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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萬被斗 五十萬死亡 文革「清理階級隊伍」

「清階」持續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續最久的階段。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戰爭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澤東製造的大饑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

 

 

文革初,《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報紙的宣傳話語,一種形象化的口號。“清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階”或“清隊”)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語言。“橫掃”與“清理”異曲同工,而一九六八年“清階”時的“紅色颱風”,更甚於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紅色恐怖”。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指揮下的“清理階級隊伍”則是毛澤東親自領導、周恩來協助進行的文革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清階”不僅使毛澤東批判的劉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為相形見絀,甚至也比紅衛兵高喊“紅色怖萬歲”抄家、破四舊,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為恐怖。

打倒劉鄧後,收回“民意”牌

共產黨的憲法倒寫明了,人民有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樣子的,中共執政十七年,從來沒實行過。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就有人貼過這樣一張大字報:“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當然,寫這張大字報的人被送進了勞改農場。

到了一九六六年,為了扳倒其黨內的敵人劉少奇、鄧小平,藉助紅衛兵和學生運動,才有限度地給了人民一點寫在憲法上的自由,給了人民一點集會、結社的自由。他允許人民成立組織,許可民間出版刊物。那並不是為了實施憲法,還政於民,而是為奪權而實施的權宜之計。

儘管對人民的控制只放鬆了那麼一點點而已,全國性的報刊、廣播、電台還是共產黨壟斷著,毛澤東也看到了允許人民結社成立組織的後果。對人民的控制只能放鬆一時,言論出版自由絕不能長期實行。只要打政敵的目的一達到,他就要把給人民的那一點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有了十分把握,“民意”這張牌,他就要收回了。他開始轉移鬥爭矛頭。

一月二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而且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了不是指共產黨幹部、當權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

從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他們了。

一月奪權,各地造反派把權奪到手裡,以為可以掌權了。殊不知毛澤東另有安排,請軍隊出來把權接過去。他設想的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全國實行軍事管制。各級軍隊領導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將造反派苦鬥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運動中自己跳出來”的積極分子。

六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執掌權力後即開展所謂“對敵鬥爭”。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所以總結出了“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就是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一九六八年五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清階”是文革一個主要部分

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現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因此,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發布公報,說:“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峻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此後,“清階”即成全國文革的主要內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不是“清階”的主要對象。

共產黨所有的派系聯合起來,對人民實行專政。毛澤東依靠的還是原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黨和政府機構的系統。他本身就是那個系統的一員,沒有那個系統的正常運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澤東依靠黨組織和軍隊控制社會。一切都是舊的。唯一的新東西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階級宣傳隊”。

紅衛兵運動偃旗息鼓了。又輪到姚文元替毛澤東闡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實是黨領導一切。黨又勝利了。工人是點綴品。工人在“工人階級宣傳隊”里是跑龍套的。進駐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的主要頭目遲群、謝靜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會”,才是這場“清階”運動的直接領導者。

遍布全國的“紅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點本來是揪“走資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務”,走資派卻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目標。按毛澤東的說法,“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這表明打擊的重點實際還是傳統的“階級敵人”。

譬如雲南思茅縣,從1968年開始的“清階”歷時兩年,全縣幹部一半被劃為各類“分子”:叛徒72人、特務24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116人、地主86人、富農3人、壞分子72人、右派31人、歷史反革命82人、現行反革命145人。

“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是不可少的。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類人”。被歸於“××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

“政治、經濟大掃除”

颱風最大十二級,可是江蘇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颱風”。五月間,先將縣一級的現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縣的口號是“橫掃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縣城召開大會批鬥、掛牌遊街;全縣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餘人。

“紅色颱風”: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農的財產在“土地改革”時已被沒收,他們只剩下一兩間陋屋遮遮風雨,已過了十七年的赤貧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臨,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二千五百八十五兩,銀一萬五千兩……”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颱風”,僅三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六十人被關押,一百八十三戶被封門抄家。一九六六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凈,甚至連傢具也在查抄之列。

甘肅慶陽縣“深挖底財”、“金銀大掃除”。5,062人被“揪斗和實行群眾專政”。

1968年九月,湖南邵東縣用兩個晚上“全縣統一行動,綁走所謂壞人9,243人,查抄財物折人民幣71萬元。”醴陵縣在“刮紅色颱風”中,“大清查,大批鬥,抄家7,824戶。”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里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摺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

這場全國性的“二次抄家”延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七○年,廣西陽朔縣還組織了兩萬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隊伍,查“二十六種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現金、黃金、光洋、銀毫、銀器、寶石玉器、手錶、自行車、收音機。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

工廠、城市的“紅色颱風”也不弱。山東小城市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五千○十四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一間大型飛機製造廠。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過程中造成十人死亡。

掌權的軍人是指揮者

執掌各省、市黨、政、軍大權的軍人是這場運動的指揮者。幾乎每個省、市都是他們在主持這種大規模迫害運動。他們控制了“新生的”革委會,接過紅衛兵的“紅色恐怖”口號,改成“刮紅色颱風”:“十二級颱風”、“二十四級颱風”。他們經過權力鬥爭的洗禮,以鞏固權力為第一要務。他們需要靠“紅色颱風”產生威懾力量,壓制曾經對自己的權力有過威脅的反對派,恫嚇可能更反對派走的普通老百姓,藉以鞏固政權。

湖南卜占亞的口號是“搗老巢、斬黑線、挖隱患。”江西程世清的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程世清說:“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

一九六八年八月,吉林省革委會主任王淮湘搞了個「省市文化系統學習班」,將省直和長春市的文藝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長達一年。

大慶油田自一九六七年三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六八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殺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殺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一九六八年四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一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一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行了美人計。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七口人一起上吊而死。事後,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天津市塘沽鹼麵廠有八個工程師,被軍管會定為特務。軍代表指揮打手,將他們抓起來不久就用種種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劉姓老工程師的妻子已五十六歲,也被關押。她被逼交出電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給飯吃。折磨了兩年後回到家裡,軍代表扔給她一個骨灰盒了事。

安徽大學在“支左”的軍代表指揮下,“搞法西斯專政,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八百○九人,受審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一百二十人……並有五人被迫自殺。”

各類“敵特”遍布全國

由於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凡與外國有點瓜葛的人都成了“審查”、揪斗對象。

蘇聯、外蒙古、朝鮮都“修了”,所以還要抓這三個國家的特務。從一九三八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一。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所以重點是抓“日本特務、蘇聯特務、國民黨特務”。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539人,共用刑罰33種290樣;致死76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蒙古、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國民黨特務”冤獄遍地

由於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地“清階”中大抓“國民黨特務”,一時間“國特”冤獄遍布全國。

一九六八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會在《深入開展對敵鬥爭大會》上做報告說:“有那麼一個辦事處,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們通過學習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國民黨的特務、叛徒和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二百多名。”

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殘五十一人。”

北京密雲縣高嶺公社,造出一個“反共救國軍庫北地下野戰軍”,構陷一百餘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殘。”

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關押批鬥,致死十多人。

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到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廳”為招牌,將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者組織成幾支抗敵演劇隊,到各戰區演出,宣傳抗日。各隊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領導,直到抗戰結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別動隊”。“據不完全統計,僅抗敵演劇隊成員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蘇、浙江、湖南、廣東、雲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電影製片廠實行軍隊編製。女演員舒綉文也得了個校級的軍銜。現在就成了“反動軍官”。一九六八年在監獄中自殺身亡。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誰,就寫一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五十多個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前所未有的農村“階級鬥爭”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台兒庄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調防時各店鋪門口都放水一盆鏡子一面,為其送行。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一九四九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台灣被槍決。一九六八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認為烈士,凡與李家有一點聯繫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挑過夫?誰的爺爺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五百戶的莊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衚衕里都擺不開。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十年的米穀四歲喪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一九六八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全國被揪斗者近三千萬

這是一場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的對人民大規模政治迫害。各地運動的成績是按“挖出”各種“敵人”的數目衡量的,數量之大,空前絕後。

為了對敵人形成威懾,一般都要將各類分子。

雲南瑞麗縣搞的不是遊街,而是讓老百姓“觀看”各類分子。觀看前,先給分子們套上書寫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腳踢。而後讓他們跪下低頭,供人“觀看”。由於“分子”的人數太多,“縣糧食局的商品麻袋幾乎用光。”

更普遍的是遊街示眾:各“分子”一一掛上註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遊行。一般一個縣揪斗的人都在萬人上下。譬如貴州印江縣,“在清隊中遭到捆綁吊打、批鬥關押的無辜群眾及幹部職工達9,150餘人。”

河南新安縣,六月召開“深挖叛徒、特務,清理階級隊伍誓師大會”,將各類分子遊街示眾。被關進“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的有一萬多人。江蘇崑山縣總共四十六萬人,“學習班”辦了一萬一千多個。各類“分子”天天掛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斗一萬八千餘人。”

江蘇省,武進縣“刮紅色颱風”期間揪鬥了一萬四千六百多人。如皋縣,“全縣共有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斗。”高郵縣軍管會從七月開始搞“清階”,“至一九六九年底,全縣有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後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斗一萬五千餘人,其中八千四百餘人被定為“敵我矛盾”。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極個別的縣份外,一般揪斗人數都超過萬人。如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一萬一千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

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斗(者有)一萬二千餘人。”

陝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一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一萬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為“敵我矛盾”。

四川新津縣,“被揪斗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一萬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兩千六百多個各類“分子”。

只有人口較少的小縣,揪斗人數才不到一萬。廣西大新縣,人口共二十萬,“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萬人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人口3.25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八人自殺。

以人民公社為單位看,一個公社達數百人。如岳陽縣烏江公社“集訓審查”了六百多人。

全國兩千餘縣、數萬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

農村“新挖出階級敵人”近千萬

當時盛行一個詞,叫“漏網”的什麼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網右派”、“漏網反革命”。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揪出的“漏網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階級敵人”。譬如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清階”中“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至一九六九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階級敵人”6,666人。批鬥拷打之中,“當時死亡十七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二十人。致殘三十人。”江西景德鎮“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分子207人。”此外,還有三百八十個“懷疑對象”……

“群眾專政指揮部”

毛澤東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也就是“革命群眾”有權對所謂“反革命”實行專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如江西萬年縣總共二十一萬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

九六八年五月,山西鄉寧縣“群眾專政指揮部”“亂捕亂斗、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傷打殘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刑訊逼供,又打死三人,打傷打殘十多人。[

有的地方不叫“群眾專政指揮部”,名稱變種,乾的事與“群眾專政指揮部”無異。譬如五月一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並未指揮武鬥,卻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造反派被“清理”

其實,文革中無論哪一派,包括紅衛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沒有造共產黨反的企圖。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構不成威脅。造反派已被繳械,可是執掌大權的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的首腦們對參加了失敗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運動初期鬥爭過黨的幹部的人,無例外地利用“清階”予以清算、鎮壓。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央軍委《八條命令》下達後被捕、四月《十條命令》下達後獲釋的人,大多數成為“清理”對象。譬如湖南寧鄉縣,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

大學是“清階”重點

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湖南大學自“學校革委會成立後,被亂捕亂關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十八人,長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錯判刑的十六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立案審查的達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

清華大學六千名教職員工,五分之一被“審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為“敵我矛盾”。十二人自殺,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陳祖東、李丕濟,以及一起在北京香山上吊自殺身亡的基礎課講師的殷貢璋、王慧琛夫婦。

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殺。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八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一場死亡比賽,有卧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北京農業大學學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關押。六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夜裡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二十六歲。周恩來聞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夫婦,卻急不擇言,說“‘為有犧牲多壯志’,幹革命怎麼會不死人呢!”

農村中小學教師遭殃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縣有四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八人被逼自殺身亡。廣東和平縣,共有一千一百餘名中、小學教師,被抓起來“審查”的多達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陰縣,六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裡“清階”,在殘酷的“清理”鬥爭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

科研單位“開殺戒”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屬二二一廠及開採鈾燃料的礦區,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產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階”。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趙登程在該廠宣布:“二二一廠的反革命特務一夥一夥的,象花生一樣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樣一窩一窩的。”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四十餘處監獄,先後關押四千餘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一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務”、“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專家和一名工程師在逼供時被活活打死。他們聲稱“九院要殺人,要開殺戒”,先後槍斃了五人,並指使警衛團挖了十六個待日後槍斃人時用以埋屍體的坑。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五十九人,打傷、打殘的則有三百多,被逼瘋的職工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英文里,中國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稱的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颱風刮到該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會指示撤銷。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二百多人被“隔離審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殘廢,四人自殺,包括一九四九年從美國歸來的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殺獲救。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國歸來,一九五七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在“牛棚”內服安眠藥自殺。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見的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十五歲的女兒一併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一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文藝界大恐怖

張海默,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劇作家,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四十五。

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傢伙霸佔舞台,最壞了”後,上海人藝一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團體被集中起來辦的學習班裡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四十餘人。“在專縣,打死迫死,打殘打傷的不勝枚舉。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布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一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後死去。四月,一代名優黃梅戲名角嚴鳳英不堪凌辱,自殺身亡,年僅三十七歲。

十一月,上海電影製片廠來了兩位“外調人員”,指明要提審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員上官雲珠。來人說上官雲珠是國民黨潛伏下來的戰略特務,毛單獨接見過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報。他們勒令她逐日“寫清楚那段歷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雲珠回到“牛棚”,女演員王丹鳳、黃宗英均發現她表現異常,但沒能探問出緣由。當晚,她從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殺身亡。

革命樣板戲之一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盪火種》改編而來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編〗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台。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組織起來,在里弄里演出了《蘆盪火種》。一九六九年九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一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四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的母親、女作家謝冰瑩抗戰勝利後赴台灣師範大學執教,再也沒有回來;父親符號一九五七年反右時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對象。在一次圍斗後,她跳樓自殺身亡。學校給其父符號發電:“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揭露賀綠汀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電視鬥爭大會》,一周後“上海市政法指揮部”逮捕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四月四日,上海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將賀的女兒、該院學生賀曉秋關押審訊。六日,賀曉秋留下遺書後,自殺死去。

海外歸國者幾乎都是“清理”對象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樑自盡。一九五九年為中國掙得第一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一九五七年他歸國時才十九歲,可是也是“特務”嫌犯。六月二十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教練傅其芳一樣,用一根繩子將自己弔死在一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變也成了鬥爭對象。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衛戍區八三四一部隊於一九六八年九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一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作為“清階”運動的學習文件,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宣稱該廠“反動勢力相當龐雜,線多、面廣、根子深”,大搞毛澤東的“群眾辦案”,將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進廠的老工人“審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處理的工人、幹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類帽子在廠內“群眾專政”,四個“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殺身亡。說了一句“江青也不見得一貫正確”的、無意將謎底為“爛肉好酒”謎語寫在周恩來、江青講話小冊子上的,或生產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帽子。有一個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凶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

由於該廠是毛澤東親自搞的“樣板”,全國各工廠都將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當作主要清理對象。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油礦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颱風”,揪出了兩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九名幹部和八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由於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全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便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凡有石油處,就有玉門派出去的特務。”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32109石油鑽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於連傑。

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二十一軍軍長或政委)宣布“陝西敵情嚴重”,全省大揪“國民黨特務”。在漢中的飛機製造廠一七二廠,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六十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五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一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乾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運動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十五人自殺未亡,七十四人被打傷打殘。

陝西銅川市焦坪煤礦將一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一口水、還在爐邊乾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一通,說在一九六二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一直報到了省里。胡煒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進一步掀起對敵鬥爭新高潮”。連不識字的、以賣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一隻眼、斷了一隻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五百多人無端受株連,八人含冤自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該局一場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一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衝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污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殘一百二十八人。”

若干大案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在這一事件中……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人被關押,一萬○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兩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殘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臨沂地區弄出一個“馬陵山游擊隊土匪集團”,“在這一事件中,全地區有四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一九三八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成了“國民黨”組織。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萬多人受株連,三千人死於非命。

一九六七年九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七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

北京公安局的十名正、副局長及七十二名處長、分局和縣局局長被定為“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後,送往勞改農場。

由於江青說天津市公安局“專了我們的政”。於是天津市公安局一千二百餘幹警被審查。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髮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一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往勞改農場。

河北深澤縣是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江青指深澤縣“有一個很大的叛徒集團”後,天津市有三百○七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石家莊地區革委會專門撥給深澤縣經費去抓叛徒。深澤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一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先後在集市上亮過“貨”的有一千五百多人,受株連的達三萬多,佔全縣人口總數的五分之一。僅一個村子中白庄,就在“深挖叛徒”時打死了三個人。

江西大屠殺

江西在“三查”中有個口號,叫“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結果便胡亂屠殺。

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裡去聽了“燃起三查萬把火”的報告後,回去傳達“上頭說了,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耳朵割下來往地上一丟,狗就銜著跑了。”回到大隊,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反共救國軍”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

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興國縣殺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縣殺死了三百多人,于都縣殺了五百多。

怎麼殺的呢?瑞金縣有個小理髮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一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一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髮店門口張貼了一張布告。

有一個人民公社,把揪出來的各種“分子”集中起來,要他們到山上去挖樹洞,分散開,見不到彼此。誰報告說“挖好了”,還不等他說完,看押的貧、下中農就一頓鐵鋤,把他打死,埋在那個“樹洞”里。

各種“分子”的子女也殺。有一個公社,把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個個捆在樹上。正在這時,縣委來通知,因為殺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這個公社的負責人說:“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孩子就這樣被殺害了。

湖南“道縣大屠殺”

湖南零陵專區,以道縣為主的大屠殺。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城裡失勢的一派,到道縣鄉里動員支持共產黨的貧、下中農消滅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五類分子,被殺與被迫自殺者共七千七百人,其中近一半是“地富子女”。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也是小學教師的妻子周群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二十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布:“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們死刑!”隨即將他們一一推進石灰岩溶洞。

湖南的大屠殺不只道縣一處。一九六七年九月,郴州專區的嘉禾縣坦坪、廣發、蓮荷等公社,部分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及其子弟被殺。“二十日,駐省支左部隊緊急命令制止此風蔓延。”

少數民族也死了不少人

四川涼山彝族區的“羅羅王國”,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後,黑彝阿侯〖奴隸主〗交出一切財產,僅留一點土地和牲口維持生計。十二年了,阿侯還是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准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鄉里所有的阿侯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一個阿侯家的卧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奶頭的嬰兒,被一位當年的女奴隸救起,躲往另一個部落,扶養成人。而那個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

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六人,被迫自殺十人。”

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清階”中重劃階級成份,“共挖出‘階級敵人’六六六六人。”死亡三十七人,致殘三十人。

廣西壯族自治區大屠殺

一九六八年三月,廣西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一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一百一十多人。”

如果說寧明縣的屠殺還是零星、個別的行動,到“清隊”時就變成了全廣西的大規模殺戮。

一九六七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廣西革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後,支持伍晉南的“四•二二”派繼續與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鬥爭。韋國清為控制全自治區,從一九六八年六月開始對“四•二二”實行屠殺。這場由廣西軍區組織,各縣人武部具體執行的大屠殺,使全國文革期間任何一場殺戮都相形見絀。因官方承認“四•二二”派也是“革命群眾組織”,他不說殺“四•二二”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與廣西軍區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稱該團“狂叫殺貧(農)留中(農)保地(主)富(農)”,動員各縣市聲討“反共救國團”,號召全區人民緝捕“反共救國團”成員。繼而以毛澤東“群眾專政”為根據,由“聯指”派成員執行屠殺任務。即捕即殺,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六月底至七月初,武鳴縣各公社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發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鎚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四十多名“反”字型大小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殺完了對立面,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部分是農民部分是華僑。華僑一般是“四•二二”派成員,一百多人被活活打死。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四•二二”,派了一個連去縣武裝部,繳了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

武鳴縣各公社在聲討“反共救國團”會上當場打死的及會後被迫自殺的多達八百五十六人,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及其親屬。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

八月十六日,上林縣三里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二十三種人”(各種“分子”、、“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複雜的”、“犯過錯誤的”,還有他們的親屬子女),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一百六十七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

為圖省事,往往將“四•二二”押到江邊,打死後推入江中。一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九具。作家秦牧說,當時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一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

各縣解決後,廣西軍區便對南寧、柳州、桂林等市的“四•二二”的據點實行總攻。槍炮、坦克、水火一齊上。因據守南寧展覽館的“四•二二”躲進地道,當局採用水攻,下游水庫關閘,上游水庫放水,一直淹到該城最高點火車站。地道里的“四•二二”死了多少,已無人知曉。

消滅“四•二二”、殘殺“四•二二”俘虜的同時,“聯指”內的愚昧民眾將“四•二二”方面的人及其家屬捕而食之。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義的革命行動,他們順便將每次運動都要挨一次斗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收羅出來,吃掉,徹底解決問題。

到七月底自治區革委會籌委會下令禁止亂殺時,僅桂平礦務局被殺的就已達數百名。全區的“四•二二”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殺了。

韋國清殺了多少人?官方的數字是:全區“在此前後被迫害和濫殺的達八萬多人。”實際很可能接近十萬。

內蒙古自治區:“內人黨”案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一九二四年,以實現內蒙自治為目標。一九四六年接受中共指示停止活動。〗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三十四萬六千餘人被審查、揪斗、關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

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一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個才二十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一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一百二十多戶人家,就有十四口被整死,還有十六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十月起挖“新內人黨分子”,“至次年五月,全縣有八十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

整個內蒙因“內人黨”案被刑訊而造成終身殘廢的多達八萬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則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

瘋狂的雲南“劃線”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時“站隊”站錯了線的都是審查對象。“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數字,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三十萬人,其中三萬七千人死於非命。”

譬如蒙自縣,11月19日,在慶祝縣革委會成立的大會上,革委會主任、640部隊軍代表宣布“炮派”組織“站錯隊,是劉少奇、閻紅彥〖原省委第一書記〗、趙健民〖原省委書記〗在蒙自的代理人。”當晚抓捕二百餘人,數十人打成重傷。12月28日,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到蒙自,說“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決不心慈手軟。”全縣7,823人被劃為“站錯隊”,“其中被捆綁批鬥的2,624人,打傷385人,打殘103人,非正常死亡67人。受株連的親屬子女萬餘人。”

騰衝縣從1968年12月開始“劃線站隊”,“被批鬥人數達4,654人,吊打致死15人,逼死71人,打傷致殘247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指控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命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劃”的分子來。僅此一子虛烏有的案,雲南省一百三十八萬人被牽連,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殘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文革中持續最久的運動

“清階”持續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續最久的階段。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戰爭年代和一九六○年毛澤東製造的大饑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

文革中死亡最多的運動

就全國而言,“清隊”中的非正常死亡超過文革中任一階段。

超過文革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譬如上海寶山縣,橫掃牛鬼蛇神時非正常死亡為七十多人,而“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三三四人。”

超過文革中的武鬥。如上海青浦縣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一年,總共死亡二十人,傷一百左右。可是從一九六八年三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四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一百七十人。

上海縣(不含1984年划出的龍華、漕河涇、北新涇三鎮),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442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死於清階:“5,600餘人被審查和揪斗,385人非正常死亡。”又如江蘇海安縣,“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幹部群眾共四百十七人,其中大部分是清隊造成的。”

數萬人被活活打死

許多人在“清理”、“審查”中被毒打致死的。如廣西武鳴縣,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靈馬公社“四•二二”派五人曾搶奪兩名民兵的槍枝彈藥,經勸告後於三月間如數交到公社武裝部。但事後縣武裝部定為“反革命奪槍事件”,拘留審查五十人,毒打九人致死。五月二十八日,縣革委會與人武部調集民兵四百六十名,包圍慶樂大隊“四•二二”派的“213兵團”,指其搞“反革命暴亂”,擊斃三人。又毒打參加該兵團活動者,活活打死了三十人。

自殺者遠多於被打死的

就全國而言,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清隊”中被迫自殺者多達幾十萬。如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七十三人。”

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一百零九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人被刑求致死,“其餘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陝西漢中市清出“階級敵人、殘渣餘孽一萬零四百十四人。”“五十人自殺,七人逃跑。”上海寶山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的三百三十四人中,死於自殺的為二百二十人。此外還有“十二人逃跑未回下落不明。”應當也都自殺身亡了。

一般每個縣非正常死亡百人以上

“清理階級隊伍”並不僅僅宣布“挖出”某人屬某“分子”、開個批判鬥爭衡就完了。在“清理”過程中,古今中外人類所能想得出的所有酷刑,幾乎都同時在全國各地施行。大批無辜者死於酷刑或自殺身亡。

全國兩千餘縣,一般死於“清階”的都在一百人以上。譬如河北成安縣,一百二十五人死於“清階”,另有八十八人致殘。

遼寧台安縣成立以原來的縣委武裝部長為首的革委會後,“按全國統一部署……搞清理階級隊伍”。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門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用細鐵絲勒到脖子上)、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全縣處在恐怖之中。”“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人死亡,許多人致殘。四十三人被投獄判刑。”

全國兩千餘縣,“清隊”中死亡一百多人的是多數。如北京懷柔縣,“立案登記的11,148人,揪斗2,362人,造成非正常死亡110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運動,“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又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925名,“致死143人,占被揪斗人員的15.45%。致殘32人。”人口較少的小縣“清階”中死人數才少於一百。中蘇邊境上的愛輝縣,人口僅數萬,關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錯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人口三點二五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一一五五名,其中八人自殺。

若以區和鄉(公社)為單位來看,死人數則大約數以十計。如黑龍江省伊春市帶嶺區,“挖出”十三個“反革命集團”,整死了二十人。上海奉賢縣新寺人民公社九十一人被批鬥,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廣西扶綏縣昌平公社,“清階”時“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安徽金寨縣古碑、七鄰灣兩個公社,“使用十多種刑罰搞逼、供、信,致死三十多人”。

若再將單位縮小至一個村(生產大隊),也有數字記錄在案:吉林省延吉縣軍管會和革委會號召“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該縣樺田大隊一百一十戶人家,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傷四十一人。

許多縣非正常死亡高達數百

這場運動,有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二百人。

如上海松江縣,“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二百九十一人,六人出逃。”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一百二十一人非正常死亡。”廣東和平縣,“非正常死亡二百四十三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七百五十餘人。”

吉林省榆樹縣,“僅一九六八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一千八百多人。”

上海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四百五十六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廣西扶綏縣革委會派出工作組到各公社“清理階級隊伍”,“造成非正常死亡五百多人,致傷致殘多人。”

又一個“擴大化”

一九五五年至五六年,毛澤東的肅反運動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毛澤東搞反右運動,製造了更多的冤、假、錯案。毛澤東死後,中共說,搞是應該搞的,但是搞“擴大化”了。

十年後“清階”,三千萬人被斗,五十萬人死亡,又說是“擴大化”了。

不同之處是,“肅反”和“反右”的“擴大化”是毛澤東死後其繼承人下的結論。而“清階”,毛澤東當時就不得不承認了。

“內人黨”,“五十孤兒上訪團”、“一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紛紛到內蒙古軍區司令滕海清的官衙前呼救。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給他寫信,報告內蒙揪“內人黨”的情況,周恩來才採取措施停止了這個運動。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上,毛澤東輕描淡寫地說:“清理階級隊伍……有的地方搞得好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擴大化。抓了一些人,不應抓的也抓起來了。群眾起來了,多抓了一些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搞的,規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擴大化了,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

一九六八年、六九兩年間的“清理階級隊伍”,是一場對千萬人民的大規模迫害,其罪魁正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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