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八時起床，團部的幹部都來問我，外間的消息如何？他們似極關懷時局的狀況。我告訴他們：「本團即將移駐武昌城內跑馬場」。他們聽了大為雀躍。
大約過了一天（約為六月八日），我們即奉命移駐武昌城內。
武漢國共關係，情勢日趨緊張，首先是汪精衛等因國民黨左派要員北上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確定分共立場。接著傳聞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因汪精衛等對中共的態度由合作而轉向分裂，他則由親武漢政府而轉向親南京政府，且已將該軍內所有中共黨員遣送出境。
北方的閻錫山已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宣布就任國軍北方總司令職。馮玉祥亦已表明他的聯蔣反共立場。
汪精衛等國府要員由鄭州返回武漢後，即公開表示和平分共政策。並經過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除鮑羅庭顧問之職務。
六月十九日蔣、馮徐州會議後，21日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進寧（南京）漢（武漢）合流。至此，由國共合作，又變成了國共分家。寧漢對立的形勢又轉變為寧漢合流的新形勢。這時候，北伐軍已由京漢路撤回武漢附近集中。
為什麼汪精衛的態度變化得如此之快？
原因是：湘（湖南）鄂（湖北）兩省的工農運動過火，燒、殺、搶、掠等行為使社會陷於無政府狀態，動搖了國軍軍心，致使軍人叛變，經濟混亂，影響了工商業的發展，使武漢當局財經發生了嚴重困難。而南京方面亦對武漢展開了政治分化、軍事壓力、經濟制裁等等手段，頓使武漢當局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凡此種種，都是影響武漢政府上層領導人物思想動搖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一個電報，也是國共第三國際六月一日給鮑羅庭、路易的電報：
（一）實行土地革命，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的沒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
（二）由黨的權力機關，糾正農運的過火。
（三）消滅現有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
（四）將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代替原有的委員。
（五）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審判反動軍官。
分家的摧命符。按說這一機密電報是第三國際另一代表印度人路易私自將副本送給汪精衛，使汪精衛大為震驚。但路易為什麼要將這一機密電報送給汪精衛，那就耐人尋味了。
第三國際得悉鄭州會議的情形後，又發給中共一封電報：仍主張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中共乃於六月廿日發表一項聲明，其要點是：
一、承認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二、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工作者，須本著國民黨身份，並應隨時準備退出政府；三、工農組織應受國民黨領導和管理；四、工農的要求不得超出法津之外；五、工農武裝應由政府管訓；六、工人糾察隊不得干涉司法和行政，更不得擅自逮捕與處罰任何人。
這項聲明發表後，國民黨方面的上層領導人物冷淡置之，一般中下層分子則認為這是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戀表示，恐另有陰謀在內。
至於中共黨內的反應，黨內中下層人認為這項聲明簡直是對國民黨屈膝投降，是領導無能的表現。甚至有人認為是共產黨人的最大恥辱！過激的還說：這是出賣黨和工農利益的無恥行為。
當時我對這項聲明即認為，這是全無黨性，毫無氣節的重大屈辱。
中共六月甘六日聲明發表後，參加國民政府的譚平山、蘇兆徵即辭去農、工部長之職。武漢工人糾察隊被武漢衛戍司令限令繳械。結果由總隊長陳賡將全部武器繳交於衛戍司令李品仙接收。
中共中央因受黨內意見和輿情的抨擊所影響，又於七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責備國民黨中央服從土劣出身的反動軍官，違反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背叛中山先生的主義和政策。
國民黨中央隨於七月十六日發表聲明：指「六月一日共產國際的電令，不啻對本黨生命予以根本危害，十三日中共宣言是破壞容共政策」。
宋慶齡亦於七月十八日發表宣言：反對武漢排斥中共的舉動，認為是違反孫總理的主義與政策，不負聯帶責任。中共黨人反譏之為臨別秋波。
武漢國民黨於七月廿三日發表政治決議案：大意是：凡列名本黨之共產黨員均須聲明退出共產黨，否則，停止職務，不得以本黨名義做共黨工作，違此以叛黨論罪。
在這種政治激變的環境底下，我們這支廣東工農軍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人心惶惶。七月初，即有些幹部脫離部隊，投入張發奎部隊中去，七月十五日，中共透過陳嘉佑的關係，將我調任本團政治指導員，改派一名黃埔生陳東日來接替我的團長職務。當時我甚感錯愕，想不出他們這樣做的理由，黨既未向我解釋原因，唯有逆來順受，遵命交接。可是全團官兵都表示不滿，對中共領導失去信心，紛紛自尋出路，離去者不少。七月廿日陳東日又奉調離職，復由我以團指導員兼代團長職務，官兵情緒又較安定，但此時本團人數只剩得六百餘人了。
廣東工農軍，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追隨國軍教導師入湘，為時雖僅僅三個月，但在這三個月當中，得陳嘉佑師長幫助不少，由於他駐韶關有年，對工農運動素來熱心和關注，與北江革命同志合作得非常緊密，所以他對工農軍有濃厚的親密感。入湘後，工農軍常得到他的照顧，駐地必選擇最安全的地方，經過長沙時，他亦派軍掩護，確保全全，對於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工農軍，可說是關懷備至，所以全體官兵都對他發生真實的感情。到達武漢時，官兵們都希望能繼續追隨於他，為革命事業而努力。那知時局的變化，出乎人意料之外。昨日是最親密的戰友，今天又成為仇敵，這是為了革命嗎？偶與三兩同志敘談，無不為之浩嘆。
七月廿一日，我們奉到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我們迅速脫離十三軍，開赴南昌集中。我接到這個指示，極力考慮離開武漢的方法。因為我們是工農革命武裝，不能不遵命行動，但本團是屬十三軍的一部，如不遵守命令而擅自行動，會以叛變論罪，要遭到軍法的嚴厲處分；當時武漢近郊的軍隊很多，若是擅自行動，給他們發覺，必向我們追擊，以我們這麼單薄的一團人，怎能與強大的國軍作戰？我們怎樣離開武漢，確是一個大難題。
我想了一個通宵，結果，想出了一個最有效的辦法，暗中以「回廣東去」的口號去煽勁士兵的思鄉情緒，以土兵不服水土，農民家庭觀念太重等理由和十三軍軍長陳嘉佑公開談，要求准許工農軍官兵離漢回粵。
陳軍長因與工農軍的關係很深，感情融洽，熟悉工農軍的品質。工農軍的全部官兵，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大部份是中小學生，革命情緒很高，戰鬥力很強，比當時的一般軍隊質素強得多。所以他很不願意我們離去，便親自到工農軍駐地（武昌跑馬場）召集全體官兵訓話兩次，要我們繼續留在十三軍，為完成北伐的使命而共同奮鬥。當他向我們訓話時，真箇是聲淚俱下，言詞懇切。可是，我們已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一個堅決要求回粵的高潮，任得他說盡千語萬言，都無動於衷。最後，陳軍長見大家去志堅決，無法挽留，同時又不願與中共發生衝突，終於答應我們自由行動，不加干涉和阻撓。這是在政治鬥爭中絕無僅有的奇蹟。
這個最困難的關頭，結果給我們鐵一般的堅決意志所衝破了，於是我們急忙準備離開武漢，開赴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