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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 開放的禮品

隨著毛澤東撒手人間,在文革中動蕩的中國終於有了轉折的契機。被幾次打倒的鄧小平復出,充當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終得機會實施他在韜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國之藍圖。

在鄧小平以發展經濟為坐標原點的藍圖上,為了實現經濟迅速起飛,“改革”是必須與“開放”並舉的。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對外開放”的最好對象是西方。雖然為了對抗蘇聯陣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政府當時已與中國政府眉來眼去若干年,關係不錯。但畢竟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如何在“民意”起決定作用的西方社會獲得認同,對能否成功地“開放”將有很大的影響。西藏問題一直是西方社會尤其是民間輿論關注的重點之一。爭取西方的“民意”,這個問題無法忽略。

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取得決定性勝利,把中國的舵輪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後不到一個星期,他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聯社新聞記者訪華團的採訪時,向西方傳達了願與達賴喇嘛和解的信息,表示達賴喇嘛可以回來。

達賴喇嘛方面立刻做出積極回應,派人到北京接觸。1979年的3月1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進一步表明了和解態度,並且以實際行動配合這種表態——幾天後,西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釋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亂”參加者共376名,對已經刑滿釋放但仍然“戴帽”進行“監督改造”的六千餘人,一律“摘帽”——即不再當作敵人對待。

中共與達賴喇嘛進行和解有一個絕對前提——西藏必須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用鄧小平的話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然而在對西方“開放”的背景下堅持這個前提,不能再用閉關自守時代的強硬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說服力。強調歷史根據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還得讓愛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國的統治下,要比在達賴喇嘛的統治下發展得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絕非像達賴一方宣傳得那樣暗無天日。

但是事實卻非如此。僅從老百姓的生活看,按當時的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郭錫蘭在黨委會議上通報的情況是:“全區大約五十萬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組時好,其中有近二十萬人生活相當困難,沒有嘗到公社化的甜頭,或者吃了苦頭。有的地方討飯的也多了。還有幾十萬牧民和城鎮居民,因為供應的青稞和糌粑少了,小麥和麵粉多了,在生活上也產生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徵購任務的偏重和任務分配的不合理,也給一部分群眾生活帶來了困難。”

郭錫蘭所說的“互助組時”,是指一九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講話的一九八零年,十幾年過去,沒有進步,反而退步。當時西藏的人口總數是一百八十三萬,五十萬人生活困難,占的比例是相當大的。所說青稞和糌粑少了,是因為文革時期強迫農民改種小麥。強迫藏人放棄傳統的類似事情還有很多。加上寺廟、文物被破壞,宗教遭禁絕,藏人上層社會受到廣泛迫害,漢族幹部執掌西藏主要權力等,達賴喇嘛在國際場合對中共統治的控訴從事實上難以反駁。

所以,迅速改變西藏狀況,在當時成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去走這第一步棋的,是當時擔任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胡耀邦。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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