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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記得的農村「文革」

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從此“急風暴雨”式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橫掃中國大地,歷時十年之久。我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時光如梭,彈指間《五•一六通知》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但在那非常時期所經歷的一些事仍歷歷在目。今天,我這個“黑五類子弟”已經被枉稱學者了,就想在這《五•一六通知》發布四十周年之際對我通常不願提及的那些往事做些客觀、理性的回憶。

階級鬥爭與農民的善良

文化大革命時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階級鬥爭,毛澤東的語錄中就有一條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按照當時的說法,之所以要抓階級鬥爭,是因為“地、富、反、壞、右”這些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時刻準備“復辟資本主義”,非對這些“敵人”進行鬥爭不可。我所見到的鬥爭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概括起來就兩個方面,一是對“階級敵人”進行精神打擊,開批判會批判他們,讓這些敵人交代“罪行”,使他們在社會上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二是對“階級敵人”進行肉體打擊,包括對他們進行捆綁、關押、遊街等。需要跟現在的孩子們說清楚的是,這些打擊方式在當時是無產階級的“天賦”權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

我就出生在那種被稱為“階級敵人”的家庭里,從孩提時代開始,我就目睹了無數次針對我父親的“鬥爭”,雖然父親並沒有“亂說亂動”,但“貧下中農”還是不能饒恕他的“歷史罪行”。最初的記憶,就是在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只有四五歲的樣子;父親被捆綁著、戴著紙糊的帽子,一群人押著父親、呼喊著口號從我家門口走過;母親關上門,我和母親從門縫裡向外張望,母親以淚洗面,我則十分害怕。此後,象這樣的“鬥爭”每年都要進行許多次,因為當時的政策是,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但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每次父親將要被“鬥爭”之前,都會有當時被稱為“貧下中農”的、“出身好”的農民來向我父親通風報信;在“鬥爭”現場,“貧下中農”們都對我父親表現出義憤填膺的樣子,可“鬥爭”一結束,這些農民們又偷偷地跑到我家來安慰我父親。我還清楚地記得,有一年,不知道是什麼“運動”又來了,我的父親、母親都被關到“民兵指揮部”,在那段日子裡,我和我哥這兩個“階級敵人”的孩子就是依靠“貧下中農”的關照才度過來的。在沒有“鬥爭”的平時,鄉親們也並不把父親看成“敵人”,他們仍然按照鄉村的習慣稱呼父親為“大伯”、“大叔”,甚至稱他為“先生”——父親算是鄉村的知識分子。

象父親這樣的“階級敵人”被稱為“歷史反革命”,意思是因他曾經為國民黨政權服務,而被界定為“敵人”。有些“貧下中農”也可能一不小心而被界定為“敵人”——“現行反革命”,我們的一個鄰居就稀里糊塗地由“貧下中農”的一分子一下子淪落為“階級敵人”。文革中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到處都是毛澤東像,家家戶戶都要“請”毛澤東像。我家的那個鄰居也是這樣。我家的這個鄰居家庭相對較困難,但他看到別人家都有了毛澤東的石膏像供奉在廳堂上,覺得自己也應該想辦法把毛澤東“請”到家;於是他上山打了一擔柴,挑到十多里外的鎮上去賣了錢,當即在鎮上“請”了毛澤東的石膏像;往回走時,他覺得石膏像不好拿,就用挑柴的繩子栓住“毛澤東”的脖子,用扁擔頭挑在肩上,這樣走起路就輕快多了;他萬沒有想到,他的這個舉動已經褻瀆了“偉大領袖”,結果就“理所當然”被定為“敵人”了;他一再向人們表示,他是無意之舉,他對毛澤東是絕對忠心的,為了表達他的忠心,他在公社門口,光著膀子,在自己的皮肉上別上毛澤東像章,鮮血直流;他以為這樣,毛澤東老人家就能原諒他了;可是,他還是沒有逃脫被“打擊”的命運。按照當時的文革語言,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割不完的資本主義尾巴

在那個年代,人們認為,社會主義必然是公有制的,資本主義必然是私有制的。按照這個邏輯,維護公有制就是維護社會主義,“一大二公”才是人民公社社員們應該想的,一切私有觀念或行動都是非社會主義的,被稱為“資本主義尾巴”。割資本主義尾巴成為文革時期農村經常性的“革命”任務,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關係到是否改變社會主義江山顏色、紅旗是否落地的大事。

割資本主義尾巴首先是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他們“鬥私批修”,從世界觀上認同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公有制的優越性,這就是所謂“路線教育”。希望通過這種教育,讓農民們不再為自己打算,一心一意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農民們白天幹活,晚上就參加政治學習,上級還派工作組到生產隊,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帶領農民們“提高認識”。這期間還廣泛開展了農業學大寨運動,以強化農民的集體主義意識。

可是,不知怎麼搞的,這資本主義尾巴年年割,卻怎麼也割不完。儘管上級發狠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可農民們總是表面上應承,暗地裡還是喜歡“資本主義的苗”。農民們總是在和工作組或公社幹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一有機會就去搞他的自留地,一有機會就去搞他的家庭副業,一有機會就去“挖社會主義牆角”。農民們可能趁你不注意,在公共空地上偷偷種上幾顆南瓜秧,也可能有事沒事地在自留地邊修修鏟鏟,悄悄地蠶食公地,“漸進”地擴大他的自留地範圍;也可能以請假走親戚為名跑一趟小生意。農民總是在骨子裡和人民公社離心離德。人民公社為了把資本主義尾巴割好,不僅對農民進行教育,也採取行政措施,甚至是專政手段。為了防止農民做小生意,成立了“打辦室”——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設立“檢查站”,有時也把抓獲的“投機倒把分子”當“階級敵人”一樣批鬥、遊街。也可能把不願意參加集體勞動而干私活的農民當作破壞農業學大寨的“壞分子”進行“鬥爭”。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農民們總是想盡各種辦法保護他的“資本主義尾巴”。結果,資本主義尾巴年年割,就是割不完。

這幾年,我在研究農村產權制度時,常常想起當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慢慢地我明白過來,實際上,今天的“大包干”就來源於當年的“資本主義尾巴”。

學工學農學軍

我的小學和初中是在文革中度過的,印象最深的是,為響應毛澤東號召,不斷地學工、學農、學軍。我們那時的學校生活是很特別的,幾乎不怎麼學習文化課,整天搞“社會主義實踐”,就是學工、學農、學軍。但問題是,這樣學下來,到我初中畢業時,文化課知識不及現在的小學水平;我至今還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復了考試製度,學校興起“補課熱”,從哪裡補起呢?我們這些初三學生竟然是從有理數加減乘除補起。

現在,我們又要講教育改革了,究竟怎麼改我不敢講,但是,我想我寫的這段文字或許能對教育改革政策的制訂者們有所啟發。

少年的心

當我還是個八九歲孩子時,一次,我發現路邊有棵小樹長了個杈杈,很適合做個彈弓,我就把它砍了下來;這下可壞了;上頭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硬是定性為階級敵人唆使孩子破壞“植樹造林”,結果我和父親都倒霉了。類似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在我身上發生。小學畢業時,我又沒有被“推薦”上初中——那時升學是不考試的,我的父親通過同學關係才把我勉強“爭取”到另一個公社的中學就讀。這些事情,讓我深刻地認識到,我和別人是“不一樣”的。

後來,聽人講,共產黨的政策是“講成分不唯成分論”,我想我有爭取和別人“一樣”的機會了,所以在上初中時,我被樹為“可教育好的黑五類子弟”的典型,成為六安地區表彰的“優秀紅衛兵”。可就是這樣,我最怕的事情還是“填表”,因為每次“填表”我都能夠感覺到我跟別人“不一樣”。好不容易文革結束了,說是以後升學憑考試,我想這下我該和別人“一樣”了。可是好事多磨。我努力學習,升學考試分數很高,比當時的中專分數線高許多,按說可以跳“農”門了。但我仍然要被嚴格“政治審查”,“政審”的結果,我不僅沒有上成中專,重點中學也上不成,甚至也沒有普通高中錄取我。我在家等啊等,一直等到人家高一期末考試時,一個山區普通中學終於給我送了個通知書。不明不白地,高中又比人家少上半年。我還是跟人家“不一樣”。

(本文略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360DO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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