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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忠甲:紐約大學校長約翰·布拉德馬斯之問 30年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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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至今,凡屬人類一流先進創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開花、似乎應有盡有了,但仍然幾乎都是「舶來品」或「舶來技術」的仿製品。中國已經躋身汽車、船舶製造大國,高性能發動機核心部件和精密調控系統還不能自給。整個中國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國飛機。中國藥物製劑每年推出上萬種,卻沒有一項FDA通得過的合成新葯。中國互聯網網民已逾八億,大半為寬頻用戶,但幾乎所有關鍵高端硬、軟體系統技術都由美國開發和擁有。

八十年代中期,正值反思文革,開啟國門,競相解放思想,重新認識西方,特具浪漫色彩的年頭。因為忽發奇想,我同美國政治家兼教育家約翰·布拉德馬斯(John Brademas1927-2016)先生有過一陣子交集。

1985年春,我在紐約世貿中心南樓EBASCO公司國際部上班,從事美中合作項目開發業務,頻繁奔波大洋兩岸。時遇高中同窗老友,蘇州職工業餘大學校長鄭志祥君來晤,暢想邀請美國名校來蘇城合作創辦國內首所「工商管理學院」;愚以為創意極好,慨允玉成其事。

紐約世貿中心往北,坐落曼哈頓中城的紐約大學,擁有世界一流、聞名遐邇的斯登商學院(Leonard N.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成了吾人首選。承聯合國核電專家蔡鎮華前輩相助,經他夫人(曾任紐約市府秘書)致電紐大校部說明來意,得以迅速約見校長約翰·布拉德馬斯。

我和蔡先生一起,是日來到曼哈頓華盛頓廣場紐約大學圖書館大樓頂層的校長辦公室。

約翰·布拉德馬斯是希臘裔美國人,二戰後期加入海軍,後獲哈佛大學學士和牛津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屢任教職,積極從政,1958年贏得印第安納州選舉,成為首位希臘裔國會議員,任職直至1981年,是二十餘年的資深議員,最後四年出任眾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黨鞭。1981轉任紐約大學第十三任校長。

校長先生英姿挺拔,頗有謙謙君子風度。見面寒暄過後,我等即行暢敘來華合作辦學的美好設想。談到後文革百廢待興、改革開放新政下現代商務管理專才需求之盛;緬懷清末以還美國基督教人士在華興學,包括監理會開辦蘇州東吳大學(我在附中上過學)培育大批傑出人才等不可磨滅的史跡;並渲染了蘇州作為中華歷朝湧現最多首席知識分子——狀元的人傑地靈特色背景等等。

約翰擔任國會黨鞭期間,曾率團訪華,對中國頗有親切好感,當即興沖沖請我們到裡屋觀賞牆上掛著中方贈與的一幅鄉村養豬場風景畫。校長隨即召來了斯登商學院院長吉特羅先生(Abraham L. Gitlow),一起促膝懇談,我竟感到了莫非往昔傳教士來華興學一般的熱忱。賓主津津樂道中美友誼之源流遠長,看好華夏方興未艾的改革開放大業,情投意合,十分歡洽;初度會商,居然一拍即合,敲定了在華合作辦學的意向,雙方各自準備具體實施方案後再議。

說到在華辦學經費和場地,原則上當由主辦方提供。但鑒於中方財力尚蹙,外匯尤其緊缺,校長先生慨允在美相助籌資支持。

籌資能力是評價美國私立大學校長業績的一大硬指標,布拉德馬斯先生恰是個中翹楚。他登臨校長寶座時,紐大正陷於財務困境,於是揮手發起了一項籌資10億美元的活動,計劃15年完成;當天我們看見校園入口處豎立著一塊指示牌,昭告籌款實績已逾三億美元!最終該目標在10年內提前實現。

志祥君好比「葉公好龍」,聞訊一則以喜,一則擔心自家勢單力薄;思量過後,把這件好事轉介給了比自家學校強大多矣的姑蘇最高學府——蘇州大學(原江蘇師範學院,前身正是1900年美國教會創辦的東吳大學)。後者喜出望外,欣然接棒。

我趁回國機會,與蘇大校長陳克潛等面議確認後,校方指派正在大紐約地區遊學的訪問學者張夢白教授為代表,同我一道在美共襄盛舉。

蘇大隸屬國務院教育部和江蘇省雙重領導,我等擬議的涉外辦學計劃需經兩者正式批准;並非紐大校長、院長那樣可以自拿主意的。這時蘇大校方和我都樂乎乎沒有意識到即將面臨不可逾越的不可行性,想不到就要陷入「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窘境。

我與張老按約趕早來到紐大校長辦公室,商討實施計劃。校長留我們吃工作午餐,接著繼續深入琢磨辦學細節,大有傾囊相授的美意。

布拉德馬斯先生原定偕夫人當年旅行中國,趕在長江大壩動工之前一睹即將消失的三峽勝景。他想在收到蘇大邀請後,帶著商學院吉特羅院長一道來華,先到蘇州大學談合作辦學,如果進展順利,即可拍板簽約。這就是說,一切順遂,箭在弦上,專等兩校官式會談了。

校長忽然若有所思,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派遣教授團隊前來授課,同時也能從中國學到些什麼嗎?」

誠然,來而不往非禮也,問得合情合理。怎奈我和張老腹中空虛,一時沉吟起來。

也許張夢白教授的歷史學家背景啟發了約翰,他高興地自答起來:「啊,歷史!中國歷史,可以學習中國歷史!」

「是啊,是啊!中國歷史!」我們隨聲附和,一笑掠過了。

這就是本文高懸題首,開宗明義的「約翰·布蘭德馬斯之問(John Brademas' question)」了。

不久,我遇見一個中國女孩,留學耶魯大學主修宋史。我不解其遠來美國攻讀自家歷史的緣由;她說國內雖多史料,但缺乏關於史觀的深度研究,隨即舉了中國文官考試製度為例。這麼說來,約翰的團隊若有興趣問津中國歷史,莫非更應上耶魯?

對於布拉德馬斯先生看似平常卻叫人難為情的問題,我請教了幾位華人朋友搜索枯腸,且不論那隨機應對的「中國歷史」,想想可供發達國家專家移樽就教的實學,似乎就此兩件:1.大熊貓(獨一無二);2.針灸術(不勝神奇,然而機理尚非現代科學所能解釋)。不是開玩笑吧。

入夏某日,布拉德馬斯校長來電話,告我收到蘇大陳校長邀請函,唯隻字不提興辦工商管理學院這一主題,卻要求建立什麼姐妹關係,不明是何蹊蹺?我即電詢張夢白教授,他也一頭霧水。我們推測該是「形勢不利」,不準和美國佬合作辦學吧。

為什麼說「形勢不利」?5月20日鄧小平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本來「美帝文化侵略」之說幽魂未散,教育領域可謂雷池禁區,中美合作辦學不啻石破天驚之議;此際無論教育部或江蘇省黨政領導,誰有豹子膽給蘇州大學開綠燈?

經越洋電話求證,事情確是如此。約翰決定還是應邀與蘇大校長一會,他問我是不是不用帶吉特羅院長了,我說「是的,不必了!」

布拉德馬斯校長到過蘇州,遊覽三峽,返回紐約不久,為歡迎中國學界客人舉行家宴,我和妻應邀參加。約翰同我憶述愉快的中國之旅,嗟嘆在華合力辦學時機尚未成熟。當然,我也諒解他無意同蘇大建立無厘頭的姐妹關係。無論如何,彼此理解都希望做點益世好事的誠心誠意;然則「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我帶去一幅志祥夫人瞿麗華女士所作山水國畫相贈。夫人是明末詩人瞿式耜後裔,擅長山水、工筆花卉和水粉畫。校長這廂有禮,宴請之後,來信為此「厚贈」專誠致謝。

1992年布拉德馬斯先生卸任紐大校長;其後歷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董事會主席,紐約證券交易所、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會以及世界教會理事會中央委員會成員等。他還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雅典學院的研究員,並在Alexander S. Onassis公益基金會、美國藝術委員會、國家政策中心和西班牙的幾家公司董事會任職。他被47所大學授予榮譽學位。2011年10月3日,西班牙國王授予他伊莎貝拉勳章,表彰有利於該國的服務。

正如毛澤東常常指責領導(幹部)落後於群眾,認為「只有落後的幹部,沒有落後的群眾」,群眾中有很多個「諸葛亮」。不可否認,那時節相關黨政決策大員不免落後於鄭校長、布校長、陳校長和敝人這樣的「群眾」了。

九十年代中國逐漸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對外開放格局。進入21世紀,各地中外合作辦學熱情極度高漲,主管部門大開綠燈,幾同雨後春筍之勢,成百上千蜂擁而起。

2012年10月,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NYU Shanghai),作為美國紐約大學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合作舉辦的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研究型大學,正式掛牌成立;翌年9月首批新生入學。算來時滯不止四分之一個世紀。

其實,很多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並沒有真正引進國外教育的精髓,學歷含金量不高,實為打噱頭盈利。於是教育部於2018年7月4號下達公文,一下子終止了229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

當然,後來的事情與鄭、布、陳校長和敝人沒有半毛錢關係。今夕何夕,何必效白頭宮女閑話天寶,重提那門子塵封往事?

唯因今天「中美國」蜜月已渺,開始離婚之旅,大國爭衡險象環生,如火如荼;俄然想起了「布拉德馬斯之問」,感慨系之,驚悚有之。

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為始,中美貿易爭端愈演愈烈,現已逾越貿易失衡問題的淺表層次,拉開了具有深刻歷史意義的創新力終極性較量的帷幕。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習近平《關於科技創新論述摘編》)

創新,涵蓋了政治經濟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方法等社會生活一切範疇。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中,生產力被認為是推動社會發展、歷史前進的根本要素,近乎可以決定世界的一切進程。先進生產力來自先進科學技術(包括生產管理方法);顯然,科技創新是先導性、實質性和決定性的創新。

「唯人,萬物之靈」!人類有別於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徵,就是得天獨厚擁有「神一般的能力」——創新力。離開了「創新力」,人類只是一種相當蹩腳的動物而已,在生物界兇猛的獅虎熊豹或靈巧的小蜜蜂、螞蟻、蜘蛛面前有什麼了不起呢?

換言之,如果創新力壓抑不彰,科學技術無所長進,社會發展停滯不前,無異泯同於非靈性生物,喪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意義,難免墮入「開除球籍」的噩運了。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創新力」的表達史。「創新力史觀」好比明鏡高懸,最是洞悉一切世道是非曲直。

《大學章句》引用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不斷求新,不可稍怠也。接著引用《康誥》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接著再引用《詩》經,高度評價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孔子「言必稱西周」。子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看好的就是「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美國發展成為世界超強霸主,享有高等生活水準,靠的不是什麼美軍、美元霸權、地理優勢,而是源源不斷的「創新力」。20世紀以來,幾乎每一個新產業,比如航空、洗衣機、空調、電子、半導體與晶元、激光、光纖、機器人、互聯網、大眾傳媒、碳纖維、計算機軟體、網路商務、網路娛樂、現代醫藥、快餐連鎖等等,都來自美國原創。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和平崛起勢不可擋,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2010年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照增長勢頭外推,超越首富美國已然為期不遠。

中國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有利內因,並非立足自身創新力之上的科技創新,而是一時間無可匹敵的低成本優勢:主要來自龐大的廉價人力資源、廉價原材料資源,加上幾乎不用擔心環境代價與勞工抗爭的特定社會因素。

正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出,「我國創新能力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個頭的"阿喀琉斯之踵"。」(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

如今中國廉價勞動力模式的外向型經濟潛力已釋放殆盡,低技術經濟發展模式走到盡頭。憑藉巨大的低成本優勢,吸引全球資金和先進科技紛至沓來的「拿來主義」黃金時期已近尾聲。中國不能繼續滯留在現有發展模式的惰性之上,撐持廉價人力市場,長處世界產業鏈的最低端;必須朝著自主創新、拉動內需、產業升級轉型的方向發展,才能獲得持久的發展進步,實現建成創新型現代化國家的戰略目標。否則,中西力量的對比,本質上與鴉片戰爭時期沒有區別,「脆弱的超級強權」很容易在創造力的競爭中淘汰下來,迄今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甚至付諸東流,所謂「大國崛起」、「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恐將流為南柯一夢。

改革開放至今,凡屬人類一流先進創造成果,神州大地遍地開花、似乎應有盡有了,但仍然幾乎都是「舶來品」或「舶來技術」的仿製品。中國已經躋身汽車、船舶製造大國,高性能發動機核心部件和精密調控系統還不能自給。整個中國民航使用的全是外國飛機。中國藥物製劑每年推出上萬種,卻沒有一項FDA通得過的合成新葯。中國互聯網網民已逾八億,大半為寬頻用戶,但幾乎所有關鍵高端硬、軟體系統技術都由美國開發和擁有。中國在許多大型國際科技合作項目中實現了「以我為主」,實際上多是外國人設計,請來的外國「腦袋」,花錢買來或市場換來的「自主產權」。在尖端科技方面,包括北斗導航、載人航天工程等領域都取得重大突破,但基本上屬於朝向一個國際既有成果或結論靠攏,以求縮小差距、「填補空白」、「躋身世界前列」的「逆向發展」,而非突破、超越意義上的自主創新。

用科技創新史學者董潔林(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中國科學技術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女士的話來說(FT中文網2019年6月4日):「中美建交後的四十年,美國向中國「單向」輸入了很多科學,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不能否認這一點。如果這一點都否認的話,至少幫助過我們的美國科學家們會覺得我們是非常不誠實的人。」

她憂心忡忡地指出:「相比貿易摩擦,中美科技脫鉤給中國的衝擊更深遠更嚴峻。」

美國朝野已經同聲同氣打起了對華知識產權實即創新力「保衛戰」,今後面對國際智慧財產保護重重屏障,即便付出天價也未必買得到想要的先進核心科技。

以愛國桂冠和優厚待遇招徠高端人才的辦法,是「引進創新力」的極高明之舉;建國以來舉凡戰略性重大科技項目的開展,無不有高端海歸人士殫精竭力;「千人計劃」氣勢如虹,麾下群英絡繹於途;華為大手筆重賞之下,全球擴招,績效出類拔萃。然而究其性質,不啻挖人牆腳;如果無限擴展,堪以摧毀一個千錘百鍊建成的創新體系;今已引發美方高度警覺,強力反彈,提升到了防諜反諜的國家安全層次,甚至牽動改寫移民政策。這條捷徑只會越來越窄,盛況難再。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發源地,但社會創新力低下由來已久。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建國方略》)說來中華創新力明顯急轉直下,該從南宋後期算起,至少有上千年歷史了。在近、現代比較重要的文史哲學理論、自然科學或應用技術進步成果中,有多少中華民族的原創發明值得稱道呢?

改革開放伊始,面對東西方發展水平巨大差距,朝野無不體認創新力的重要,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戰略口號和對策應時而生。

近年來,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和從事全時研發的人員數量都進入了世界前列,2018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2850億美元,遠超日本的1705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4765億美元,居全球第2位;中國在全球PCT專利申請量上再次排第二名(次於美國);同時不斷建立健全有關法律制度,採取多樣鼓勵獎掖辦法,媒體宣傳鼓動不遺餘力,但自主創新實際產出能力依然乏善可陳。

事實上,今日中國社會風氣離順暢發揮自主創新力的境界還遠,不僅牢牢滯留在取巧模仿之上,許多人更熱衷於抄襲、造假、盜版這樣的發財捷徑。假冒偽劣遍及各行各業,禍國殃民,流毒國際,甚至危及消費者的生命。不要以為大躍進放衛星荒誕不經蓋世無雙。翻開官方報紙上的廣告,隨便取醫學成就為例,可見根治癌症、杜絕肝炎、禿子長毛、矮子拔高、灰甲復元、音樂育嬰、不孕佳音、艾茲殺手、排毒延壽、蓋世華陀,不一而足,任挑一樣,諾貝爾醫學獎項都得甘拜下風。尤其可怕的是,歷來被視為神聖、乾淨的學術殿堂,假學歷、假文憑、假論文、假頭銜、假成果,斯文掃地,比比皆是。出了幾位難能可貴的學術打假英雄,反成眾矢之的,到處挨罵。打假就像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一茬。

隨著知識產權之爭凸顯,誇耀本國科技成就的文宣鋪天蓋地而起,紛紛聲稱震驚美國、嚇尿美帝、中國贏了、美國輸了、世界震驚、世界顫抖了、美國徹底慌了、川普徹夜不眠了!實質內容大體經不起嚴肅的實事求是的檢驗,大多出於廉價不實、隨心所欲、投機取巧的「愛國表現欲」,自娛自樂,自欺欺人,結果就像哈哈鏡一樣,把現實照得面目全非。

中興違約受罰事件暴露了晶元行業嚴重落後的真相,隨即掀起了一波大轟大嗡好比「全民大鍊鋼鐵」的熱潮,從網購業者到家用電器生產商,各行各業大佬競相宣稱造晶元,似乎不日即可執世界高端晶元技術之牛耳。識者直評「很荒唐,(她)根本不懂什麼是晶元,完全是胡說」。造芯之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幾代人努力和多方合作,是全球化的成果,豈是一場表決心競賽運動。

中國5G大業領軍人華為CEO任正非先生的許多講話是清醒和睿智的,但國際通訊領域稱為「活著的愛迪生」的通訊專家、美國諾基亞貝爾實驗室首席系統工程師蔡亦鋼教授接受媒體訪問時不客氣地指出:國內關於5G的報道絕大部份是虛假的。

為什麼中國一流才俊,在自己國土上難有創新大作為,卻見海外華人屢有光榮摘取諾貝爾獎桂冠?為什麼在創新力排行榜上,最受國人批判詬病的大國美國和日本,以及不受注目的小邦瑞典、芬蘭等一貫穩居前列;同為華人社會的國家或經濟體如新加坡、台灣、香港等時常名列前茅,或有亮麗表現?論者多以為令人納悶,不可思議。

中國有什麼危機?權力腐化、貧富懸殊、社會不公、老齡趨勢、性別失衡、經濟過熱、通貨膨脹、金融壞帳、房價狂飆、股市泡沫、就業困難、社保缺失、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資源浪費、水源匱乏、能源緊張、糧食缺口、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民族衝突、台灣統獨······都是老大難題目,但就歷史的觀點看來,沒有哪一條比得上中國社會根本的致命的超級危機――創造力危機(Creativity Crisis)。

感慨系之,驚悚有之!三十多年後,斯人已作古,但「約翰·布蘭德馬斯之問」依然舉輕若重,叫人難以作答,難以為情。

國家提升創造力的戰略,是一個需要觸及深層次大本大源的系統工程。創新是探索未知事物、開拓未知領域,追求前所未有的目標,常常由想不到的人物,在想不到的場合和想不到的時間裡發生,很難事先搞規劃、訂指標、定任務。輿論導向、注入經費、建立制度、配置資源、優惠激勵,固然重要,但若抓不住根本源頭,無非東施效顰,表面文章,花花俏俏,偽而不真,淮桔成枳,怎成得氣候?

中國創造能力失落的怪病的原因究竟在哪裡?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他的著作《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之問」:「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清末著名學者梁啟超,早在1905年《新民從報》發表的《祖國大航海家鄭和》中就曾發問:「何以哥氏(哥倫布)、維氏(達伽馬)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一新紀元,而鄭君(鄭和)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鄭和下西洋乃「有史來最光焰之時代」,為什麼「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

——-「鄭和下西洋」一直是國人引以為豪的豐功偉績,歌頌讚美不遺餘力。實際上這是中華帝國走向海洋的絕唱,國運趨於沒落的一場「迴光返照」,從此錯過了世界史上首開新猷的大航海、大發展時代。美國宇航局(NASA)的首席歷史學家狄克(Steven J. Dick)聰明地將鄭和航海歷史故事的警示意義,用作發展美國航天事業的反面教材。2002年,美國政府意圖取消探索外太陽系的「新視野號計劃」(New horizons,又譯新地平線號)撥款。宇航局在敦促國會撥款的報告中引用了「召回鄭和案」,寫道:「1433年,當鄭和的航隊即將啟程探險那未知的大西洋時,明朝皇帝卻將他們召回了——從而中國失去了在哥倫布數十年前發現美洲新大陸的機會。而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是否又要由於目光短淺而失去另一次探索太陽系外新疆域的良機?」從而說服國會批准了該計劃,新視野號探測器在2006年1月發射升空,開始了探索太陽系八大行星之外的征程。

與上述難題一脈相承,近有科學泰斗錢學森之問。2005年,溫家寶總理看望錢學森時,錢老感慨地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接著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時至今日,李、梁、錢氏具有非常現實價值、學術魅力,以及深邃歷史意義、攸關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大哉問,尚在雲里霧裡,不得正解;如此指望煥發創新力,豈非緣木求魚?虛矯之風又何得靜止?

中美貿易戰已然由表及裡,直切創新力核心。無論雙方能否達成協議,或達成怎麼樣的協議,形勢逼人,時不我待,李、梁、錢氏三問,解題壓力之大,不容蹉跎。

一朝「三問」獲解,「知行合一」,砥礪以進,悠悠神州,氣候大成;「約翰·布拉德馬斯之問」終將舉重若輕,成為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

2019年6月10日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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