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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在整黨 我看你們是改不好了 學不好了」

最後一次請我入黨,黨組書記跟我講,你再不入黨,不好安排你了。我就笑了,說了一句話:你們在整黨,我看你們是改不好了,學不好了。我當時的原話:你們還是讓我清清白白地過一輩子吧。

辛灝年:作家描寫生活要描寫生活當中應該改善的東西。(圖片:公共資源)

我從小到我當作家這三十多年的過程當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見,歷次政治運動給人民所帶來的災難,讓許多無辜的人民遭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迫害,甚至於是種種難以想像的死亡。我認識到:這個社會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最反動、最黑暗的社會。——辛灝年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註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接上文:辛灝年專訪(1):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源於我的生活經歷)

文革經歷:看到太多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當時已經學生不鬥學生了,他們造反派就去革命去了,我的班上幾個同學搞了個什麼“敢死團”,成天斗老師,緊接著去參加武鬥了。那我幹什麼呢?我本來成分不好,人家造反不要我,而我自己心裏面根本就沒想造反,而且當時我還說過一句話:“當陽光最為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是一片漆黑。”這是我19歲說的話。為什麼?我對這個文革有看法,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滅天理的、滅人慾、絕天理的這樣一個所謂的政治運動。我親眼看到太多的痛苦、死亡、迫害、血腥。

1966年8月31號我在北京,是被班上團支部書記強迫著長徵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見。接見完了以後,當時宣布成分不好的人必須滾出北京,偉大祖國首都不容許你們這些“四類分子”(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四類人的統稱)的兒子女兒呆在這裡。第二天,我們就成群結隊,那個時候才知道我們班35個都是成分不好的,當我們走到北京火車站的時候,看見一隊女紅衛兵,非常威武地唱著“血統歌”——“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樣的歌,走過來,然後對著一個老太太,一皮鞭抽下去,鮮血從她臉上一蹦,倒下去再也沒有起來。

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看見北京火車站前面,一片花頭,都是北京被遣返原籍的所謂“四類分子”、“五類分子”(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統稱)及其子弟、家屬們。花頭就是陰陽頭。後來我才知道,我們親眼所見的被一隊女紅衛兵用大寬軍用皮帶打死的那個老太太,就是共產黨早期的領袖彭湃的媽媽。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所以過去有人問我這個,我講過,當然我沒講過她就是彭湃的媽媽。彭湃——共產黨第一個把自己父母趕出去,把家產分掉,發動農民革命的人物。

象這樣一些經歷,它使得我在給了我一點點創作自由的“思想解放”時期寫作的時候,我如果不批判這個社會,不批判這個現實,那我就成了一個沒有良心的作家。

一批作家懷著對痛苦的反思提出“干預生活”創作方針

我們要承認從1978年到1980年左右這兩三年時間裡面,那個時間衝出來的作家,象我們這一批作家,都是懷著相當對於社會的責任感,對於自己苦痛的反思,而且也是對社會的苦痛的反思,我們公開提出來了“干預生活”這樣一種創作方針。

什麼是“干預生活”?就是作家要干預生活,作家描寫生活要描寫生活當中應該改善的東西,作家不能夠一味地去歌頌黨和國家領導,要描寫人民的痛苦,社會的病態。

可是好景不長,很快就被壓下來了。所以這樣一壓下來以後,我不僅有自己的這一番經歷,我又親眼看見了太多的痛苦,我從小到我當作家這三十多年的過程當中,我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見,歷次政治運動給人民所帶來的災難,讓許多無辜的人民遭受了種種難以想像的迫害,甚至於是種種難以想像的死亡。

那麼這個社會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變革?要不要改變這個社會的狀況?我自己從小就喜歡歷史,我當然就通過自己對歷史的了解,我認識到:這個社會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個最反動、最黑暗的社會。當然了,儘管“思想解放”,它也不容許你完全去揭開這一切。那我們就採取種種辦法,去爭取、努力地干涉生活,去表現真實的生活。

我講了,只有兩三年的時間。因為共產黨需要“思想解放”,從毛澤東的文革思想里解放出來,來搞改革開放,來救黨,我們就趁著這個空子寫了。可是到了八二、八三、八四年的時候,就感覺到頭上的緊箍咒越來越緊,所以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恪守內心原則,轉筆歷史題材,拒名辭官

我去南開大學看我哥哥,哥哥就跟我講,你寫的這些小說,我最近休息都看了。誇我的話,我就不說了。他最後說了一句話:你是不是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如果你再這樣寫下去的話,你遲早一天要坐大牢。我認為,你的基礎很好,學識也比較廣。我想很多青年作家在學問上是沒法跟你比的。你還是寫歷史小說去吧,不寫現實,這樣你既能夠很真實的去寫,又不觸犯當今。

我想來想去,覺得也對啊,大哥給我指了一條路。直到20年以後,我到海外了,大哥給我打電話說,你看,我一句話,改變了你的人生,讓你成了一個很好的學者。我心裡想,你是讓我改變了人生,可是我回不去了。

為什麼呢?當時我覺得他的話對,因為我已經感覺到在這個文壇上,這個專制文壇上,緊箍咒越來越緊,壓力越來越大,儘管從表面上看,我很有地位,也很有名聲,可是我覺得我創作不自由,這是最大痛苦。搞創作的你沒有自由,我想寫的不能去寫,我不想寫的拚命叫我去寫,這就沒有意義了嘛。

我跟一些其他作家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心裏面有一個原則:必須忠於生活。我研究美學多年,美學講真善美,真善美也罷,真善忍也罷,真是第一位的,沒有真,就沒有善,沒有善何來忍?何來美?我這話對吧?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要忠於生活的真實性,我就不可能按照他們那樣去寫。在我的同伴當中,可以說,我的這些同學基本上統治了中共文壇30年。我如果沒走上這條路,至少安徽一方恐怕也是被我所管轄,只要我不去大罵共產黨就可以,願意入黨,願意做官,我就可以,因為我的資歷在那兒。最後一次請我入黨,黨組書記跟我講,你再不入黨,不好安排你了。我就笑了,說了一句話:你們在整黨,我看你們是改不好了,學不好了。我當時的原話:你們還是讓我清清白白地過一輩子吧

所以1983年提我副處長,我拒絕。1985年安徽省召開作家代表大會,我拒絕參加,因為安排我做作家協會副主席,文聯副主席,我拒絕參加。1984年全國作家代表大會,我把我的名額讓給了安徽的老作家曹予繆,一個被打過右派20年,一輩子沒去過北京的人。

(待續,敬請關注)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希望之聲 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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