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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以前那種『和平崛起模式』已經結束了」

——澳智庫舉辦研討會:澳州如何應對「中國問題」

ASPI執行董事Peter Jennings在開場演說中表示,習近平主導的「中國夢」,目前最首要的目標就是維持和穩定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他說道,「中(共)國對全世界充滿一種憧憬和企圖,習渴望能重新制定全球性的戰略秩序,尤其是在印太地區」,「中(共)國以前那種『和平崛起模式』已經結束了」。

四月中旬,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組織了一次研討會議,討論主題圍繞著“中國問題”,其中包括中共對外政策,全球與中國有關的經濟問題,中共即將實施的全民生物特徵識別計劃,太空計劃,全球對中共海外滲透勢力的意識覺醒,東南亞版圖擴張和侵略等等。

會議由澳洲各界權威的18位專家,學者,研究人員和媒體主辦,超過200位澳洲政府各級官員,戰略專家和國家政策諮詢和制定者等參加本次會議。與會者針對上述問題將對澳洲帶來的影響進行了討論與分析。

論壇會現場 

ASPI執行董事Peter Jennings在開場演說中表示,習近平主導的“中國夢”,目前最首要的目標就是維持和穩定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控制。他說道,“中(共)國對全世界充滿一種憧憬和企圖,習渴望能重新制定全球性的戰略秩序,尤其是在印太地區”,“中(共)國以前那種‘和平崛起模式’已經結束了”

科技界的野心—成為全球霸主

現下的中國,在內部的權力和管理上發生一些改革,比如共產黨將很多的權力從國家手中收回,再次實施中央集權,很多人將當下的中國與古代的‘君主專制’相提並論,以習近平為主的中央再次成為宏觀上掌握國家機構一切資源的獨裁者。

社會控制方面,一系列的政策讓中共能有效的掌控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以及在海外生活的中國人。通過數碼科技領域對人們的行動實行制約和限制,用中共制定的規矩讓社會保持規範。

在“China2025”項目中,中共當局選定了一系列的領域進行發展,特別是在科技方面,中共希望成為全球範圍內的領導者。

ASPI在會議中展示了一個名為全球內的“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中國科技領軍的地圖)”,其中顯示了中國12家主要科技公司在17,000個數據點的運營情況,它追蹤了全球400所大學和研究夥伴、52個5G項目、56條海底光纖電纜和200多個數據中心,而這些數據中心是由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Alibaba)、百度和騰訊(Tencent)等公司以及電信公司華為(Huawei)、中興通訊(ZTE)和中國移動(China Mobile)控制和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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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公司的活動並非屬於純粹商業性的,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需要考慮降低風險的策略。”ASPI表示,“中共自身的政策和官方的聲明已經清楚表明,他們將中國科技公司的擴張視為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擴張版圖的關鍵組成部分。”

ASPI中國國際網路政策中心客座研究員Samantha Hoffman博士以中共政府在2020年將全面實施的中國社會信用體系(SCS)作了詳細的分析和報告。他認為,SCS將適用於所有的中國公民以及從海外歸國的中國人。SCS系統在名義上是將用作分析“犯罪或違規”行為和制定債務系統的黑名單,但這個體系整個實施的目的是以技術和合法的社會系統支持中共對社會的全面監視和控制。Samantha Hoffman教授表示,“這系統是有缺陷的,它就是偏向中共的系統”。

中共在太空領域的野心也成為討論會的焦點。中共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對中共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可以成為美國研發的GPS導航系統的替代品,還可以作為一種軟實力,跟隨“一帶一路”計劃成為“太空絲綢之路”。

ASPI防務戰略計劃的高級分析師,Malcom Davis博士說:“中(共)國的太空計劃與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不同,它是以解放軍為領頭主導(PLA-led),致力於火箭發射能力,太空商業活動,對抗太空的能力,一切營運都是用解放軍的理論和資源來支持。”與會中多位專家表示,太空領域對中共至關緊要,這也是為什麼近年來中共在這方面加大投資並不斷地加速該領域的擴張。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目標是,到2050年完成“信息化”進程,通過深入應用信息技術達成業務模式、組織架構以及經營戰略的轉變,並應用在太空、海上和彈道導彈防禦等領域,增加傳輸、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中共還將重點放在探月任務上,第一次探月任務預計在2028年。正如中共2015年國防白皮書中所說的,“誰控制了太空,誰就控制了地球”。而擁有強大中共軍隊力量的中共政府將利用這個有利的資源出手。

台灣問題

對中共來說,台灣問題已經成為中共執政者所面臨的一個敏感問題,專家預測在未來幾年內,這個問題將變得更加尖銳和突出。

塔斯馬尼亞大學中國研究高級講師Mark Harrison博士表示,北京有陷入戰爭的危機。他分析道,“儘管習近平在兩岸統一問題上沒有明確是否使用武力,但相當明確的是,不論如何完成統一,北京都沒有具體計劃表面如何繼續維持台灣和平與繁榮。”目前,中共正試圖加強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來削弱澳大利亞的“一個中國”政策,特別是希望通過ACPPRC(和統會)這樣的統一戰線組織來達到目的。

美中關係

在美中關係方面,Peter Jennings表示,華盛頓正在形成一個共識:中共是美國最大的戰略威脅者。美國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Charles Edel表示,中共和美國正走向一個新的“技術冷戰”。這個時期或將跨越未來幾十年。他認為,美中之間的戰爭不但表現在政治版圖上,更是在意識形態上。中共勢力在海外不斷破壞民主,強調獨裁主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為共產主義思想提供更好的溫床,“這不是政策制定者可以迴避的事情,我們應該更加堅定地捍衛民主,反對中(共)國這樣的企圖。”Charles Edel說。

“一帶一路”&東盟

Peter Jennings強調,“一帶一路”倡議既是一項貿易倡議,也是一項戰略倡議,他呼籲澳洲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應該這樣看待這個倡議。他說,讓東盟保持弱勢對中共在戰略上有益處。

ASPI國防與戰略項目高級分析師Huong Le Thu博士表示,中共試圖利用在東南亞地區老大哥的角色,將各國間的利益需求加以分化,以阻止他們團結起來。

他說,“一帶一路”倡議可以追溯到中共提出“睦鄰友好”政策時期,因此沒有一個東南亞國家加入到西方民主抵制“一帶一路”的陣營中來。從這個研究看來,越南是唯一一個對中共有高度警戒的國家,而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與中共的關係則是相對複雜。

不可避免的硬著陸—經濟危機

在談及澳中關係時,Peter Jennings表示,中共希望削弱澳大利亞在政策制定上的獨立性,削弱澳美聯盟意識,並利用經濟關係來迫使澳洲形成對中共戰略的默認。

他說,“中國現下的發展賦予執政黨合法性,但這種發展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因為所有成熟經濟體都會在某個時候放緩繼續發展的腳步。”

澳大利亞最受尊敬的中國宏觀經濟學家之一的Stephen Joske認為,全球範圍內有大量的證據表明,當各國加大信貸體系的力度時銀行業的危機是隨之而來的。

他說:“對中國而言,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會發生經濟危機’,而是‘何時發生’。”

他表示,習已經向中國人民作出了重大承諾,中國將在2040年前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翻一番。而隨著以中國經濟刺激措施推動經濟增長的策略出爐,2015年其實是一個轉折點,中國在那時仍然可以實現軟著陸,但現在為時已晚。2019年中國剛剛出台了新一輪刺激措施。Stephen Joske認為,2020年至2022年間中國將出現經濟崩潰。

因為中國國內儲蓄率值高,沒有國際債務,也不需要過多考慮國有的金融體制,中國人認為中國不可能發生經濟危機。Stephen Joske對此回應道,“沒有外債這一點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但是問題將出現在國內市場。”

Stephen Joske還認為,有關金融危機的全部觀點是,它始於批發市場,而批發市場並不由國內儲蓄提供資金。他還指出,中國的經濟危機將首發於不是國營的批發市場,其資金來源於虛擬銀行,包括投資銀行、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保險公司、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通常從事放款,也接受抵押,是通過槓桿操作持有大量證券、債券和複雜金融工具的金融機構。帶來金融市場繁榮的同時,虛擬銀行的快速發展和高槓桿操作給整個金融體系帶來了巨大的脆弱性,同時也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主要推手。

他說,目前世界還沒有對中國經濟下滑做好準備,但是中國經濟下滑的可能性很大。澳大利亞應該重新定位我們的投資組合,減少我們的風險窗口。

中共勢力在海外的干涉行動

中g 秘密地、強制性地干涉澳洲內政是此次研討會的另一個重點。來自美國的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的中國研究研究員Peter Mattis說:“如果我們不允許討論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會是什麼樣子,那麼我們將永遠無法找到答案。今天所描述的中國將永遠是我們未來必須面對的中國。”

統一戰線是中共在海外進行干涉和影響的工具。然而,ASPI的研究員Alex Joske認為,中共在技術轉移中的影響力一直是被低估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科技進步中發揮著核心作用—例如,201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三分之一的博士生被派往海外學習。招聘頂尖人才是建設“中國夢”的關鍵,還有鮮為人知的‘千人計劃’。該計劃是從2008年開始,在5-10年的時間裡,在中國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及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有選擇地引進/招聘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中國創新創業。而‘千人計劃’只是超過200個的人才招聘計劃中的其中一個。這些計劃的運行是保密的,因此大學往往無法確定到底誰真正參與其中。

部分特邀嘉賓(圖:Charles Edel)

加拿大最大的新聞媒體Star Vancouver總編Joanna Chiu從加拿大專程到堪培拉參加這個研究會,她稱,由於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案,兩名加拿大人在中共的報復行動中被捕入獄之後,加拿大才意識到中共政府的強勢。她公開讚揚澳大利亞在制定應對中共干涉的外交政策上的應變措施,同時在國際間也起到帶頭作用。

前澳聯邦政府顧問John Garnaut在發言中說:“澳大利亞的政客們並沒有與基層的中國人保持接觸,而是選擇了在由中國統一戰線組織成員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討論外交政策,這些新聞發布會傳達的都是北京的想法,而不是當地華裔選民的想法。”他稱,要想接觸最真實的當地華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獨立的華文媒體

澳洲獨立媒體《看中國》總經理Maree Ma受邀參加研討論壇,Maree Ma在發言中說:“對華文媒體而言,撰寫文章批評澳洲政府比批評中共政府來的更安全。因此,當大多數的華媒不斷指責澳洲政府的種族主義,並替中共政府的所作所為當吹鼓手時,他們並沒有真正表達華人的心愿,事實上,華人社區是被疏忽、被孤立的。”

“澳洲需要更多的獨立中文媒體能夠正確報導事實,讓華人真正了解澳洲歷屆政府在建設多元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Maree Ma說。

可持續性的對中政策

自從40多年前,工黨澳前總理Edward Gough Whitlam完成澳洲外交史上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後,幾十年來,澳大利亞的對中政策都是把重點放在對雙方都有利的領域裡,並刻意忽略那些會讓人緊張的領域。

“這樣的現象不能再持續了”,ASPI國防與戰略主管Michael Shoebridge說道,“澳大利亞和中(共)國之間的差異再也不能被忽視。中(共)國不斷增加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以及在南中國海建立軍事力量,最後發展到決定在太平洋的馬努斯島搭建海軍基地,以及對與澳大利亞聯盟的太平洋和東南亞國家進行數十億的投資。”

Shoebridge指出,澳大利亞政府的職責就是保護公民免受中共對他們生活的侵犯。“我們不依賴於中(共)國,我們是相互依存,因為中國還需要依賴澳大利亞的自然資源來推動經濟增長。”

(圖片來源:ASPI執行董事Peter Jennings演講稿節選)

最後,Peter Jennings重點提到了未來的情景—現在,我們在習近平的夢想中,其中有中國的強勁發展和中共強有力的控制。但是Peter估計,這種情況有45%的可能性不會再持續。而由於中國經濟的放緩,有35%的可能性“共產主義將變得搖搖欲墜”。但他表示,無論哪一種情況,對澳洲來說都不容易面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看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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