到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挑戰。

我花不少時間談到我個人的經驗,談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是兩個分開的、不同的話題。大部分美國人在用“中國”這個詞時,他們把“中國”和“中共”混在一起,但是我們美國人要是真正了解中國人民他們真正的經驗,我們需要了解,中共只是中國人口的1%左右。所以,如果我們要一個美好的未來,我們應該看重中國的99%的人們,和他們的希望,那樣我們中美關係才會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正確的方向。

所以我十分支持川普總統,他和中國談判、貿易,或者討論安全,多方面的問題。彭斯副總統的演講內容也談到,中國對美國目前是最大的戰略性挑戰。

邊境安全不能繼續忽略支持川普總統強迫大家面對問題

記者:我們再來仔細談談邊境牆的問題。川普總統宣布了國家緊急狀態,而國會眾院,甚至其中一些共和黨議員也表示反對,您怎麼看這種情況?

葉望輝:這個話題有實際的挑戰,有政治的挑戰。實際性的挑戰是,我們的邊境安全情況是太弱了,那些當地政府,他們的負擔太重;如果我們真的關懷這些移民的話,我們應該不鼓勵他們非法進入我們的國家,不鼓勵讓他們的孩子冒險,冒健康的危險,冒自己身體安全的危險,還有經濟的危險。

我們應該改革我們合法移民的制度,這已經討論了20-30年了,但是我們的步驟不夠,所以我支持川普總統強迫我們要面臨這個問題,因為這個時間已經過得太長,問題越來越嚴重,不能再繼續忽略。

不能保護國家主權就無法克服其他挑戰和威脅

記者:那你覺得,為什麼這個邊境問題是在國家主權安全的第一重要位置?

葉望輝:如果國會不能夠做他們應該做的這個動作,我不會批評總統自己動手(指宣布國家緊急狀態)。大家說這是“川普的牆”,這是“川普的優先順序”。可是,這不是川普的,這是我們國家的。我們不應該把政黨或政治人物放在第一位,第一位應該是我們國家,我覺得(邊境安全)對我們國家,對我們社會文化,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太重要。

我們的執法機構和人員(Law Enforcement)負擔特別、特別重,我們應該關懷那些保護我們的人,關懷他們的利益、他們的需要。我覺得,川普總統站在他們那一邊,如果一些政客要批評他的話,我覺得他無所謂,而且我也無所謂。

我覺得主權應該第一,中國的挑戰或威脅是第二。第三還有很多不同的挑戰,像ISIS,或者北朝鮮,或者伊朗,這些挑戰還存在。但是如果我們不搞好主權,中國的挑戰和其他問題,我們就克服不了,這是我的看法。

這不是唯一的主權問題,但是這是我們選民看得到的一個問題。如果有一道牆,有一個有效的移民方式,我們的選民可以看得到。如果他們看得到,他們可以對他們選出來的領導人有信心;如果你做好事情,大家看不到的話,他們的信心放在哪裡,所以這是政治的一個重要考慮,但是有實際的成果,不應該只是政治的考慮而已。我們需要他們做他們應許要做的事情。

記者:所以你覺得川普總統實際上是在做人民需要他做的事情是嗎?

葉望輝:對,人民需要他做的,而且他應許他會做的。他應許的,他必須做到,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是這樣做的第一位美國總統。

川普總統在強迫國會改革移民法

記者:你覺得川普總統這樣做也是在強迫國會面對他們所應該做的移民改革嗎?

葉望輝:對,那是我的看法,我覺得那是他(指川普總統)的動機。如果民主黨,或者一些州,大部分的民主黨有州長的那些州,如果他們要在法庭挑戰川普的(國家緊急狀態令)宣布,無所謂,他們可以上法庭看看如何。

但是,如果他們反對任何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他們不站在我們選民,我們美國人民的一邊,他們站在要害我們國家定義的那一邊。

親歷中共對美國大學、媒體、企業和研究機構的影響以及簽證威脅

記者:關於中共的挑戰,你提到自己在這方面有過親身經歷,能不能詳細地說一說?

葉望輝:我在美國政治工作當中也發覺,在我們的大學裡,在企業家團體里,我過去在華盛頓DC、在國會山莊,或者在行政部門裡工作,我發覺,很多積極分子很樂意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說話,這影響到我們的決策過程當中。

在1990年代這是一個非常有爭論的話題,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20多年,他們的影響工作不只是在我們的國家首都,也在很多州府的首都,在很多州立大學,很多媒體公司,受到他們的資金影響,或者政治威脅影響。

最近加拿大面臨的華為的問題,這還不只是加拿大、美國,澳洲也有這個問題,歐洲也有這個問題。

全世界有一個覺悟,幾十年來,中國有一些做法跟其他國家很不一樣,範圍比較大。我們不要把所有的中國人放在這個危險的分類(category)里,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中國共產黨和他們的代理人,他們在我們國內政治、企業的影響。

我認識的朋友,有些教授,如果他們教課時,包括談到台灣的獨立歷史,也許會有人敲門說,“喂,這個教授也許不能訪問中國”,或者這個企業家應該停止捐款支持你大學的這個項目(programme),這是一個太正常(平常)的現象。我在很多不同的州,親自看到這個現象,聽到很多其他的朋友分享他們的經驗,這是我所講的我個人的經驗。

我以前在傳統基金會,在1990年代,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他宣布“兩國論”,我為傳統基金會做了一個分析。我做那個分析之前,我很活躍地跑到台北和上海談到兩岸話題,但是我在基金會寫了一個論文解釋和支持李總統的立場,讓我們的決策者了解他為什麼會這麼講,(之後)中國政府再也不讓我進去中國了,我不能得到簽證。

到了我進入白宮之後,切尼副總統幫我收到他們的一個道歉(apology),那個道歉(apology)之後,我可以申請(中國)簽證沒有問題了。是中國駐華府的大使親自到了白宮道歉(apologize),答應以後我不會再受到那種不良的招待。

但是為什麼他們(指中共)會利用這個工具(指簽證),因為這個工具有效。很多研究基金會,如果你是“創造麻煩者”,因為你要分析比較敏感的話題,他們就不會讓你參加他們的活動,因為他們要到中國去的話,他們不要有簽證的麻煩。中國的官員,他會讓整個團體等待你離開後才會批准(approve)其他人的簽證。這樣的行為,在1990年代,我就是那個“壞人”,其他的團員他們真的問我,“你願不願意離開,所以我們可以拿到簽證”。從那時到現在,我永遠不能夠對那個基金會有尊敬。

記者:他們真得這樣問你嗎?

葉望輝:對對對,那不是一個一次性的行為,是個普遍的行為,那是他們(指中共)在我們國內的影響動作。

現在美國對中共的影響有共識

記者:看起來,中國政府的這種壓力和影響力還是很厲害的,連傳統基金會這樣有名望的智庫,裡面的人都會做出這種反應。你覺得這對美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葉望輝:如果美國人民和我們的專家有覺醒的話,我很有信心,但是如果我們很被動(passive),讓它(指中共)這樣的動作繼續下去,沒有一個反應(response),我們就完蛋了。

我覺得川普總統在他的任期內,我們開始有幾個覺醒,比較誠實地(honest)了解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

我用醫生的話說,我們的診斷(diagnosis)差不多有共識,但是藥方(prescription)還沒有定義。我們還在辯論這個藥方(prescription),要怎麼反應,要有什麼比較實際的步驟,我們還沒有共識,還沒有解決方案。但是,這個問題是40多年造成的,我覺得至少會有幾年的爭論,才可能有一個有效的反應。

對川普總統處理中共的做法有信心

記者:你覺得川普政府在處理中共政府的這些方面做得怎麼樣?

葉望輝:我覺得他對中國的這種思想(思路)是蠻正確的。到底他願意做什麼樣的“買賣”(deal),我不可能知道,沒有任何人知道,只有他自己。但是我對他的談判做法比較有信心。

對自由中國有信心相信美國人不會愚蠢得接受社會主義

記者:最近很多人都在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美國的表現,你怎麼看的?

葉望輝:我大學畢業之後,第一個工作是在政府里研究中國共產黨。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也是看歷史,我覺得也許在人類的歷史裡面,沒有任何人民受到更大的社會主義傷害,中國人受的害是最多,最多的人犧牲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家庭被迫害。所以我很難相信美國人會那麼愚蠢,會覺得這個邪惡的意識形態跟我們的今天有任何關係。

猜有多少中國人會想要享受我們的言論自由,崇拜自由,全方面的自由,我對自由中國充滿信心。但是這個中國共產黨控制的中國,我覺得,最受害得就是中國,他們沒有什麼工具,就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個主義與自由是相反的,但是它100%控制你,不讓你有選擇。

我們國會有一些新科議員(freshmen),比較出名的新科議員很公開的支持社會主義,我們也有總統候選人,像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很清楚地說他就是社會主義者。紐約的那個最年輕的代表,也是支持社會主義的。我們美國在政治左派方面,我覺得他們太極端、太極端,而且太愚蠢,怎麼可能忽略那麼多人受害的歷史!

沒有想到民主黨會墮落到支持社會主義

記者:你是1990年代做共產主義研究的,那時候你有沒有想到今天的美國會是這種情況,有相當一部分人會認同社會主義?

葉望輝:沒有。沒有想到任何要競選總統的候選人敢講出來“我是支持社會主義的”,沒想到。民主黨他們有3-4個候選人,他們不直接說“我是推社會主義的”,但是他們推薦的政策就是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很難相信,(民主黨)會落到這個程度。但是他們是我們的對手黨,所以我不願意說好話。

敵人在利用我們的自由但是美國人會有很強的反應

記者:那你覺得怎麼會在只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裡發生這樣的變化?

葉望輝:也許這是受我們自由的一個影響,在美國你可以相信任何正確的、或者是奇怪的道理,也有自由(權利)可以宣傳(不同的道理)。所以,也許我們的自由就是我們的敵人想要利用的一個工具,來控制我們,或讓我們變成越來越弱。

但是到某一個程度,美國人有反應的時候,應該會是歷史性很強的一個反應。我們現在最初步,在對華政策上就有這樣的反應。

新疆集中營問題讓更多美國人醒悟

記者:所以你覺得很多人已經醒悟(awaken)了是嗎?

葉望輝:對,醒悟了(awaken)。新疆的(集中營)問題,在最近開始有很多美國人第一次聽到,他們聽到後他們不敢相信,看到一點點證據後他們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們說“Never again”(永遠不再有),但是“ Never again”就是現在,不在中東,而在中國。

所以,這不是共和黨和民主黨,這不是意識形態。很多美國人如果了解一點點這個問題的話,會說,“哦,這是個不正常的國家,我們不可能有正常的關係”。我覺得中國領導層自己的行動也影響到美國的反應,他們過分地攻擊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少數人民。

這是本台記者採訪的華府國際顧問公司總裁、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副國家安全顧問葉望輝(Steve Yates)先生。他認為,南部邊境危機和中國政府的威脅是美國今年面臨的兩個最重大的國家安全挑戰。

川普總統在2017年底,發布了他的國家安全戰略,他當時說:“我們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對人民,對我們的公民——滿足他們的需求,確保他們的安全,維護他們的權利,並捍衛他們的價值觀。”

這個國安戰略的四大支柱是:保護國土、美國人民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通過實力保持和平;提升美國影響力。最終達到讓我們的子孫後代生活在一個比以往更強大、更自由、更加令人自豪的國家這樣的目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希望之聲 記者馨恬《時事焦點》節目文字版整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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