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評論 > 言論 > 正文

觀雨堂主:「奴才學」的社會需求

湖北省天門市原市委書記張二江。(網路圖片)

十餘年前的4月28日,大陸《人民日報》刊發一篇署名文章,內容是說“五毒俱全”的貪官張二江在任時,有一部“專著”問世,書名標題為《下級學》。據云此書公然讚許和鼓吹奴才思想,介紹並宣揚官場種種交易技術,專門傳授下級如何在不同場合對不同人作不同應酬,下級如何拍馬,如何吹捧迎合上級以換取將來的權力。“五毒”是指“吹”、“賣”(官)、“嫖”、“賭”、“貪”。

當然,張二江及其《下級學》遭到冠冕堂皇、居高臨下的抨擊和批判,也在情理之中,據說某權威媒體又將此書斥之為《奴才學》。將《下級學》稱為《奴才學》不僅很貼切而且一語中的,雖然在現實中“下級”也許不全部等於奴才,但奴才來自“下級”卻是基本事實。張二江在書中解紹的官場交易術,又有誰能否認這正是對社會真實的闡釋。況且,大量今日之貪官,往往正是昨日之奴才。

在大陸連小學生都明白,若不懂官場交易術,在官場上一天也混不下去。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現代奴才與舊時代的奴才雖系一脈相承,但在貪黑與無恥的程度上,卻又向前跨了一大步。現代奴才還會駕小車、懂點洋文、能玩電腦,既可以是張二江一類的各級官員,也可能是知識分子或學校的教師,當然也可能是市井上引車販漿之流;相反,一個家庭保姆、一個機構或一個小區的守門人卻可能不是奴才。即使是舊時代的奴隸也不見得就是奴才,因為面對主子的淫威,有些奴隸也許會“裝聾作啞”,有時還“又懶又笨”,甚至能“寧死不屈”。《紅樓夢》里的晴雯,雖生為下賤但絕不是奴才。也唯其如此,倘晴雯生活在今天,估計十有八九與寶玉一樣,很難當一個成功的主子。

有趣的是,至少約在近30餘年來,坊間還流傳著另一本“奇書”,標題為《厚黑學》。那是指導奴才成為主子後,如何在官場博弈的“學問”。其基本要義是當官最講究臉皮要厚、心要黑。《下級學》與《厚黑學》並列甚稱“姊妹篇”,前者研究如何當奴才,後者探討怎樣做主子,相互間存在著承上啟下的內在邏輯聯繫。

《厚黑學》成書在腐朽的大清王朝,當然毫不足怪,只是《下級學》竟問世於21世紀初的今天,這就有點意思了。《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還指出:張二江既心甘情願地充當某些“上級”的奴才,又把自己當成其下屬的主子,卑躬屈膝、狐假虎威的事都干過。在我看來如此對張二江的概括評價,不僅恰如其分,甚至有畫龍點睛之妙。不過這其中似乎還存在兩個對偶問題被淡化處理了:(1)張二江在心甘情願地充當“上級”奴才的時候,是否可以說那“上級”正是張二江的“主子”呢?(2)二江在將自己當成下屬的“主子”時,又是否即意味著其下屬即是二江的奴才呢?

當初二江的上下級領導同志們切勿誤解,在下只是一介布衣,並無與領導開玩笑的興趣。有上即有下,有左即有右,我只是從一般常識出發就事論事而已。通常而言,今日之奴才成為明日主子的概率極大,而奴才一旦當上主子,往往主子更像主子、也更貪。其原因就在於如張二江這類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出身,而且一旦遇到更“上級”的主子依然是奴才,所以深諳奴才的心態。同時“下級”對奴才的供給,又必將使主子在權力的專斷濫用與尋租的道路上更加有恃無恐。大凡在“下級”面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主子,在“上級”面前必然是卑躬屈膝、醜態百出的奴才。

如此看來所謂“奴才思想”,還需二江來“公然鼓吹宣揚”嗎?《下級學》問世的1年前,報載河南省盧氏縣就有奴才與主子合作,上演了一出醜態百出的鬧劇。事情是這樣的:縣委書記杜保乾的繼父去世,縣裡各鄉鎮、局委領導全來奔喪。表現最搶眼的竟是范某、張某、薛某等三名鄉鎮黨委書記。他們備好孝袍、孝帽,一下車即披孝帶帽直奔靈堂大放悲聲,比死者嫡系親屬更悲痛。

下葬那天,范書記突然撥開眾人撲在靈前,一口一聲“親爹”地嚎啕,任人怎麼拉也不起來。直到杜保干過來朝范的屁股上踢一腳,說:“我知道了,起來吧!”堂堂范書記才擦著眼淚鼻涕爬起來。緊接其後的張書記一看急了,也猛跨一步“撲通”跪倒,也是一口一聲地哭起“親爹”,依然是誰來勸都無效,最後還是杜保干過來朝屁股上踢一腳,說:“起來吧,我知道了”,才意猶未盡地收淚止哭。眼看此形勢急壞了一旁的薛書記,唯有責怪自己反應遲鈍。

按當地風俗下葬時還應有孝子打幡、捧盆,杜保干正為一時未找到瓦盆而說了一句“美中不足”,話未落音這位薛書記迅即甩開大步走到杜保乾麵前,前腿弓後退蹬地從懷裡拽出瓦盆恭恭敬敬地奉上:“杜書記,盆——在——這——里——!”難道說,這些鄉鎮黨委書記們,是因為學了《下級學》才懂得捕捉這樣的交易機會的嗎?恐怕不見得!也許這些奴才倒確實需要認真學習鑽研《下級學》,因為他們拍馬溜須的嘴臉太露骨、太公開化、太無所顧忌,他們不懂得含蓄才是此道的高境界。不過,也可能他們是太迫不及待了。

說實在的,我無意從倫理的角度譴責這些現代奴才。奴才不是人的天性,自我保存才是人的天性。奴才是特定製度與權力無約束條件下的產物,在中國也是一種源遠流長的一種文化現象。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即是建立在身份特權和人身依附基礎之上的一種傳統。說得規範點,是臣民型文化;說得直白些,即是奴才型文化。

自古以來人們常將“多磕頭,少說話”視為老成世故,其中道理頗值得玩味。李蓮英在西太后面前是奴才,在小太監面前卻是主子;一個太監如此,其他大臣又何嘗不是如此?所以凡有皇帝的時代,必然會有對太監的需求,對太監的需求和供給,絕對是與皇權統治制度聯繫在一起的。

同理,凡有獨斷專權的主子,必有對奴才的需求。高明的奴才其過人之處,就在於面對重權在握的“上級”,能不露痕迹而又效率極高地阿諛逢迎,以至放棄自己的尊嚴、人格和自由。這种放棄是一種交易,也是一種投資。因為這种放棄有利於降低奴才在仕途中的交易成本,從而獲得自己在遠期所需的權力和收益最大化。作為一種赤裸的交易,其暗含的條件是:(1)交易必須能使“上級”和“下級”雙方都帶來預期收益;(2)“下級”有足夠的信心預期“上級”對自己許諾的履行,“下級”一旦發現“上級”沒有誠信履行自己的許諾,則“下級”供給奴才的激勵便會消散。

所以一般情況下“上級”不會違約,原因是誠信與履行的結果是上下級的雙贏。沒有這樣的誠信與履行,也就是沒有對奴才的供給。在奴才與主子的交易中,絕大多數的主子卻能保持較高程度的誠信,這是一種有趣的現象,但鮮有人對此加以關注。奴才與主子之間又存在著博弈關係,“上級”剛愎自用的作風與大權獨攬的策略選擇,直接影響到“下級”逢迎拍馬的對策選擇。只有在上下級之間的互動下,才會有奴才不斷浮出水面。

在一個組織或政府機構里,如果人們選擇的是憲政民主制度,則“下級”絕不願出售自己的尊嚴與人格。原因是他搜索不到可交易的對象。而且當他觀察到憲政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權力受到監督與約束,自然也不會產生交易動機;相反,如果大家選擇的是假民主真極權制度,凡決策權乃至話語權,都按權力的級別高低來分配,則“下級”可以有兩種不同的選擇或策略。

一是面對權力壟斷的主子爭相獻媚取悅、阿諛逢迎、卑躬屈膝爭當奴才,成為優勢策略,目的在於換取遠期的權力與收益最大。民間諺雲“大丈夫能伸能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這種奴才哲學的阿Q式認可;另一種是堅持人格獨立、精神自由、不願當奴才,雖有時可能在重壓之下迫不得已放棄一部分自由與權利,但絕不出賣自己的尊嚴與人格。這兩種不同策略選擇帶來不同後果,前者收益必然遠大於零,其結果正是所謂春風得意、心想事成,不僅能陞官晉級權力有加,貨幣收益也日見增長;後者則收益小於零,表現為辦事處處不順,交易成本上升,該晉陞時也不能晉陞。

奴才不僅是上下級博弈的產物,也是環境選擇的結果。在一個假民主真極權的環境里,環境會自然選擇奴才,同時淘汰那些不願出售尊嚴的人格獨立者,從而在人類社會裡形成類似“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因此,人們有理由認為:大凡奴才成群的政府機構或組織里,那裡肯定有一個凌駕於眾人頭上的主子;那裡所奉行的,也必然是踐踏民主與自由的極權主義制度。

一個社會或一個經濟組織內,當奴才佔據一定比例時,不僅導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減少,對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也是一種巨大障礙。原因在於,奴才也是 M.奧爾森教授指陳的“分利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中的一個角色,儘管只是無足輕重的配角,分得的也只是殘羹冷炙。當然,奴才有預期遠見,也有耐心。

奴才型文化強調政治權力,並認為政治權力的唯一基礎,是人的意志和行為。在光榮革命以前的西歐思想界,佔主導地位的權力觀念是所謂“君權神授”。這與中國歷代把皇帝視為“真命天子”的觀念正好相符。“君權神授”的觀念,最初形成於公元前四世紀後期古希臘哲學的斯多葛學派,強調人世間的一切皆由“天命”或“宿命”所決定。

作為猶太聖經的《舊約》同樣深受此種觀念形態的支配,所以後人將猶太聖經稱為世界上的“神教教義之母”。17世紀英國思想家 T.霍布斯推倒了“君權神授”論,並用權力的契約理論取而代之。霍布斯在客觀上為自由主義理論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他的結論卻是依靠權力,強制推行和平狀態,以避免所有人與所有人的戰爭。霍布斯的理論基礎是個人主義與契約論,論證過程則建立在對人的本性分析的基礎上,並抽掉了專制主義的法理基礎。在《列維坦》一書中,霍布斯認為人們在缺乏強權政府的情況下,就等於處在一種無序的叢林法則中,相互間會出現無休止的爭鬥與掠奪,因此需要建立由政府統治的社會秩序,以結束人與人之間相互鬥爭和欺強凌弱的狀態。同時為使此種社會約束獲得鞏固,又需要一個如同水族大王列維坦一樣的權力擁有者,依靠對權力的有效控制,凌駕於公眾頭上發號施令。列維坦正是全部社會最具權威的主子,奴才也將批量供給。整體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大大小小的主子無一例外地形成對奴才的需求。

在現代極權體系中,多數情況下的第一代“列維坦”總是強有力的暴君,而第二代第三代“列維坦”,可能會從原先的奴才中提拔而出。光榮革命時期,霍布斯關於權力的契約理論被洛克的政府理論所取代。然而300餘年來的絕對權力觀念,在一些東亞國家不僅沒有消散反而更顯頑固。大陸官員無法接受霍布斯在《列維坦》中的推導過程,但對強權的列維坦統治觀念的維護,卻能不遺餘力。

J.洛克是崇尚人的自然權利的重要思想家,洛克《政府論》的偉大意義,在於對政府提出一種類似信託關係的契約論解釋。如果政府不能為民眾提供財產安全與自由保證的託管,民眾何必要信任並委託這個政府呢?在這位光榮革命的辯護者來看,公眾“對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所有權是先於政府而存在的自然權利,只是這些權利在沒有政府的狀態下,由於具體規定與操作的不便而難以獲得保障,所以才需要人們相互訂立一個契約,這個契約就是政府。

根據洛克的理論,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及其官員只要成為凌駕於公眾之上的主子,就會形成對奴才的社會需求。哪裡對奴才有需求,那裡就有人願出售自己的尊嚴與人格,形成奴才的供給。只有當公眾成為政府的委託人或主人,對奴才的社會需求才會下降到零點。政府是人民為維護自己的權利而不得不保留的,所以被潘恩稱為“不能缺少的壞東西”。

防備社會形成對奴才的需求,方法與將政府權力關進籠子的原理相同:一是對政府權力加以分割,二是用憲政制度約束政府。這也是通往市場經濟的前提。在一群奴才圍著權高位重的主子轉的社會裡,所謂市場必定是尋租場。

據網上信息,張二江早在幾年前已提前獲釋。今天人們不難發現,與當下懷揣幾十億、幾百億的巨貪相比;與大批太子黨早將驚天不義之財轉移海外,繼而藉助離岸金融將錢財洗白的手段相比,二江的所謂“五毒俱全”又顯得多麼微不足道?甚至與動輒就擁有幾個億的村官相比,二江也讓人有明顯“落伍”的感覺。這一切彷彿對二江也是一種嘲弄:你二江在《下級學》中,賣弄你在官場內隱蔽的交易技術,卻不知坐享世襲的太子黨毫不聲張,舉手之勞便能呼風喚雨、日進萬金。尤其顯而易見的是,二江僅獲一個學士學位,而今大批巨貪中,哪一個不是身揣著博士學位?這一切都暗諭著,對奴才的社會需求,至今依然很旺盛。一個人若沒有太子黨的身份,又想擠入“高端群體”或“上流社會”的圈子,除了必須先廉價出賣自己的人格與尊嚴,甘當奴才之外,恐怕沒有其他門路。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言論熱門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