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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辛灝年(1): 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源於我的生活經歷

著名作家、歷史學家辛灝年教授。(網路圖片)

 

批判現實主義的思路的形成,很簡單,因為我自己的生活。從我記事開始,我看到的就是血腥的統治,我看到的就是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和無辜人民遭受共產黨的迫害。我的父親,一個教師,被無辜地打成右派,我在10歲的時候,就成了右派的兒子,我的衣服背後,就被人寫過“小右派”三個字。


2019年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坎兒”,民間流傳的“逢九必亂”之說對中共的命運不是虛言,從美中貿易戰,到香港“反送中”,到台灣“反紅媒”,以及全世界越來越多的反共聲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勢不可擋的歷史階段。

這股歷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動者就是辛灝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統治搖搖欲墜的這個年頭裡,各地邀請辛灝年教授演講的安排接連不斷。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也特別專訪了辛灝年教授。

辛灝年教授現在已是71歲高齡,定居美國。他的原名是高爾品,安徽巢縣人,在中國大陸時是著名作家,後專註研究歷史,來到海外後著有揭示中國現代史真相的歷史巨著《誰是新中國》。因對中國現代史深刻獨到的研究和見解,辛灝年教授被譽為“中國現代史忠誠守護者和代言人”。

在訪談中,辛教授從他的個人成長和成名,到他對歷史的學術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對台灣和兩岸未來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滿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談更像是一場精彩的演講,而他早早就洞見中共之命運真相的真知灼見更是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從今天起把這次對辛教授的專訪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稱),陸續發表,敬請關注。

不講假話的創作上下不討好卻被讀者喜歡

我是1979年趕上了“文學解放”的末班車,寫了幾篇小說。當時比較有名的幾篇,比如《西方宣傳》,《我的媽媽》,這些小說在全國都是轉載許多許多次,從北京到上海都轉載。這樣一來,我就成了一個青年作家了。

1980年,每個省挑選一個已經嶄頭露角的青年作家到北京《中央文學講習所》集訓,通過這一次集訓以後就有所提高了,我就做了專業作家了,我回到安徽就成了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的專業作家。

可是短暫的“思想解放”、“文學解放”真的是非常短!短到我八零年從北京畢業回來的時候,冷風已經開始了,北京已經開始限制作家們哪些可以寫,哪些不可以寫,起碼文革不可以寫。當時出現了一個所謂“歌德”和“缺德”的爭論:要歌社會主義的德,不能缺社會主義的德。當時已經公開地開始批判解放軍作家白樺的《苦戀》。

在這種狀況下我還是堅持寫了一段時間,就感覺到困難越來越大,因為我的作品有個很大特點:我從不講假話。要是用文學上的行話來說,我在一個本應該進行徹底否定的中國社會裡面,我的文學創作風格是一個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也就是我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用我自己的筆,從文學的角度來開始批判,當然首先是文學了,但是生活內容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內容。所以我既不討上面的好,也不討下面的好,只有一些讀者喜歡我。

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思路源於我的生活經歷

批判現實主義的思路的形成,很簡單,因為我自己的生活。從我記事開始,我看到的就是血腥的統治,我看到的就是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和無辜人民遭受共產黨的迫害。我的父親,一個教師,被無辜地打成右派,我在10歲的時候,就成了右派的兒子,我的衣服背後,就被人寫過“小右派”三個字。

這些東西對我當然是有影響的。由於我們家庭,哥哥姐姐們都大了,他們四八年在大學讀書的時候都是地下黨,所以“解放”以後他們狀態還可以,他們養著家、養著我和我的小哥哥。我經濟上沒有吃大苦,但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的磨鍊——說的好聽叫磨鍊,說的不好聽叫欺負、歧視、壓迫——那是難以想像的。

我平常不說這個,因為我不願意說,好像因為父親是右派,所以才來批判現實、才來反對共產黨。不是!因為在我成為作家以後,我的生活,我們家裡所有人的生活,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都發生著根本的變化。我的大哥是全國有名的經濟學家,我的小哥是大學校長,我的姐姐退休比較早,因為身體不好,她也是老黨員。我們家他們三個都是黨員,只有我一個人不是,我連共青團都沒有入過。這樣一種狀況,就讓我無形中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經歷了許許多多的磨鍊、災難、受欺負、被歧視。

遭羞辱和欺負的小學、初中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們的教導主任給我們上地理課,一進門就問我:高爾品!你昨天又上哪去了?我就不吭聲了。他說:站起來!我只好站起來。他說:是不是又去勞改農場看那個反革命的父親去了?!這對一個11歲的孩子是什麼感受?當時覺得很丟臉,覺得很難過:我父親是個好人,為什麼變成勞改犯?我不懂。但是,當著這麼多同學的面,在課堂上這樣公開地羞辱,我受不了。

同樣的一件事情也發生在我的同學身上。讀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當班長,有一個同學很有才氣,會畫畫,父親在勞改,也就是反革命分子,那天他上課遲到了。一個地理老師,是共產黨員,而且是初一年級組組長。這個同學因為遲到了一分鐘,就被罰站在門口,不讓他進來。那老師抱著地球儀罵他:你這個勞改犯的兒子!不准你進教室!本來你就不夠資格上學!

我當時站起來和這個老師爭了整整45分鐘。我說,你不應該這樣。他說,高爾品,小心點!你父親是右派分子,你自己不明白?我火了——我少年的時候很有性格,我說,你是共產黨員,我們都知道,可你爸爸不也是被共產黨槍斃的嗎?他一下癱掉了,不吭聲了,氣得抱著地球儀就走了。

到初三畢業的時候,我的班主任換成了政治老師,這個老師竟然批我“思想不健康”。因為那一年開始發毛主席語錄,紅寶書,我就把那個紅寶書放在口袋裡面,畢竟少年嘛,有點調皮,我就說了這樣一句話:“毛澤東思想是戰無不勝的,槍子彈打上去都會被彈回去了,刀槍不入!所以,現在解放軍取消,只要一本毛主席語錄就可以了。”因此我被批成是“思想不健康”,並且建議高中不錄取我。

後來因為我在初中時期給這個學校爭得過許多光榮,參加各種各樣比賽都得了冠軍亞軍之類的,所以校長對我比較同情,就把他的評語給改了。這樣我才考取了蕪湖第一中學,也就是安徽省第一個重點高中,最好的學校。

被歧視、受批判的高中

到了高中以後,就更厲害了。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每天都要向組織、向班主任寫思想彙報,要擺家庭對自己的反動影響,擺社會對自己的反動影響,擺自己思想中的反動思想——這叫“三擺運動”。一個班上39個學生,開始好象只有我出身不好,還有一個地主的兒子,我們倆是公開的,一個是右派分子的兒子,一個是地主的兒子,其他的好象出身都好。

三年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才發現,班裡有35個出身不好的!只不過我們不知道,組織上知道。我們的壓力很大,每逢任何在政治上要響應黨中央的什麼號召,或者是要在政治上有某種運動影響到學校的時候,我們都被弄得很緊張,驚心膽跳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的整個生活從少年時代開始到高中畢業,就沒有過過好日子。經濟上雖然沒有受大苦,但是思想上、感情上、精神上沒有過過好日子,矮人一頭,被人歧視。

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初,批我反動的大字報也上了牆,班上幾個後來的文革造反派、武鬥幹將揭發我說過:“如果魯迅活到今天,肯定會打成右派不可。”這話還真是我在高中一年級說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我是對的!1979年我在北京開全國作家一個會議的時候,中國文壇的泰斗周揚就說過一句話,叫做“魯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門前等沙土。”這說明我沒錯啊!可是批我的文化大革命大字報上牆了——我知道我的災難到來了。

六天以後,《十六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下來了,不準學生斗學生,因為毛澤東發現,他靠他的紅色二代們不可能造他們父親的反,他必須把不明就理的、不懂事的、充滿著熱情的、崇拜著他的廣大大中小學學生全部發動起來,才能打倒心中的走資派,也就是實行他的黨內的大清洗。

這樣我才算是跳脫了。很多人跟我說文化大革命怎麼好、怎麼不好,我說那不用說了,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的父親、母親都被趕回老家了,我自己孤身一人在北京。

我的父親:位至督學、選擇歸隱、被打成右派

我父親是中學教師。1949年以後,他想歸隱,他本來地位挺高,可他不太願意配合共產黨的政府,給他大學校長他都不做,他選擇歸隱了,回到老家蕪湖,就找個中學教師做了。

中共建政前他做過大學教授,做過校長,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督學。他是抗戰時期帶領學生到大後方,全體安徽學生變成國立第八中學,他是這個學校的負責人。後來因為他做得很好,然後調到教育部。在那個社會裡,由於他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吧,他是傾向於共產黨,支持共產黨的,救了很多共產黨,大共產黨、小共產黨,他救了很多。但是沒想到,解放以後,共產黨還是把他打成個右派。當時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叫他去台灣他都沒去,就這樣一個人。

所以我們家庭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這是我自己個人的經歷。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希望之聲本台節目製作人方偉採訪報道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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