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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營」徹底消解了經濟發展動力

所謂“公私合營”是指新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的徹底改造。當時政府對民族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採取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大體上經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兩個階段。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是在私營企業中增加公股,國家派駐幹部(公方代表)負責企業的經營管理。由此引起企業生產關係在多方面發生深刻變化,大致說來有這樣三方面:首先,企業由企業家家所有變為公私共有;其次,企業家開始喪失企業經營管理權。最後,企業盈利按“四馬分肥”原則分配——所謂“四馬分肥”是指將利潤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工人福利費、資方紅利四個方面進行分配,資方紅利大體只佔四分之一,企業利潤的大部分歸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1956年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後,資方的股息紅利被定息,即年息五厘所代替。

1952年發動的“五反”運動,摧毀了企業家們的企業心,在巨大的政治、經濟壓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繼續經營下去。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後,毛澤東決心要讓“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提前發動和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1955年11月“對資改造”正式啟動,事實上廢止了1954年憲法中“國家依法保護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它資本所有權”的條款。“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強勢,令民族資產階級別無選擇,全行業公私合營在1956年底實現。這一年,民族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國家對企業家私股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企業家除定息外,不再以企業家身份行使職權。

根據當時的贖買政策,對私營企業進行了清產核資,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無發言權。據統計,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總額為24.2億元,並據此對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114.2萬人。據薄一波回憶,此前私營企業繳納重稅及攤派公債後的盈利率約為10%。這種還本付息的贖買方式,略似當今之封閉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僅低於盈利率,甚至低於存款利率。有高級幹部欣喜地說:“國家發了一筆洋財”。這一斫傷經濟元氣的做法徹底消解了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使得中國在二十世紀的經濟競爭處於劣勢,最後經濟到了“崩潰邊沿”。這主要表現在下面幾方面:

首先,這一運動徹底消滅了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以來產生的那批民族企業家。1954年9月,政務院通過《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到1956年,全國各地公私合營結束之時,私營在全國已經不復存在,八十幾萬原私營業主失去了產權,成了定期領取定息的被贖買者。另據一項統計,全國城鎮個體勞動者(即今天所說的個體戶)由640萬人銳減至16萬人。這十幾萬人較多散布在南方,特別是交通不便的邊邊角角,做一點修鞋修車之類拾遺補缺的小生意糊口。

隨著私營經濟煙消雲散,商人這個群體也在中國大陸土崩瓦解了。而此後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則仍然延續著“五反”的極端化傾向,使他們因為“歷史問題”不斷被當作敵人遭到鬥爭、迫害。就連他們的子女也要承受種種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壓制和周圍人的欺侮……甚至連升學務工、娶妻嫁女都會受到歧視性的限制。歧視商人,迫害商人,在極權專制的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然而,任何朝代都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三十年這樣極端和徹底,也沒有如此暴力和野蠻。中國商人在經歷了民國時期的短暫輝煌之後,迅速墜入黑暗的深淵。由張謇、盧作孚兩代精英為榜樣的現代商人文明被徹底摧毀,而野蠻與邪惡的專制傳統卻以革命的名義全面復活了。

其次,靈活主動的個體經濟也遭到毀滅性打擊。當時因形勢所逼,大多數個體商業、個體手工業紛紛要求公私合營,認為不給他們定息、發固定工資是“共產黨嫌貧愛富”,又由於對資改造主管部門的不適當合併以及盲目追求改造的高級形式,因而造成合營、合作的面過寬,經銷、代銷、自營的面過窄的錯誤。

1955年個體手工業者參加合作組織的人數在全行業公私合營以後上升,其中相當多數既未經過合作小組,也未經供銷合作社階段,一躍而為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不僅如此,在高潮中,還有占資本主義工業與個體手工業總戶數的40%的48200多戶,從業人員126000人的個體手工業進入公私合營。又據統計,1954年私營商業中有96.4%的戶數是小商小販,1.6%的戶數僱工不滿2人,只宜實行合作化或保留個體經營,但高潮的結果,在242.2萬戶總數中,保留個體經營的僅佔17.8%,而合作商店、合作小組佔59.6%,轉入國營、供銷社及定息公私合營的佔17.7%。

由於改造的面過寬以及與資本家同樣拿定息,使帶進公私合營企業的大量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被籠統稱為“私方人員”,被錯當作資本家對待,後來又長期沒有把他們區別出去。這就混淆了階級界限,挫傷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給他們的家屬和子女後代造成許多不良影響。有些“三小”即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認為自己是“小魚上大船”,“陪著資本家改造”,有的人長期在企業里當“瞎子”、“聾子”和“啞巴”,有的有技術也不願施展,甚至不少人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受到歧視,有的還受過不應有的打擊,吃了不少苦頭。發揮他們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自然更談不上。

再次,在高潮中對於資本主義企業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方面的一切有用東西,如精打細算,生產質量優良的名牌貨,注意產供銷信息,迅速適應市場需要等,不僅沒有看作“民族遺產”加以保留,反而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否定了。所有這些,對發展經濟和改善企業經營管理來說,都是損失,以至中國至今沒有馳名世界的品牌。

最後,這種做法還造成了我國地區間社會經濟很不平衡,嚴重影響了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些邊遠地區,經濟本來就落後,工商業很不發達,基本上處於半自然經濟狀態,需要發展商品經濟,需要多保留一些私營工商業,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改造得太徹底了。例如,廣西由於在高潮中對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農村初級市場的小商小販排擠過多,而國營、合作社商業的工作跟不上,造成小商小販經營不下去而失業,農民要賣的東西賣不出,要買的東西買不到,嚴重阻塞了城鄉物資交流,加深了半自然經濟的落後狀態。這種現象在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也有發生。據調查,浙江吳江縣銅鑼鎮,過去以生產肥豬、燒酒出名,在1956年改造高潮中,因大搞商業國有化,市場貿易受到打擊,有200名經商的小業主和學徒無以為業,只好離鎮外出,另謀出路。這樣,影響了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加上農業生產以糧為綱,搞單一經濟,農民很少有商品拿到鎮上出售,就更使小城鎮加劇衰落,使農民生產萎縮,向自然經濟倒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共識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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