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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統首領徐恩曾:共產黨員們是怎樣叛變的?

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吳興(今湖州)雙林鎮人。早年畢業於南洋大學,後去美國留學,習電機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參加陳果夫、陳立夫組織的中央俱樂部(即CC)。1931年,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擴充機構,訓練特務。1935年,升任處長。1938年8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局)成立,任副局長、局長。

……

初次勝利──紅色特務隊首領的投誠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直到年度終了,忽然來了一個機會,使我能從此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大門。

那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叄一)的歲末,蔣委員長正由南京到漢口去親自布置江西的剿共軍事。這時,漢口市上突然出現一個從上海來的魔術團。主持人黎明,約二十八、九歲,上海人,中等身材,是一個外形很結實的中型胖子,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術,手法巧妙,極博得觀眾的喝采。黎明的另一傑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裝術,他每次登台,總是扮成一個高鼻子、小鬍子的西洋紳士模樣,從未曾以廬山真面目示人(這一點,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識破。),黎明除了表演魔術之外,更擅長交際,說話很有風趣,處世經驗豐富到和他的年齡不相稱的程度,人情味很濃厚,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和藹、誠懇,而使人樂於和他親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門,但來訪的人很多,身分很雜,九流叄教,無所不有。這樣一個突出人物,忽然出現於漢口,立刻引起我們在漢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經過他們的秘密偵查,發現可疑之點甚多,尤其來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漢容共時期接近過共產黨的嫌疑人物,因此,斷定他是一個與共產黨有關係的分子,只是不知其過去經歷,而他又與武漢的上層官方人士保持接觸,故而不便採取行動,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個同事看見,此人從前原是他的部下,經他的報告證實,這個魔術師的黎明,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共產黨紅色特務的創始人兼首領顧順章,於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顧順章的消息,興奮的跳起來,立刻密電漢口,要他們迅速解到南京,叄天以後,我在一個秘密的辦公室里和他單獨談話。在見他以前,我已確定計劃要爭取這個人,期望以他為橋樑,讓我們能從此踏進神秘嚴密的共產黨地下組織之門,但是,那時和這樣一個有地位的共產黨人物談話,尚無經驗,我將怎樣爭取他過來呢?我想,先對他作一番心理觀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參加共產黨的動機,和他對政治的實際了解程度,然後才好設計進行勸說。於是,我開始先和他作不著邊際的泛談,仔細觀察他的性情,然後以關切的態度詢問他過去經歷,並交換一些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意見,這樣談話下來,我對他產生的初步印象是這樣:他對共產黨的“主義”並無深切的了解,因而也並不怎樣熱烈的愛好;他在特務技術方面雖有驚人的造詣,但對政治認識卻極簡單幼稚,他只是基於共產黨對他所灌輸的歪曲宣傳所造成的所謂“階級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產黨的劊子手。象這樣一個人,我肯定他能夠爭取過來的,於是我直接了當地向他分析中國政治社會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告訴他國民黨的革命目的,最後指出共產黨賣國殃民的種種事實,並著重指出如繼續為共產黨作工具,結果只有死路一條。因此,我建議他下決心脫離共產黨的罪惡集團,回歸到國家的懷抱里來,我保證將毫無成見地熱誠歡迎他。

這是友誼式的談話,我完全當他是個普通朋友看待,並不當他是犯人,他在進我辦公室的時候,也看出來這是一幢普通辦公和會客之用的房子,並無用來拘留犯人的特別設備,這當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誠意”。這一切,完全出於顧順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見我之前,腦海中存著被共產黨長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為一到了我們這裡,必然遭遇到殘暴無比的酷刑,結局只有一死,不想我竟這樣有禮貌的對待他,證明過去共產黨對他所說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於事實,連帶地對共產黨的信仰,發生動搖,使我能當時覺察到的,就是他的臉部的“敵意”的表情逐漸淡消下去,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線,甫經接觸便告崩潰了。經過這樣的懇切談話之後,顧順章先要求給他一個考慮的時間,我答應了,約定在二小時之後,聽他的答覆。結果,他答應“轉變”。

顧順章表示願意轉變之後,立刻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他說出追隨我左右,掌管機要文書的一個得力助手錢壯飛,原來是共產黨派來的姦細,這使我大為驚訝。此人系我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負責籌備中國無線電商報時招考進來的職員,以我叄年來的觀察,相信他是一個不怕辛勞,忠於職守的幹練青年,平日埋頭作事,不問外務,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這樣一個循規蹈矩的模範職員,竟是共產黨派來的間諜,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報告顧順章被捕的電報,就是他親手譯出,當面交給我的。當時我尚存萬一之想,希望這個消息不是事實。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識到事情有點不妙,最著急的還是顧順章,因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測共產黨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對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顧順章要求我趕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這要求,在我是義不容辭的,當即由他開了兩個地址,一封給他妻子的親筆信,並取出一件日常佩用的東西作為信物,我立刻派一個幹練的屬員去承辦此事,從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達上海他的公寓,距離的時間不過七小時,以當時的交通條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遲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兩處都撲空,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顧順章知道這個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預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婦等的生存希望,已經渺茫,果然,叄個月之後,證實了他的疑慮,但他當時對我迅速而認真地處理此事的態度,是深受感動的,並且對共產黨的殘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堅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礎。

事後我知道共產黨把顧順章的家眷藏起來,最初並不想加以殺害,目的在以此為要挾,使顧有所顧慮,不敢叛離他們,因為顧順章知道他們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於我,對他們的地下工作的損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須設法使顧被捕後,能堅守他們的立場,“不致轉變”,如果有可能的話,或是利用顧的被捕“轉變”,乘機向我們進行滲透,把顧順章家眷扣留起來,是實行他們的預謀計劃的第一步。這一點我們當時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時間內完成顧順章的“轉變”手續,以防發生變化,並使共產黨知道此事的結果,共產黨用計不成,才對顧的家眷全部殺害以泄憤了。

顧順章是上海機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過嚴格的特務訓練,加上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聰明、機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務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於射擊,能設計在房內開槍而使聲音不達於戶外。他可以用兩手輕巧地捻死一個人而不顯露絲毫痕迹。他對各種機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對爆破技術有獨到的研究。這一切,使顧順章成為赤色特務中的空前絕後的人物,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出任廣州國民政府顧問的時候,他擔任鮑氏的秘密侍衛,很被賞識,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回到上海,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國民黨清共以後,共產黨轉入地下活動,他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之下,組織“紅隊”,負責保衛共產黨的地下總部,以制裁反叛黨徒。為人陰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幾,同黨的人將他比作餓了要吃人,飽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懼他。當我和他相處較久之後,發現他有強烈的領導欲、享受欲和殺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對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顯露不滿,我們曾企圖用精神的、環境的,一切的力量來影響他、改變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變化。我們決定對他的態度,一面鼓勵同事盡量向他學習特務技術,一面盡量設法滿足他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幫助他物色愛人,重新幫他設立一個家庭。

顧順章轉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共產黨作地下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進行也不象從前那樣棘手,尤其在破獲南京、上海、杭州、蘇州、天津、北平、漢口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的案件和他取得聯繫的結果,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極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不少是他的舊部,他好象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本來是無法判罪或情節輕微的案件,經過他的指證之後,立刻可以定讞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時,從這些破案中,又獲得了向上追溯的機會,於是又擴大再破獲。這樣一次又一次地連續破獲,使共產黨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我所引為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鬥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於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願象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於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於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沒有其他佐證,故未採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員(也是共產黨轉變過來的)向我報告,他有實行暗殺計劃後,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於是我們對他的最後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後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後又想回到敵人懷裡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雖然,他在這一時期中對我們的貢獻,是永不該抹煞的。

至於我的內部潛伏共產黨姦細的驚人發現,雖對此案的進行大受影響,但正合上中國俗諺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因為這不啻給我一個警告。從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對於一個人的觀察,不能徒看表面,有時“變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誠,做事勤勞,極得人緣的“親信”人員哩!同時,公開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後的延用工作人員時也永未再用過,因為那是共產黨實施滲透的最好機會,他可以派遣高級的偽裝分子,來應次一級的考試,結果,偽裝分子當然可以出人頭地而獲得特別信任,所以從此以後,在我內部再無同類事件發生。這是本案所收穫的代價。

總書記向忠發被出賣

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於是第叄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只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叄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叄路線”時期。

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義的了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內),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

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叄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里,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紀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只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裡萬分不願,但是鑒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只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

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象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只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象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

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里,又捕到共黨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叄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

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著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

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象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象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裡,倒很適合他的身分。

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干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只好低頭認罪了。

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己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里。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

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共產黨的報復

民國十九年(一九叄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叄叄),這叄年之間,我們連續破獲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組織,包括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機構,和中共中央總部,以及全國性的赤色群眾組織,如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互濟總會,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國支盟等,各省的共產黨地下指揮機構也連續破獲,由莫斯科回來,和由江西赤區派遣出來的補充幹部,上任不久,又陸續步他的前任者的後塵,逐一踏進我們特為他們所預備的地方,而這些人經過“招待、說服、轉變”這叄步曲,最後總是由敵人變成我們的同志。因此,我們的工作人員由於這些新血輪的注入而迅速增加,這些新手加入之後,每人多少都從他們的“娘家”帶來一些禮物──共產黨的秘密,所以更予共產黨繼續不斷的破壞,使共產黨在赤區以外的各地地下組織,瀕於不能維持或重建的窘境。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對於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地下工作的計劃,不得不重作全盤的考慮,在估計了敵我形勢之後,它採取了二項重大行動:一,將身分已暴露,或與被捕轉變分子熟識的地下工作幹部,一律調回“蘇區”,原有機構,一律放棄,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組織,企圖建立一個與舊的組織絲毫沒有牽連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統。二,由“蘇區”派出一批精於射擊的暗殺專家到上海,企圖以恐怖手段對付轉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

根據史大林所領導寫作的“聯共黨史”的記載,共產黨人是反對暗殺手段的。他們自稱:他們所反對的是整個“社會制度”不是某些“個人”,反對社會制度須要依靠“群眾的力量”,“暗殺”是無用的。中共在過去叄十年中,對於這個教條,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叄叄)前後這一段時期,對付我的工作人員是例外,我們從它的不惜違背教條,採取這無恥政策的行動看來,已足以說明當時雙方戰鬥的尖銳程度了。

自顧順章轉變以後,共產黨中央的特務工作,曾組織一個五人委員會來主持其事,這五人委員會的人選是周恩來(現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趙容(康生)、潘漢年(現任上海市副市長)、廖程雲(即陳雲,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鄺惠安等,實際負責人是趙容。江西的射擊手調到後,由鄺惠安負責領導,組成一個執行恐怖行動的“紅隊”。它的任務以狙擊黨內叛變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員為主,附帶從事綁票勒贖勾當,以解救經濟方面的臨時困難。

“紅隊”成立後,我的工作人員接連受到突如其來的襲擊,傷害甚多,現在還記得的約有:

一,民國二十一年(一九叄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叄時許,紅隊隊長鄺惠安率領五個暴徒,在一個內奸的指引下,衝進我們設在上海閘北的一個秘密辦事處,擊死一人,擊傷叄人,辦事處的主持人受傷後倒地佯死得免。距離此案發生的前叄天,該處附近有一供職於紅十字會的會計員被人暗殺。初未在意,嗣後才明白死者的面貌與身材,酷肖該處的主持人,故被誤殺。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九叄叄)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個工作人員經過南市某處,其中有一新轉變分子,他發現某茶館的臨街一張茶桌上,坐著五個紅隊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離開當地,但已為紅隊所瞥見,在走近崗警的地方,紅隊惟恐我們報警,遂開槍射擊,當被擊死一人、擊傷二人,暴徒則在紛亂中逃逸。

叄,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個工作人員正奉命前往法院,為一個已經悔悟的共產黨罪犯作證,以便保釋,行至中途,又被紅隊暴徒擊斃。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負責人史濟美,是我一個得力的幹部,於同年六月回京述職,我因上海連續出事,想到他過去的服務成績優異,向忠發和共產國際職工會駐華代表牛蘭夫婦,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經他設計破獲的,斷定共產黨對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調他離開上海,以避風頭,但他不同意這樣措置,堅持仍回到原來的崗位,我只好叮囑他注意安全,讓他回去。不料回滬當天下午,他因欲趕赴一個自己作主人的約會,回到上海一下火車,即逕趨約會地點,就在他下汽車走上台階的時候,被鄺惠安率領六個預伏在該處的暴徒,包圍襲擊,身中七槍而死。

五,史君死後,我派錢義璋君繼任他的職務。約在二個月之後──八月十二日,錢君到一個旅館裡去會見一個人,正欲登電梯的時候,被預伏的暴徒襲擊身死。

這一連串的傷亡,尤其是最後兩案,直接傷害我們派去的總負責人,且其選擇的地點和時間,都是經過周密的計算和布置,使人難於提防,這種情況引起其餘的工作人員的不安,每個人的神經非常緊張,那些曾從共產黨中轉變過來,或是曾經參加對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破壞行動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門,因為誰也料不到,何時會成了紅隊的下一目標,大家在緊張恐怖中過生活,自顧尚不暇,當然完全喪失了向敵人還擊的能力。

現在輪到我們傷腦筋了,史、錢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產黨向我的全體同仁下了警告:“上海,是你們的葬身之所,誰要來,就是這個樣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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