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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人眼中的美國大選:二黨爭衡不如聖朝家法

對隔岸觀火的中國人來說,大洋彼岸的美國大選是一場絕佳好戲。尤其是希拉里與川普的這場總統大位角逐戰,更是火藥味十足。種種原先暗藏的隱情黑幕如岩漿般噴薄而出,陰謀論更是甚囂塵上。這樣一場火光四濺的選舉角逐,讓從來只是習慣於肉食者謀之的中國人也從圍觀每三秒刷新一次的實時票數統計中,享受了一把票選的虛擬快感。但是這種快感中除了看熱鬧的歡愉之外,還夾雜著一種不屑和斥責,早晨網上熱轉的一篇著名學者聯合座談的評論文章已經為本屆美國大選診斷出四大絕症:抹黑攻擊、金錢政治、內外交困、計劃嚴重,最後宣判美國“政治制度封閉,政治生態每況愈下”,無論是誰當選都無法救治氣息奄奄的美國絕症了。

對美國大選亂象的批判多少滿足了中國人一種特殊心態:“世界如此亂套,風景這邊獨好”。然而這種自我安慰的心態並非是現代中國人的發明,早在一個多世紀前的晚清時代,那些在教科書上被奉為“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先賢們就已經對美國大選指指點點,批評指責了。

必須承認,當中國人第一次與美國人接觸時,儘管分不清他們究竟是哪一種夷類,但是留下的印象卻相當不錯。因為他們比英國人更守規矩,每當有皇帝的聖旨抵達廣州十三行時,為了避免尷尬的情形出現,英國人都會被臨時請到外面,以免因為磕頭問題發生矛盾,而美國人卻願意為了商業利益行禮如儀。即使在鴉片戰爭後進行換約時,美國公使也願意按照中共官方的要求親自進京換約。而像魏源這樣的主動了解西洋問題的中國士人,在他抄襲西洋譯著成書的《海國圖志》里對美國民主選舉制不吝讚揚之辭,儘管他還是按照夷夏之辨的慣例,將美國各州州長和總統分別稱為“部酋”和“大酋”:“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謂公乎?”而徐繼畲更將他認為的這一制度的開創者華盛頓比之於提三尺劍的漢高祖,甚至比漢高祖還要高明,因為他“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在他看來這種指定任期,民主選舉的制度幾乎可以和三代聖王的治世相提並論。另一位文士王韜則甚至讚頌華盛頓“雖古堯舜,不啻如是”。

然而,這種讚揚的前提是,這些知識精英從未見證過真正的美國大選,他們只能通過自己頭腦中的想像這一情景,而目的也自然是非常實用主義的,那就是所謂的“禮失求諸野”。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從魏源到徐繼畲都並非朝廷官僚體系內的人物,只有這些憂慮時局的體制外的學者,才會想到用將夷狄比作異國堯舜的方式來刺激丟失了這些美德的天朝上國。但真正的問題是,第一個見證美國大選的卻並不是這些人。

張德彝在晚清中國不算一個大人物,這位21歲的漢軍鑲黃旗人是同文館的學生,但在1868年被清廷委派出訪美國時,已經有過一次官派遊歷歐陸的經驗,這次遊歷使他大開眼界,不過在目睹西洋強盛的物質文明之餘,也見證了西洋政治中混亂的一面。他抵達美國的那一年恰好趕上美國大選。他倒是對之前的美國南北內戰有所知曉,因此他很自然地將大選看成了不甘失敗的南方黨人(分尊卑黨)“聚眾立黨”,向北方黨人(平行黨)示威挑釁,兩黨“各懷私意,彼此不睦”,因為張德彝對美國的“富強”還是頗多好感的,所以只是嘆息“二黨如此爭衡,後患恐不免焉”。

相比較張德彝,之後見證1884年美國大選的黃遵憲則乾脆將美國大選稱為“怪事”,對眼前所見有關大選的一切都加以諷刺,此時身為大清駐美舊金山領事的黃遵憲並非不開化的頑固守舊派,實際上,他相當開明,他的《日本國志》細述日本歷史源流及變政得失,大有以日為師的感慨,儘管這本書真正盛行於世要等到1895年中國被日本大敗之後(當然,在中國的官方文書和報紙上,戰敗求和的是日本),但黃遵憲洋務派的形象卻深入人心。然而,在面對美國大選時,這位新派人物卻認定美國大選乃是一派烏煙瘴氣,指責他們黨同伐異,互揭陰私,打壓對手,而候選人的提名大會和對台演講則像是一個混亂不堪的馬戲台“或帶假面具,或手持長槍。金目戲方相,黑臉畫鬼王”,一派群魔亂舞的亂象。至於大選日當天,更像是一場集體賭博:“兩黨黨魁名,先刻黨人碑。人人手一紙,某官某何誰”最後到了公布選舉結果的時候“夜半籌馬定,明明無差池”到此這場舉國亂象才算宣告結束。

黃遵憲並非厭惡美國政制,但作為一個天朝上國的臣民,和其他的官員一樣,維持社會穩定才是重中之重,他無法理解美國大選看似怪事的亂象乃是“必要的混亂”,這種“混亂”不僅僅是表達民意的方式,更是避免因為強制維持穩定而導致的更大禍亂的安全閥。他看到的只有混亂:

“烏知選總統,所見乃怪事:怒揮同室戈,憤爭傳國璽。大則釀禍亂,小亦成擊刺,尋常瓜蔓抄,搜捕遍官吏。至公反成私,大利亦生弊。究竟所舉賢,無愧大寶位。倘能無黨爭,尚想太平世。”

黃遵憲據此認定招致如此周期性混亂的共和政治決不能施之於中國,而“亂”成為了大清官員對美國大選的主流看法。見證美國1888年大選的張蔭恆將大選稱為“黨禍日深,創國成規亦不甚遵守,識者慮其久合必分也”。另一位同樣目睹這一選舉亂象的官員顧厚焜則將政黨選舉與之前美國的內戰聯繫在一起“美國漸富庶,而上下意見齟齬,遂成南北黨”,黨爭日漸升級,從“口角相爭”一直到“干戈相擾”,終至“兵連禍結,久不能解”。之後任駐美公使的崔國因在目睹了1892年的美國大選後,則將大選黨爭看作是朝廷內部黨同伐異,“凡希冀為總統者,無不分布黨羽,竭力招攬,擾擾營營,熱中無已”。崔國因更據此認定美國政治已經無可救藥:“議院有俯視一切之心,南北兩黨有莫能相下,相為敵讎之怨”,“外交則睥睨一切,內治則畛域自私”,因此“外侮則受措於強梁,內憂則興戎於兩黨”,美國已然是無論內政外交,皆一無可取,總而言之,再如此混亂下去,美國滅亡,指日可待了。

既然美國大選搞得國家昏亂,亡國將至,那麼究竟哪種政治制度才是最好的呢?1902年出版的一部名為《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的書給出了標準答案,那就是“聖朝家法”。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是晚清時期最具時代特色的“皇朝經世”類出版物之一,這些打著“經世”旗號的出版物看起來目的是所謂“經世致用”,但其實真正的意圖跟今天中國高考政治熱點題庫一樣,是為了應對科舉考試中日益成為熱點的洋務題目而編選的作文大全。尤其是1900年庚子國變之後,朝廷推行新政,改革科舉,這類經世書籍就更加熱門。之前大力批評美國大選的顧厚焜也編過一套《精選新政應試必讀》,裡面編選的文章就包括如何論證西洋的好制度都是從中國學來的(《問西法悉本中國能詳證其說否》)。

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給出的標準答案中,作者雖然認為華盛頓當年創立的制度雖然跟三代堯舜的美好政治有得一比,然而堯舜禹三代之後,“君非堯舜,臣非皋夔稷契”——人民的素質太低下了,所以不配享受這種理想中的制度,如果非要拿著華盛頓的那一套選舉制施之於中國,“固大亂之道也”。這篇文章還順便不點名地敲打了一下兒同為帝制的日本,因為日本將皇位繼承寫成法律公布,即《皇室典範》,為防止皇位繼承爭鬥,所以明確規定嫡長子繼承製。但文章指出嫡長子繼承製如果法定繼承人不賢明,“亦大亂之道也”。既然兩者都會導致天下大亂,那麼當然只有大清朝自雍正爺創立下來的“聖朝家法”最好了。皇帝本人如此英明聖武,自然會“宸慮周詳,聖謨深遠”,肯定會從皇二代中選擇賢德的繼承人來干下一屆。這樣同樣也避免了像美國兩黨相爭那樣導致的混亂局面,因為權力繼承只局限在皇室內部,其他人也不配得到覬覦權力的資格。只要天朝臣民緊密忠誠於以英明聖武的皇帝為中心的朝廷周圍,那麼必然是“聖朝家法之善,不泥古制而慕虛名,永杜亂萌而固國本”,而大清王朝也可以“造億萬年無疆之休”。

儘管大清王朝有著如此美好的“聖朝家法”,近乎完美地解決了權力交接時的混亂問題,但“億萬年無疆之休”的夢想卻僅僅過了九年便被辛亥革命的槍聲驚醒了。1912年,清廷宣布退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皇位繼承的問題。同一年,美國再次舉行大選。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網易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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