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網軍、23歲的拉赫曼（Rahmen，化名），描述選舉期間網絡作戰的細節
跨國資訊戰
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第一條捷運在3月底開通。對於1.5公里路程要塞車半小時的城市來說，這是人們開口必談的大事。即便基礎建設讓人民對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有7成以上的執政滿意度，但此次總統大選他的得票率僅拿到5成5。
對佐科威來說，地面基礎建設的成功並沒讓他輕騎過關，因為網絡上的戰役烽火連天。印度尼西亞傳播及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OMINFO）是這場戰役的監管者，也是最近身的觀察者。
「完全就是個戰場！」 KOMINF職員波尼塔（Bonita），打開Facebook、Twitter、WhatsApp、Instagram、YouTube，向我們細數，「（敵對政治陣營）兩邊的人就在上面對罵，每一天都有新的醜聞、新的謠言，然後每天人們就跟著新的話題吵架。」
過去9年，印度尼西亞網絡用戶從200萬飆升至1.43億人，2020年前，會再新增5,000萬個網絡用戶。2015年，佐科威大力推動全國4G普及化，加上低價手機出籠，將整個國家一半以上的人口推上社交網站。對Facebook、WhatsApp來說，印度尼西亞都是全球前5大市場。
印度尼西亞4G發展至今4年，催生各種網絡經濟和創新服務。Grab、Go-Jek（在東南亞地區提供租車、共乘服務的手機App，提供與Uber類似的服務）滿街都是。麥肯錫顧問公司報告指出，2017至2022年間，印度尼西亞電子商務產業規模將成長8倍，達550億美元（約新台幣1.6兆元）。
但網絡發展的陰暗反面，則是每天層出不窮的網絡謠言。
《報導者》記者抵達雅加達的那周，一座廣場上的半裸雕像，被極端伊斯蘭團體包上布巾。即便伊斯蘭人口占印度尼西亞8成6，這樣的人口多數依然沒能讓他們感到安全。另一位總統候選人，佐科威的敵手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認為，民主體制不適合印度尼西亞，多元文化不符合伊斯蘭教義。於是「把印度尼西亞還給穆斯林」的吶喊，在Facebook、WhatsApp一直傳。
根據KOMINFO統計，2018年8月，印度尼西亞社交平台被舉報並澄清的謠言有25則，但到2019年3月，這個數字超過400則。
由印度尼西亞政府成立的「假新聞小姐」（Miss Lambe Hoaks）錄影現場
「印度尼西亞的網絡普及得太快，但對於信息的教育跟不上，」創新治理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里納爾迪（Mohammad Rinaldi）憂心地說，「2014年開始，社交網站就成為煽動人們情緒、影響人們認知的工具。人們從來沒問過，上面的言論是真的民意，還是網軍的互相對話？」
答案，23歲的拉赫曼（Rahmen，化名）知道。
網軍告白：一切都是寫好的腳本
現職為銀行網路行銷專員的拉赫曼，過去一年半的時間，是帶領10～15人網軍的小隊長。每一天，他們必須產制各種內容，從部落格文章、社交網站照片、文字貼文、影片等；每個組員手下都有100個以上的帳號，幫助製造聲量。他們也監控社交網站，寫輿情報告，再依照客戶的目標，擬定腳本，進攻、帶風向。
選舉時期，下單的多半是候選人和政黨，網軍甚至必須趕緊從朋友圈拉來人手。「像我們10個人的小隊，一個月（雇用成本）大概要1億印度尼西亞盾（約新台幣22萬元），」拉赫曼回憶，在2017年的選舉中，各陣營網軍規模，是用一棟、一棟建築來算，24小時不停班。
拉赫曼強調，他們不做假新聞。離職前，他升任為「核稿人」，負責把關每一則貼文，確保沒有不實信息。他們從可信賴的媒體抄材料，然後改寫部分內容，成為產出。他說：「假的東西，會落下把柄，造成客戶的麻煩，是大忌。」
但網絡上這麼多不實信息，如果不是網軍製造，究竟是哪來的？
「網軍（buzzers）分成兩種，一種是像我們一樣，受僱的，一種是志願性質的，」他解釋，志工不在乎真假，「重點是享受自由，他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這是社群媒體帶給他們（說話不必負責）的假象，很可怕！」
政治受僱者與志工兩股力量，在「客戶」直接下單與間接鼓動下，在網絡上合流，將聲量推到最大。「民眾以為那是網絡上面的討論，其實那就是我們在跟彼此說話，」拉赫曼說。
拉赫曼和多數受訪的網軍們說，他們從對話的時間、選定的主題、討論的方式是搭腔或是爭吵，都是寫好的腳本。
雇用網軍的，還不只是政治人物、政黨、政治公關，只要你有具體目的，任何人都能上門下單談生意，如殺人犯與警察。
2016年，一名女嫌犯涉嫌在咖啡中加入氰化物，毒殺好友；司法審判過程中，嫌犯聘用了拉赫曼所屬公司的競爭對手，在社交網站上指稱警方誣陷、法院誤判。警方也不遑多讓，高層找上拉赫曼的老闆，要求反擊，幾個網軍小隊以接力賽的方式，最終，女嫌被判有罪，刑期長達20年。
鋪天蓋地的惡意訊息，造就最火爆選舉
這種鋪天蓋地、誰都想操作風向的渴望，讓網軍成為茁壯的產業，快速侵蝕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
從2017年至今，印度尼西亞連3年舉辦各級選舉，2019年，現任總統佐科威與普拉博沃第二次對決。
2014年的總統大選，佐科威創下紀錄，素人背景出身的他，打敗由保守勢力、軍方支持的普拉博沃；第二次總統大選的對決，普拉博沃持續指稱佐科威為親中、共產黨、反穆斯林，不新鮮的謠言，卻能多次發功。因為，他們擊中了印度尼西亞人心中的恐懼與不平。
而說佐科威是共產黨，更是瞄準了印度尼西亞社會中的禁忌。
1965年，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發起政變失敗，遭到蘇哈托（Suharto）血洗式的清洗，蘇哈托並發起對全國洗腦式的灌輸反共思想，將其視為威脅印度尼西亞生存的敵人。從此，共產黨成為禁忌話題，連穿著與共產黨黨徽上衣的外國人，都曾被警方逮捕偵訊。這個謠言逼得佐科威出面澄清，共產黨被解散的那年，他才3歲。
今年，面對政治現實，被視為改革派的佐科威，選擇了75歲的伊斯蘭領袖作為副手，並大力打擊網絡謠言。
謠言有那些？例如，有支持在野陣營的女性在Facebook貼出臉部腫脹照片，聲稱被執政黨（註：印度尼西亞鬥爭民主黨（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Perjuangan））支持者痛毆，在野陣營開記者會大力撻伐，卻被網友戳破是整形手術後的照片。也有謠言說對中資友善的執政黨，要移進1萬名中國勞工，搶走工作機會。
另一則謠言甚至讓印度尼西亞選舉委員會半夜召開記者會。訊息指出，一艘貨櫃船載來700萬張來自中國的選票，上頭已註記蓋選現任總統佐科威。睡眼惺忪的記者被要求跟著選委會親訪碼頭，證明沒有700萬張選票的存在。
網絡謠言同樣沒放過在野陣營。對吸引年輕人、商人背景的年輕副總統候選人桑迪阿加・烏諾（Sandiaga Uno），一則謠言說他批評印度尼西亞運動員身體差、贏不了亞運，還有謠言聲稱外表帥氣的他有多位女性伴侶。
兩方交火之下，造就印度尼西亞史上最火爆的選舉。最後，佐科威驚險地在4月17日以55%的得票率勝選。
平台被政府壓著，開始進入管理
Twitter與數位鑑識研究室（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 DFRLab）近期共同發布報告，他們發現在印度尼西亞總統大選前一個月，以#JokowiLagi（佐科威連任）發起的貼文中，有四分之一都來自自動化操作，在短時間內大量發布相同訊息，「一切發生在幾分鐘內⋯⋯這不是由一個人透過不同應用程式操作，就是由一個緊密的網絡協力而成的。」顯示佐科威陣營也在操作網軍。
而Facebook也在選前5天，移除了234個粉絲專頁、帳號、社團，原因是有大量攻擊佐科威並推崇競爭對手的訊息。這些言論鼓吹仇恨、極端化的政治訊息。
DFRLab報告指出，「由印度尼西亞國內發起的這些活動和幕後操作者，試圖誤導受眾，掩飾他們真實身分以及真實目的。他們用假的帳號，常態性地張貼地方、政治新聞，包括即將到來的選舉，和『所謂的』選舉醜聞、『所謂的』政治人物失言等。」
這些粉絲專頁扣掉可能彼此重複的追蹤者，大約只剩17,000人追蹤，但他們能夠控制的社團超過100個，「他們傳播謠言、用訊息分裂社會的潛力，仍然相當地大，」DFRLab如此作結。
印度尼西亞政府與民間怎麼打擊假新聞？
假新聞讓印度尼西亞社會衝突越演越烈，遇上選舉更是幾乎把國家分為兩半。兩年前開始，印度尼西亞推出長、中、短期三大策略方針，正式對不實信息宣戰。
KOMINFO是打擊假新聞最關鍵的部門，他們的核心工作有兩塊：一是核實網絡上的謠言，二是向大眾傳播，破解假新聞。
舞台劇的肢體語言配上兒童劇的聲音表情，「嘿！嘿！嘿！歡迎來到假新聞小姐的節目，今天，又有什麼謠言呢？」「假新聞小姐」（Miss Lambe Hoaks）針對當周5條網絡謠言，每周2次、各5分鐘，一一破解。
「來，我們還要再拍一個給TikTok（抖音）的影片。」10平方米的攝影棚，擠進10個工作人員，攝影師、後制、演員到提供腳本的幕僚，他們，都是KOMINFO的公務員。他們試圖用民眾可接受的娛樂方式，利用最親民普及的平台，消毒假新聞。
而作戰的最核心，則是一座連在地媒體都沒進去過的戰情室（War Room），這裡有上百人，24小時輪班方式核實網絡可疑的訊息。
20個人以U字型整齊排列，對著的是一整個牆面高的大屏幕，顯示最新的不實訊息。戰情室的打造從2017年開始，試圖以人工智慧方式，找出可能的不實訊息。經過一年時間的學習測試，由程序機器人與人類合組的部隊，才終於登上戰場。
每天，由機器人按照建立的關鍵詞與過去累積的謠言資料庫，從網上的公開信息爬出可能的不實訊息，加上民眾從Twitter、WhatsApp舉報的可疑謠言，有時一天多達一千條的可疑訊息列表。
KOMINFO發言人社篤（Ferdinandus Setu）說，百人團隊裡頭包括史學家、護理師、宗教學者等，按專長，他們負責處理各領域的謠言，並提供事實和可信的信息來源，作為對照。一旦發現謠言，再透過與9大網絡平台建立的協議，以熱線通報平台業者。理想狀況是，平台收到註記為假的訊息列表後，調降該訊息的觸及率、標示為可疑信息，或是直接通報張貼人、甚至下架。
印度尼西亞政府對不實信息的作戰中心：戰情室（War Room）。
但，即使是享有Facebook第4大市場、Twitter第9大市場地位的印度尼西亞，理想與現實，還是有差距。
第一，事實無人聞問。戰情室每周公布核實報告，但看的人少之又少，這也是假新聞小姐「誕生」的原因。靠著「每日謠言」專欄，以及每周產制兩支5分鐘影片，經營YouTube、Instagram、TikTok，出現在KOMINFO的Twitter和Facebook粉絲專頁，希望能抓到讀者眼光。
第二，戰情室運作的機制其實引發更多人的不安。所謂人工智慧是如何運作？哪些關鍵詞需要監控？爬出來的不實信息，有沒有以保護執政團隊為優先？機制的透明度不足，所謂打假的工具，一轉身，可能就成了政府審查言論自由的工具。加上KOMINFO的前身，正是印度尼西亞30年獨裁統治中管控信息的單位，這些，都讓即使是提供了核實數據對照的打假報告，也被貼上問號。
因為核實效果有限，印度尼西亞政府為求短期效果，與警方合作。透過刑法、信息傳播法中既有法條的延伸，以保護宗教、管控色情內容、毀謗等名義，警察帶頭，大舉對散播信息者進攻。尤其在2017年，反鍾萬學的大型抗議之後，警方接連對擁有30萬的穆斯林網軍（Muslim Cyber Army）、結合黑客與機器人程序的大型網軍集團Saracen開罰，但同時，各地也傳出人權分子、異議人士、LGBT民眾，因為網絡上言論，而接連入獄，或是網絡被封鎖。
媒體法律救助中心執行長瓦優丁（Ade Wahyudin）批評，對於網絡不實信息，印度尼西亞需要打造一部新的法律，用既有法律延伸，定義的不清楚、詮釋的模糊，將成為特定人士互相攻訐的工具。立新法的過程必須由公民團體、平台業者參與，且全程透明。
公民團體站出來：從網紅學校、親子教育培養網民
對長期研究網軍產業的里納爾迪來說，「政府能做的、最該做的，不是自己下場，而是打造一個生態系。」
他的話，印度尼西亞政府是聽進去了。在假新聞小姐、百人核實、AI抓謠言、修法判刑之外，更重要的是，是長期解方：建立生態系。
我們走進「網紅學校」，看見這個年輕的民主國家，試圖響應社群時代挑戰的決心。他們正在培養「網民（Netizen）」。
這是一場已經走過52座城市、全國參與人數達13萬的民間啟蒙運動。台上，領頭的是網紅。星期六的上午，現場上百名大學生，一邊吃著現場發的餐盒，一邊被幾個網紅們逗得哈哈大笑。「即使我們只有20個追蹤者，我們還是可以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當一個意見領袖（influencer）啊！」台上網紅分析完自己如何抓住眼球後，回答大學生的疑問。
這場由民間發起，結合政府、企業、民間組織與教育部門的運動，取名為SiberKreasi，是印度尼西亞文「網絡」與「創造」二字的結合。2017年發起時，由25個民間組織合作，如今，已有97個跨部門單位，出錢、人、力，要在各地重建「網絡」。
「很多人都以為自己很懂得使用網絡了，但當你看他們的行為的時候，你只想搖頭。」東尼（Donny B.U.）是KOMINFO的特別顧問，公民團體出身的他帶領這場啟蒙運動，如今被政府特聘為顧問。在這場運動里，有網紅學校、親子數字教養、教師教學手冊、傳統產業數位化等學程，供各地民眾選擇。
以數字教養為例，講師從網絡使用對小孩子大腦的傷害談起，而後先檢視父母的網絡使用行為，然後針對親子、夫妻間，對於數字裝置的使用時間、習慣、生活公約等，一一盤點，確保數字裝置不在家庭生活里造成衝突或是隔閡，而後，再談數字上癮、社交網站濫用，以及假新聞等議題。
另一例是網絡衝突的處理，由Search For Common Ground組織擔任講師。他們把真實世界的衝突與社交網站上的對話做對比。「要接受衝突，衝突一定存在，但不一定伴隨著暴力。」Search For Common Ground計劃專員普特莉（Hertiana Putri）解釋，網絡上的言論，常常因為匿名性或是無真實的人際關係，出現偏激的火爆爭執，甚至連好朋友，也因為社交網站上的對話無效，從此不互相往來。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帶領著百位學生，重頭檢視自己在社交網站上怎麼跟網友對話，把交互方式分成競爭、迴避、妥協、合作、順應五種，提醒他們從對話結果回推，再決定在網絡上要怎麼留言、互動。「網絡最棒的一件事，是你還可以想一下，不是嗎？」普特莉笑問。
SiberKreasi像是一場大型補課一般，在網絡普及之後，才走訪各地提醒人們網絡怎麼用。他們連地震災區都去了，「是在地要求我們去的，最脆弱的地方，最容易受謠言影響，」東尼回憶。但站在第一線的他們，也必須響應人們對假新聞的政治臆測，領有政府補助、網絡企業贊助的他們，總是在活動的一開始強調，「我們不是要告訴你要投誰，而是不管你的投票和各種決定是什麼，請確保你不是受謠言影響的。這是為了保護你自己的權益。」
面對滿天飛的謠言戰，東尼坦承，教育需要長期投入才能見到成效，「人們常常挑戰我們說，辦這些活動有什麼用，人們還不是照看（謠言）？」
「這是一個長期的投資，這是給人們聲音，建立夥伴關係，然後影響政策制定者，」他肯定地說。透過SiberKreasi，平台業者、政府、民間組織、教育部門，終於坐下來對話了，且他們對彼此的資源、業務、立場，也透過輕鬆的活動，有真正的交換跟理解。所謂的「生態系」，正在長成。
這場運動的結果明顯可見。今年3月通過修法，數位素養重回國小、國中、高中課綱；SiberKreasi的課程內容即將出版成書，累積了多方教學資源、各地需求的SiberKreasi，也成為印度尼西亞2.7億人的數字教養教育舵手，由他們打造的教材，今年下半年走進校園。
對東尼來說，SiberKreasi最大的貢獻，是突顯民間團體在網絡治理討論里的重要性。
其實，SiberKreasi的開始，來自一群對政府失望的老師。2013年，政府從課綱中砍掉了信息教養的課程，理由是不需要再教民眾如何使用計算機、網絡。「政府以為數字教育，只是技術上的教學，」東尼解釋，於是老師們開始集結，成為壓力團體，在各部門間遊說，直到假新聞議題一把火燒到總統，政府才真正開始重視數字教育中的素養議題。
政策的形成，尤其是關於科技，民間總是走在政府之前，而當各種網絡應用開始實際影響社會，政府就會遇上治理機制的急迫考驗。這一點，東尼很有經驗。
2002年，當印度尼西亞還只有一千萬個網絡用戶時，東尼就已在街上號召群眾，要重建網絡。當時，網絡方興未艾，但網上色情、賭博，卻搶走了印度尼西亞民眾的眼光，政府不知道該怎麼辦，竟喊出封鎖網絡的口號，引起家長們的共鳴。東尼在路邊擺攤到處演講，呼籲人們看到網絡發展帶來的其他好處，並請政府重新思考政策。
17年之後，他的聲音依然還在，頭髮已灰白的他，這一次與SiberKreasi的老師們連手，將政府拉回正軌。
這場來自印度尼西亞民間的運動，提醒包括台灣在內，全球飽受假新聞威脅的民主國家，因應社交媒體時代，數字素養與網民的培養有多重要。
各國紛紛立法，台灣要走哪條路？
對台灣來說，在打擊假訊息的行動與層級上，已較其他國家晚一、兩年。一來是小國市場難以約束跨國社群平台自律，二來，中華民國政府直到去年底才有積極行動。如今，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被推上火線。
「有人講它是無煙硝的戰爭，一點都沒有錯。」談起假新聞，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這麼說。（攝影／吳逸驊）「有人講它是無煙硝的戰爭，一點都沒有錯。」談起假新聞，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這麼說。（攝影／吳逸驊）
4月中旬，在《報導者》辦公室里，我們專訪了羅秉成。當社會仍以「假新聞」來思索這個新挑戰時，羅秉成以「信息操縱」的層級形容這場戰役，「因為訊息不一定涉及真假，但那些意圖操控、運用假帳號及提高聲量的作法，其實影響更劇烈⋯⋯它傷害的是我們的認知⋯⋯（這場仗）我們沒有失敗的餘地。」
「國安、恐攻、選舉」三大領域的資訊戰，是影響各國最重要的三大領域。羅秉成說，台灣遭遇最嚴重的信息操縱就是「買台灣」，類似（購買後形成）代理人戰爭，像近期買粉專的事件，他說這以前已經觀測到，知道有些用顧問公司的名義搜集很多帳號或個資，或成立很多帳號，或是人家把機器人送給他，他來操作，別人付錢、他收錢，很難查。
買了幾個粉絲專頁，如同戴上面具，像是四川變臉一樣，面對不同使用者，換上不同的臉，坐擁幾個山頭的粉絲。最終，只要透過粉專、不實信息，一個社會裡頭的公民就像是幕後藏鏡人的傭兵，要他們生氣、要他們上街，甚至要他們投票，都有可能。經歷過2018年選舉與公投，台灣社會對於不實信息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傷口都還在發熱。面對10個月後的選舉，有些人已如熱鍋上的螞蟻，焦急。
能做些什麼呢？
法律人出身的他，在研究各國法令後，希望行政院能在近日針對選舉期間的不實謠言訂出草案。他希望最想學習的對象是在去年訂定出《反信息操縱法》（La loi contre la manipulation de l'information）的法國。
法國的《反信息操縱法》，其法律規定在選前3個月，候選人或政黨、檢察官、相關利害關係人，對可能影響選舉的不實言論或謠言，可向法院申請一個緊急的禁令，這個禁令由法院在2天內裁定。為什把時間壓縮在2天？因為整個假訊息散布的速度太快，所以法官48小時要處理出來。
他認為在假訊息戰里，人們比較「有感」的傷害或危險，是即將到來的選舉。2018年12月，台灣行政院通過的《公職人員選罷法》和《總統副總統選罷法》修正草案，增訂關於境外資金禁止刊登選舉廣告，及要求選舉廣告實名化，包括在網絡上，平台對於資金要合理查證等等。這些修法跟防假不一定全然有關，但與信息操縱有關係，因為禁止境外用廣告信息的方式來影響國內的政治選舉和公投。
羅秉成說，在網絡不實言論這一塊，希望內政部提出像法國《反信息操縱法》法規，由法院對網絡假新聞發緊急禁制令。因為網絡這一塊有實時性的問題，需要一個特別的法。
但這個向法國《反信息操縱法》學習的立法方向，目前內政部正在提出草案，但羅秉成認為目前的草案條文有幾個問題：它們把時間壓縮在選前28天內，而且只限縮管理政治廣告。但他希望是，第一，納入廣告型和非廣告類型，第二，選舉不可能只發生在28天發生，所以希望更擴大到選前3個月內都納入規範。他坦承，要法官在48小時內辨明真假，難度高，但他也強調，這場仗，「我們沒有失敗的餘地」，即便草案提出，引起社會各方的討論也很值得。
雖然行政院之前的修法已引發外界一些質疑，認為政院是藉機限制與打壓言論自由。羅秉成正在審查中的之修法，若要更往前推進、積極管理，恐將引發更大爭議與阻力。但這也是從印度尼西亞、法國、德國等民主國家遇到的兩難，當政府積極而強力的介入時，都會引起言論審查與假訊息危害之間平衡的議論。
從印度尼西亞社會在網軍的撕裂與民間連手對抗假訊息的過程中，其實證明了網絡治理中，公民團體、平台、政府，必須平等合作且缺一不可，處理假新聞勢必經歷各種嘗試與衝撞。在這場無煙硝戰爭的號角，台灣除了法律，需要更多科技與網民一起入陣，才有防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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