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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的難民潮撼動香港

大規模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1840年鴉片戰爭兩年後,香港被英國佔去,這個脫胎於珠三角的島嶼,從此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母體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文件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

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大陸民眾此起彼伏大規模的逃港風潮,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為中國改革開放最為重要的決策之一,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鋪陳。

如今,眾多香港人紛紛在深圳等地投資、買房,而在改革開放前,在香港與寶安縣(1979年改名為深圳市)山水相連百餘里的海岸線上,歷史卻怎樣錯步向前,以致數萬人鋌而走險、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

中共建政初期,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據《香港年報》記載,上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大陸的居民湧入香港。

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

這只是中共建政後大規模逃亡香港風潮的預演。

在“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時代,很多走投無路的民眾,懷著不解、不甘的心情,開始孤注一擲逃亡香港,特別是在廣東沿線一帶。

至今,廣州許多年長者依然記得,當年珠江作為泳場的盛況: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強身健體,口號喊得分外響亮,其背後的真正意圖大家都心照不宣:為了隨時可能發生的遠行——偷渡邊防線,逃亡到香港。

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壯年,以致不少邊防村莊成了“女兒國”、“老幼院”。民謠便說:寶安只有三件寶,蒼蠅、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裡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當“救生圈”撒老虎的糞便防警犬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種,按路線,則有東線、中線、西線之別。

泅渡通常是首選,其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偷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還有人將避孕套吹起來掛在脖子上,一直游過去。

從陸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線,即在深圳梧桐山、沙頭角一帶,翻越鐵絲網,到達香港,廣東人戲稱為“撲網”。

這種網很難翻過去,後來鐵絲網裝了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探照燈、哨崗和警犬的組合是致命的危險。

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傾家蕩產。

趕英、超美的“大躍進”,直接引發了三年所謂“自然災害”,千萬民眾死於饑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風潮,終於在1962年如火山噴發。

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

1962年“五月大逃亡”

1962年,大批吃不上飯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體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銀瀉地”冠之。

此次逃港風波驚動了中共中央,周恩來責成廣東省委,迅速制止群眾大批外流。廣東省委負責人親自來到寶安現場指揮,組織遣送逃港群眾返鄉。

這次逃港,惠陽、東莞外流成風,廣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的群眾也聞風而來。據統計,從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時間裡,超過十萬人次湧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與大陸的大饑荒不無關係。珠三角一帶,民眾為了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香港親友便把食物裝入鋅鐵盒子密封起來,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嚴嚴實實,寫上姓名地址,通過郵局寄回大陸。

大陸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於是所有的郵包全數折回香港。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著往外跑。

大批知青選擇偷渡香港,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

拿青春賭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擲的心態,拿青春與命運做一把豪賭。

1967年1月,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攜家帶口乘坐一艘布滿標語和口號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

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以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10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

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響應毛澤東到農村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資本主義香港”。

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撲進深圳河,手腳並用地去了香港。

同樣,後來成為香港“金牌編劇”的梁立人、“樂壇教父”羅文、“期貨教父”劉夢熊等,也先後偷渡逃往香港。

劉夢熊回憶自己偷渡經歷:走了六天六夜到海邊,天黑就下水,游到天亮還沒有上岸。巡邏艇追上來了,他一邊划水一邊念“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鼓勵自己游過海。

偷渡香港失敗而被抓捕的人。

“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

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中解脫出來。沿海一帶,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較之以前,“文革”剛剛結束的“逃港”風波,人員更廣泛、勢頭更迅猛,甚至引發了局部的社會恐慌。

在廣州,各個收容所中便經常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僅不避嫌,反而大放鞭炮,以示慶祝。

廣州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以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偷渡事件,他們乘船外逃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餞行。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彙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

正當廣東的負責人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

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當時,寶安一個農民勞動日的收入為0.70到1.20元,而香港農民勞動一日收入60~70港幣,兩者差距懸殊近100倍。

中共的最高決策者從“逃港”這一歷史怪圈中終於認識到,光是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須把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逃港者為了生計,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以上皆為網路圖片)

“軍隊上去,把口堵住”

1979年新年前後,廣東高要、四會等縣,因謠傳“邊境開放”,有幾千群眾拖男帶女,湧向廣州火車站,要去香港。

那時,來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著一鍋飯來的,當時深圳所有食品雜貨店的餅乾麵包都被買光了,連鹹魚都斷貨。

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如數十條洶湧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

當時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農民一聽說“邊境開放”的謠言,腳都沒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兒帶女就往香港方向跑。

為了堵截偷渡者沖關,港英當局差不多動用了香港警力的整個家底。

此次外逃的不僅是普通百姓,還有當地官員。迅猛的外逃風潮還催生了一個新的行業:“拉屍行”。

鼎盛時,深圳活躍著200多個“拉屍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規定,“拉屍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屍體,可以憑證明到蛇口公社領取勞務費15元,如屍體已經腐爛,甚為難聞,掩埋困難,就加至20元。這個數目相當於一個村民10天的收入。

說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裏海面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大批群眾偷渡外逃,再次驚動了中共。高層反偷渡外逃決心很大,李先念在會上指出:“中央是明確的,外逃就是要反。”並指示在當前,要“軍隊上去,把口堵住!”“對引渡犯,要制裁他幾個。”

中共領導人也意識到,解決偷渡外逃的根本,還在於發展生產力。李先念說:有些地方生產倒退下來,是個嚴重問題。人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東縣港口、大洲兩個漁業公社),太不像話了。省委要把生產問題,好好討論一下嘛!怎麼搞成這個樣子,聽起來寒心。

“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中央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後,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在6月17、18日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鬥爭作了部署。

為此,香港當局也於當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大陸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中國;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僱主將被嚴懲。

物極必反,屢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經濟特區。長期的反偷渡鬥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闢蹊徑。

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

深圳特區的誕生,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風”驟然停止。

當年曾參與特區籌建工作的廣東原省委書記吳南生後來回憶說:“最令人感到高興和意外的是,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確確實實,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中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在2006年,被捕的大陸非法偷渡客已經大幅降低到3173人。

我們現在很難體會,當年逃港者越過邊界時回頭一瞬的心情,我們也很難感受,那些被遣返的人的絕望。

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都是從逃港開始的。

數十萬的逃港者,則為了生計,在把香港打造為亞洲“四小龍”的同時,默默無聞地獻出了個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這些逃港者註定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令人心酸而意味深長的註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文史知識》(節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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