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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反送中」也是香港自身的新陳代謝

中國除了每日可以向香港輸入150個中國移民,還有另一套在「專業界別」運作的菁英移民制度。將來香港的菁英,都會有中國背景,先天就是自己人,不用另外吸納,因此中國根本不用對香港溫情款款,也不需要花心機吸納本地菁英。因此就算香港人退讓,中共也不會領情。因為「獎勵機制」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政權早就不需要跟你勾結了。共謀制與「一國兩制」一樣,對今日的中國早已完成歷史使命。

每一場戰爭其實都是內戰。正如英國要抵抗希特拉的侵略,先要對抗張伯倫;岳飛不是死於金兵手上,而是死於後方傳來的12道金牌。香港的反送中抗爭,既要對抗中共和香港軍警,也要對抗後方不斷希望緩和事態的偽溫和派。戰爭是外戰,也是內戰,是自身的新陳代謝。

一直水銀瀉地的街頭衝突,五大訴求沒有異議,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個本土派發明的口號,卻一躍成為主流口號。特首林鄭月娥和中方就抓住口號,定性示威活動已經成為反對中國主權、顏色革命、有港獨意味……的顛覆活動。一些香港內部的“社會賢達”就馬上認為,為了避免給予中共定性的憑藉,香港人應該馬上停止,他們又認為香港繼續亂下來不行、繼續犧牲無意義,應該重建“大台”,行動派“沖組”應該讓路、交捧予他們……

雖然運動一開始形成主流的“無大台、不割席”,其實就是沖組針對“主和派”和“投降派”的發明,用來警告他們不要在前線衝鋒陷陣的時候背後與向敵方讓步投降。但中方擺出不退讓的強硬姿態,抗爭曠日持久,個別“社會賢達”就像病毒一樣發作,出來借“分析”之名,嘗試推翻“無大台,不割席”的運動共識。

但歷史證明,是直接行動在普遍的絕望中創造了希望。6月以來,大部份我認識的“大人”,都已經放棄希望,坐待“送中條例”通過。這條法律會令中國有權提出移送香港人到中國受審,變相令香港失去一直以來與中國的司法區隔。比較有條件的人已經準備撤資和移民。即使是破了近代紀律的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真的將整個香港島的物理空間癱瘓。畫面上真的相當激動人心,但當晚香港特區政府就發出聲明:

《條例草案》將如期於周三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

最後在當晚,有一群沒有裝備極少的年輕人(目測沒有一個超過三十)聚集在立法會前,希望衝擊。雖然沒有成功,但鼓舞了很多人,促成了翌日的大動員,成就6月12日的大衝突。此一衝突,驚動北京高官南下控場,特區宣布“暫緩”修例。殘酷的說,整個社運和政治的菁英階級,都是無功而還。如果光靠他們迷信的“文斗”、“智取”和永續“爭取民意”,送中條例已經通過。

之後元朗又出現黑幫出動無差別襲擊非示威市民,警察和官方坐視不理,之後沖組又在各區組織反擊,更成功在北角擊退“福建幫”流氓,維護了香港人不願意受“警黑合流”統治的尊嚴。但這些對抗爭可能是一無功德的“社會賢達”,仍然在碎碎念:不要暴力、犧牲無用、行動應該讓路、應該要大台、年輕人應該要交捧給他們……

這個現象,有兩個層次,一方面是中共網軍在討論區假扮“和理非”意圖幫官方減壓,製造分化。例如真正支持抗爭的長輩,他們握有輿論機器和社會資本,就應該挺身而出對抗中共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錯誤定性,為抗爭者消毒,指出這個口號有很多詮釋可能,不一定是指向港獨(況且要求自決權也是人權),而不是附和中共反過來為群眾設限。

而有些人也夾帶個人私貨,借膠著形勢播毒,希望群眾在迷惑的時候支持重建一個大台,而港英時代過渡到今天的社會菁英,就不費一兵一卒得到了代表權,能夠與政權談判然後交易。

“主和派作亂”的另一個層次當然是很宏觀的,這涉及香港在1841年開埠以來就形成的“與殖民母國的勾結傳統”。香港第一代乃至今日的社會菁英,都是靠與殖民者深度合作發大財,進而成為殖民者的管治夥伴。這個歷史背景,導致香港人長期深陷於只在乎殖民者是否高興、以他者標準雕刻自己的賤己傳統。

香港近代多次民運都是失敗收場,對手太過強大絕非事情之全貌,基層人民迷信菁英的帶領,而菁英習慣性限制前線,並且建立大台、代表、聯席之類機構等待收編,才是故事的整體。殖民母國是巨大而壓倒性,殖民者會認為自己絕對沒有機會創造奇蹟。文化上殖民國會不斷對你進行心戰,令你覺得自己一無是非,經濟上文化上軍備上都不是對手,只能投降。

香港裡面有很多人,是打從心底不相信過香港能夠成功(即使他們可能是所謂“民主派”),他們求的只是永恆的息事寧人,懷著一種不經世故的好心,配合政權,避免殖民者更大的鎮壓,或者在“出大事”之後爭取殖民者的懲罰可以減輕一點。

“反送中”看似遍地開花、參與廣泛,但內里卻一直有“要大台”和“無大台”的鬥爭和張力,但運動其實是由一班不願認命、不怕得罪中共,又不怕死的前線沖組介定。與永遠迷信政治鬥爭可以兵不染刃、迷信聰明抗爭、無成本抗爭的上一代菁英,形成強烈的世代分歧。

這些菁英一方面有自己想收割運動的私利,而他們長成的時代氣氛,也確實如此。一個人是極少有能夠超出自己所屬的時代,“時代革命”是很難的。在英國政權撤走之前、中殖政權站穩之前的那段時間,政權的確有效收編社會菁英,令本質獨裁的制統治獲得另類合法性,政治反對力量在成長到失控之前,就已經被吸收。社會學家金耀基以“行政吸納政治”的知名理論,總結這種吸納式的香港政治。所以養成現時的香港菁英,一天到晚就是想著被政權吸納。他們當中有很多人行事說話,不是為了阻礙或為本地人發聲,而是想向政權交心表示自己能夠“叫停抗爭”,所以值得吸納。

現時引領抗爭的那些無名抗爭者,正在以“無”克制“有”,他們根本沒有希望獲得收編,亦不打算被收編,這是兩班人的根本分歧。

2016年開始,中共開始取消本土派和自決派的參選資格和議席,香港二十年左右的“半選舉”也正式終結。本土派中間有很多派系,自決派則是另一種中間的東西,所以很難說政見相同。被剝奪選舉資格的人,一言以蔽之,罪名大概都是“年輕”。中共在接管香港後,經濟急速成長,雖然仍然靠香港集資重、發債、避險、吸收外國技術等等,但他們只需要香港,而不需要香港人,所以亦不需要像過去一樣,玩行政吸納政治的那一套。

中國除了每日可以向香港輸入150個中國移民,還有另一套在“專業界別”運作的菁英移民制度。將來香港的菁英,都會有中國背景,先天就是自己人,不用另外吸納,因此中國根本不用對香港溫情款款,也不需要花心機吸納本地菁英。因此就算香港人退讓,中共也不會領情。因為“獎勵機制”的社會政治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政權早就不需要跟你勾結了。共謀制與“一國兩制”一樣,對今日的中國早已完成歷史使命。

在一個已經大不一樣的時代,舊菁英仍然在發著只要自我剋制,就能被收編的夢;而形勢艱苦的新一代已經對這一種香港一直以來的共識,毫無幻想。他們繼續游擊,除了要繼續向中共施壓,大概也是用行動帶領香港超越過去,香港的過去與現在,是一本內部人民群起勾結當權者,而令自己原子化、喪失主體的解體史。這裡的年輕人、業餘者、普通人,已經受夠了這個結構。

雖然這個與殖民者的共謀體制,是香港社會的底層,是其文化的根本,老樹盤根,歷史比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都要老,他們也對社會有巨大的殘餘影響。但香港的普遍意志,已經打響了第一槍。在悲觀中,很多人還是積極的行動著,沒有認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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