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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察「五四」百年造假 西方野蠻對抗西方文明

——驚察五四百年造假 丟掉錯覺還原五四

五四」運動可被視為一個大分水嶺:自1840年以來,「五四」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國,對陣的是東方野蠻;以後,對陣的是西方野蠻。執迷不悟下去繼續推崇「五四」,豈非「被人賣了還幫那人數錢」?

1915年日軍炮擊青島德軍。日佔青島四年後成為“五四”運動導火索。(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2019年3月18日筆者出席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舉辦的兩個時間接續的研討會,聆聽了:上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方正的“人文精神之重建與未來世界”;中午,廣州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新文化運動再闡釋——五四運動百年祭”。對於希臘羅馬文明、歐洲千年神治、近代文藝復興、科學技術暴興、社會批判理論,以及“五四”運動緣起、暴力、弊端、後果,筆者以前涉獵不多,此次聽過兩位教授娓娓道來,頓覺醍醐灌頂——今稱“腦洞大開”。

經過二位大師指點迷津,筆者便想將自己已如骨鯁在喉的一些過往未曾訴諸文字的見解倒將出來。

筆者在“三一八”研討會上(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西方文明如今在華對抗的是西方而非東方野蠻

據說,馬列主義大舉入華乃是借力“五四”運動,兩者之間關係密切。不妨先談這個問題。首先,包括二位教授在內的當下學界精英乃至普羅大眾,似乎都將為湯恩比所總結的近代以來中國發展主要脈絡“西方衝擊-中國回應”中的“西方衝擊”,視為西方新興文明(此處“文明”指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並具有較高文化的狀態。西方文明強調個人實現)對於東方古老野蠻的衝擊。

其實,筆者認為,自從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明一早就已逐步把中國野蠻打倒,如今我們所看到的,乃是本土之上,西方文明對於西方野蠻的衝擊,有如日俄戰爭乃在中國東北發生。廣義而言,西方文明包含文明(此處“文明”指人類社會進步開化的狀態,與剛剛所述西方文明不盡相同)、野蠻兩個部分,馬學現被一再證明屬於西方野蠻。筆者業於十多年前證明:馬學元論“交換價值就是勞動價值而非效用價值”如同是說牛頓時空之下平面“三角形內角和乃為270度而非180度”那樣,開始就錯,而非時代變遷令其驅錯。其錯一再帶來人類浩劫,創巨痛深,難以言表。交換價值乃是勞動價值而非效用價值,並非為馬克思所首先“發現”,此說代表人物乃有丘濬、配第、布阿吉爾貝爾、坎蒂隆、斯密、李嘉圖、馬克思七人。其中丘濬(明朝宰輔)僅僅說了一句話;其他六人,三人為英國人士,二人(布、坎)為法國人士或者法國學派,一人為德國人士,可見勞動價值學說乃屬純粹西方學說,原是地地道道西方文明產物,如假包換。蘇俄並不算做西方國家,所以列寧學說並不屬於西方文明原生產物。但是如果能夠證實列寧受到德國學者祁克學說影響至深,那麼也可視列寧主義屬於西方野蠻。祁克發明了那個列寧常常掛在嘴上的公式:社會》群眾》階級》政黨》領袖》寡頭;寡頭可以逐級代表階級利益,從而可以一人統治全民。勞動價值說指向剝奪資本家,消滅私有制;效用價值說指向推崇資本家,維護私有制,筆者認為:剝削,亦即蓄意的、持久的不平等的勞資之間交換,實由威權勾結甚至壓迫資本,方會產生。剝削的主體乃是尋租威權,剝削的客體則既包含資本家也包含勞動力,乃至其他生產要素。馬學勞動價值學說導致建立的是以肉體消滅有產階級,肉體獨存無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為國體,以肉體獨存無產階級及其利益代表黨團的民主為政體的政治體系。這種國體已被事實證實無從出現,胎死腹中,所以這種政體也就永遠無法出現。因此,馬學元論乃是反人類、反天道的。元論非真,余皆妄議。馬家店遠比孔家店野蠻!此為有目共睹。國人須得認清這點,十分重要。某黨聲稱“五四”運動趕走孔家店,迎來馬家店乃是飛躍式社會進步,如今看來乃是急落式社會退步。如今看來,若用改良後的孔教統治中國,也比用馬教統治順應民心,體恤民生啊!當然面對現實,承認“打江山坐江山”(然後走向立憲民主)有理,筆者願說:若中共內部對於馬學元論疑假問真一派——應尊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田家英為首——得以早早統治全國,那就更好,因為除了政策開明之外,他們能夠得到蘇聯援助以及重視科學技術,尊重知識份子。孔教則對西方科學技術及其人格化形抱有排斥心態。筆者相信沒有毛氏,中共疑假問真一派也能在蘇聯軍援之下,在朝鮮局部戰勝、全局打和美英法西方國軍隊,一雪兩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之役國恥。

改開之後幾次“思想解放運動”,都沒能夠改變中國知識精英對於馬學的迷信。至今仍說“中國專制傳統就像柏楊說的大醬缸,馬克思主義一落進來,就變了味”的大有人在。馬克思主義染性大大強於“大醬缸”,本是前者令到後者變味而非倒過來啊!

可見,“五四”運動可被視為一個大分水嶺:自1840年以來,“五四”以前,西方文明在中國,對陣的是東方野蠻;以後,對陣的是西方野蠻。執迷不悟下去繼續推崇“五四”,豈非“被人賣了還幫那人數錢”?

二、“五四”運動若是自發而非他撬本來應在1915年爆發

一戰開打,中國、日本均加入協約國與同盟國為敵。中國僅僅派出了華工團赴歐參戰,並非如今網上極端荒謬所說,派出過“中國軍團”參戰。日本非常積極,1914年7月大戰爆發,8至11月,日本便行攻擊攻佔原為德國所佔青島。反觀之,北洋政府按兵不動,沒像1919年派出徐樹錚率部平定外蒙那樣,自奪或者協奪青島。如果當時派了兵,參了戰,鄰國服,民心順,四五年後就不會有狹義“五四”運動所針對的那些中日爭端。奇怪的是,熱血沸騰的北京學生竟然沒有事不宜遲地,於1914年末或者1915年初舉行這場反日愛國運動——狹義“五四”運動成了馬後炮式,滯後髮式。四五年後,遲來“自發”就已近時過境遷了啊,國際法講時效。這事如今重新問個究竟。有誰查閱過日軍攻佔青島此期紙媒:北京學生、山東學生有何劇烈抗議?對照:僅僅為抗議日本政府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曾經寫過《猛回頭》和《警世鐘》的反日愛國志士陳天華,就於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憤而投海殉國,時年30歲。

狹義“五四”運動斥責北洋政府割地賣國。實則不然,如袁教授云:1922年2月,中日兩國簽訂了《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原在山東的租借地歸還中國;原先駐紮青島以及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沿路日軍撤軍;青島海關歸還中國。日本主要得利乃為中國允許日本參與膠濟鐵路兩條新的支線濟順線、高徐線的建設和經營。其實“五四”運動掀起之前,就已出現上述談判結果曙光,北洋政府緩進,國聯不願插手,原因乃在於此。日本沒得多少。

另外,筆者十分同意下述研討會上聽到的說法:據說誕生於1915年9月15日的“新文化運動”與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反賣國運動”乃是兩個軌道上的火車,並不可以混為一談;“民主與科學”顯而易見亦非“五四”運動方才喊出口號。“新文化運動”的開展、“民主與科學”的推廣均遠早於“五四”運動的爆發。筆者再加一句,“五四”運動促使革命知識份子“結合工農”一說,更是天方夜譚。四者變成匠作“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乃屬人為。如此拔高“五四”運動歷史地位,純屬別有機心。“超英趕美大躍進”和“全民除四害運動”、“漢語拼音化運動”幾乎同步發生,我們能把後二者和前一者混為一談嗎?很簡單的邏輯分辨,百年來竟無人發起過。另外,時至今日,我們有民主政體了嗎?我們有原創科學了嗎?不還是“專政”,還是“模仿”嗎?

三、“五四”運動許有哈爾濱蘇維埃中國成員攜款來推

首先,狹義“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5月4日,其時中共早期組織尚未成立,共產主義信徒總數只以打(dozen)計。共產國際則在1919年3月2日成立。但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則為首先登陸東北,甚至始於1872年。由於俄蘇布爾什維克的積極活動和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早於通過多種渠道、多種途徑傳到了哈爾濱,並對當地革命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哈爾濱工人是中國工人階級中最早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也是中國工人階級中最早參加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運動的。1917年,蘇屬中國東省鐵路俄國員工成立哈爾濱蘇維埃。

此後兩三年內,筆者認為,向關內中國民眾傳播馬列主義的任務,曾經一度落在哈爾濱蘇維埃宣傳部門身上,由它印發中文小冊子、開辦華人學習班、聘請關內聯絡員、物色領袖候選人。蘇屬中國東省鐵路管理局完全有此財力。反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根本沒有此種財力。狹義“五四”運動以後、建黨以前大量派發的介紹馬列主義、十月革命的宣傳品,選用、翻譯、印刷、發行源頭應為哈爾濱蘇維埃。蘇聯紅軍曾經三度從謝苗諾夫等白衛軍手中光復哈爾濱。

當年哈爾濱蘇維埃總部應該設於此處:中國東省鐵路管理局。(圖片來源:SMU Central University Libraries)

誰是“關內聯絡員”?首先,柏烈偉這個人值得深挖。這位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員乃是俄蘇布爾什維克。柏烈偉難道只是孤身一人將馬列書籍給散發給中共早期領袖,只是單槍匹馬將維經斯基介紹給李大釗陳獨秀嗎?他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在中國成立了進步社團“社會主義者同盟”,該社團在北京、上海、廣州有著可觀的發展。經費由哪來?據金毓黼說:李大釗於1918年初出任北大圖書館長之後,就開始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來往;十月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政府常派人員來駐北京,和“進步人士”建立聯繫。有沒金錢聯繫?遺憾的是,人們至今沒有找到柏烈偉的照片。

其次,楊明齋這個人值得深挖。青島市情網2011年10月11日發了一篇網文介紹楊明齋,說他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著名的革命活動家,與李大釗、陳獨秀、張國燾等一起為黨的早期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周總理讚譽他為我黨歷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然後接著說:

楊明齋七歲開始讀私墊,16歲輟學務農。1901年輾轉到海參崴做工謀生。1908年以後在西伯利亞地區邊做工邊讀書,與在那裡從事開礦、修路等繁重勞動的華工聯繫密切,積极參加了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工人運動,並被推選為華工代表。十月革命前,他加入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曾被排到帝俄的外交機關做職員,秘密為黨工作。十月革命勝利後,曾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04年沙俄在日俄戰爭中失敗,估計楊明齋在外交部中國課里的主要公開工作,乃是密切注意日本在中國的動向。“秘密工作”會是啥呢?肯定還是與中國有關。十月革命後,楊明齋有沒旋即離開外交部赴華工作呢?上述網文語焉不詳,網文作者應該並不知道他的去留。筆者假設他仍在那兒工作,直到陪同維連斯基來華,這其實和“動員華工參軍參戰,參加了保衛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為保衛十月革命成果,做了大量工作”並不矛盾。不過,楊明齋1919年之前也有可能秘密來華一回,參與策動、資助“五四”運動,他可能就是哈爾濱蘇維埃里的中國成員,或是上述“常派人員”其中一員?

楊明齋(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再次,張西曼這個人值得深挖。360百科謂其為:

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民主與科學》雜誌社社長兼總編,九三學社創始人之一。1917年,在哈爾濱濱江道尹公署工作期間與友人共同創辦了東華學校,後改名為哈二中,該校成為中共東北建黨的據點和國內革命者赴蘇俄學習和考察的中轉站。1918年,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為接觸相關的宣傳材料,再赴海參崴,開始翻譯列寧起草的《俄國共產黨黨綱》(這是一本46頁的述要而非列條,兩周可以譯完——筆者注)。同時致函孫中山、蔡元培等建議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中俄互助,以學習十月革命的經驗避免以往僅利用新軍和會黨的不足。

張西曼曾於1921年與北大俄文教員柏烈偉合編出版《俄文文法》一書。1917年,他在哈爾濱辦學(資金何來?);1918年,他在海參崴翻譯(資金何來?)。1911年,他入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就讀,明為普通大學生,暗為同盟會卧底。1947年,被開除國民黨黨籍。1948年底,進入共產黨解放區。1949年7月逝世。張西曼既與柏烈偉、海參崴發生交集,又與哈爾濱、解放區發生交集,這豈不是格外引人聯想嗎?

張西曼(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於是極有可能:蘇聯自1918年中就開始醞釀策動狹義“五四”運動了。力爭中日反目乃屬俄蘇國策。以下讀者可以看到,類似這種瞞天過海煽動中國讎日行動,撿大的說,蘇聯於1928年、1937年、1953年至少又實施了三次;差不多隔個十年多就會來一次,恪守“不誤農時”原則。

蘇俄最不想看到日本稱霸中國,威脅自己,所以它一直試圖煽動中日仇恨,挑起中日戰爭,避免日本侵略自身——1918~1925年七萬日軍曾經干涉蘇聯遠東內戰,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春乃發生”。聯共(布)有沒可能派遣哈爾濱蘇維埃中的中國成員攜款南來北京策劃、組織、贊助進而挑起反日“五四”運動?共產國際負責遠東部門有沒可能樂於見到中國反日運動風起雲湧,好為他們向莫斯科申領經費,擴大編製提供更多更大機會?有沒鑒於負責東歐部門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順理成章,就得爭取“西方不亮東方亮”的因素?連馬仲英部隊都被不明不白地滲透了幾位黃埔——留蘇出身的共黨軍事幹部;連斯大林都親自接見過藏族早期中共黨員之一平措旺傑,支持後者搞青藏獨立,蘇共有什麼理由會對“五四”運動形而下支持畸低,形而上評價畸高?中共為什麼一直宣稱“五四”運動為中共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群眾基礎、幹部基礎?為什麼宣稱“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如此種種,相信讀者耳熟能詳,豈非暗示聯共(布)與“五四”運動實質關係密切?筆者想來想去,覺著原因就是:“五四”提供了一個契機:蘇聯共產黨人伸出來的手,給中國激進份子握住了——後來事實證明,這“第一次握手”對於後者來說,可謂“金風玉露咋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但是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卻是“辛苦遭遇起一經”。

我們來像刑警破案那樣審視有關文獻:

1920年9月1日,一名被共產國際派往遠東工作的幹部在給共產國際支委會的報告中說:

給我的指示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必須積極幫助朝鮮人和中國人建立游擊隊組織。

——1920年2月,根據中央的決定,我去海參崴執行中央關於必須防止蘇聯同日本發生衝突的決定。

以及:

——在掌握中國學生運動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學生運動是特別見效的工作對象。整個中國被學生組織覆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

——基本口號是“大家都來同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

以上引文出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38~42頁。值得指出:調查得出“整個中國共有學生組織193個”數據,說明“掌握中國學生運動”工作早在進行,“五四”之前就已進行。統計出來有著近兩百個學生組織,不得花上很長時間?

在副主席布隆斯泰因和中國科科長阿布拉姆松於1920年12月21日呈交的《關於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甚至還有譴責“外交人民委員會……還繞過民族處為西藏撥出經費和貴重物品”字句——見諸上書57頁。“五四”運動爆發一年多之後就已劍及履及般地支援西藏“革命獨立”運動了,“五四”運動咋會沒有出現共產國際無影之足?

還有,上引書的“第一部分”的俄方編者所寫緒言(已俄譯中。21~22頁)這樣說道:

——按照蘇聯領導人的概念,革命應該是在“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範圍內,用各國革命人民團結一致的關係取代“舊式外交”。

——在1919年的“五四”愛國運動中,中國出現了一些知識份子團體和青年學生團體,其中有一部分在尋找振興國家的思想和經驗,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包括對蘇俄的經驗表現出越來越大的興趣。當時國內主要政治軍事集團的許多領導人(出於各種動機)都對爭取外部的,其中包括來自俄羅斯聯邦的政治、軍事和物質支援感興趣。

要之,中共僅僅宣稱“五四”運動為中共成立奠定了上述三種基礎,僅僅宣稱“俄國的十月革命推動了中國‘五四’運動爆發”,屬形而上,類哲學表述。筆者透過現象來找本質,立意找出蘇聯和“五四”運動外力上、金錢上的關係,屬形而下,合科學要求。

順便說說五個讀者需加留意事項:其一,中共早期領袖都是甚高階愛國者,他們前無古人般地愛的是“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於其中也,中共可被分工掌管大東亞、大洋洲、南美洲。預兆僅舉三例:共產國際撥給東北亞、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經費乃由中共分發;王明在共產國際裡面管南美洲;中共早期積極主張、實行漢文字拼音化,出版過拼音報(建國後曾任東北師大黨委書記的車敏瞧曾負責辦此報。可以獨立盈利),“走世界人民的共同道路”(毛氏語錄)。筆者並無出於民族主義萌生深究中共早期領袖責任之意,只想點出:首先,浩劫責任在於馬學元論“交換價值就是勞動價值”。你若還要怪罪蘇共、中共早期領袖,那麼,西方政界、學界飽學之士也要受到怪罪。他們的言論自由、治學條件無與倫比,為啥從沒證倒馬學元論?咄咄怪事。其次,既然中共早期領袖曾經狂熱擁抱國際主義或稱世界主義從而扞格民族主義,那麼筆者認為,如今謾罵擁戴普世價值之人為“帶路黨”、“賣國賊”的“毛左”們,何不先照照鏡子,查查自身家世呢?

其二,李大釗只是寫了幾篇文章泛泛介紹馬列主義、十月革命。其後楊匏安寫得多一些。1910年代廣泛深入介紹馬學原理的“旗手”,乃是陳溥賢,網上可以查到對於他的介紹。不過陳氏並沒加入中共,而是依附國府,後來去了台灣。

其三,張作霖捕殺李大釗等,筆者認為動機乃是憎恨李大釗聯合馮玉祥策動東北軍郭松齡反奉,令到奉系元氣大傷,反共只是借口:佔地二畝的中共滿洲省委大院當時就在瀋陽近郊,各屆書記任期平均不超一年,有的調走,有的被捕,其中劉少奇被捕數月很快放出,但是這院從來沒被發現,遑論破獲。怎麼解釋?

其四,蘇共支援國共經費,可被視為出自蘇俄中東題鐵路還貸以後盈利。羊毛出自羊身上。那時我們真是可憐,拾人廚餘。

其五,有人認為蘇共奪取政權後,國家百廢待興,人民嗷嗷待哺,哪有財力精力西東開弓輸出革命以及在華挑起仇日運動。筆者回答如下:

十月革命之後,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從馬恩學說教條出發,把蘇俄與外部資本主義世界對立起來,認為一國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完全勝利,為著保障蘇俄的安全必須推進世界革命,打破資本主義的包圍。於是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蘇俄政權致全力於發動世界革命。列寧說道:“共產國際的成立是國際蘇維埃共和國即將誕生的前兆,是共產主義即將在國際範圍內取得勝利的前兆。”可見當時在蘇共看來,不是有沒有錢乾的問題,而是不幹沒命的問題。

在蘇俄政府支持之下,中東歐一些國家曾經發生革命,但都持續時間不長:匈牙利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存在133天;斯洛伐克的蘇維埃政權存在三個星期;德國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存在兩個星期;在芬蘭、愛沙尼亞和波蘭,以蘇俄為榜樣的革命很快被扼殺。1919年8月1日匈牙利革命遭到鎮壓,標誌著中東歐的革命浪潮徹底回落。1920年,蘇軍進攻波蘭,企圖利用此役成功再次點燃世界革命烈火,卻以慘敗告終。列寧的世界革命思想在俄國西面沒有獲得預期成果,於是他把推動世界革命的目光由歐洲轉向亞洲。而在亞洲,中國國情最為符合列寧心目中的革命條件,於是中共得到表面為共產國際,實則為蘇聯共黨最大限度的餉械支援、戰略指導。後來,蘇共又對它對中共的出於意識形態需要的奧援,大大糅合進了出於國家利益需要的奧援:1945年以前,防止宿敵日本稱霸中國;1949年以後,防範新冤美國拉攏中國。

四、繼“五四”後蘇聯三次瞞天過海煽動中國讎日

這三次蘇聯“瞞天過海煽動中國讎日”的行動是:炸死張東北王(1928);變造田中奏摺(1937);誘懾河本大作(1953)。關於是蘇聯還是日本炸死張氏、出台奏摺、指使河本,讀者可以從出版物中、網際網路上查閱正反兩方論戰文字,筆者此不多贅。筆者相信確屬蘇聯所為。簡單指出幾點:其一,筆者曾經查閱1928年6月的民辦《盛京時報》,得知它當月對於張氏被炸、死亡、出殯做過三次報導,每次報導只有數行文字,毫無煽情意味。更無瀋陽民眾抗議遊行連鎖反應。頭次報導說,抓到幾個凶手,供出乃由“南軍”即北伐軍派遣。其二,筆者看過《田中奏摺》之後,相信原文應是一篇在野之人假借田中義一首相名義所寫的“平滿蒙策”,蘇聯得到原文副本以後,指使一位蘇雇華人特工(哈爾濱黨支部二成員)加上“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二句。日本本意乃是先期佔領中國東邊富庶地區,榨取財富,擴展軍力,然後與美決戰,爭奪滿洲、亞洲霸權。田中奏摺通篇旨意就是“如欲稱霸亞洲,則必先征服滿蒙後打服美國”。其三,河本大作事後自稱主凶,連關東軍大本營、遠東軍事法庭都不予採信。前者甚至將他開除軍籍。“自稱”乃是蘇聯錢誘、囚懾結果。根本沒有出現他的“同案”的證詞。

五、借俄滅倭卻成借毒滅患貽害無窮期望後學窮究

盛世才歸順重慶之時,蔣介石曾說,近代以來,中國“東受倭患,西遭俄毒”。此言甚是!三國干涉還遼、俄日滿洲角逐、張諾二役蘇勝、蘇援餉械來華、蘇日中立密約、蘇軍掃滿滅倭,無不說明中國得以擺脫亡於日本命運,乃是借俄滅日之果。然而,這也成就了“借毒滅患”、“飲鴆止渴”之果。但本文重點倒不是清算廣義“五四”運動禍害中華種種,而是學術質疑:狹義“五四”運動咋會未受蘇俄煽動、金援?還望後學循此思路找出更多證據。

六、兩位教授都說他們對於中國前途秉持樂觀態度

吉鴻昌將軍慷慨就義,曾吟詩句“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如今國運急劇轉衰,兩位教授卻說,他們對於中國前途仍然秉持樂觀態度。筆者倒是願意提醒讀者:華夏文明延續5000餘年顛撲不破,必定有其強大內在邏輯,只不過是“道可道,非常道”;讀者應該看到以下現象:自從1840年代走下坡路屢戰屢敗以來,1951年,中國軍隊在北朝,國門以外,局部打贏全局打平美英法西方國軍隊,扭轉了百年對夷軍事頹勢;近40年,北京政府已將中國經濟總量提升到了世界第二位次,扭轉了百年對夷經濟頹勢,即使曾經大量模仿西方技術。這是其他非西方大文明未有一個做得到的。現在擺在中華文明前的任務,除了政制改革,就是扭轉創新頹勢(極重)以及文化頹勢(較輕)。筆者找來找去,認為全國迄今只曾出現過一項重大完全自主創新:上海師大魏樂漢教授的“永磁懸浮列車”。但是十幾年了,仍得不到國家、私企採用、推廣,天可憐見!不能扭轉創新頹勢,勢必導致以夷單方變華,深陷“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無法自拔,甚至導致上述兩個成功扭轉前功盡棄。這便是筆者對於二位教授秉持樂觀態度有所保留之理。

但是比起時下多數知識份子,筆者作為老營之後牛津博士,對前途的看法還是較為樂觀的,即使會對“五四”運動“橫挑鼻子豎挑眼”。自身根據:筆者2015年在香港《開放》上發表的《公班衙兵工業戰敗之始》很可能導致了2016年“今上”始而採用,提出“軍工混改”、“軍民融合”政策。如今各省均成立了“發展軍民融合委員會”,有了辦公大樓。當然,它少不了會遇上變質問題。

七、原無“越民族越世界”仍無科技社會範式創新

既然說到了“新文化運動”、“賽恩斯先生”,最後就得說說扭轉文化、科學頹勢。其一,倫敦、巴黎、柏林、紐約當屬四大國際都市,文學藝術溢出全球,廣為普及。楊麗萍能不能說“越是昆明的越是倫敦的、巴黎的、柏林的、紐約的?”不能!賴此,本文便證偽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它跟“厲害了我的國”同出一轍。現實卻是“越是西方的越是世界的”。其二,只有在中國科技、社會範式創新(Matrix innovations)達到全球20%以上,達致華夷良性互變,我們才能將心放下:種不亡矣,國不滅矣,“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得扭轉矣。洋務運動以及戊戌維新以後,同盟會滅清、新文化運動、“德賽二先生”、“五四”弄潮兒、共產黨革命,毛澤東思想、“三個代表”說、科學發展觀、習式中國夢,甚至海外新儒家,無一例外眼高手低,啥時候有想到說這事兒啊?!

2019年4月4日於香港上水唐公嶺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看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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