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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被誣衊的「資本主義」

————導讀《反資本主義者的心境》中文版新三版

《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這個全譯本,當時只在書市的一角曇花一現就消失了,看到的人當然寥寥無幾。被刪改的那個本子,經夏先生抗議後也停止發售了,所以米塞斯這本書的中文全譯本,到一九九一年前可說是一直沒有上市過。直到一九八九年遠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蘇拾平兩位先生提議將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譯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訂再行出版。

前美國勞工部長羅伯‧瑞奇(Robert Reich)在二○一五年出版了《拯救資本主義》(Saving Capitalism)一書,是繼其二○○七年的《超極資本主義》(Supercapitalism)一書,再度強調資本主義造成當今全球極端貧富不均的現象,所以有必要設法拯救資本主義,以免情況再惡化。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是二十一世紀實質薪資倒退、高房價、百分之一高所得vs.百分之九十九低收入者的貧富極度懸殊所呈現的社會不公、不義的元凶。而這種不分地域、不分國家社會的不公不義普遍現象,比起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所引發的悲慘世界,一點都不遑多讓。

重現十八世紀悲慘世界

十八世紀的悲慘世界,造就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十九世紀馬克斯的《資本論》吹起鬥爭資本家的號角,甚至演變成窮人翻身的流血革命。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受到指責、撻伐,政府中央計劃保護主義、管制和干預市場成為主流。同樣的故事到二十世紀末再度重演,金融風暴、金錢遊戲、房地產炒作、中產階級消失、M型社會、佔領華爾街運動(即1% vs.99%)等等鮮活貧富懸殊兩極化事實,興起一波波全球化的尋找病因好對症下藥熱潮。滿坑滿谷的研究、書本、研討會,熱鬧非凡。

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在二○一四年出版了一本近七百頁的磚頭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wenty-Frist Century),在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 Krugman)熱捧下,成為全球暢銷書。該書不只傳達馬克斯《資本論》的相同訊息,且以三百年來的具體數據,標示兩大訊息:一是除非有大規模戰爭和政府的介入,資本的年報酬率約為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而經濟年成長率僅百分之一‧五左右;二是如果一直維持“資本的年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貧富差距將持續擴大,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皮凱提和他的合作者公布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研究成果,被認為讓中產階級認清:放任式市場經濟下的受惠者局限於富有的百分之十(尤其是最富的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人全是受害者。而二○○八年金融海嘯,也被認為證實了金融市場有其內在的缺陷而無法自行調節,也被認為違背了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假設、進一步摧毀市場萬能的神話,歐美的中產階級因而徹底覺悟,二○一二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乃應運而生。

論者又指出,過去堅決擁護市場機制的國際組織也大幅調整態度。國際貨幣基金(IMF)建議中國和印度,要加稅與提升基本工資,以便創造貧富均霑的發展模式,遏阻貧富差距的擴大。世界銀行資深總監也呼籲各國政府,要創造工作機會並改善勞工待遇,否則“已開發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持續增長,而阻礙消費與經濟的成長”。皮凱提在其書中也提議,應對富人課百分之八十重稅和高額遺產稅,來消除所得分配惡化以達“經濟平等”。

這些二十一世紀排山倒海的批判“資本”和“資本主義”,並對自由市場和市場機能嚴厲抨擊的輿論,終究是要讓政府當救世主,要政府負起責任對市場機製作管理與規範,並以稅制來落實財富重分配。平心而論,這些都是老調,也都嚴重扭曲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並對政府的角色和職能過度幻想,而且對貧富懸殊問題的觀察失焦。

其實,歷史上一直都不乏對資本主義的數落。最有名的除馬克斯之外,被歸為奧國學派的熊彼德(J.A. Schumpeter,1883-1950)在一九四二年也提出,資本主義因為發展得太成功,終而產生危機而沒落、毀滅。不過,儘管有關資本主義的種種眾說紛紜,然而有一個關鍵課題卻必須先澄清:大家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到底是什麼?

儘管“資本主義”世人耳熟能詳,但其意義卻是眾說紛紜的,全球知名的產權大師張五常教授早在一九八一年就說:“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毛澤東思想,甚至資本主義,它們的定義,含糊不清。甚至在以嚴謹著稱的經濟學範疇里,替這些名詞所下的任何定義,也大有問題。”迄今,這個說詞仍是顛撲不破的。雖然充斥著各種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但我們卻看不到清晰的資本主義輪廓,似乎每位批判者都樹立一個稻草人來撻伐。

已故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於一九八八年就曾說過:“資本主義這個名詞,是馬克斯創造出來,用以概括工業革命初期一切叫人厭惡的現象,做為攻擊的總目標。從此以後,資本主義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成為剝削制度的代名詞,一般人不懂得經濟學,也不熟悉經濟學,遇到訴諸感官情緒的反資本主義的宣傳,他們就毫無批判地一概接受。”

反資本主義情結根深柢固

那麼,既然“資本主義”這麼模糊,何不設法將之定義清楚,或者乾脆放棄不用,將之徹底埋葬算了。雖然後者較理想,但因“資本主義”這個詞太具吸引力了,根本不可能拋棄,由“黨國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超極資本主義”、“創造性資本主義”等名詞的出現,都要加上“資本主義”就可見一斑。那麼,既然無法放棄資本主義這個詞,為免大家各說各話,還是應該將其做明確定義。

就我來看,夏道平先生說得最好,他說:“資本主義是一種經濟秩序。這種經濟秩序,是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生產與分配則由市場運作,透過價格體系來決定;政府的經濟功能,只限於提供某些必要的法制架構,使市場能自由順暢地運作而不加干擾。所以我們也把資本主義叫做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是什麼偉大人物的精心設計,它是在芸芸眾生個別行為的互動中慢慢自然形成的;高明的社會哲學家只是發現它,了解它的優越,並進而發展出一套自由經濟的理論體系。”

總之,“資本主義”這個迷人的名詞不可能被丟棄,就應將其真義做明確的定義和說明,而“私產制度”或“市場經濟”就是最好的代名詞。必須強調,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千千萬萬活生生、有靈魂、會思考的個人,而在人類有人與人之間互動以來,為了追求生活的最大滿足,致使“治理這地、生養眾多、遍滿地面”的境界得以達成並維繫,因而發現市場經濟是最好的制度。

夏先生之所以對資本主義有這樣的認知,應該得自奧國學派大師米塞斯。夏先生是知名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就在《自由中國》停刊的三年前(一九五七年的上半年),夏先生的一位同鄉詹紹啟先生寄給他一本《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著名英文雜誌,那一期正好介紹米塞斯的《反資本主義心境》(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這本書的摘要,就因多讀了這篇文章,夏先生才免於跟隨殷海光或張佛泉兩位先生走上“非理智”自由主義的思路。殷先生所崇拜的是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69)型的“浪漫的自由主義”,張先生所講的自由是類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積極性自由主義”。而米塞斯是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第三代宗師,他們的自由主義是本於市場機能的認識的。

《反資本主義心境》中文譯本一波三折

翻譯了摘要後,夏先生覺得應將全書譯出,乃在一九五七年秋天將這本不到一百頁的小書譯出,該譯本的出版卻出現波折,其始末夏先生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八卷第五期(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刊登的一則抗議啟事里說得很清楚。該啟事的標題是“為《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一書被擅自刪改,向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抗議”,全文如下:

‘米塞斯的近著《反資本主義的心理》(The Anti-CapitalislicMentality)一書,前經本人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摘要,譯載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後來印有單行本)。去年秋天,本人又將該書全都譯出,書名改譯為《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該譯稿經取得“自由中國社”的同意,由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工業委員會)接受,作為《經濟叢刊》之七出版,並經商務印書館及正中書局發售(當時工業委員會曾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不意發售數日,工業委員會經辦人告訴本人,說是該書內容強調自由民主,致受外來干涉,只好停止發售,刪節改版云云。至於如何刪節,工業委員會事前既未商得本人同意,事後也未經本人過目。刪改再印後數月,幾經本人催索,直到本年二月十一日才索得該書的刪改本(原譯本為二十四開七十二頁,刪改本為五十二頁)。經翻閱後,本人始知被刪去的不僅是該書的本文,而且把“譯者的話”也刪去四段;不僅刪去“譯者的話”,而且在“譯者的話”里,擅自增加最後一段;而所增加的,又復文句不通,不知所云。

基於以上的事實經過,本人不得不向工業委員會提出一個問題,一個抗議,和一個警告:米塞斯為一徹底反共的經濟學家,他的作品譯本,在反共的台灣,竟被取締而不能自由發售,本屬怪事。但近年來政府在取締書刊方面所顯出的無知與胡鬧,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可是,《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一書,出版者是工業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為一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所出版的書籍,為什麼會因所謂外來干涉而停止發售,而刪改重印?這是本人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的一個問題。

工業委員會不商得譯者的同意,擅自刪節書中本文,及“譯者的話”,尤其以不通的文句,妄自增加在“譯者的話”中,不僅侵害譯者的著作權,而且也影響譯者的寫作名譽。這是本人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的一個抗議。

現在,《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已有兩個印本。一為原譯本,一為刪改本。如果工業委員會不講是非,情願接受所謂“外來干涉”而不再發行原譯本的話,原譯本的發行權,本人特聲明保留;同時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一個警告:刪改本不得發售,也不得贈送。’

該一抗議提出後,工業委員會的當事人曾托經濟部參事高叔康先生(在南京時他和夏先生同事)向夏先生要求諒解。於是夏先生對抗議中所提的那個問題,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這個全譯本,當時只在書市的一角曇花一現就消失了,看到的人當然寥寥無幾。被刪改的那個本子,經夏先生抗議後也停止發售了,所以米塞斯這本書的中文全譯本,到一九九一年前可說是一直沒有上市過。直到一九八九年遠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蘇拾平兩位先生提議將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譯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訂再行出版。校訂工作理當由原譯者來作,但夏先生以年歲已大作為借口,要求最新譯本再現由我負責校訂工作,再版書於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上市。

迄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個年頭過去了,該譯本已絕版,夏先生也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過世,而資本主義依然被扭曲、抹黑,反資本主義的言論及著作還是方興未艾,很有必要再讓米塞斯這本一針見血揭穿反資本主義者心境的小書中譯本再度面世。說也真巧,最有資格翻譯米塞斯經典的謝宗林先生,正好譯完並出版米塞斯的千頁鉅著《人的行為》,乃央求他接續重譯出這碟清粥小菜,以饗讀者,尤其對有志於研讀米塞斯理論的朋友,很可以拿它作為入門的階梯。誠如夏先生在遠流版〈再版譯者序〉最後所言:“當讀者在讀本書的時候,我想,他可能是會心微笑,也可能是火冒三丈,對於這樣不同的反應,我不能說誰是誰非。但我敢說這畢竟不是叫人無動於衷的一本書。”我則希望讀者都能會心微笑並堅定信(正)念!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吳惠林謹識於台北市,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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