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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美國的「扒糞運動」

「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的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 而『特權商業』是惡魔,「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特權」來自於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要減小並監督政府的權力。 正是嚴重、普遍的腐敗造成社會道德整體敗壞、精神全面危機,更使貧富差別急劇擴大、各種社會矛盾突然尖銳,危及到社會的穩定。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過南北戰爭後的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空前富裕,進入所謂“鍍金時代”。但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社會結構短期內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也產生了種種社會問題。一邊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另一邊卻是血汗工廠、貪污受賄、爾虞我詐、假冒偽劣……經濟秩序極度混亂,社會生活開始動蕩。其中最核心、最嚴重的是腐敗現象如同某種“綜合征”一樣突然迸發,其廣度與深度都令人瞠目結舌,似乎全社會都深卷其中。正是嚴重、普遍的腐敗造成社會道德整體敗壞、精神全面危機,更使貧富差別急劇擴大、各種社會矛盾突然尖銳,已經危及到社會的穩定。美國,處在一場巨大變動的前夜。

但就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開始的“扒糞運動”(muckraking)卻有力地制止了腐敗的蔓延滋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改良,使其躲開了一場重大危機。記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這場“扒糞運動”的重要人物,他的自傳《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萬勝等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對這場影響深遠的運動作了非常詳細的描述,引人入勝,更發人深省:腐敗是怎樣發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敗,新聞媒體的職責是什麼,怎樣才能保持社會穩定、使之良性發展……

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

“扒糞者”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於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一開始,他就被派往華爾街採訪證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長駐警署,負責採訪紐約的犯罪消息。這種經歷,使他既結識不少財經巨子,又與警界、社會最底層、各種犯罪分子多有往來,因此他對種種犯罪開始有了直觀的了解和認識。他發現,金融界和政界關係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要黑錢;種種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這些,使他對社會的腐敗黑暗漸漸深有體會,開始認識到此時的腐敗已不是個別人、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整體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於是,他從單純、客觀的犯罪報道,轉為深挖其後更深的腐敗背景。

幾經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麥克盧爾》雜誌的老版麥克盧爾(S. S. McClure)之邀,出任該刊編輯部主任。以此為平台,他開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斯蒂芬斯首先以城市為單位,調查其腐敗情況。他發現,他調查的這些城市全都腐敗透頂,存在著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組織的腐敗。每個城市的權力都被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資源。這些結果使他相信,幾乎所有美國城市都同樣腐敗,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他又隨機抽取了幾個城市作調查,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樣。他認為,“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的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恥辱》,引起轟動。

隨著調查採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趨善或趨惡的單位。於是他的調查重點由市轉向了州。對各州的調查更加觸目驚心,那些大公司,如從大鐵路公司到麵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設法買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釋權,使自己獲得暴利。“這是一個過程,也的確是一種體制,很顯然是一個城市、一個州、一個州際商業體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當然也不是民主政府。”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無論是市還是州,都不乏決心清除腐敗的有志之士,但他們都不能當政。因為長期的腐敗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結構緊密堅硬,外人難以插進。

這種情況甚至造成了一種荒誕的“悲劇”,如果不參與腐敗,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興修或維持營運鐵路、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一個想“做事”的人,就無法潔身自好,不得不服從官、商之間由來已久的腐敗性“遊戲規則”,舉國上下莫不如此。《為自治而鬥爭》一書,是他對各州腐敗調查研究的成果。

腐敗的主要特點就是官商結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應問是“誰”(who),而應追問是“什麼”(what)造成了腐敗。政治家和不少民眾往往把腐敗歸咎於商人,“商業”成為所有政治和經濟上罪惡的根源。但他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商業有一個共同之處,不是它們的大小而是它們對特權的需求,……‘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而‘特權商業’是惡魔。”他明確寫道:“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權”來自於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要減小並監督政府的權力。

當然,強調製度因素的重要並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長期、普遍的腐敗導致了道德的普遍墮落,只要有機會,從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撈白不撈的想法,連最起碼的罪惡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見的是許多選民將自己的選票賣給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鎮上,賄賂已經公開化了,而且不再稱為賄賂。付給選民的錢,不管是2美元、5美元還是20美元,都被稱作是對選民‘計時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國人民意識到:“他們的領袖在大處腐敗,而他們在小處腐敗。”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對腐敗的重要基礎。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也就是“老羅斯福”總統。他們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總統大罵“扒糞者”

羅斯福本人為官可謂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確實為之努力。但當談話深入到他的某些具體法令法案時,羅斯福總統坦言,為了通過某些利國利民的條款,有時他不得不與參議院和眾議院做某種交易,對此自己也時有忐忑,因為參眾兩院並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點,尖銳地指出這實際也是一種賄賂。對此,羅斯福勃然大怒,堅決否認這是一種賄賂。斯氏則窮追不捨。

這時,斯蒂芬斯反覆向羅斯福說明,“這正是最令人難以容忍的賄賂。因為這種做法是以公薪的名義花人民的錢,而不是動用參議院的錢,況且如此作為僅僅是為了贏得由人民選出的參議員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願的議案!這已經不僅僅是賄賂,遮遮掩掩、數目不多的賄賂了。而正是這種做法,引發了現在總統和人民鏖戰正酣的腐敗機制。”他越說越激動,而羅斯福總統似乎已被他打動。於是他趁機動員羅斯福總統說出了一些內幕。

當斯蒂芬斯把這些報道出去之後,引起軒然大波,羅斯福又將他召到白宮。怒氣沖沖的羅斯福指責他濫用文字,居然公開說它是賄賂和腐敗。不久,羅斯福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上將這些專門揭醜的記者稱之為“扒糞者”,把他們比喻為著名的宗教小說《天路歷程》中的“扒糞者”。小說中有一位扒糞者手拿糞耙,目不旁視,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滿目都是地上的穢物。

由此,這個稱呼便固定下來。雖然官方反對,但“扒糞”仍在繼續,而且這一帶有謾罵之詞反而得到公眾的“首肯”,成為一種受人讚許的尊稱。

平心而論,政治,不僅要考慮是與非,還要考慮行與否,總是要看時機,總會有妥協,以“書生之見”衡量,確實不那麼“乾淨”,作為政治家,羅斯福總統有時確實不得不與一些議員妥協,才能實施自己的計劃。

但媒體不是政治的工具,它首先考慮的是公眾的知情權、是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政治與媒體,各有各的“規則”。然而從總體上說,媒體的監督與批評,恰恰是為正直的政治家減少來自腐敗勢力的壓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協。

媒體自潔也不易

調查各種腐敗現象,揭開重重黑幕,其難度之大自可想像,不少情節令人驚心動魄。但更嚴峻的挑戰並非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媒體自身。由於經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麥克盧爾》雜誌名聲大振,銷量猛增。但斯蒂芬斯發現,隨著廣告收入的增加,他發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先是廣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他們重要的廣告客戶。後來有幾次,雜誌主編反覆勸他撤下揭發某些大商業集團內幕的文章,有時甚至不顧他的強烈反對強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驚了:“這位當家的主編不得不被別人當家”,“在我自己的辦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預!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廬的記者一樣被老闆牽著鼻子走”。

由於屢受掣肘,他與幾位志同道合者終於集體辭職,創辦了自己的刊物《美國雜誌》。由於大家共同努力,《美國雜誌》很快就打開局面,影響力與銷售量齊頭並進。因為這是他們買下的雜誌,所以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觀的收入。這時,當初的志同道合者開始提醒他“悠著點兒”,“因為我們的事業才剛剛起步,還是需要朋友的時候。”由於文筆依舊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時給他送來進度報告,告訴他發行量增加多少,廣告增加多少,利潤增加多少……他覺得自己被自己的錢收買了,這使他內心痛苦不堪。經過內心的激烈鬥爭,他決定離開自己參與創辦的《美國雜誌》,成為自由撰稿人。

此時美國的報刊業早已完成大眾化過程,各種類型的報刊此起彼伏,種類與發行量每年幾乎都成幾何倍數增長,在眾聲喧嘩、雜亂無章中蓬勃發展,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不管媒體主觀動機是純正還是迎合市場,客觀效果卻是使媒體充當了反對腐敗的重要工具。其實,媒體靠揭露腐敗謀利不僅正常,而且這可能是一種更持久、更普遍、更強大的反腐動力,因為道德高尚、有強烈正義感、甘冒種種風險而不計得失反對腐敗的“媒體人”畢竟是少數。媒體、媒體人並非生活在真空中,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訴求,為了銷量,某些媒體、媒體人甚至不擇手段、違反基本職業道德。媒體負有監督的使命,但是,誰又來監督媒體?包括斯蒂芬斯經歷在內的大量事實說明,正是媒體間的自由競爭,揭露了某些媒體的不道德。媒體間因競爭而形成的互相監督,是媒體保持自潔的重要機制。

事實說明,媒體實際是一種非常重要且成本極低的反腐資源,倘不充分利用,至為可惜。捨棄現成的媒體監督不用而成立各種疊床架屋的反貪反腐機構,只會是收效甚微,事倍功半。進一步說,如果媒體沒有自主的監督權,成立再多反腐、反貪機構其實都是無實效、無實際意義的。“扒糞”運動歷時十餘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參與其中,如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魚》、《深淵》,對一些大公司的種種惡行作了生動、逼真的揭露。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屠場》揭露出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髒黑暗令人震驚,據說老羅斯福總統從此不敢吃香腸,並導致了政府通過食品衛生法。“扒糞”運動促使社會猛醒,人們開始與各種醜惡現象作鬥爭。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湧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凈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製權、複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國黑幕揭發報道經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敗的滋生,迅速緩解了已呈劍拔弩張之勢的社會矛盾。

如果沒有“扒糞運動”,日漸嚴重的官員腐敗、官員與一些商人互相勾結的腐敗將會發展成一種社會腐敗,腐敗將如癌細胞一樣擴散開去,各行各業只要有可能都參與腐敗,腐敗將成為一種社會接受的規則、發展成一種文化。此時,要想“反腐”難上加難,最終的結果是社會學所說的“社會潰敗”。恕我再重複一句:政府腐敗不除,將發展成社會腐敗;社會腐敗嚴重,將導致社會潰敗。對任何國度、社會來說,這都是最可怕的前景。“扒糞”運動揭出社會的種種黑暗的確令人觸目驚心,但它的目的和後果卻不是也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推翻美國制度、美國社會,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調節、改革,使之躲過一“劫”,挽救了美國的制度與社會,使之更加穩定。推而廣之,任何制度、社會的穩定、健康與和諧發展,都不能沒有大眾傳媒這個所謂的“天下之公器”自主的、強有力的監督。

2011-08-2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愛思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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