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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送中:這不是又一場雨傘運動

6月12日,眾多香港市民聚集參與罷市罷課罷工“反送中”示威(龐大偉/看中國

已經很難形容動筆寫這篇筆記的心情,就像難以一言形容,過去4天,情勢不停突變的香港。

6月9日到6月12日,發生了什麼?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第一次百萬人上街?雨傘運動之後第二次大規模佔領?在反送中運動里,我們看到空前強勢與暴力的政府、議會與警察;空前凝聚的民意、自發頑抗的行動與鬆散的組織;空前的警民對峙與高壓定性——有百萬民意加持的和平佔領行動被稱為“暴動”。從媒體畫面里看,街上的情景彷彿有點像雨傘運動;但走在現場的人群中,感受又截然不同。佔滿夏愨道的年輕人,帶著緊張的身體、不苟言笑的表情。警民對峙的邊界,搏鬥頻發爆發,警察出手狠辣、毫不留情,示威者不留後路、以命頑抗。在衝突的間隙,難得安靜的時刻,滿街散亂的物資殘餘,或是示威者被打剩的帽子、鞋子,沒人理會。

走在6月13日凌晨的中環,看到壓爛的水樽、口罩、頭盔零星散落在長長的馬路上,盡頭是疲憊的鐵馬陣,和路邊坐著的更疲憊的一兩個示威者,是到這一刻,我開始確認,香港不一樣了。

彷彿長期維持的某種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了,或是某種脈脈溫情的裝點和體面被撕掉了。沒有很多穿著校服的學生在街道上清理垃圾、精緻地處理環保回收,或是蹲下來一點點剷除地上的臟跡,不是說完全無人清理,但像雨傘運動,或者任何一次香港超大規模的遊行之後,那樣溫文爾雅、注重形象的畫面不見了。示威的人們顧不上了,70多個同伴在衝突中受傷送院,逃犯條例箭在弦上,恐怕誰也沒這個心情。對他們來說,這是香港“生死存亡”的時刻,“最後一搏”、“終局之戰”的字眼被頻頻提及,是運動里的激情,也是退無可退、不顧一切的真實心情。而另一邊,警察與港府的手段狠辣,毫不留情,面對百萬民意,似乎誓要將不安撫、不對話、不妥協的強硬作風展演到底。

這樣大規模的,身體本能直接對抗權力本能,毫無中間博弈互動空間的情形,其實我從未在香港見到。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儘管自動自發,但仍有牌局的步調——爭取普選的道路,有默認的時間表;普選方案被人大831決議否決後,有行動推演的策略;有佔領中環的長期鋪墊,有學生運動的形象展演,有運動領袖,有中間人,有與政府未間斷的互動及談判。五年之後,反送中爆發的遊行、佔領、衝突,幾乎沒有任何預先設計的“劇本”,沒有代言人,沒有中間人,而香港的掌權者也撕下“人民公僕”的面紗,不再與社會斡旋,於是,身體本能直接對抗權力本能。危險、殘酷而難以預期。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

過去五年,香港的變化太多值得梳理。但這裡,我想先記下6月9日和12日這兩天的筆記:6月9日,從白天的大遊行到夜深之後的林鄭回應、警方清場,已經預示了這一新的模式;6月12日,相繼爆發的大規模和平佔領、大規模武力清場,與政府對“暴亂”的定性,令此情形,更加難以回頭。

6月9日。

這個烈日與陣雨中的周日,我想會成為幾個世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2019年6月9日,百萬香港人上街遊行,抗議香港政府強行修訂《逃犯條例》(龐大偉/看中國)

103萬香港人身穿白衣走上街頭,從維園到金鐘,3.7公里的距離,隊頭到隊尾走了整整8個鐘頭。若從高空看,幾乎就是流動的人群一層一層鋪滿了半個港島的主體街道。這是1989年以來,更是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爆發的最大規模的遊行。香港登記選民人數380多萬,算上非永居的成年人,這數字意味著,幾乎每5個成年人就有1個走出來,在酷暑之中上街。這也是我來香港14年,第一次在街上看見這麼多的人——男女老幼,年齡、性別分布極為均勻,是真正能廣泛代表香港社會的樣子。

人群的氣氛大部分時候是輕鬆的,一路有舞獅、有打鼓、有經過親建制機構時人們的噓聲和笑聲。但這輕鬆里,卻有一些以往沒有的沉重。

這一次,和以往不同,我想絕大部分在烈日之下走了五六個鐘頭的人都知道,僅僅如此,已經撼動不了今時今日的香港。當特首的權力不來自人民的授予,而來自北京時,百萬民意就如螻蟻,比不上習的一句旨意。這是曾一直朝著民主目標邁進的香港,所陌生的,但正被迫快速熟悉的常識邏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所以才有那麼多香港人形容這一天是:就算將被強暴,也要喊出聲啊。

100萬人走到了金鐘。人們當然不願散。深夜,年輕的男孩女孩,在夏愨道兩邊徘徊,在添美道,在立法會前的示威區,在政府總部下方的添馬公園坐下,越來越多。許多人望著警車密布的夏愨道,不說話。人人都說這情形似曾相識。2014年9月26日晚上的金鐘,雨傘運動爆發之前的金鐘,也是這些地方,也是這樣深夜裡的金色燈光,燈光里這樣年紀的人,或坐或躺,留守,等待著交付自己的身體,能為這座城市做些什麼。我在人群中穿行,一度以為,2019年,和平的聚集、留守,伴隨著立法會審讀條例,就又會這樣延續下去了。我於是回家了。

黑夜是突然降臨的。先是特首林鄭月娥極簡表態:6月12日逃犯條例二讀繼續。然後零點一過,警力突增,在近距離的直播畫面里我看到,清場開始了,以這樣的方式:速龍(特警)直接出動,胡椒水、催淚煙、警棍一起上,威嚇、驅散、棍打,不分示威者、記者、路人,一概強行驅離。直播畫面里的警察兇狠異常,而記者或受襲驚叫、或中了胡椒噴霧咳喘不止。

我得承認,作為一個大陸人,這手段並不讓我驚訝,但在香港,我深深明白,自己的經驗正是指標,這種“令我熟悉”的感覺越多,香港的現實便越讓人心寒。是的,幾乎所有應該有的程序都沒有了——香港警方此前執行任務,需要以黃旗、紅旗、黑旗依次警告,不警告不能直接行動,面對和平的群體集會、社會運動,要行動也往往是逐層升級,不會直接升級到“速龍以警棍狂追打站在路邊的人”這種血腥畫面。

抹掉程序,也就是抹掉公民社會與權力部門互動的所有空間,就是權力意志透過暴力機器直接作用於人民。逃犯條例中,香港警隊如是,政府如是,議會也漸如是。仍是那句話,授權若不來自民意,程序可以荒廢,規則也會坍塌。一國兩制,也會在這些細節上,名存實亡。

6月12日。

百萬人遊行的民意沒有改變特區政府的動作。特區政府的表態、緊跟著的武力清場,也沒有壓住憤怒的民意。這一天,許多香港人用罷工、罷市的方法,回到了街上,還有更多暑假裡的年輕學生。

6月12日清晨,天色一亮,人潮就開始從金鐘地鐵站湧出,不是來上班,而是來接前一晚留守者的班。越來越多的人圍在添美道、立法會道、龍和道、夏愨道……直至衝出馬路。

6月12日,香港立法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讀,眾多香港市民參與“反送中”示威(周秀文/看中國)

我也在這時到達了金鐘。走出金鐘站海富中心出口的這一刻,儘管已經在直播里看了通宵,對將要看到的畫面,心裡有了準備。但跟著擁擠的人潮湧出地面,抬眼看到夏愨道,高高的隔離帶上,一排年輕人熱情把一個一個的人接過去,進入馬路中央——仍然忍不住鼻酸。2014年的雨傘運動過去五年,每次重回金鐘,面對車流不息的馬路和平淡猶如什麼都沒有發生過的天橋,內心都難以完全平靜。當年79天的佔領運動,清場時,普選目標未達成,殘破的路障上留著“We’ll Be Back”的淺黃色幡布。此後五年,民主遙不可及,制度方方面面在崩壞,這畫面變成一道傷疤,難以回憶。6月12日早上,人群鋪滿夏愨道之前,恐怕沒人想得到,“我們真的回來了”,但是在這種情境下。

沒有歡欣鼓舞。沒有嘉年華的氣氛。回到夏愨道的人們自始至終都在高度緊張與戒備之中。

經過了6月9日,示威者已經確知,這是一個不會被民意撼動的政府,百萬人在街上大合唱也沒用,國際媒體形象也沒用,想要改變它,已經沒人知道具體的辦法,只知道“盡做”。而經過了過去五年,民間“泛民/和理非”與“本土/勇武”路線的大撕裂,兩條路線的領軍人物均被判刑,到了今天的反送中現場,再無“大台”可言。這是一場真正沒有領袖、無人可以約束,完全碎片化和自組織的群眾運動。有的,只是在人群中洶湧的壓不下去的怒氣,圍在立法會的四周,自發“盡做”。

就這樣,在每一個示威者與警察對峙的前線,清場與前進的警民衝突都一直在發生。沒有領袖調配指揮,人群自發衝擊、協調、後退、再衝擊,警方則不斷提高武力。從下午開始,警方發動了密集兩小時的武力清場,除了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高壓水槍,警方還配了槍,首次發出了橡膠子彈、布袋彈,並擊中數人,這是回歸以來的最高武力級別。2005年韓國農民在香港抗議WTO時,警方曾配備橡膠子彈但未發射,發出過6枚布袋彈。武力之下,傷者猛增。政府新聞處的數字顯示,截至當晚10點,有72名傷者曾受傷送院,年齡最小的只有15歲,當中2人傷勢嚴重,10人狀況未知。

傍晚的記者會上,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將6月12日的佔領定性為“騷亂”。而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更進一步形容示威者是暴徒,指部分示威者衝擊防線的行為非常暴力,又形容情況是“暴亂”。但警方沒有回應記者關於武力行動升級前必須採取的警告程序這一問題。

這一天之後,夏愨道被清場,其它區域的佔領仍在零星繼續。立法會審讀會議被迫暫停了。而對抗無限升級之後,警方究竟要如何處理一樁,有十數萬人參與佔領、百萬人遊行背書的“暴亂”?

所謂“終局之戰”

許多人,許多媒體說這是香港的“終局之戰”。我不認同“終局之戰”的說法,也在臉書上寫過:

死亡從來不是一夜到來,而在任何一點活著的、也許平庸而殘酷的日子裡,事情都可能有變化。我們會失去一些東西,但也會得到“不再理所當然、接下來的每一點自由都要自己去爭取”的自覺。這不是最後一戰啊。輸了也不要急著死,或者走,還有那麼多仗要一起打,可以一起打。因為香港不是命定的。香港是一個過程,她活在歷史裡,活在每一個香港人身上。

但我理解這樣用詞的人,背後的情感。那個我們熟悉的香港,雖無自下而上的民主授權,但政府願意和社會妥協,並有法治作為底線保障,而形成某種穩定局面的香港,正在遠去;威權主義已經開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只是要盡最後的努力,去阻止這一局面的出現。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還是一次爭取,是積極向前的,爭取原本沒有的東西——民主。這一次,反送中的佔領是在底線旁的退守,是要保護已經長在身體里的東西不被拿走——法治和自由。因為單單是搶奪的過程展演,已經坐實了它被奪走之後可能有的崩壞。所以反送中的民意基礎是比雨傘運動更高的。五年前,人大831普選方案,港大民調顯示近四成的人反對方案,雖然是關鍵少數,但難稱主流民意。如今,同樣是港大民調,顯示反對修例的香港人超過六成,絕非少數人的異見。

這兩場運動緊緊相連,又極為不同。正是雨傘運動的未竟,為反送中運動埋下伏筆,而後者的發生,反過來驗證了前者的必要。若無民主,法治難以真正保障。若五年前雨傘運動的“普選”訴求真能落實,今日送中條例的爭議,便會循不同的路徑進行拉鋸與解決。今日林鄭的授權若能來自真普選下的民意,為了確保“下一次投票”仍能勝出,為了確保她本人或同黨繼任者的執政存續,審議程序不至荒廢至此,街頭規則也不至於崩壞如斯。

這一點,發起佔領中環的戴耀廷教授此前已經講的十分清楚:“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雨傘運動可能是自由香港的最後一次全體動員,而到了反送中,則是威權落實之前,所有人的負隅頑抗。這當然不是終局之戰。香港不會死。但她會如何活下去,在註定要進入的艱難之境里,如何繼續活出有尊嚴的樣子,是每一個人在“救亡”的激情之後,都要回來想的問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Matters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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