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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藤校畢業 卻在美國給印度人打工

曾幾何時,矽谷有句讓許多中國人自豪的名言:矽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背上建立起來的。

但幾十年過去了,當下的現實卻讓矽谷的華裔程序員、工程師如鯁在喉:

越來越多的印度人正進入全球頂尖企業擔任高管,印度裔國際CEO的數量更是多到不可思議,在矽谷三大IT公司中(谷歌、微軟和蘋果),前兩者的CEO都是印度裔。

與此同時,被誇讚為“勤奮、靠譜、技術能力強”的中國工程師們,卻始終停留在研發人員層面,鮮少能夠向管理層突破。

中國和印度作為亞洲的人口大國,又同為美國首要的留學生來源地,有著太多相似之處。當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不斷抱怨無法突破的職業“天花板”,為何印度人卻早在數十年前就突破局限,在各自的領域中實現“美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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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全球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業、跨國大企業都對他們青睞有加?

印度裔高管“攻陷”跨國巨頭

早在3年前,谷歌就公布了一項重組計劃,將43歲的印度高管桑德·皮查伊(Sundar Pichai)提升為首席執行官。彼時,這場調任令外界忽然意識到印度人在矽谷的勢力:谷歌和微軟這兩間矽谷巨擘,竟已均由印度人執掌。

事實上,印度人在矽谷的勢力不止於此。

更多如雷貫耳的國際公司,如百事可樂、軟銀、Adobe、聯合利華、萬事達卡、標準普爾等,都有過印度裔CEO掌舵的歷史,他們或曾經創造企業的輝煌,或帶領企業奮起轉型。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綜合調查表明:截至 2012 年,印度裔做高管的公司佔到了 33.2%。即便美國矽谷的總人口中印度裔僅占 6%,但他們創辦的公司,卻佔到了矽谷所有公司的 15%。

一長串的數據足以說明,印度裔在全球科技業甚至美國企業中有多成功。

不僅是企業,印度裔在教育領域也是遍地開花,哈佛大學商學院院長尼汀·諾里亞是印裔,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蘇什·庫馬爾也是印度人,矽谷甚至有一種說法——“阿三哥們真的要統治美國。”

這些印裔高管來自印度各地,所學專業也各不相同。如果真想找到相同之處,那就是他們的年齡介於45—55歲之間,多數都不是所掌管公司的創始人,而是憑藉強大的技術背景,在公司出任多個職位,一步一步從底層開始奮鬥,才達到如今的高度。

與之相反,大多數華人往往本科、甚至更早就來到美國接受教育(陳士俊 8 歲、李開復 11 歲開始接受美國教育),印度裔的矽谷高管幾乎既不是第二、三代移民,且都出身於印度普通家庭,之後才遠赴英美深造,通過上大學進入“國際化”軌道。

相比之下,論聰明才智並不遜色的中國人,能夠在美國國際大企業中獲得頂尖管理崗位者,卻是鳳毛麟角。

即便一些優秀的華人靠自身實力走在了前端,卻又如曇花一現,瞬間歸於平淡。例如多年前中國台灣的李開復,先後在微軟、谷歌任職,也僅坐到了“全球副總裁”的位置。

作為當今美國的一個新興少數族裔群體,印度裔已發展為僅次於美國華人的第二大亞裔族群,卻在短短四十餘年間逐步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並在收入、商務、個人發展等方面得到了清晰的展現。

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些什麼?我們的孩子又該如何揚長避短、迎頭趕上?這一切都值得同為亞裔的我們深思。

比起“母語優勢”,我們忽略了溝通表達

直至如今,每每提起中國與印度在美國的“差距”,許多人都會用“印度人有語言優勢”作為搪塞的借口。

誠然,英國的長期殖民統治,使得英語和印地語並列為印度官方語言,讓印度人在英語方面具備了一定優勢,但事實上印度80%的當地人母語還是印度語,英語只是第二語言,真正把英語當成第一語言的,僅僅只佔2%。

雖然中國人總會嘲笑印度人帶有濃重咖喱味的英語口音,但大多數印度人並不拘泥於口音上的偏頗,也絲毫不影響他們精準地將意思表達出來,印度人更懂得用英語的方式來思考問題,並且從不憚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與之相比,中國學生通常更糾結“字正腔圓”,即便英語流利、發音標準卻囿於中譯英的思維,在溝通和表達效率上遜色不少。

在矽谷工作過的中國工程師們,大多有著這樣一個相同的感受:印度人太會和老闆溝通,太會 “拍馬屁”。與此同時,來自中國的工科男們也會苦澀地加一句:“如果換成我,想拍馬屁也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啊…”

事實上,中印兩國學生在表達溝通方面的差異,早在校園時期就已經展露端倪。

與大多數亞洲學生相比,印度學生更願意融入美國學生的群體,和本土學生打成一片,花更多時間去社交,並樂於去表達自己、展現自己。而中國留學生則熱衷抱團,對於融入當地朋友圈缺乏興趣。

這種習慣養成後,在他們走入外企職場後,就會顯露出弊端。

“中國學生沉默謹慎,印度學生能言善辯”,哈佛大學的張伯庚(Julian Chang)教授,就曾評價中印兩國學生在這方面的差異: 

“無論是價值觀還是習慣,比如說他們在美國的企業里很多是outside office,你要是不去看球,不跟大家一起去吃飯、看球、玩兒,那就很難加入領導圈。”

《南華早報》也用詳細的數據和事實,點明了這個現象:為什麼印度人在美國職場領先於華人?是因為更好的人際溝通能力起了很大作用。

印度人敢說會說,不只是民族文化使然。在印度的中學和大學裡,學生社團極其豐富。而社團的負責人都是像美國總統競選那樣民主產生,想要成為領袖得先有好的口才,這也讓印度學生從小鍛煉了溝通協調能力,有著較強的演說本領。

而在中國傳統觀念下成長起來的家長,更多習慣於壓抑孩子的個性和表達,而忽略了培養他們主動交流、全情投入溝通和理解的能力。

除了專業背景,更應重視管理能力

華爾街日報》曾在一篇名為《比起中國,印度是如何輸出那麼多 CEO 的(How Does India Export So Many More CEOs Than China?)》的文章中,也提出過這個問題。

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對微軟現任CEO Satya Nadella的評價,可以說很好地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他評價Satya Nadella道 :“有著良好的工程師技能、商業眼光以及良好的人際關係素養”,一語概括了一名科技公司CEO應該具有的三個特質:技術過硬、商業頭腦和人際把控能力。

可以說微軟能有今天,離不開Nadella上任以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改革的核心則是管理手段的應用。

翻開印裔高管的簡歷,可以發現幾乎所有人都有MBA學習的背景,皆是“技術+管理”的複合型人才。而據統計,在矽谷,擁有MBA學位的印裔佔28%,華裔只有7.2%。

印度人對於商學院的重視,不僅體現在他們的美國教育中,在印度本土,商學院課程已經成為了高校的“必選課”,究其緣由,也與印度政府重視管理有關。

作為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國家,想要管理好這樣一個國家,政府不得不重視起管理的手段。1947年印度一經獨立後,政府就把發展管理學院作為振興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

1961年,印度政府先後在加爾各答和艾哈邁德巴德建立了兩所精英教育學院——即統一名稱後的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s of Management,簡稱IIM)。這是一所和印度理工學院差不多牛的商學院,現在已經發展到20個分院。

印度雖然經濟落後,但培養管理型人才,比中國起步早了近30年,甚至可以說,印度的商學院教育早早便與國際接軌。

在印度,如果哪個學生不讀MBA,會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一些印裔經理人寧願擠在合租公寓樓中,也要花錢去上MBA課程。

而相鄰的中國,在1980年代才開始實現現代管理學教育。中國學生在專業學習上更崇尚“術業有專攻”,大多是等到工作遇到瓶頸才會想到去提高。

而且直至目前,中國的商學院教育在培養適用的管理型人才方面,並非“名副其實”——那些花很多錢“買”來的MBA,或者由於工作需要而去補課的MBA,總顯得有些“被動”。一大批商學院,更是由學習的地方變成了交換人脈資源與發展人際關係的場所。

當下社會需要的“技術+管理”這類的複合型人才,恰恰為中國學生所忽視。 

參考資料:

《學習月刊》印裔職業經理人輝煌業績可圈可點——從CEO說起

紐約時報 How Does India Export So Many More CEOs Than China?

精英說 印度人在美國做CEO,中國人卻做底層工作!與他們相比我們的教育到底差在哪裡?

矽谷華人高管少?看印度 CEO 怎麼培養軟實力!

印度人在接管矽谷的時候,中國人在做什麼?

為什麼職場上印度人總比中國人混得好?

中國人那麼優秀,為什麼美國人還是更喜歡印度人?

為什麼世界500強公司有那麼多印度裔CEO?!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華 來源:精英說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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