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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看禁書如同搞地下工作

文革一開始,就興起了破“封資修”的紅色狂潮。

首先是收書、燒書。學校和生產大隊都召開大會,要收藏的所謂“古書”都上交。過期不交,“後果自負”。

於是,許多人都把自己祖傳下來的書,或者是辛辛苦苦購買、收集的書拿出來上交了,生怕交晚了被找麻煩。當時我們還很小,也知道不上交所帶來後果的嚴重性,也把自己那幾本心愛的連環畫上交了。當然,也有一些膽子大的人,冒著風險保存了一些舊書。

一次,在開完全校師生大會後,這些上交的書籍和學校保存的所謂封資修的圖書都拿出來堆放在操場上。主持大會的造反派指著這堆書說:今天,我們要告別一個舊時代,讓這些封資修的東西統統見閻王去。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今後,我們只讀毛主席的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以毛澤東思想統率靈魂,讓毛澤東思想佔領思想文化陣地。

言畢,他就往書堆里潑上事先準備好的煤油,然後點燃。這堆書燃起的熊熊大火持續了兩三個小時。書,隨著縷縷青煙和裊裊飄飛的灰片,永遠告別了這個荒唐的時代。

焚書後不久,“文攻武衛”全面鋪開,打死、整死了許許多多的人。德國詩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裡燒書,哪裡接著就會把人也扔進火堆”,再次得到殘忍驗證。

不僅是收書、燒書,對那些傳統文化建築,也不放過,也在“破”之列。

我所居住小鎮的南頭,有一座保存了幾百年的石牌坊,據說是小鎮趙姓所立,稱為“趙家牌坊”。牌坊上雕有各種小動物和各種花卉草木,還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圖像,兩邊蹲著兩尊石獅子。從棗陽到我住的小鎮,要經過這座牌坊,人們看到這牌坊,立刻會感到小鎮的古樸、深沉與厚重。

有天早上,還沒起床,突然聽到哨子聲,還有許多人整齊的號子聲。趕緊起床看個究竟。原來是扒這座牌坊,說它是封資修。用繩子綁在上面的石頭上,眾人在指揮下用力拉繩子,一會兒的工夫,這座矗立了幾百年、凝聚了豐富文化內涵的牌坊就銷聲匿跡了。

扒了牌坊,還嫌不過癮,這幫人就又敲著鑼鼓家什,扒每家每戶的屋脊。

那時候的房子,多是“解放前”修建的,都帶有清朝建築的風格,屋脊上雕著動物圖案,如、龍頭、虎頭、獅頭等,龍頭或者獅頭伸得又高又遠,配上彩色的描繪,活靈活現的,很是漂亮。這些人就爬到房頂上,把屋脊上的“龍頭”、“鳳頭”、“虎頭”統統敲下來,扔在地上,留下的是殘缺難看的龍身、鳳身和虎身。

扒牌坊和敲屋脊,這些毀滅傳統文化的荒唐事,對我們這幫小夥伴的消極影響,相對是間接的、潛在的。而收書、燒書對我們的戕害,那可是立馬就顯現出來了。

因為書對我們來說,已經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了,或者說我們已經對書有了一定程度的依賴。沒書看,特難受。

這都是愛聽故事引起的。

文革前,我們學校開有“周課”(講故事課),每周兩節。每到周課,黃老師就給我們講故事。要是天氣晴朗,黃老師就把我們帶到學校東邊的沙河灘上,同學們隨意地躺在沙灘上,聽黃老師講故事。

我們學校有位炊事員,姓申,我們都稱他為老申伯。閑來沒事的時候,老申伯也經常給我們這幫子小夥伴講故事。

文革開始後,我們最喜歡的周課被取消了,老申伯閑暇的時候也要參加會議或學習毛主席著作,也沒有工夫給我們講故事聽了。

但,我們聽故事已經上癮了。幾天不聽故事,那根上癮的饞蟲抓撓得心頭直癢。

怎麼辦?只有自己找書看。

而在當時,除了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四卷》外,准許看的書太少了。這些准許看的書如《高玉寶》、《劉文學》、《收租院》等,又都是宣揚仇恨和鬥爭的,沒有什麼生動的故事情節,更沒有知識性、趣味性,我們都懶得看。

想看的書都是所謂的禁書,且數量很少。要想找到舊書,就要像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那樣,秘密地打聽,看誰家有私藏的禁書。打聽到了,藏書的主人並不會輕易外借的,必須是信任的人才能借出。好不容易借到了,也只能背著人看。那年月,要是被人發現看了“禁書”,輕的會被認為“思想不健康”,重的會因此遭批鬥。

兒時的一個“鐵哥兒們”家裡有禁書,他和他的家長對我又比較信任,所以,我就經常到他那裡借書看,每次借都約定有還書期限。在外面遇到了,他就會問一句“咋樣了”?我就答“快了”。旁邊的人莫名其妙,就說“你們對的啥暗號?是不是在搞地下工作”?

一次,我又到這位同學家借書,書藏在裡間房子的頂蓬上。我倆就踩著裝糧食的缸上去取,剛踩上去,缸沿破了,俺倆都嚇得不敢吭聲。同學的母親出來了,笑著說,沒關係,可以修補的。我至今仍然記得老人家那慈祥的笑容。

文革禁書,一直延續到文革後期。人們太想看那些既能長知識、長見識,又能提高分析能力和思維水平的好書。但這些書都是禁書,看不到。於是,一些沒有公開出版發行的小說手抄本,在1973年到1976年私下流傳開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握手》,許多人都要抄這本書,我抄了大約二十幾頁,就被人“搶”走了。

長大了,每當回想起這荒唐一幕時,總是憤憤不平。正是對書如饑似渴的時候,卻來了一場“紅色風暴”,把我們讀書的權利也給剝奪了,腦子裡盡裝的是那些對生活毫無幫助的僵化的教條,和反文明反社會的所謂正統觀念。

文革焚書、禁書,造就了大批不敢獨立思考,不會獨立思考、不明事理、人云亦云的人。一個社會,把能言語、會思考的人整治得像動物那樣,只能吃睡,不能思想,不是地獄也接近地獄了吧?如果說摧毀鄉民自治、鄉紳治理,是自斷民族脊梁骨的話,那麼,文革就是自己抽干民族血液和精髓的愚蠢行為,這個民族從此不僅不能直立,只能匍匐,而且淪為精神上的侏儒。文革以來,說話假、大、空,行事坑、騙、蒙,大行其道,幾近成了社會常態。

我常常拿現今社會中堅人群與我小時候見到過的從“舊社會”過來的那群人做比較。按理,現在的人應該更加明理、成熟才對,現實卻恰恰相反。前不久,在機場候機時,與一位也正在候機的大學老師聊起了天,言談中,他竟然很欣賞薄熙來的那套極左搞法,令人不可思議。

那群從民國過來的人,在文革極度紅色恐怖下,仍然能秉承純樸、善良、正直、理智的本性,而這正是當今的人所缺少的。究其原因,與各自生活的時代關係重大。自治的環境,自由的思想,正是理性公民大量湧現的適宜土壤。而鉗制、管束和愚弄,只能出爐大批的愚民和暴民。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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