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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彥臣:知識價值與「半小說化」表達

——彥臣經濟學講義【3】

要準確地表述一下「理性社會」(社會理性化之常態)的概念:是指公眾思維質量比較高、習慣且樂於多視角看待普遍問題、自身經歷、生活細節的社會。理性社會與發達、開放的市場體系相表裡。

引言:古典文獻與個性化成語

儘管作為制度經濟學家我對技術進步有“宗教般的”情感,但是,它不能成為我不能對人工智慧提出挑戰性質疑的理由。正是在這種思維之下,我給人工智慧出了一個難題——你能提煉成語嗎?

提煉成語是比遊戲博弈(狹義之棋牌類)更為複雜的事情。因為成語不但是某個特定文化裡面的共識性簡判工具,而且是個人記憶的一項訣竅。更為有趣的是,這個訣竅在自然公開時,它容易被他人理解。比如說,對中華文明的古典文獻《尚書》閱讀,特定讀者可以提煉出“撫後虐仇”。他一旦在著述中使用這個“自造”成語,有相同閱讀經驗的人很容易理解。

如果在此贅述,可以模擬一個案例:對中華古典文獻《墨子》有深刻閱讀經驗的個體,很容易自己提煉兩個成語:一者,“飢約贏飽”,用於指人坐過山車般的日常生活;二者,“飢約妄取,贏飽偽行”,指雙重道德標準偏好。

一、文獻比較能力,在網路時代亦不可或缺

“科學”一點地講,或者在特定文明文獻閱讀之外來模擬,提煉一個“新成語”之要求不是有意難為人工智慧,而是一種通常的記憶策略。比如,初始化地認識數學,對於方框里放點的乘法模型圖之記憶,可以遵循一般的“a行b列”方法,但是,在一般遵循之外尚可:其一,自我提煉一個關於“行”與“列”的本意記憶成語——“橫行豎列”,或者“橫為行,豎為列”;其二,結合有初步概念性認知的外語(比如英語)形成私人記憶——“行是row,列是line”,這個記憶方式提高了翻譯的準確性,哪怕是自身閱讀時的只在大腦中翻譯。

如果上面的詮釋有些“學問化”,那麼,可以做形象表達:讓人工智慧對一群人的身份資料(含個體經歷)進行閱讀,閱讀之後給每個人起一個外號,它做不到。更為通俗地說,對於那些非常有時效性的網路用語,人工智慧無提煉的可能,更無可能使之風行一時。“然並卵”這個網路術語儘管有嫌粗俗且已經被“翻篇兒”了,但人工智慧是無法提煉出的。這是因為人工智慧無從知道那些喜歡這個詞的人們之表達方式偏好,尤其是那類偏好具有社會心理的神秘性。

人工智慧可以做上述神秘性的馬後課,對特定失效性術語進行逆向研究,但永遠不可能給後者簽發“准生證”。當然,也不能將人工智慧與網路閱讀簡單地划上等號,而價值性地認知紙面閱讀的作用則是人工智慧蓬勃發展的當下所缺乏的!

紙面閱讀的可批註性以及批註所產生的關聯性是知識價值生產的主要手段,而這個功能在網路閱讀那裡不存在,人工智慧也做不到。

試問:孟子、韓非、康德之間有什麼關係?試問:孟子、司馬遷、白居易之間是否存在知識價值方面的邏輯關係?——這兩個並不算太複雜的問題,至少在目前的人工智慧水平與網路閱讀功能上,是解決不了。

這兩個“考題”如同上節提到的“新成語”記憶策略一樣,不是為了難為人工智慧,而在於尋求更好的知識價值生產路徑。就實踐經驗而言,解決這兩個“考題”必須有廣泛的紙面閱讀經驗,加上專業水準。所謂“專業水準”,是針對某一個難題所應具備的文獻比較能力。這個能力的形成於批閱性閱讀中,或是讀書筆記(記錄於專門的本子),或是批註文字(寫在書頁的空白處的分析)。

專業水準下,給出上面兩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孟子、韓非、康德都試圖找到以誠實態度說服人的辦法,這個辦法可以幫助他們構建各自心目中的良好社會。當中,孟子與康德講“誠”講得非常道德化,而韓非則試圖在孟子講“誠”的基礎上推導出一套遊說最高權力分子的策略。遞進而言,孟韓間隔盡百年,百年之間,知識精英一直困於“誠”的不可實現難題。

第二個,孟子講究個人處於困境要強化自身修養、得到顯要地位要服務於社會,這個道德標準對司馬遷的影響是隱蔽的,對白居易的影響是明顯。此中,司馬遷“無財富積累而奢談仁義是不對的”之說法,對白直接引孟有文獻支持作用。遞進而言,像白那樣的時代知識精英的文獻閱讀重子(如《孟子》)亦重史(如《史記》)。

以上兩個模擬如果不足以說服眾人,就留給以後的技術進步去證實或證偽。現在的問題是,人們為什麼會把網路閱讀以及人工智慧說得神乎其神?

二、家學系統,一個現代社會的新期望

質而言之,技術開發是精英的任務,技術應用培養了非精英的懶惰。局限到一本書的紙面閱讀還是網路(電子版)閱讀上,支持後者的理由是省錢。而在“省錢”理由之外,根本還是省時。省下的時間用來享受生活沒什麼錯誤,但把紙面閱讀排除在生活享受之外肯定是錯誤的。

紙面閱讀與網路閱讀結合得比較自然的人,肯定是信息充沛條件下的獲益較大者。他們有經過紙面閱讀積累下的經驗轉化而來的分析能力,藉助網路工具提高了文獻印證效率。還有,注重紙面閱讀的人大多有列印資料並積累的習慣,即把自己確定的網路上重要資訊做成紙面文件,做第二次閱讀並批註。很可能,批註過的大量紙面文件形成了一個系列性私人檔案——構成了私人情報學的物質存量。

在初步閱讀時,通常的做法是用不同顏色標註不同的文欄位落,或(和)使用不同的電腦文檔字體。

而所謂“第二次閱讀”,是針對初步閱讀網路資訊的深化行為。這一方面是由於網路閱讀不便於做傳統性的眉批,另一方面初步閱讀的重點還需進一步貫通。貫通的過程會有批註行為,而所有的批註行為會關聯更多的信息,它們相當於把康德與孟子、韓非放在一起考量。雖然不能完全否定網路閱讀——特別局限於分析電子書之閱讀,但是,電子書閱讀在功能上排除了批註是其重大缺陷。這個重大缺陷還談不上致命,但是,它導致了知識價值生產的低效,甚至銷蝕知識價值。

紙面閱讀可以產生家學系統,電子閱讀在這方面還沒看到任何希望。這是信息充沛悖論的又一項內容。

家學系統,狹義指以家庭為單位傳承的學問體系,其如西漢時期的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均為史學家,兩人在歷史書寫的思想、技巧上是家族相傳的。當中,還有一個細節:司馬遷的《史記》書稿是由外孫(楊惲)在其死後予以公布的。這說明家學系統超出本姓而及親屬。這一點在清代有反映,其如著名經學家宋翔鳳早期從學於其舅父庄述祖。從司馬父子到庄宋舅甥,說明家學系統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質。廣義的家學系統包括家教因素,即家系前後諸輩的專業方向未必一致,但其學問基礎裡面含有同樣的價值觀念,其如周亡入隋的顏之推與唐朝的顏真卿之關係。

三、經濟學思維傳播與技術進步等量齊觀

時至今日,我仍堅持自己的兩個說法:其一是“人人都可以成為經濟學家”;其二是“經濟學家的數學能力達到小學畢業即可”。前者是說經濟學與社會公眾關聯度很高,日常生活中不覺間會利用經濟學思維;後者是對經濟學過度數理化趨勢的諷刺,那種趨勢使經濟學遠離了市場本質。

經濟學屬於市場,它隱含著一個重大使命:不能完全消除風險,但要努力使風險降到最低。通俗而言,不能保證每個人都賺錢,但應儘力讓人們不賠錢,至少是不賠大錢——那種“連本兒上倉”的情形。正是基於經濟學是關乎市場的學問,我才致力於經濟學通俗化,畢竟市場是屬於多數人的。與之不矛盾,經濟學通俗化首先惠及的是有閑人士,因為閑下來才能思考一些基本問題,尤其是進行大量的紙面閱讀。

通俗化方式選擇有多樣,其如定好一個理論框架,而後才講實際案例(Case)——這是實證經濟學的基本套路。再如,半小說化地展開經濟學思維而不刻意定一個大的理論框架,等等。

那麼,何謂半小說化呢?

就是把可以在專業上進行案例的研究材料形象化,像講小說那樣把案例溶解到經濟學表述的“情節”裡面去。在《自利的道德行為值得鼓勵》一篇,那個受到小飯館額外服務的人是我,受到燈具店冷待的顧客也是我,但行文中沒必要“表現出我來”,而是把現實的“這個我”當成一個觀察對象。至於案例情節呢,既真實又生動,頗類自傳體小說。

任何一個社會個體都會有“小說般的”經歷,每一位有閑人士都可以寫一部自傳體小說,或者自己口述由他人代撰而出版一部自傳體小說。在另一端,並非所有的有閑人士都能有意識地用經濟學思維去看待自身經歷的人生戲劇,去體驗現實的續集。

從社會學角度看,一個社會有閑人士規模越大,其理性化程度越高。遞進而言,提高社會有閑階層的思維質量十分有益於理性社會的生成。經濟學思維則是提高思維質量的重要元素。不用過於複雜的倫理學詮釋,只是經過比“半小說化”更本真描寫社會的影視(作為一種信息擴散方式)來感性認識,那麼,“社會理性化程度,決定文明的質量”——是毫無疑問。

經濟學家能做什麼?不外乎通過經濟學思維的傳播以不特定合作方式去影響一些未來精英。而在制度經濟學家層面(範圍),技術進步帶來的文明程度提高,與通過經濟學思維傳播而帶來的文明程度提高,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結語:“理性社會”的基本概念

社會理性化是一種明顯的效用追求,而作為社會個體的人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反映。這既可以從大量的社會生活實踐中歸納出來,也可以從哈伊姆•奧菲克“商業交換是人的第二天性”之研究結果中推導出來。效用最大化不僅是經濟學的根本問題,也是社會學的根本問題。否則,人類就沒法解釋自己的賭博行為以及對科技進步的無限追求。

“賭博”不是個簡單的貶義詞,在廣義上,它包括了博彩經濟行為(彩票發行與購買最典型)、股市投機行為,以及更多的預期不僅是經濟收益而且含有心理滿足的博弈行為。可以說,人類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之一就是人類懂得博弈而後者不懂。因此,儘可能在中性角度看待社會予以貶義化的通常現象,是人類精英的一項基本素養。

最後,要準確地表述一下“理性社會”(社會理性化之常態)的概念:是指公眾思維質量比較高、習慣且樂於多視角看待普遍問題、自身經歷、生活細節的社會。理性社會與發達、開放的市場體系相表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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