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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始末

這個所謂的「反共救國團」案,是兩廣地區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廣東「旗派」和廣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頭頭被誣陷為「反共救國團」的頭頭,下邊因牽連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眾難以計數,從而成為對立派及軍方屠殺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一)背景:“兔死狗烹”,犧牲造反派

1966年5月,文革狂飈席捲中國大地,地處西南邊陲的廣西也不例外。

上海的一月奪權後,成立新的政權,毛澤東稱之為“革命委員會”。接著有黑龍江、貴州、山東等省的造反派也奪了權,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曙光》;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以示慶賀支持,也表明了毛澤東支持成立新政權的決心。

在此種形勢下,各地的許多領導幹部,原來是壓造反派的,現在則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了。在廣西首先站出來承認錯誤並表態支持造反派是賀希明(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區黨委候補書記)、傅雨田(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謝王崗(原欽州地區組織部長)等黨政領導幹部。於1967年2月19日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廣西造反派。

1967年4月19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廣西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賀希明、廣西區黨委候補書記霍泛發表“四·一九”聲明的大字報。4月22日,廣西各群眾組織大聯合後,至此分為兩大派:保守派廣西“聯指”(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下又分為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聯指”和柳州鐵路局“鋼聯指”;造反派廣西“四·二二”(全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下又分為南寧廣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軍”及柳州鐵路局工機聯、桂林“老多”(廣西師院學生造反派)。

“聯指”是支持韋國清(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打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的保皇派。其成員出身成分紅,黨團員多,各單位的保衛、組織、政工幹部和中層幹部大都參與,大多數是既得利益者或者名義上是統治者的依靠對象,因此更傾向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當權者以及廣西軍區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武裝部的支持。

“四·二二”則是支伍(晉南)反韋(國清)的平民造反派,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產業工人、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他們的成分較複雜,知識層面較高,以往遭際的不平也較多,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初,毛澤東利用造反派進行宮廷權利鬥爭,號召民眾造反,向著他和他的小集團之外的整個官僚層發起了衝擊,如批“資反線”,斗“走資派”等。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共產黨早有怨氣的平民造反派則趁機造反,利用宮廷鬥爭來追求自己的人權,其具體表現為“踢開黨委鬧革命”,追查“資反線”整群眾“黑材料”的造反派衝擊學校、工廠、機關的人事、保衛和黨委辦公室,打砸保險柜。搶走“黑材料”的檔案,在這場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謀平反、爭人權的文革反抗運動中,極大地衝擊了中共原有的統治秩序。

如果說毛澤東等人利用群眾作為他們黨內的大清洗工具時頗帶民主色彩的承諾,催發了造反派的產生和壯大,那麼一旦完成大清洗重新掌權後,他們翻手為雲的鎮壓造反民眾,覆手為雨地重建法西斯官僚專政,使造反民眾對毛的幻想迅速破滅,繼而產生懷疑和覺醒。其間接的後果是廣西造反派已意識到,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自己救自己。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廣西“四·二二”。如廣西造反派被韋國清和廣西軍區支持的“聯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時,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表態:廣西“四·二二”是造反派!廣西“四·二二”才得以苟延殘喘。但不久毛澤東在全國逐步掌握了權力,更因此時已覺醒的廣西造反派,不斷顯示出其獨立性,已不聽毛的招呼有越軌失控的跡象。

其典型的例子是: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白鑒平、廖偉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為了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鐵路局538調度場,搶援越子彈八個車廂11888箱,共計1700萬發。王反修、李振林還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戰士寫下了收條。事情發生後,區革籌,廣西軍區立即電報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點二十分,總參謀長黃永勝給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霍成忠(55軍副軍長)來電:“請歐、霍二人負責處理柳州搶援越物資的問題”,“給群眾組織做工作,搶子彈要追回,要向他們指出,他們這樣做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違背國際主義原則的,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5月25日,歐致富、霍成忠命令駐柳州部隊高炮七0師所屬兩個團、一四四師兩個營的兵力,對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造反大軍”和“工機聯”一方的武器彈藥。企圖一勞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裝。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廣西當局武裝“聯指”,打壓造反派到動用部隊對造反派實行武裝包圍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眾的義憤。在部隊把幾個“據點”包圍後,柳州有十餘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把槍彈暗送給‘聯指’,屠殺‘四二二’!”“廣西軍區為何不收繳‘聯指’搶走的槍彈?”、“‘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後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七百多支槍。從此,柳州局勢進一步惡化了。

(摘自《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第58頁)

此舉與“六·四”鎮壓時,北京市民上街堵軍車聲援絕食學生,同樣可歌可泣!同樣是有“人民參與”的正義之舉!

在全國各地造反派在各地軍方和保守派的聯手鎮壓下灰頭土臉之際,柳州“造反大軍”卻絕地反擊,打出一片新天地,一舉將“聯指”趕過柳江以北,佔領柳州三分之二的土地作為根據地。

隨著柳州“造反大軍”司令白鑒平在1968年7月中旬由北京、廣東、廣西、四川、遼寧、黑龍江、青海、貴州等地造反派頭頭雲集的所謂清華、“北航黑會”上,介紹絕地反擊的“柳州經驗”,並且在會上醞釀成立全國造反派聯絡組織,以便各地造反派及時交流互通信息,相互支持。

毛中央獲知後極感震驚,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生怕廣西、廣東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因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後,造反派陣營合乎“規律”地幾近普遍地發生了分裂,不僅全部成立革委會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兩派,而且全國幾乎95%地區的造反派也分成兩派。在許多地區演變為殘酷血腥的武鬥。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間,川大“八·二六”和“紅成”(紅衛兵成都部隊)之間的武鬥就十分慘烈。只有兩廣和江西的造反派沒有分裂。因為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並且強大,造反派依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故也依然保持著反抗恢復原有秩序的勢態。

換言之,毛中央最懼怕廣西造反派這類“打著紅旗反紅旗”式的文革造反民眾的反抗運動,它已危及和動搖了共產黨統治的根基。故毛決定“鳥盡弓藏”——拋棄廣西、廣東這類造反派,並且“兔死狗烹”——縱恿韋國清調動軍隊,夥同“聯指”對廣西“四·二二”進行血腥鎮壓,殺雞儆猴,以示效尤。

1968年夏,中共中央針對廣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針對陝西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宣判兩廣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講話,以及標誌造反派紅衛兵走下歷史舞台的毛澤東“七·二八”在人民大會堂118廳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出籠的。

韋國清羅織“反團”罪名鎮壓“四·二二”

廣西造反派反韋國清,遂遭致韋和廣西軍區、廣西“聯指”的切齒仇恨。但是韋投鼠忌器,一直沒有機會下手。,毛及中央文革對廣西“四·二二”的日益疏遠和拋棄,給了他們下手的機會卻還沒有名正言順的屠殺借口。1968年春韋國清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製造“階級屠殺”合法借口的工作。

韋國清為了“名正言順”地鎮壓廣西“四·二二”,必須在政治上搞臭“四·二二”,從而為屠殺找到口實。其得意之作就是“反共救國團”一案的炮製。於1968年5月開始在廣西深挖“反共救國團”,祭起“階級鬥爭”這個法寶,煽動民眾對所謂“階級敵人”的仇恨,再通過武裝圍剿消滅“四·二二”。

毛中央在1968年針對兩廣造反派的“七·二五”講話中,以“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欽定了扣在兩廣造反派頭上這一“莫須有”的罪名。

韋國清則聞風而動調動軍隊夥同“聯指”,以響應“七·三”布告為名,從7月至8月對廣西造反派進行了血腥殘酷地殺戮,導致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

廣西造反派寧死不屈,於是在廣西各地就上演了許多“圍城”之戰,一旦“破城”,任意屠殺,不但殺戮抵抗者,還殘殺放下武器的俘虜,甚至屠殺傷員俘虜,對被俘的女紅衛兵進行輪姦(相關資料另文披露)。真正的殘酷是針對無辜。與此同時,還大規模屠殺無辜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親屬,說他們是造反派的後台和同夥。

廣西大地,屍陳遍野,十餘萬民眾,生靈塗炭。

在這場駭人聽聞的“階級大屠殺”中,還廣泛發生“聯指”及共產黨員慘無人道剖腹挖肝吃人肉的獸行。(另文專述)

廣西造反派遭瘋狂迫害、屠殺、圍剿直至全軍覆滅的過程,是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當局和“聯指”羅織子虛烏有的“反共救國團”的罪名為肇始,中央“七·二五”講話對此罪名加以肯定,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武裝圍剿而告終。

為了推翻官方和傳媒輿論強加給造反派的種種不實之詞和“莫須有”的罪名,為了還原文革歷史真相,讓我們掀開歷史重重黑幕,從中共文革機密檔案中,(1)一窺此曠古奇冤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台前幕後,讓血的事實說話,相信善良的人們會明斷是非曲直。

(二)“七·二五講話”中央定性

所謂“七·二五”講話,即《中央、中央文革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派群眾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重要指示》。時間是1968年7月25日凌晨1時5分至6時15分。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

出席接見講話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謝富治(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黃永勝(總參謀長、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吳法憲(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溫玉成(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被接見的是廣西兩派“聯指”(保皇派,全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和廣西“四·二二”(造反派,全稱“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來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代表,以及廣西駐軍的部分幹部。

在長達五小時零十分會議上,中央首長的通篇講話,充滿了對廣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擊和嚴厲譴責,其語氣之尖銳,措辭之激烈,是文革時中央領導人對群眾組織-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認罪不準抗辯的局面。

比如,講話中說到南寧大火時,有這麼一段不容分辯、帽子與棍子齊飛地訓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話。

吳法憲:南寧放火就是他們放的。

總理:房子燒了那麼多,就是你們“四·二二”燒的。

吳法憲:七月廿一日,在民生路一帶燒了一千二百多間房子,是不是你(曹東峰)指揮的。

黃永勝:百貨大樓是你們占的,火不是你們放的是誰放的?(2)

我們再來看看當時親歷會場“四·二二”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場景:整個主席台都在信口雌黃,連周恩來也變了個人。明明南寧的大火是軍隊和“聯指”炮轟造成的,我們卻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終於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含義。整個接見的局面就成了討伐我們的算帳會。這是一個宣判我們政治死刑的宣判會,如此而已……直到天亮,這次令人終身難忘的接見終於划上了句號。我們的“革命”也划上了句號,正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過,我總算開了眼界,知道了所謂“神聖的卑鄙”。(3)

這個“七·二五”講話當年被作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指示”,由各地革委會、革籌組或軍管會、支左部隊大量印發,作為所有群眾組織及幹部、群眾的必讀教材,影響極廣。雖然這個講話只是針對廣西造反派的問題而作,但卻成了對全國各地的文革運動起著非同尋常指導作用的“重要指示”。

曾幾何時,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曾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所倚仗的“鐵拳頭”、“鐵掃帚”,然而,時過境遷,到了已經不再需要群眾造反組織的1968年,這時“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把造反派擺在了“革命對象”的地位上,昔日的“鐵掃帚”變成了被掃除的歷史垃圾。

“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

在這個講話中,還提到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

周恩來說:“你們(指廣西‘四·二二’)組織里就沒有‘反共救國團’?廣西為什麼發生這麼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後面有黑手。‘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你們廣西有分團。他們有空子就鑽進來,雙方都要查”。

康生說:“恰巧你們那裡有‘反共救國團’總團在廣州,分團在廣西。你們不是與廣東‘旗派’有接觸嗎?‘旗派’的頭頭有的當了‘反共救國團’的頭頭,恐怕在你們那裡也有這個問題。”

周恩來說:“你們(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軍代表白鑒平)不是揪出了兩個嗎?‘四·二二’裡邊更多!”

康生說:“今天在廣西存在革命與反革命的問題,‘七三’布告已經指出了,人民內部矛盾很多,但敵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國團’就是在你們那裡,還有托派分子和國民黨殘渣餘孽。”

這個所謂的“反共救國團”案,是兩廣地區文革中的特大冤案。廣東“旗派”和廣西“四·二二”造反派的頭頭被誣陷為“反共救國團”的頭頭,下邊因牽連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眾難以計數,從而成為對立派及軍方屠殺造反派的堂皇借口。

對廣東“紅旗”派的打擊

在這個講話中,周恩來還特別點了廣東“紅旗”派負責人武傳斌:“廣東的武傳斌。雖然他是革委會的常委,但他破壞林副主席所說的三性——革命性、科學性、組織紀律性,偽造介紹信,帶一百多人來,做你們黑會的主席……”。

黃永勝說:“武傳斌這傢伙是廣東省革委會的常委,他到處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他要一派掌權,到處造謠……”。

武傳斌,文革時為廣州中山大學學生。文革中任中山大學紅旗公社、八三一戰鬥隊及廣州紅旗司令部、廣東紅旗派負責人。1967年1月領導了廣東省奪權。2月下旬領導了紅旗派衝擊廣州軍區行動。是廣東地區激進造反派的領軍人物。據稱當時廣東有這樣的傳言:“廣東文革看廣州,廣州文革看中大,中大文革看武傳斌”。

1968年2月22日廣東省革委會成立時任常委。6月初領導了對“東風派”中山大學“革委會”的進攻,兩派大規模武鬥持續至中旬,因“東風派”的“郊貧聯”調動大批農民前來增援,中大紅旗才撤除了對“革造會”的包圍。

6月30日,武傳斌率一百餘人衝擊廣州鐵路分局火車站,強行乘車赴京“告狀”。到京後住於北京航空學院,於7月17日在清華大學,18日和19日轉移到北京航空學院,主持召開了全國造反派會議,即所謂的“北航黑會”,參加者有貴州“四一一”、廣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遼寧“八三一”、四川“反到底”、黑龍江“炮轟派”等全國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等也出席了會議。

7月24日,即“七二五講話”的前一天,武傳斌離京返廣州參加省革委常委會議。7月30日、31日,廣州省革委會按照“七二五講話”精神,召開全委會批鬥武傳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國團”問題,同時還要交代與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關、戚、林的關係問題、揪軍內一小撮問題、“中南局第二套黑班子”問題、“反革命屠殺團”紅警司問題等。8月4日《中大戰報》、中大革命造反委員會“衛二紅”戰鬥團發表《反革命小臭蟲武傳斌罪行錄》。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武傳斌、莫竟偉、劉繼發、高翔、林昌文、丘學科等“旗派”頭頭交代錯誤、8月12日,廣州紅代會作出清除武傳斌、林凡(廣醫紅旗頭頭,紅代會常委兼核心組副組長)的決定。

由此可見,“七二五講話”不僅是對廣西造反派毀滅性的打擊,同時也沉重打擊了廣東的“紅旗”派。此後,廣東“紅旗”派成了“過街老鼠”,由“響噹噹的造反派”變成了“反革命”、“右派”,廣東各地遊街隊伍中經常可以看到被押著示眾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壞、右“旗”……(4)

對廣西造反派的終結

在此之前,廣西革籌、廣西軍區以及廣西“聯指”已經以“反共救國團”的罪名,對“四·二二”造反派展開打擊。而“七二五講話”,則由中央書面肯定了對“四·二二”派這一“莫須有”的指控。

“七二五講話”中央對廣西造反派表態定性,對廣西當權者韋國清所代表的軍方和廣西“聯指”來說,無異於“尚方寶劍”在手,屠殺“四·二二”造反派更堂而皇之了。

事實證明,“七二五”接見是出“鴻門宴”。此前,中央、中央文革派飛機到廣西,接兩派(“聯指”、“四·二二”)頭頭赴京參加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中央“七二五講話”宣告廣西造反派組織的終結後,與會的“四·二二”眾多代表被解放軍武裝軟禁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學習班。廣西“四·二二”赴京控告團427人,也成了“聯指”的俘虜,被押回廣西關監。1968年8月19日,廣西“四·二二”的九個頭頭:白鑒平、廖偉然(柳州)、章英、農烈(南寧)、王反修、李振林、錢文俊(柳鐵)、劉振林、劉天償(桂林)被在京一起學習的廣西“聯指”頭頭當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關押,隨後送回廣西各地關押。白鑒平被柳州市法院判處無期徒刑。1983年“處遺”(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廣西高院宣布對白鑒平免於刑事處分,釋放出獄,此是後話。(5)

與此同時,1968年7月底至8月上旬,韋國清(廣西區黨委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調動廣西軍區獨立一、二師、警衛團、南寧軍分區、警備區以及6912。6966、6936等部隊10多個連的兵力,以及廣西“聯指”武鬥隊和南寧周邊九個縣的“聯指”武鬥隊,對南寧的廣西“四·二二”實行大規模武裝圍剿,至8月8日,部隊和“聯指”攻下南寧解放路全部結束,據官方不完全統計,廣西“四·二二”被打死3795人,(當場擊斃1471人,被俘9840人,被俘人員交各縣拉回去“處理”的有7012人,其中被打死2324人)。(6)

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

事實證明,這是毛澤東“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犧牲造反派的戰略布署,這可從“7.28”毛澤東召集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即清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北航紅旗戰鬥隊二司的韓愛晶、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三司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司的譚厚蘭——的談話泄漏天機。

毛主席說:“有人講,廣西的布告(指“七·三”布告”)只適用廣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陝西的布告(指“七·二四”布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布告。如果誰繼續造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有實行殲滅。”

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著造反的旗號,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報告上要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抓起來。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要實行圍剿。”

林彪說:“廣西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

毛主席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的”

林彪說:“我們長征過廣西時,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毛主席說:“是相當危險,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周恩來說:“毛主席早就講了,現在是輪到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

林彪說:“響應毛主席號召,大聯合走到後面去了。要趕上去,你們要看到運動的需要,要看到各個階段我們應該幹什麼?”

——(韓愛晶:“毛澤東主席召見五個半小時談話記”《華夏文摘》增刊的三三一期)

廣西大地,血雨腥風。1968年6,7,8月,廣西各地、市、縣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和“聯指”以殲滅“四·二二”中的“階級敵人”、“反共救國團”為名,實際上成批大規模屠殺不同觀點的人和無辜百姓,並滅屍於江河,在廣西境內的邕江、柳江、灕江、桂江、紅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無數受難者的屍體,順江而下,經西江流域的梧州、肇慶、廣州,直達下游入海口的香港,連綿不斷,觸目驚心,廣西文革大屠殺的紅色恐怖,令港人震驚!1984年“處遺”工作中,官方對此概況道:“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戮之慘,歷史罕見”。(7)

(三)“聯指”羅織“反團”罪名打擊“四·二二”

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分為兩個階段,1968年5月17日為標誌,在此之前為第一階段,是廣西各地“聯指”深挖“四·二二”中的“反共救國團”(簡稱為“老反團”);在5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發出《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一案報告》的電報為第二階段,則是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大張旗鼓地利用“老反團”追查“新反團”,對“四·二二”造反派進行大屠殺。

1967年12月25日至27日,廣西玉林地區的容縣“聯指”調集400多人,全副武裝攻打黎村“四·二二”,打死12人,傷21人。黎村“四·二二”被打散後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廣東信宜等地。“聯指”攻打黎村先後吃去國庫糧食36000多斤,開支18000多元。

1968年1月18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廣州軍區發出《關於容縣黎村問題的初步調查報告》的電報,偏袒“聯指”一方鎮壓“四·二二”。

勝者為王,容縣“聯指”和廣西“聯指”把容縣的“四·二二”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1968年1月17日,《廣西聯指報》公布容縣43個“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組織”,並進行鎮壓。(8)

容縣遍地盛產“反共救國團”

為了擴大“四·二二”莫須有的“反共救國團”罪名的影響,廣西“聯指”的喉舌——《廣西聯指報》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準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一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一文,公布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一批“反共救國團”組織。

這批“反共救國團”是:容縣“四·二二革總”的“反共救國隊”;長壽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鵬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軍”、“殺人戰鬥隊”及“反共救國軍第三軍”;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國軍”;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和“反共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團第四軍”;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國軍”;頂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團軍”;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軍”;三岸公社的“新編步兵師第一獨立師”;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國軍第三集團軍”;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國軍青年獨立團”;尋陽公社的“反共救國團”等等。(9)

嗚呼!小小一個容縣遍地“盛產”“反共救國團”,且“反共”的編製也在“放衛星”,從“反共”救國團、青年獨立團、獨立師、救國軍、集團軍、第一方面軍……一應俱全!其“指鹿為馬”的杜撰本領,直追“大躍進”廣西環江縣的“畝產十三萬斤”的“放衛星”神話。

桂林“聯指”造謠打壓“造反大軍”

桂林“聯指”的編造功夫也不遑多讓。

1968年5月12日,桂林地、市“聯指”頭頭伊景春、韓鳳歡、唐廷國、廖祖迪、孫忠祿、張燕生等,在荔浦縣召開桂林地區十二縣(缺資源縣)及桂林市“聯指”頭頭會議。

會上編造了桂林有十多個國民黨將級軍官參加了桂林“造反大軍”。國民黨連長以上參加“造反大軍”的已組成一個團,集中在桂林市文化宮。

因此,會議呼籲各縣行動起來,保衛紅色政權——地、市革委會。會議還決定,每縣先派十名代表到桂林向駐軍和地、市革委會“反映情況”,爭取他們承認各縣“聯指”派人到武裝進城“保衛紅色政權”是革命行動。

5月17日,桂林地區十二縣“聯指”組織86人先後到桂林市,住在東方飯店。地、市“聯指”頭頭李年生、曹鐵軍、伊景春、唐廷國等到飯店看望了他們。

5月19日晚,桂林地、市革委會及駐軍負責人景伯承、吳新中、陳秉德、馮邦德等,在榕湖飯店小禮堂接見十二縣86位“聯指”代表。陳秉德說:“感謝十二縣的貧下中農關心桂林形勢,提出了很好的寶貴意見,對桂林形勢有很大的促進。”(10)

此次接見,為6月4日,桂林地區十二縣“聯指”組織八千民兵全副武裝進入桂林市圍剿“造反大軍”埋下伏筆。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8年5月2日,南寧市革委會召開為期兩天的常委會。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副主任張正安、肖寒、王恩厚等出席了會議。

韓世福發言指出:廣西“四·二二”是“走資派”、“叛徒”、“特務”、“地、富、反、壞、右”,以及“反共救國團”和“國民黨殘渣餘孽”操縱、混入的反動組織。

如果說此前廣西各地“聯指”以“反共救國團”的罪名打壓“四·二二”還只是“派性鬥爭”的話,那麼從這位廣西軍區高層人物的上述發言里,已經可以聽聞對廣西“四·二二”行將大屠殺的磨刀霍霍聲。

據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記載,1968年5月11日,廣西各地、市、縣成立革命委員會後,“聯指”掌握了政權,不少地方颳起了亂殺人的歪風,到5月11日止,全廣西慘遭殺害的“四·二二”的幹部、群眾和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共救國團”以及“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子女共18000多人。(11)

廣西大地,風聲鶴唳,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預示著更大的紅色恐怖風暴即將來臨。

(四)廣西軍區一手炮製“反共救國團”屠殺“四·二二”

1968年5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報告》的電報。

電報說“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

電報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1968年)2月2日正式合併定名為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

“發展組織和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廣西‘四·二二’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12)

根據官方“處遺”調查結論,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是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利用“老反團”追查“新反團”,打擊鎮壓廣西“四·二二”造反派群眾組織的特大冤假錯案。

這宗假案是解放軍“支左”幹部王生江授意從廣西“四·二二”分化出來的羅振龍、曾學文憑空編造杜撰出來的,廣西軍區一手策劃炮製。廣西軍區、區革籌向中央報告後,部署全區追捕槍殺大批無辜幹部群眾。後果十分嚴重。這宗特大冤假錯案,遲至1984年才平反。(13)

全廣西部署追殺“四·二二”

5月20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

指示說,我區破獲“反共救國團”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僅涉及面廣,而且敵人鑽進群眾組織(“四·二二”)利用派性發展串連。已捕的69名罪犯,偽軍、政、警、憲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佔75%。主要罪犯已捕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各級革委會和軍分區黨委,還要進一步引起重視,把這一案當作一個戰役來抓,指定專人,組織專門辦公室,充分發動群眾,力求迅速徹底偵破,並儘快結案懲處。當前該案工作重點是集中罪證,集中主犯,追組織,追聯繫……(14)

6月15日,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在南寧市各級革委會負責人大會上說,廣西已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總部設在南寧市。

韓世福要求各單位要發動群眾徹底破案,開展“三查”運動:一查“走資派”幕後活動;二查“叛徒”、“特務”活動;三查地、富、反、壞、右的活動。

他最後強調,要抓緊“三查”,為成立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15)

《公告》掀起紅色恐怖風暴

1968年6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布《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

《公告》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群眾組織(指“四·二二”中,)有的還當了群眾組織(“四·二二”)的頭頭,打著造反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

《公告》強調,要動員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立即行動起來,深挖、緝拿“反共救國團”,把隱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挖出來……徹底清除這個“反革命組織”。

一時間在廣西掀起橫掃全社會的紅色恐怖風暴。

《公告》發布後廣西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組織群眾,掀起了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熱潮,有的地方還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公開的、集中的對“四·二二”造反派進行大屠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

據南寧市383個單位不完全統計,已被列為參加所謂“反共救國團”的有3547人(全部是“四·二二”派的),其中已被批鬥的1722人,關押957人,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強迫承認“反團分子”。結果被打致死37人,被逼自殺身亡34人,打成殘廢者2人,下落不明4人,(南寧市清理“反共救國團”專案領導小組於1979年已否定“新反團”假案,並作了初步處理,但沒有公開平反)。(16)

《公告》發布後,北流縣成立了“揪反團指揮部”。6月26日,該縣革委會主任李國偉主持召開三萬人參加的徹底摧毀“反共救國團”的誓師大會。動員布置全縣追查“反共救國團”。亂揪、亂斗、亂殺人十分嚴重。

玉林專區革委會把北流縣的做法,印發簡報推廣。玉林、桂林、貴縣、容縣等縣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國團”高潮,大搞嚴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玉林專區被當作“反共救國團”立案審查、關押、殘酷批鬥的有5213人,許多人遭受折磨,被破壞致死、致殘致傷。(17)

柳州市於6月19日由市軍管會、柳鐵公安處、柳州警司聯合發出公告,追查“反共救國團”。僅據十四個單位追查結果,受審查的438人,其中被關押45人,迫害致死16人。(18)

6月17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把階級鬥爭的戰鼓擂得更響——徹底揭露和鎮壓混入“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國民黨反動餘孽》。該社論與《公告》遙相呼應,有機配合,為大屠殺造聲勢。

6月18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各專區革委會、各軍分區,南寧、柳州、梧州、桂林市革委會、人武部發出通知,要求統一認識,結合本地區情況進行部署,要通過印發傳單、有線廣播,向群眾宣傳等形式,進行廣泛宣傳《公告》,要召集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討論,檢舉揭發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19)

百色地區成立清查“反共救國團”領導小組和專案辦公室後,清查活動半年多全地區共追查“反共救國團”嫌疑案104起,批鬥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打傷致殘2135人(20)

那坡縣在全縣範圍內進行追查後,城廂區追逼出“反共救國團”十五個軍,40名團長。德隆區追逼出一個師。百都、下華、龍合三個區各追逼出一個團。百合區追逼出“反共救國軍”——“南疆反共暴動組”。平孟區追逼出一批人參加“反共救國團”。

縣直機關追逼出“反共救國團”師長黃庄,副師長張增奎,師政委鍾耀飄,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國團”的團、營、連、排、班骨幹。全縣追捕“反共救國團”551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殺死8人,打傷致殘43人,47人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21)

(五)南寧地區亂殺成風

1968年6月18日,南寧地區《聯指》發出《關於徹底摧毀“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緊急動員令》。

6月23日下午,南寧專區革委會在地委樓上會議室開會,南寧專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董以法主持會議並講話,他說:“反共救國團”實際在我地區,應徹底追查破獲。破獲了還不算完,要結合這個狠抓階級鬥爭。

6月28日南寧專區革委會又發出《關於破獲中國青年黨反革命組織的公告》。從此以後,全地區到處出現空前的聲討和追查“反共救國團”和“反革命集團”的高潮,並以此為借口亂抓亂殺人。(22)

武鳴縣從6月22日至7月5日,十二個公社有十一個先後聲討“反共救國團”的萬人大會。在會場內外打死698人,其中兩江公社一天就打死159人。(23)

武鳴縣的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鎚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四十多名“反”字型大小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1546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約2500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親屬1800多人。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大部分是華僑,一般都是“四·二二”派成員,受到武裝部和“聯指”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1300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革委會、縣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抓捕74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嚴刑拷打逼出一個“反共救國團武鳴華僑農場支隊”,並宣布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場內職工1337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211人被抓捕,202人被關押,162人被吊打,107人被打逼死,341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四·二二”,不得不派了一個連去繳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

上林縣從6月29日至7月2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軍”等17個反革命組織。僅7月份,全縣打鬥致死334人。(24)

賓陽縣新僑區打死的兩百多人中,多數是被扣上“反共救國團”、“青年黨”帽子被殺害的。(25)

天等縣把荷公社的懷安、吉蘭兩個大隊被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這兩個大隊“文革”死亡61人的80%。(26)

7月8日,董以法在南寧專區革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報告中,對各縣出現以追查“反共救國團”為借口亂抓亂殺人的嚴重問題,不但沒有制止,反加肯定“在廣大農村擊退了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的猖狂進攻,並協助專政機關破獲了我專區的‘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中國青年黨’,穩、准、狠地打擊了一小撮階級敵人”。

董以法的報告後,又使一些地方繼續發生追查“反團”亂殺人的事件。

8月21日,大新縣大嶺大隊把脈生產隊社員許振益,被該大隊文書周均定揪斗逼供,被逼承認參加“反共救國團”,還供出許定武等56人是“反團”成員,假案逼成後,該大隊革委組織以周均定為首的“專案組”和以農德為首的民兵糾察隊,把“反共救國團”成員關押吊打逼供,先後用木棍、鋼釺、槍殺害33人。(27)

“中國青年黨”等四個反革命集團案

1968年6月10日,寧明、崇左、扶綏三縣先後呈報南寧地區公檢法軍管會,要求捕判以盧秀業為首的“二0三戰略部”、林春初為首的“中國青年黨”、陳韜為首的“反共救國農民起義軍”、黃志忠為首的“叛國投敵集團”等案的首要分子。

南寧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從寧明、崇左、扶綏、憑祥四縣(市)公檢法軍管會中抽調13名幹部組成專案組,將四個集團案的首要分子押到南寧進行審理,認定這四個集團案的負責人,就是隱居越南的外逃反革命分子黃志忠(又名鍾龍伍)。同時還認定有“惡毒攻擊、污衊毛主席,醜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五個方面的罪行。

此案涉及到越南的陸平縣和南寧地區的寧明、崇左、扶綏、上思、憑祥等縣。其中寧明縣涉及11個公社成員619人;崇左縣涉及28個公社成員222人;扶綏縣成員11人。

全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有7人,判處無期徒刑的1人,判處有期徒刑的有21人。被戴帽管制7人。

1970年3月17日和4月1日,廣西區革委保衛組以(70)革保審字第170、173、174、175、199號的死刑通知書,分別通知崇左、寧明、扶綏三縣公檢法軍管會,於1970年4月9日,在上述三縣對黃志忠、盧秀業、黃敬賢、黃吉林、林春初、陳韜、王石養執行槍決。(28)

1980年11月,南寧地區中級人民法院複查認為所謂“中國青年黨”、“反共救國農民起義軍”、“叛國投敵”、“二0三戰略部”純屬冤假錯案,一無反革命綱領;二無反革命組織;三無反革命行動計劃。所謂“中國青年黨”實屬杜撰,所謂“反共救國農民起義軍”的組織名稱,是審訊人員在出身不好的梁春喜等人的嚴刑逼供出來的。陳韜等人一直否認有這個組織,“二0三戰略部”是文革中的一個造反派群眾組織,全稱是“中南局‘四·二二’二0三戰略部”。被定為反革命組織時,把“四·二二”刪掉了;所謂“叛國投敵集團案”也不成立。(29)

令人髮指的扶綏“篤邦經驗”

南寧地區的扶綏縣篤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縣、區三級重點,是嚴抓“階級鬥爭”的樣板。

從1967年5月至1968年10月,縣、區曾先後九次在此召開現場會。特別是1968年5月中旬扶綏縣革委在此召開的一次現場會,參加人數達1064人。會後篤邦大隊共揪斗58人,打死6人。挖出“反共救國團”、“紅青戰鬥團”、“中國救民黨”等三個“反革命組織”和四個“經濟犯罪團伙”。

篤邦公社在追查“反團”中,大搞嚴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諸如罰被斗者輪流吃屎尿,將被害人光身從20米高的陡坡上滾下,把人塞進泄洪管(水管)讓水從另一端衝出,將人脫光衣服推進石灰池中翻滾等罕見的十八種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殘酷、兇狠,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30)

南寧地區還專門推廣這令人髮指的扶綏“篤邦經驗”

1968年8月9日,南寧專區革委以南革發(66)100號文件,《介紹扶綏縣開展對敵的經驗:“充分發動群眾,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揪出階級敵人1500人,並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組織,如‘反共救國團’、‘青年黨’、‘救民黨’”》等。

9月10日,在橫縣召開的南寧專區“積代會”上又印發了《扶綏縣篤邦公社持久開展大批判的經驗》的典型材料。

(六)南寧“火種”慘案

“火種”兵團是廣西“四·二二”在廣西水電廳設計院的一個群眾組織、在南寧文革武鬥其間,該組織六十多人佔據設計院大樓,也稱“火種”據點大樓。

由於居高臨下,對廣西“聯指”威脅頗大,因此,“聯指”視其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後快。

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廣西“聯指武裝包圍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據點大樓,屠殺62條人命,並滅屍於邕江河裡,釀成“火種”慘案。

“聯指”部署攻打“火種”大樓

從六月上旬到中旬,廣西水電廳設計院“聯指”頭頭賓恩錦、李青多次向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顏景堂、李家海、何唯欽等彙報“火種”是“反共救國團”“牛鬼蛇神”盤踞的黑窩,要求儘快組織力量拿下這個據點。

顏景堂在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區人民政府大樓)召開幾次常委會和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部署攻打“火種”大樓。參加會議的人有:廖煒雄、潘玉臣、李家海、鄧文光、劉國華、覃樹林、何唯欽、任樹人、賓恩錦、張鋒、黃明發等。

會上作了分工,由廖煒雄、潘玉臣、任樹人、劉國華等負責造輿論,通過“聯指”的喉舌——《廣西聯指報》、廣播站和大字報,揭露“火種”是“反共救國團”盤踞之地,是“國民黨殘渣餘孽”、“叛徒”、“特務”、“走資派”、地富反壞右的黑窩。

李家海任前線總指揮,其他常委負責“軍事作戰”。

“火種”頭頭紀烈、蔡玉華等組織據點六十餘人修築工事,堅守大樓。在構築期間,楊慧心被設計院“聯指”蘭勝綠開槍打死。(32)

爆破“火種”大樓

6月19日上午八點,李家海派何唯欽、甘世隸等到區文化大院京劇團二樓會議室召開“參加”領隊人員會議,宣布“作戰”方案。參加攻打“火種”據點的單位有:廣西“聯指”保衛處、警衛排、冶金局“聯指”武裝連、“瀝血兵”、“後備軍”、“獨立八·三一”、“汽司”、“紅水院”、“紅全球”、水電學院“聯指”和崇左縣“聯指”民兵連等。

李家海負責總指揮,何唯欽、高延、姜佔德也參加指揮。顏景堂、廖煒雄、潘玉臣、任樹人等都親臨現場督戰。

19日下午一點開始攻打“火種”據點大樓,久攻不下,晚上十點,李家海、何唯欽召集劉盛華、黃慶才、姜佔德和水電院“聯指”幾個頭頭開會,決定用爆破法炸毀大樓。

20日凌晨,何唯欽組成“瀝血兵”用炸藥爆破,綽號“三毛”(易瑾翰)兩次送炸藥包,炸開大樓東頭一個缺口,但無法衝上大樓。

下午兩點多,“聯指”保衛處拉來原先從別處抓到“四·二二”的兩個“俘虜”劉仲華、騰振尚。用槍逼著他倆從西邊送了幾次炸藥包,最後一次是五十公斤的炸藥包,將大樓的山牆全部炸毀。

殘殺俘虜,拋屍邕江

下午四時,“火種”大樓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此刻劉仲華、騰振尚兩個俘虜被“聯指”保衛處和“瀝血兵”打死於二樓。至此,“火種”大樓已被打死7人。下午五時許,“聯指”保衛處和“瀝血兵”等組成敢死隊,衝上大樓,抓獲俘虜61人,立即拉倒水電院內槍殺了55人,死者是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成員紀烈、蔡玉華、黃克蘭、周勇等19人,以及區電業公司的歐學廉、彭柏生,其餘是南寧市的紅衛兵和陸川縣逃來的“四·二二”青年。

在俘虜中有六人倖免殺害嚴朝陽、甘熙雄、張學峰被俘後,因是“三毛”(易瑾翰)好友,“三毛”到下留情,把他們拘回南寧十一中去,陸川縣被俘的陳文清、李文理、張六高則是在槍殺其他俘虜時,拚命掙扎逃脫,在槍口下撿回了一條命。

殘殺俘虜後,由任樹人、何唯欽等帶領十六人,把62具死者的屍體裝上汽車,拉倒凌鐵水廠後面,一一拋下邕江,隨波逐流。(33)

“火種”慘案發生後,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既不及時向中央報告,也不定性處理。對策劃、組織和指揮攻打“火種”大樓,殘酷屠殺俘虜的人,視為“掌上明珠”、“文革功臣”,提拔重用,陞官進爵。例如屠殺有功的廣西“聯指”頭頭廖煒雄,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區黨委常委、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宣傳部長等要職,還榮獲中共“九大”代表;顏景堂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區黨委常委、團區委書記等職;潘玉臣當上區公安廳副廳長。(34)

遲至6月22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才向中央、中央文革發出《“聯指”攻打水電廳設計院“火種”據點情況報告》的電報。輕描淡寫屠殺過程,謊報案情,縮小“火種”死亡人數,誇大“聯指”傷亡情況,隻字不提槍殺俘虜之事。

電報說:“聯指”後備軍、“瀝血兵”等組織,以及水電設計院附件的官橋、長崗。角麻大隊的一些農民攻打“火種”。據統計“火種”大樓共有六十多人,其中“火種”兵團七人,其餘大部分是外縣流竄來的,(所謂流竄人員指的是各種“四·二二”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的)。如陸川縣就有24人。在這次武鬥中,據點大樓的人員除跑了幾個外,被“聯指”打死約30多人,抓了20多人,“聯指”傷亡較大。(“聯指”實際被打死三人)(35)

誣陷“火種”大樓是“反團”據點

“火種”慘案後,廣西“聯指”開動宣傳機器,誣陷“火種”大樓,是“反共救國團”的重要據點。

6月23日,廣西“聯指”通過紅衛兵廣播站廣播《六月天兵懲腐惡》,(此文是“紅水院”光耀華炮製主編的),聲稱:“火種”大樓是“蔣匪反共救國團”的重要據點、美蔣特務情報站、國民黨殘渣餘孽和牛鬼蛇神的大本營、屠殺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群眾的匪巢……“火種”頭頭蔡玉華是“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頭目,紀烈是參加過“一貫道”反動組織的漏網右派;何威廉、段夏清、呂國燦是“反團”成員,設計院老工程師陳元嘉是“反團”、“四·二二”野戰軍和“火種”的幕後策劃者之一。在“火種”大樓的陸川縣劉恆、劉增華是“反共救國團”的骨幹。其他人是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孝子賢孫。(36)

同一天《廣西聯指報》刊登廣西“聯指”指揮部所謂《關於徹底摧毀蔣匪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攻擊令》該文指出:“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頭頭就是“分團”頭目。號召“聯指”行動起來,清查“分團”,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要從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把他們打個人仰馬翻,殺個片甲不留。(37)

6月28日,《廣西聯指報》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火種”的罪行——《六月天兵懲腐惡——盤踞在水電設計院大樓的一小撮蔣匪“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匪徒和美蔣特務分子反革命罪行概述》。還偽造“反共救國團”六幅照片公諸於眾。(38)

(七)八桂大地血雨腥風

1968年7月11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戰略決策——熱烈歡呼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頒發》。

從即日起至8月3日,該報發表九篇社論,名為鼓動鎮壓“階級敵人”,實為煽動屠殺“四·二二”和所謂的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共救國團”、托派分子以及地富反壞右分子。因此,這九篇社論被稱之為“殺人九論”(39)

從此,全廣西掀起了所謂對“敵”執行“群眾專政”的新高潮,颳起了殺人的十二級颱風,從從城鎮到農村,成批大規模地屠殺廣西“四·二二”及“五類分子”,城鄉各地,陳屍百里,悲慘至極。

“聯指”圍殲柳江“造反大軍”

6月26日,柳州地區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縣和合山礦“聯指”兩千多武裝人員包圍柳江縣進德“造反大軍”槎山加工廠據點。

前線總指揮、柳江縣革委會主任宋吉月在戰前動員說:槎山盤踞著一股“武裝土匪”,還有“反共救國團”一定要把他們殲滅。

而駐軍在槎山加工廠的只有12人,(大部分是紅衛兵)七支槍。圍剿時當場打死4人,俘虜8人,俘後槍殺了4人。熊國芬、潘洪連被槍殺後,“聯指”人員割下他們的頭顱,貼上“反共救國團”標記,分別掛上柳江縣進德圩和拉堡圩(縣城)示眾。其血腥場面極為恐怖!(40)

7月27日,《廣西聯指報》三版公布所謂《橫掃國民黨的渣滓——玉林“聯指”戰士、貧下中農揭發破獲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桂南邊一0三師”等三股反革命組織糾合案簡介》的報道後,大批“四·二二”成員和無辜群眾遭到逮捕、關押和槍殺。(41)

廣西各地屠殺概況

1968年6月至8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各縣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關押、毒打、殺害叛徒、特務、“反共救國團”及地富反壞右分子,全地區十個縣共鬥打逼死7864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五個縣害死千人以上。鳳山縣屠殺1300人,占當時全縣人口總數2%,為區、地之冠。被關押毒打數萬人。(42)

南寧地區1968年7月至10月,共揪出“壞人”60061人,7月至9月打死逼死共計9933人。(7月死2738人,8月死5943人,9月死1252人)。(43)

桂林地區1968年7月前打死1859人,7月之後死亡9087人,共計10946人。(44)

柳州地區融安縣打死1395人,按人口比例打死較多的是龍妙鄉,被稱之為“十八寡婦鄉”。(45)

邕寧縣7月至9月打死947人,占該縣文革期間死亡人數88%。(46)

臨桂縣從1968年6月至10月,共被殺1783人。(47)

全州縣1968年7月,共殺人1111人,佔全縣死人數的57.4%。(48)

德堡縣到1968年8月5日止,共揪斗2120人,全縣打死312人。(49)

都安縣從8月底到9月上旬,共揪斗12185人,挖出61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共救國團”和“中國青年黨”。(50)

北流縣被誣陷為“黑班子”820人,被批鬥748人,打鬥致傷479人,致殘62人,致死31人。打成“反共救國團”804人,鬥打致傷414人,致殘139人,致死225人。(其中區委書記顧德榮因未得三結合)誣副書記搞“反共救國團”。該區受害人五百多人,致殘205人,致死112人。(51)

靈山縣打死害死3222人,其中有三個公社殺人均在500人以上,287個大隊都發生了亂殺人事件。(52)

貴縣殺害和迫害致死3138人。

賓陽縣殺害和迫害致死3951人。

天等縣殺死、害死1651人。

上思縣殺害1701人,占當時全縣總人口1.38%。

桂林市殺死、打死1128人,全市冤假錯案11522起。(53)

據官方文革後不完全統計,僅1968年7月至8月短短一個月內,廣西共殺害和迫害致死八萬四千多人。(54)

廣西大地,血雨腥風,冤案如山,史無前例!

“反團”是如何製造出來的

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周密部署,煞費苦心地羅織罪名,為鎮壓“四·二二”大造輿論,可以從在北京學習的領導與廣西方面的電話、電報記錄可見一斑:

7月3日早上六點廿分,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從北京打來電話說,根據當前情況,在京的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幾位領導經過討論研究,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請家裡的領導同志抓一抓。

狠抓階級鬥爭,主要是抓好輿論,向“階級敵人”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

繼續對賀(希明)、霍(泛)、傅(雨田)進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對謝王崗、袁家柯可以公開點名批判。對“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案件要繼續抓下去。

專案工作要抓緊,主要是抓“走資派”、抓“黑手”。對“壞頭頭”(指“四·二二”)可通過審查接班人方式來搞。人力不夠要加強,要告訴各軍分區抓緊此項工作。

抓緊清理敵偽檔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務”。

狠抓報社、廣播電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組織稿件,充分運用這些工具批判謝、袁。報社、電台可能受到衝擊,要採取措施,加以保護。

狠抓兩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別是做好反對我們那一派的群眾的思想工作。

毛主席接見廣州、蘭州、濟南軍區赴京學習的全體幹部的偉大意義要廣泛深入地宣傳。(55)

7月16日,董坤(支左人員原部隊保衛幹事)從北京打來電報說,經在京幾位領導研究,有幾個問題答覆如下:

(1)清理敵偽檔案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績,應繼續抓緊進行。已查出的“叛徒”、“特務”,應抓緊核實,如有廳局級以上的應先搞清幾個報來。

(2)擬再公布一批“反共救國團”成員及其罪惡,上石“農總”問題也可以公布。

(3)廣播電台目前在廣播中不要提到“七·三”布告及賀、霍、傅、謝、袁的問題。

(4)覃家修(鳳山縣副縣長,支持“四·二二”)的材料要繼續核實,核實後的材料如夠點名批判的,即由家裡領導討論決定。(56)

經過在全廣西大張旗鼓地深挖追查“反共救國團”,大規模瘋狂屠殺各地造反派之後,廣西“四·二二”損失慘重,元氣大傷,一蹶不振。廣西軍區和“聯指”沆瀣一氣,堂而皇之,以“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廣西“四·二二”控制區)是‘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部”為借口,開始著手部署武裝圍剿之,給廣西“四·二二”以毀滅性打擊。

下面的真實記錄,很能說明當時是如何製造出“反共救國團”來的——

一個中學幾百名師生集合開大會,大會標題是“堅決鎮壓反革命鬥爭大會”。

大會開始,一位老師被押上台前,主持開會的“工宣隊”負責人宣布:今天我們開大會,鬥爭我們學校的“反團”分子,這些反革命集團,有組織、有綱領。他們掩護劉少奇、鄧小平,要反共復國……。

接著要“反團”分子×××坦白交代他的罪行。被押上台的老師臉色浮腫,走動困難,慢慢攤開講稿,一字一句的交代起了“罪行”,他說他參加了“反動組織——反共救國團”,在本校還有同一派(四·二二)的學生×××、×××也參加了“反團”,當時念到這裡,他所點到的十幾名學生,也在學生隊伍之中,一下子被“路線覺悟高”的另一派(聯指)學生馬上用繩子綁了起來,一起押到主席台前。

大家一看,原來都是“四·二二”一派的,所謂的“反團”證據呢?沒有宣布。當天,這十幾個才十三、四歲的“反革命”馬上被分別關押起來。各種“偵破專案組”連夜出動,把“反革命”雙手吊到教室的樑上,刑訊逼供,索要“反團”的“名單”、“印證”等。這些“反革命”開始並不害怕,以為他們沒有證據,瞎說能定個死罪嗎?“專案組”晚上“審訊”時,先問:“你是不是‘反團成員’”?“不知道”!馬上拉起繩子,一陣拳打腳踢,往死里打,有的用鐵鉗挾,被打的學生,用竹子、鐵釘釘學生的手指,把人吊到離地一米多高,然後突然鬆開繩子使人跌下來,直到昏死過去。不用兩天功夫,這些學生就“老老實實”地招供自己是“反團”成員了。但是直到逼死3人,還是沒有什麼物證。既然打“反革命”不需要任何證據,被打成“反革命”的那十幾個學生受到“啟發”,暗裡通氣,向“工宣隊”交待時,揭發“聯指”派打人、踢人很兇的幾個打手,“他們也是我們發展的‘反團’成員,而且是骨幹分子,為了殺人滅口,妄圖消滅罪證,他們想把我們打死,其實他們早被我們發展成為聯指組織中的‘反團’成員……”。

1968年7月1日至8月8日,韋國清調動廣西軍區6個連的兵力,加上南寧“聯指”的近萬武裝,以及武鳴、橫縣、邕寧、馬山、崇左、上林、玉林、陸川、貴縣九個縣的“聯指”武裝力量,圍剿南寧的廣西“四·二二”。

“四·二二”的部分群眾,見解放軍參加攻打,就趕快“反戈一擊”,宣布改變觀點。南寧警備區司令部,通緝幾名所謂“反團”首要分子,“四·二二”開始也不相信,但在輿論壓力下,8月4日,“四·二二”指揮部保衛處不得不抓了6個人,宣判死刑,立即執行。可是,這種自相殘殺並沒有使軍隊對“四·二二”群眾的剿殺計劃停止。

截至8月8日止,圍剿基本結束,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據不完全統計,打死“四·二二”1470人,抓獲“俘虜”9845人,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3人,被打死2324人。(57)

合浦“反共救國軍”案

1968年夏,一個子虛烏有的合浦“反共救國軍”案,在欽州地區的合浦縣竟屈打成招,全縣追查出1353名成員,致778人傷殘。

合浦縣石康公社大崇大隊黨支部對社員龐福昌等人,日夜嚴刑逼供,龐屈打成招參加“反共救國軍”。8月19日,石康公社書記許志平和武裝部長莫家俊根據此案,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批鬥高潮。很快就抓出254名“反共救國軍”成員,致死3人,致傷致殘25人。根據石康的經驗,合浦全縣上下層層追查,把1353人(含石康數)打成“反共救國軍”骨幹成員。其中鬥打致死48人,致殘71人,致傷707人。

在這場瘋狂地政治迫害狂潮中,“聯指”及中共當局對“四二二”和“黑五類分子”大量地採用槍擊、刀砍、棒打、勒死、淹死的手法,還對男的割陰莖,女的輪姦、割乳房、炸陰道,更有幹部帶領集體剖腹食肝,以示“共同專政”。其瘋狂殘暴程度令人髮指。(58)

欽州地區剖腹食肝手段野蠻殘忍至極

文革中廣西濫殺無辜,不僅數字驚人,而且手段及其野蠻殘忍。僅據欽州地區數例為證。

最慘無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記載,僅欽州地區的靈山縣壇墟、新墟兩公社就有二十二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十八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十九例,欽州縣小董茶場有三例。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布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十二人,並將部分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幹部。

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凶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召騰又布置殺害四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專政”。

文革後期,廣西群眾曾強烈要求“吃過人的人不能再當幹部”!而韋國清、劉重桂之流則回答說:“為什麼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見一斑。

辱屍毀屍,被害者死得悲慘,死後更慘,凶手的手段血腥殘忍甚至變態。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殺後,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

欽州縣城“聯指”圍剿“四·二二”造反派,“四·二二”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凶手把她褲子扯掉,滅絕人性地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

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繼秀、劉家錦等凶手把劉政堅捆綁起來,連他十四歲的女兒一起押到山上,將劉政堅打死後,劉維修等九名暴徒對劉女進行強輪姦,最後將該女打死,並剖腹取肝,割去乳房及陰部。(59)

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策劃者和凶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徵收改嫁費(證明費)。(60)

東興縣那勒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在中共的煽動、策劃、組織、指揮下,欽州地區文革被迫害者達22100餘人,致死10420人。

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凶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以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複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為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1153人,殺人後提乾的有458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凶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61)

桂林“八·二0”事件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聯合發布《進一步全面落實“七·三”布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鬥據點、收繳武器、清理外來人員為由,對“四二二”桂林“造反大軍”進行全面鎮壓。

其實,在此之前他們已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搗毀了所有的據點,潰不成軍的“造反大軍”已毫無抵抗能力了。但為了徹底鎮壓造反派,桂林市革委會和軍分區將桂林地區、市“聯指”兩千多武裝人員編成“糾察隊”,由桂林市武裝部科長王永清和工交部武裝科長鄭國安指揮,匯同桂林地區十二個縣“聯指”武鬥隊共一萬多人,於8月20日凌晨三點包圍桂林市,搜捕“造反大軍”接連四天四夜,對“造反大軍”及其觀點的幹部、職工、居民和學生共一萬多人被逮捕關押,五千多戶被抄家,劫走財物。被羅織各種各樣的罪名,如“反共救國團”“、叛徒”、“特務”、“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

“八·二0”事件殺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345人,原來兩派群眾組織對等參加革命委員會成員中,“造反大軍”的22個委員,在“八·二0”事件中,被逮捕關進監獄的有19人。而:“聯指”的22個委員,不管是策劃武鬥,指揮武鬥,參加武鬥,指揮亂殺人,親自殺人,策劃搶奪武器,罪惡累累的委員,不僅不予追究責任,反而成為“執行‘正確路線’的精英”,保衛“紅色政權”的“功臣”部隊陞官進級。例如桂林“聯指”主要頭頭、組織策劃武鬥犯了罪的曾名軒、曹鐵軍等人都升了官。(62)

“禽獸”展覽

在挖掘“反共救國團”的狂潮中,廣西當局和“聯指”名目繁多的迫害手段中,搞“禽獸”展覽是較為典型的。

1968年5月12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即活人展覽)。

“瀝血兵”將關押在“聯指”總部的不同觀點的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處長)、張祖貴(區地質局處長)、黃海全(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謝卓夫(“四二二”、“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黃強、張飛、方少華、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寧市北大路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強行組織群眾前來觀看“禽獸”。

展覽三天,十個不同觀點的人,身受折磨,死去活來。自此,這種侮辱人格的手法即由原此濫觴,廣西“聯指”和當局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一萬多人。(63)

8月12日,由南寧市革委會和南寧市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在廣西展覽館聯合舉辦“反革命罪行”展覽,展出時間52天。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指”)四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五人來參觀。

展覽共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館”。將在攻打圍殲區展覽館和解放路一帶抓獲的熊一軍、林執真、許長友、梁元生、史妙甫、石懷寧、李家慶、高麗栗、梁漢忠等26個“戰犯”、“反共救國團”、“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五花大綁,關在鐵籠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52天時間。爾後,送進警司,長期關押。(64)

8月16日,南寧專區保衛組在地區行署飯堂搞“活人展覽”,被展出的有張紹忠(“反共救國團”後勤部長)、段書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農佩相(女,“反共救國團”成員)、陸榮廷(“中國青年黨”)、黃志忠(“叛國投敵”)、溫凡生、章子淵等均被戴上手銬,由解放軍看守,白天展出,連續幾天,參觀者達數千人。(65)

12月18日,“廣西大學階級鬥爭展覽”對外開放,歷時兩個多月,到次年(1969年)1月中旬閉館,前來參觀的有全國25省區(廣西有77個縣市,160萬多人次)。展覽內容其中一項“禽獸罪行”(又叫“活人展覽”),被當作禽獸展覽的有:李建琨、雷一東、王承交、秦華聲、秦文盈、莫劍威、黎之熄等十四人。被展覽者掛黑牌、罰跪、毒打、受盡侮辱和摧殘,有的被打斷肋骨。(66)

(八)韋國清號召肅清“反共救國團”

1968年8月26日,成立廣西革命委員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韋國清(廣西區革委會主任)在講話中強調:要肅清“反共救國團”及“國民黨殘渣餘孽”,要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把“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壞、右分子批倒批臭,鬥倒斗臭……。講話傳達後,全廣西各地又掀起一波亂斗亂殺人的新高潮。(67)

9月7日,南寧化工廠“支左”人員和革委會為貫徹韋國清的講話精神,在廠里開辦了第八期“學習班”,將該廠五十名有“反共救國團”嫌疑的人,集中在舊水泥廠(南化旁邊),由“支左”解放軍李元春負責專案組,該專案組成員有徐志豪(現區石化局秘書)、董擔(市塑料製品廠書記)等15人。

一天,“支左”小組長武偉召開審查對象會,他說:“南化‘反共救國團’成員不是一個兩個,八個十個的問題,而是幾個火車皮也拉不完”。並說:“《台北日報》都有你們這些‘王八蛋’的姓名”。李元春說:“南寧市新華街89號房是‘反共救國團’的老窩”。

在這個會上被點名為“反共救國團”的有20多人,被審查對象每天只給吃三四兩米飯,六分錢菜金。經常給他們掛黑牌,拉去游廠。在游斗中鞭打腳踢,有的人被五花大綁,施以“金雞獨立”刑罰,即站在倒放的方凳兩個斜對角,進行逼供交代。

李元春說:“我這樣干,就是我的‘蘑菇戰術’”。六0二車間主任郭信被逼供後,不堪忍受刑罰,自殺身亡。被逼供神經失常的有陸恆嘉(天津大學畢業生)、周俊希、岳明銘(老工人),此外,還有3人被逼自殺未遂。(68)

從11月5日至1969年4月9日止的五個月時間,區革委會把所謂“伍修集團”(伍晉南“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主要成員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押到廣西八個專區、四個市和43個縣進行巡迴游斗,先後批鬥50場,三百三十多萬人次參加。每場批鬥會,都把當地的“反共救國團”、“叛徒”、“走資派”“壞頭頭”(造反派頭頭)等拉來陪斗。全區被拉去陪斗的縣以上幹部就有1700多人。(69)

1968年9月下旬,廣西掀起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新高潮,全自治區幾乎每個單位都揪出少則幾個,多則一百多個幹部、教師、工人當作“反共救國團”、“叛徒”、“壞頭頭”、“反革命”、“牛鬼蛇神”等關進牛棚和私設牢房,以及監獄,全區有十五萬多名幹部職工受摧殘批鬥和勞役。(70)

自九月以來,全區各地“聯指”“秋後算帳”——對造反派群眾冠以種種罪名,大抓亂殺,甚至突擊殺人。以致9月23日區革委和廣西軍區為此發出《堅決制止亂殺亂抓人的通知》的電報。實際情況如何呢?賓陽縣一面布置不要殺人,一面又說確實群眾要求要殺的也可以殺。這個縣在九月以後依然繼續亂殺人;臨桂縣九月以後,在軍管會看守所關押的造反派,不斷被拉去殺害或鬥打,無人過問,至於“群眾專政”——暴民殺人的事更是時有發生了。當時還有的地方在發出不準亂殺人通知前採取口頭通知,說要快殺,過幾天就不準殺人了。結果,廣西各地到處出現突擊屠殺造反派群眾的現象。這是繼韋國清執行武裝鎮壓造反派“四·二二”後又對被關押的廣西幹部群眾第二次大鎮壓。(71)

殺人凶手突擊入黨

經過軍隊參與對廣西“四·二二”毀滅性圍殲廣西“聯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很配合地解散組織,眾多頭頭們搖身一變,紛紛佔據廣西各級革委會的統治地位。大權在握,有權就有理,於是一大批屠殺有功人員紛紛陞官晉級。

1968年12月3日,在首府南寧召開的廣西工農兵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參加大會的3500多名代表中,“聯指”派的佔95%以上,其餘5%是“四·二二”反戈一擊而成為活學活用積極分子的。一大批人是指揮、策劃、參加殲滅廣西“四·二二”的有功之臣和殺人凶手。(72)

十二月上旬在廣西區革委的整黨建黨中,把在文革中所謂“三忠於”的殺人凶手,對文革有功之臣突擊入黨。據後來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五萬多人中,就有一萬二千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另外二萬七千多人是殺人後才吸收入黨的,還有在突擊提為幹部的八萬人當中,選拔一批“聯指”背景的成員作為發展入黨對象。(73)

殺人與否成了考驗其對共產黨是否忠誠的標準。

屠殺元凶逍遙法外

所謂蔣匪“反共救國團廣西反團”是文革中廣西的特大冤假錯案。韋國清以此作為屠殺對立派廣西“四·二二”以及“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殺手鐧。在廣西眾多冤假錯案中,其聲勢之烈,殺傷力之強,迫害面之廣,屠殺人數之多,手段之血腥,都是首屈一指的。

在1983年的整黨運動中(清理文革三種人),廣西區黨委只是將大屠殺中一些馬前卒如廣西“聯指”頭頭顏景堂、廖煒雄、潘玉臣、李家海等一批劊子手僅僅是罷官處理。而罪大惡極、位高權重的組織者、策劃者、指揮者卻毫髮無損,在官場上飛黃騰達,如魚得水。

“刑不上大夫”的“清查三種人”運動

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連續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三種人”若干問題的補充通知》。所謂“三種人”,按這兩個文件的解釋,是“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一開始,這一運動還只是中共黨內整黨運動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發展成了一個波及全國全民的政治運動,把一場新的“清理階級隊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國。對全國高校參加過造反的學生,中共還特別“關照”,於1983年4月23日向全國頒發了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重要頭頭記錄在案工作意見》。文件中說:“對‘文化大革命’期間高等院校學生中造反組織重要頭頭和嚴重問題的人,應由原所在院校認真負責地將經過調查核實的材料,通知這些人現在所在單位的黨組織和有關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門,記錄在案。”“今後,凡從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在校學生中選拔領導幹部和選拔出國人員,用人單位都必須主動與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聯繫,取得他們在校期間的表現材料。高等院校黨組織應積極協助”。換言之,這些被“黑材料”記錄在案的年青人成了隱性的“政治賤民”,起碼喪失了“被選拔”和“出國”的兩項重要的公民權。

中共在1983——1989年間發動的“清查三種人”的運動,既無合法性,也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這一運動,只是針對曾經造過他們反的造反派群眾而來,並非一視同仁地清查處罰,“刑不上大夫”——對高幹子女組成的“西糾”(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和“首都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在文革中的種種暴行血債,被中共元老以“將來可靠的接班人”為借口包庇了下來,這批高幹子弟如今成了位據權力要津的“太子黨”!歷史真會開玩笑:《出身論》還是敵不過《血統論》!

對於老幹部、各地軍頭,中央更是網開一面。鄧小平就公開指出:“老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不能叫‘三種人’”。(《鄧小平同志關於如何劃分和清理“三種人”的談話》,1983年11月16日)。換句話說:即使中共的老幹部,各地軍頭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迫害無辜,屠殺民眾,操縱武鬥,打人致傷致殘都沒關係,只屬“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便一點事都沒有——用這樣截然不同的兩套標準來清查“三種人”,會有公正的結果嗎?

以廣西為例,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韋在文革中直接指揮軍隊和他操縱的保守派組織“聯指”屠殺了近二十萬群眾,既有反對他的造反派組織“四·二二”又有從不捲入兩派鬥爭的“黑五類”及其子女。文革後數十萬群眾和受迫害者家屬上書中央,要求清查這一廣西最大的“三種人”,但是韋國清和鄧小平私交甚篤,非但被包庇下來,甚至文革後仕途冒升,官拜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韋國清——這個雙手沾滿廣西廿多萬人民鮮血的劊子手,炮製“反共救國團”冤案的真正元凶,卻逃脫了正義的懲罰,逍遙法外,1989年得以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壽終正寢,厚葬八寶山,按生前職位排座次,備極哀榮。

另一個鮮活的例子是賓陽縣大屠殺的“殺人狂魔”王建勛。據官方的內部機密檔案記載:從1968年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賓陽縣打死和迫害致死3951人,成為南寧地區殺人最多的縣。全縣172個公社,每個公社都成批殺人,且殺人手段十分殘忍,有槍殺、刀刺、繩勒、叉戳、棍打、水溺、石砸、活埋、挖眼、剖腹、碎屍、和用牛拖死等等。

而時任賓陽縣革委會主任、駐軍6949部隊副師長的王建勛,是賓陽大屠殺的指揮者、策劃者和組織者。一些當年殺人的劊子手在八十年代初的整黨運動中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而“殺人狂魔”王建勛卻在軍隊的保護下,皮毛無損,反而榮升廣州警備區副司令員,並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廣州軍區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閑養老。殺人元凶心安理得,死難者家屬則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就連當年的殺人凶手也不服,紛紛拿出王建勛部署、指揮殺人的電話記錄,一致要求繩之以法王建勛。

文革中參與策劃、部署、指揮屠殺廣西“四·二二”的軍方人物,在八十年代的整黨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正義的懲罰。

現將這些軍方人員的名單羅列如下,讓他們的名字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韋國清(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西革委會主任)

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魏佑鑄(廣西軍區政委、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焦紅光(空七軍政委、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霍成忠(五十五軍副軍長、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徐其海(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廣西革委會副主任)

焦玉山(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韓世福(廣西軍區副政委、廣西革委會常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

吳華(廣西軍區副司令員)

孫磊(廣西軍區政治部主任)

王斌(廣西軍區派任桂林市革委會主任)

景伯承(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會第一副主任)

張鶴青(桂林軍分區政委、桂林地區革委會主任)

張束之(桂林軍分區副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梁連和(桂林軍分區副司令員、桂林地區革委副主任)

康凝(二0分部副政委、桂林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宋治平(南寧警備區司令員)

張正安(獨立二師政委、南寧市革委會副主任)

許長庚(南寧軍分區政委、南寧地區革委會主任)

熊光武(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李文軒(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副主任)

賈煥雨(南寧軍分區副司令員、南寧地區革委會常委)

張智理(河池軍分區政委、河池專區革委會主任)

孫長鎖(河池軍分區司令員、河池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曾俊德(欽州軍分區司令員、欽州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甘照寰(玉林軍分區政委、玉林專區革委會主任)

孫景芳(玉林軍分區副政委、玉林專區革委會副主任)

張海波、鍾生棟(廣西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丘璽(南寧警備區副司令員)

慕石起(南寧警備區副政委)

陳德華(南寧警備區參謀長)

李寬永(6911部隊政委)

王建勛(6949部隊副師長、賓陽縣革委會主任)

罪魁禍首仍受膜拜

人的生命,難道可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下予取予奪?難道可以以“革命”的名義隨意踐踏?難道僅僅出於“階級仇恨”就可喪盡天良地剖腹挖肝吃人肉?是什麼怪異的土壤生髮出這樣的“惡”?

所有問題的核心歸根結底地指向中共專制獨裁的制度,指向禍國殃民的毛澤東。

——毛澤東才是使我們民族生靈塗炭的罪魁禍首!

文革中全國發生的多起“階級大屠殺”,並非偶然事件,並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亂局面失控的產物,僅以廣西文革大屠殺為例,其殘忍殺人、滿門抄斬、剖腹挖肝吃人肉等等野蠻事件,沒有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實施的。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共的意識形態成了全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提倡“階級鬥爭”就是漠視生命,踐踏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和言論的權利、個人尊嚴、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利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

毛澤東對於文革中的“階級大屠殺”不僅僅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如廣西當局製造“反共救國團”一案屠殺廣西“四·二二”),而且命令軍隊“武裝支持左派”。文革中廣西軍區夥同“聯指”武裝圍剿廣西“四·二二”,就是在“武裝支左”的指示和口號下進行的。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命令軍隊發槍給一派組織,所謂“武裝左派”,使其得以放手武裝攻擊另一派,也迫使另一派從別的部隊或兵工廠搞到武器,以殺人對殺人,致使武鬥升級。對此,毛澤東輕鬆地,甚至興高采烈地稱之為“全面內戰”。

雖然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早已徹底否定了文革,也否定了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些作法。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期左傾錯誤路線”同時又要“堅持作為革命的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種表態。文革和反右運動一樣,畢竟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瘡疤,影響了中共“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如何準確評價毛澤東,如何準確評價毛澤東思想,仍是中共難以自圓其說的棘手問題。

為此,中共最高層有人發話:“清算毛澤東,就是清算共產黨”。“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的真相和追究成了禁區,所有文革的資料都被當作“密件”,當作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對於文革大屠殺,史書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傳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歷史。

毛澤東不但未遭清算,當局反而紀念、謳歌不斷,毛的巨幅肖像仍高懸在天安門城樓,毛的木乃伊仍繼續躺在紀念堂的水晶棺材,接受膜拜。

一直被專制、獨裁、暴政裹脅著的中華民族的悲慘命運,今日仍被看不到盡頭地延續著。

但所有的血債都被人民的眼睛、經歷及帶血記憶所記錄。

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逃脫歷史的正義審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完)

注釋:

(1)此文引用的相關資料、數據、電報、文件等均原自於廣西整黨辦公室的內部機密檔案。《廣西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8年》1987年編印。

(2)“七·二五”講話,是1968年7月26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廣西辦公室(廣西“聯指”)記錄整理印發各地學習。原重慶市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嘉陵印刷廠105紅印兵團翻印的版本。

(3)《從“北航黑會”到“7.25”親歷記》錢文俊《華夏文摘》增刊第388期。

(4)《文革“七·二五講話”:不僅僅是廣西造反組織的終結》於文樵《華夏文摘》增刊第287期

(5)同注1,第138頁。

(6)同注1,第131頁。

(7)同注1,第127頁。

(8)同注1,第13頁。

(9)同注1,第12頁。

(10)同注1,第50頁。

(11)同注1,第49頁。

(12)同注1,第51頁。

(13)同注1,第52頁。

(14)同注1,第55頁。

(15)同注1,第68頁。

(16)同注1,第70頁。

(17)同注1,第71頁。

(18)同注1,第71頁。

(19)同注1,第72頁。

(20)同注1,第72頁。

(21)同注1,第72頁。

(22)中共南寧地委整黨辦公室的內部機密檔案。《南寧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66-1976》1987年5月11日編印,第58頁。

(23)同注22,第59頁。

(24)同注22,第59頁。

(25)同注22,第59頁。

(26)同注22,第59頁。

(27)同注22,第59頁。

(28)同注22,第60頁。

(29)同注22,第61頁。

(30)同注22,第72頁。

(31)同注22,第73頁。

(32)同注1,第73頁。

(33)同注1,第74頁。

(34)同注1,第75頁。

(35)同注1,第78頁。

(36)同注1,第79頁。

(37)同注1,第78頁。

(38)同注1,第82頁。

(39)同注1,第93頁。

(40)同注1,第80頁。

(41)同注1,第110頁。

(42)同注1,第83頁。

(43)同注1,第116頁。

(44)同注1,第116頁。

(45)同注1,第25頁。

(46)同注1,第115頁。

(47)同注1,第118頁。

(48)同注1,第119頁。

(49)同注1,第119頁。

(50)同注1,第120頁。

(51)同注1,第121頁。

(52)同注1,第142頁。

(53)同注1,第142頁。

(54)同注1,第142頁。

(55)同注1,第85頁。

(56)同注1,第96頁。

(57)同注1,第131頁。

(58)同注1,第87頁。

(59)同注1,第39頁。

(60)同注1,第40頁。

(61)同注1,第48頁。

(62)同注1,第139-140頁。

(63)同注1,第49頁。

(64)同注1,第135頁。

(65)同注1,第73頁。

(66)同注1,第165頁。

(67)同注1,第144頁。

(68)同注1,第149頁。

(69)同注1,第162頁。

(70)同注1,第154頁。

(71)同注1,第157頁。

(72)同注1,第168頁。

(73)同注1,第164頁。

──《觀察》首發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白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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