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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清華·人性

開篇

1966年六月初,筆者還在北京北部的延慶縣參加“四清”,毫不知曉當時的清華園以及全北京已經翻了天。我們奉命草草結束工作,撤回學校,才發現校園裡到處是大字報,已經“開了鍋”。

筆者自中學到大學,一直到當研究生,都是屬於“政治覺悟低”、“思想後進”的學生之列。不僅中學時未加入共青團,到了清華後,在班上也是從後面數的。好不容易三年級時被同學又拉又推入了團,此後就再沒什麼長進。因此,雖然已貴為研究生,“四清”時在延慶劉斌堡大隊第四生產隊,還是給一位女大學生當了下手。那時候,我在政治上十分幼稚,除了努力學習,緊跟“黨的方針政策”外,從未有過其他的想法。

在劉斌堡的九個月,我對農民生活之苦有了直接的體會。那裡的農民在地里勞累了一年,除了分得一些小米(當地主要糧食作物)、玉米和紅薯之外,別無他物。由於各家分得的小米不多,一般都不吃小米燜飯,而是吃“撈小米飯”。就是把小米放在開水裡煮幾分鐘,沒有完全熟就撈起來,放到盆里壓壓緊,就成了飯。由於小米未熟,吃起來很粗,不消化,吃不多,但比較耐餓。煮小米的水還要留下來餵豬。那裡不種油料作物,很少有食油。自養的豬由於沒有糧食餵養,一般比較小。小豬養大後,農民自己不能宰殺,都要賣給國家,所以一年到頭很少見到飯桌上有肉吃。過年前,生產隊殺豬要經上面批准,這樣農民才能有一點豬肉過年。

我們工作隊員每天到一戶農民家(地主富農及其子女家除外)吃派飯,按規定交給他們飯錢和糧票。對農民來說,錢和糧票是個寶,他們可以到附近的國營糧站去買點麵粉。我們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粥和小米撈飯,偶爾能吃一頓紅薯小米燜飯或者用黃粘小米(當地稱為黃米)做的餅子,那算是大大改善了。每戶有一點自留地,種點蔬菜,如大白菜、瓜豆之類,數量很少。平時吃的就是自家腌制的酸白菜和鹹菜。春天菜荒,大家只得到剛開凍的地里去挖野菜,如蒲公英的幼苗。農民每年的收入就靠生產隊賣給國家的公糧、餘糧得到的一點錢,按照各戶積累的“工分”進行分配;再加上賣豬、賣雞蛋給國家後的一點錢,來買點布、油、鹽等生活必需品。

延慶的冬天很冷,農民燒炕用的是生產隊分下來的玉米桿,那哪夠呢?因此每到入冬,年青男子都要到山裡去砍柴,當地人叫“卧柴”,一去好幾天,帶上驢子、乾糧、鋪蓋,吃住在山裡,然後將打好的柴讓驢子背回來。我沒跟他們一起進山砍過柴,但其艱難程度完全可以想像。但是即使是這般困苦的生活,上面還要批判資本主義,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讓搞副業,更不讓開工廠。大隊原先有一個小廠,用山裡的一種灌木枝桿做成農民抽煙用的煙桿,我們叫它桿廠。當地沒有其他小工業,桿廠多少能給大隊賺點錢。四清工作隊進村後就要批判這個“資本主義”的東西,把主辦桿廠的大隊長作為四清運動的批判對象。

延慶四清的經歷,對農民生活的直接觀察和親身體會,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我也很想為農民做點什麼來改變他們的命運。1968年下半年畢業分配前,我曾寫信給系裡管分配的幹部,希望能到劉斌堡大隊當農民。可見當時我在政治上是如何的無知與幼稚。分配小組自然沒有理睬我,我被分配到江西省南昌市報到,那已是後話了。

回到學校,我被裹挾到文革運動中去。六月下旬,工化系“臨革籌”分部準備召開一個批判系黨總支書記滕藤的全系大會,要研究生班派人發言。滕藤在清華是個典型的“又紅又專”、“雙肩挑”幹部:他是校黨委常委,又是工化系分黨委書記兼副系主任,還給高年級上專業課,又帶研究生。滕在文革初期力保蔣南翔,卻深感大廈將傾、無力回天,最出名的一句話是“覆巢之下無完卵”。我當時是研究生班的小弟弟,才上了一年課,搞了一年四清;其他同學大多是三、四年級的,比我知道得多。討論結果,大家決定批判滕藤的“反動學術權威”。記不得哪位同學提出了“28學時”的題目,說滕藤在留蘇期間曾修過一門課,只上了28個學時,回清華後就開了這門課,可見他不學無術。其實這個“28學時”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解讀,那就是他悟性好,有較強的自學能力。所以這種“批判”如同其他無數的文革“批判”言論一樣都是經不起深究的,甚至是不講道理的。

稿子寫好了,要派一個人上台發言。班上黨員不少,出身好的也有,但不知咋的,陰差陽錯,我被推選去發言。本人一貫很怯場,最怕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但那時不知怎的勇氣上來,也就答應了。在全系大會上,這個“28學時”的簡短髮言居然博得了轟動性的效果,成為批判大會的一個亮點;我也就此開始了自己的文革“生涯”。

工化系研究生班在文革中是比較活躍的,最初以“工化研”署名。在批判工作組時寫了“葉林,給你上點綱就夠你嗆”的大字報。在反王光美時又畫了一組“三打白骨精”漫畫,在校內外頗有影響。那時我們很忙,搞來一部手搖油印機,自己刻蠟板,自己油印,一下印發幾百份傳單。“工化研”後來改名為“不怕鬼”戰鬥組,在團派、四一四派分裂時,“不怕鬼”也分為兩撥,分別在兩派中起過比較重要的作用。

筆者後來參加了唐偉等人發起的“八八串聯會”,之後又加入了“天安門縱隊”,最後加入四一四派,參加了該派早期的重要活動,並主持“四一四廣播台”的工作。武鬥開始後我淡出運動,但仍留在校內;最初在科學館,後來轉到東區主樓,在電機系館三樓的一間實驗室里住了兩個月。實驗室的窗戶正對著隨時會有冷槍打來的9003大樓,晚上不敢開燈,一直到7月27日工宣隊入校結束了武鬥。

文革,人治社會的頂峰

文革期間,我們這些“紅衛兵”造反派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領會”(實際上是猜測)、如何緊跟“中央領導精神”。所以除了對人民日報等中央報紙的文章、社論逐字逐句進行研究之外,就是收集從各種渠道獲得的小道消息;對中央首長的講話,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都奉為聖旨。但是後來慢慢發現這些“中央首長”自身也不可靠了;今天還在給群眾大講文化革命的大道理,明天就可能變為階下囚。文革初期,陶鑄一下子從廣東省、中南局上升為中央首長,代表中央到處講話,但很快被打倒了,一下子銷聲匿跡;王(力)關(鋒)戚(本禹)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曾一度紅得發紫,卻一下子變成了“小爬蟲”;楊成武也一度大紅大紫,發表“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卻在一夜之間成為楊余傅反黨集團的成員;而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理論權威陳伯達,也同樣沒能逃脫被打倒的命運。綜觀整個文革史,就像是一場大型的木偶劇。木偶們在台上表演,都戴著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講著那些千篇一律的話。我們就是當年台下的那些觀眾,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後面的真面目。木偶們像走馬燈似地被換上,又被撤下,由一隻巨大的手操控著,這隻手的主人就是我們頂禮膜拜的“偉大領袖”。木偶劇中的每段劇情,每個角色的最後結局,都要取決於“偉大領袖”的一句話、一個指示。即便在他行將辭世的瀕危階段,即使連言語都難以表述完整的時候,他所說的一字一語仍然是聖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歷史慘痛地告訴我們,文革是人治社會的頂峰,中華民族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難。

不幸的是這樣的文革遺風一直沿襲至今——雖然不可能再有毛當年那樣的絕對權威,但人治的制度並沒有根本改變。

現在從上到下,大大小小的“幹部”,都由“上級”任命,所以他們最要緊的是對上級負責,而不是對平民百姓負責。因此官場上就出現了斥責記者“你是在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官員。許多幹部還是戴著一副假面具,以正人君子的面孔,重複著千篇一律的官話。但是,他們的面具一旦被扯下,人們就會發現原來是一夥腐敗透頂的骯髒貨色。正因為長期以來,許多官員都戴著假面具,人們無法知道他們的真面目,也很難聽到他們的真心話,故而有一段時間,各種各樣的“謠言”、小道消息在網上大行其道,嚴重影響了政局的穩定,更激起了民眾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如何改變沿襲至今的幹部制度,將各級幹部的假面具扯下來,將他們的言行舉止放在陽光底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民主選舉。在言論開放、新聞自由的社會,被選舉者不可能有假面具,也不需要有假面具;同樣的,他們的背後也不會再有一隻操控的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真正需要對其負責的是那些握有選票的選民。這才是“權為民所賦”的基本形式,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方向,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邁開第一步。

清華文革的缺失

對清華文革的反思,除了要對文革期間在清華園內發生的事件做出客觀的、以事實為依據的調查、分析之外,還要將這段歷史放到全國的大背景中進行分析和思考。

“清華文革歷史是全國文革歷史的一個縮影”——筆者認為這句話也對,也不全對。清華文革中有紅衛兵運動,有打倒走資派,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有保守派,有造反派,有造反派分裂以致武鬥,打死人,又有工宣隊進校並掌權等等,這些都與全國文革相似。但是,據筆者了解,在整個清華文革歷史中,至今未發現有任何一個清華人(學生、教師、幹部等,包括筆者本人)有過對整個文革以及導致文革發生的中共專制體系進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團派和四一四派都贊同文革,都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鬧革命,只是在一些具體的觀點上有分歧。與我們後來所知道的在全國範圍內出現過的如張志新、遇羅克等對文革及專制制度進行批判,以及廣州“李一哲”關於民主和法制的呼籲相比,清華園內一份有分量的文章也沒有。即使自我感覺良好的周泉纓,他所寫的“四一四思潮必勝”也沒有跳出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框框。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清華文革史上的這一缺失,是中共在清華實行的教育方針的必然結果。歷史上,清華有過輝煌,造就了許多大師、思想家。但1949年之後,通過多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尤其是反右鬥爭,將一大批思想活躍,精神自由,敢抒己見的優秀知識分子戴上了“右派”的“緊箍咒”,有的甚至被關了起來,這樣就徹底肅整了清華的教師、幹部隊伍。再加上有清華特色的“政治輔導員”制度,把人類固有的不同傾向、不同觀點、不同思維方式,都整合到一個統一的“黨性”模子中,使人人都做黨的馴服工具,做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六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階級路線為綱的招生方針,將出身不好、調皮搗蛋、思路出格的學生關在門外,對收進來的學生進行清華整套教育制度的整合,把他們原有的一點稜角也給磨平了,使之根本不會“thinking outside the box”(直譯:在盒子外想問題)跳出框框思考問題。所以文革之中兩派鬥來鬥去,打來打去,也不會跳出毛澤東的手掌。

正因為清華教育體制的這一特點,培養出來的學生也都帶有了這個印記。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人們津津樂道地炫耀有多少清華人當上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多少人當上了部長等等。但是這些“貴人”都沒能走出“維(持)現(狀委員)會”的圓圈,最多當個“維現會”會長而已。

筆者認為,清華文革史中最主要、最重要的階段實際上是從1966年夏到1968年末這短短的兩年時間。之後,遲群、謝靜宜為首的“工宣隊”完全控制了清華,那場半自發的群眾運動也就完結了。在校學生大部分“畢業”離校,走向社會。此後幾年,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回顧和反思當年的文革運動。筆者在離校之後逐漸接觸社會,同時與昔日的“戰友”保持聯絡,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對我而言,最深刻的“政治啟蒙”莫過於1971年林彪事件後公布的“571工程紀要”。“紀要”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進行的揭露和批判,真是句句擊中了要害,喚醒人們去思索,去質疑。於是我們開始認識到文革的真實面目以及毛的政治圖謀。

據筆者所知,對文革及中共制度有真正反思的清華人,最有代表的是羅徵啟和W先生。羅徵啟在文革中飽受迫害,文革後出任深圳大學黨委書記。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態度明確,即使罷官仍堅持不屈。W先生曾任“四通”總裁,1989年學運中支持學生,六四之後被迫流亡法國。九十年代初來美訪問期間,曾到筆者所在的大學演講,近年還時常發表一些很有見地的評論中國時局的文章。他們真正體現了傳統清華人的風骨與良知。

對清華而言,若要重新鑄造歷史上的輝煌,必須摒棄過去幾十年的“教育為政治服務”,“政治輔導員制度”等方針,重新提倡清華原有的“精神自由”的學術民主風氣;同時摒棄幾十年來實行的“清華人執掌清華”這種人才內循環的潛規則,打開大門,禮賢天下,這樣才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

文革與人性

文革初期引用最多的毛語錄有: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世界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在“無法無天”的“偉大領袖”這些語錄的煽動下,人類本性中醜惡的那一面被一下子釋放出來,於是我們看到了文革中一些最為恐怖、最無人性的行為:一群十幾歲的男女學生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皮帶、木棍抽打自己的同學、老師、校長,甚至將其致死;一群“貧下中農”將一些地主富農及其子女統統殺死,從肉體上消滅;眾多家庭中夫妻互相揭發批判,兒子批鬥老子,甚至大打出手,將其肋骨踹斷。這些違反人類道德乃至基本倫理的行為,都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還冠之名為“紅色風暴”。

即使在“精英”聚集的“最高學府”清華,文革初期也發生過由一些高幹子弟操縱的“清華紅衛兵”,聯合了2000多名中學紅衛兵,開進清華園,推倒二校門,將大批教授、幹部抓來,運磚搬石,隨意抽打,甚至把他們關進階梯教室毒打的824“紅色恐怖”事件。此後,隨著造反派分裂,毆打、綁架事端迭起,甚而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百日武鬥。團派一些極端分子在八達嶺三堡私設監獄,隨意綁架學生、幹部,將他們投入“監獄”;甚至綁架與清華毫不相干的羅徵啟的弟弟,令他窒息而死;團派槍手從9003大樓對剛從外地返校,路經主樓廣場的女學生錢平華瞄準射擊,開槍致死。一直到7月27日那天,當工宣隊進校制止武鬥、收繳武器時,竟然遭到一些極端分子的瘋狂抵抗,幾百名工人倒在了血泊之中。後人怎能想到,這些泯滅人性的罪惡行徑,當年就曾發生在我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之中。

該如何從社會學、心理學方面來看待文革中發生的人性變異的現象呢?筆者對此有一些淺見。

關於人性可以有許多的觀點,許多的爭論。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性本惡”之爭。筆者認為,兩者都有道理,兩種現象都有存在。人類的每一個個體,由於天性(天生即具有的)以及後天的環境、教育因素等影響,一種人生性善良,不願或不忍加害他人;另一種人生性凶殘、好鬥,為了某個目的,不惜加害別人甚至致死也在所不惜。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無論是過去的封建社會,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時代,由於社會道德、法律紀律的約束,人類本性中醜惡的一面往往不容易顯現出來,很少會有大規模的、普遍的殘忍事件發生。但是,一旦出現了譬如文革這樣毫無道德倫理、毫無法律約束、無法無天、瘋狂躁動的特殊時期,人類本性中最為醜惡的一面就會完全暴露出來,肆意宣洩,於是就會發生現在人們所無法理解的,最殘忍、最無人性的暴行。

人的善良的本性,造就了歷史上一批聖人,如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而人的兇惡的本性,也造出了殘忍的暴君、殺人犯。古代中國的秦始皇,近代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二戰戰犯,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前蘇聯的斯大林,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等等。毛澤東從不隱諱對秦始皇的好感,自比是秦始皇加馬克思。為了實現所謂的“共產主義天堂”,他高舉“三面紅旗”,不惜餓死幾千萬農民。為了實現世界共產主義“大同”,消滅資本主義,他可以讓幾億中國人以死為代價。為了維護自己的帝位和權力,他對幾乎所有與他一起戰鬥,共同建立了共和國的黨內外合作者施加迫害,令他們倒的倒,死的死,一點憐憫都沒有。毛比其他暴君更進一步的是,他還要在人的靈魂、人的意識方面摧毀敵手,讓他們恐懼,不敢說話,讓他們被迫說假話;為了生存而去“告密”、揭發、出賣自己的朋友甚至親人,最後達到他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統天下”。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和柬共就是在毛和中共的教唆和支持下,短短兩三年里就消滅了全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許多社會精英,造出了世界前所未有的白骨山。生性殘忍的人,如果只是一個平民百姓,最多也就殺死幾個人,幾十個人,如一些連環殺人犯。但如果是一個國家首腦,一個掌管了國家和軍隊大權的人,那就是人類的災難,成千上萬的人就會死去,人類的歷史就有可能倒退。因此,越有權力,越有地位,就越要頭腦清醒,越要有人性,越不要輕言戰爭,這才是正道。

毛澤東一貫以“階級性”來反對“人性論”,似乎只要是“先進階級”,就可以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就可以不受人類共同的人性與道德準則的束縛,甚至殺人放火都有道理。正是這種思維,這種教育,造就了文革期間一批高喊革命口號,視他人生命如草芥的青年學生,這是一段非常慘痛的歷史教訓。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實際上,不管什麼階級,其中都有善人,也有惡人。這與階級無關。歷代皇帝中,既有欺壓百姓的暴君,也有施行仁政的明君。農民起義者中,也不乏有一些殺人如麻的魔王。所謂“先進”的無產階級產生過專制獨裁的領袖,所謂“沒落”的資產階級也產生了一批施福於他人的善者,如蓋茨(Gates)、巴菲特(Buffett)這樣的巨富,正在將他們積累的財富造福於全人類。

回過頭來思考清華的文革歷史。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大部分的劇情是圍繞著團派和四一四派的爭鬥,所以我們對這段歷史的分析實際上也繞不過對這兩派爭鬥的思考。

以筆者所見,團派與四一四派的分歧,表面上是激進與溫和的區別,實質上是對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否需要繼續革命的立場的對立。具體表現在觀點上,團派主張“徹底砸爛”,“大翻個”,而四一四派主張“紅線主導”,主張解放佔大多數的好乾部。筆者與沈如槐合寫的大字報“革命小將要勇於為革命幹部平黑”及“什麼徹底砸爛”,就是兩篇代表作。本來出現觀點上的分歧,或不同的主張,這在群眾運動中是十分正常的,可以通過辯論、爭論,求同存異。但是這種正常的思辨環境卻被團派中的一些極端分子所踐踏,最終導致了武鬥的發生。

歷史已經清楚不過地證實了清華武鬥是由誰挑起的。武鬥的發生,加劇了雙方的對立情緒,致使人性中的仇恨、暴烈因素被極大地濃縮、激化起來,驅使各方做出了程度不同的違反理性與良知的舉動。這是今天我們必須反思的。在這裡我想強調的一點是:人性的本質,往往在一些重大事變面前會表露得淋漓盡致。

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對待727工宣隊進校的態度上面。當天,兩派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面對著幾萬名工人開進清華園的客觀事實。當時筆者仍在校內,對工宣隊進校制止武鬥由衷歡迎,如釋重負,覺得這下子真的能停止武鬥了。四一四派完全沒有反抗,主動放下武器,接受工宣隊的管制。與此相反,團派中的一些極端分子卻拚命反抗,開槍投彈,打死打傷了幾百個工人。蒯大富還到毛那裡去告狀,要抓黑手,可見他們是多麼不願意放下武器,多麼不願意停止武鬥。聯想到他們在武鬥之前犯下的種種暴行,人性的善惡不就不言自明了嗎?

人性論的另一方面是人類個性的多樣性。由於各種原因,如先天的基因遺傳,後天的人生經歷,環境,教育等造成了幾乎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個體。有的性善,有的性惡;有的傾向激進,有的傾向保守;有的喜歡冒險,有的安於現狀;有的頑固堅持己見,有的善於折衷求和等等,這都是很正常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只要是在人類共同的道德、法律的範圍內做事,都是應當允許的,都不應受到歧視或者排斥。在當今許多國家中,左、中、右,激進、保守、頑固、折衷都大有人在,相安無事,而且他們都為自己的選擇而自豪。不像在中國,幾十年不斷的政治運動,使得社會上存在著一股“恐右症”:“寧左勿右”,“左”總是好的,“右”總是壞的。這種狀況應當予以徹底改變。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中國當代民主先驅曾經抨擊那些吹噓黨和國家如何團結,如何一致,人大、政協、黨代會如何“完全贊成”,“一致通過”那種橡皮圖章式的投票選舉。這是很值得深思的。現在在一個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之間尚且會有爭吵,會有不同的看法,到了一個國家,那麼多人,那麼多個性,那麼多傾向,那麼多不同的利益,居然會對任何一件事情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豈非咄咄怪事。看看國外的例子: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被人民革命推翻並處死之前,還是以100%選票再次當選。伊拉克的薩達姆也是以100%當選。這些在刺刀底下投票的結果不是很快就變成了歷史的笑話嗎?

文革中的清華,學校黨委、各級組織全部癱瘓,沒有人告訴你要做什麼,要選什麼,也沒有人給你的檔案里寫東西。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己的思想來行動,做選擇。這段特殊時期的個人行為與選擇,是一個極好的研究人性樣本的場合。團派、四一四派分裂之時,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進行選擇。當然大多數人選擇當了“逍遙派”,不再參與運動。真正參與的是少數人,每派也就一兩千人,積极參与的則更少。記得1967年4月15日四一四派衝擊校廣播台,筆者拿著準備廣播的四一四文告,與同伴們沖了進去,為的是要發出被團派壓制良久的不同聲音。行動失敗後,我們聚集在明齋大門外示威。後來隊伍開往主樓廣場,一路上居然有一兩千人陸續加入,最後形成了浩浩蕩蕩的大隊人馬,在主樓廣場發布了四一四派宣言。這就是自由選擇的極好例子。

人是社會動物。每一個人都要為他/她自己在社會上做的事情負責。文革是一場最荒唐,最無人性的事件。人們可以將歷史的責任推到文革發起者毛澤東和他的同夥身上,可以推到當時的社會環境上,但是這並不能解除我們每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

就拿錢平華這件事來看,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對她開槍,這個手無寸鐵的學生,獨自走在主樓廣場上;是什麼原因驅使這個槍手開的槍?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一個曾在柏林牆東德一側守衛的士兵被審判。這個士兵槍殺了一位企圖翻牆投奔西德的東德青年。法官在給這個士兵判刑時,駁斥了那種把責任推到上級命令的辯護。他說即使你是奉命開槍而不得不開槍的話,你也可以而且應該把槍口向上提高一厘米!殺害錢平華的槍手以及下令指使他開槍的人都是罪人,應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裁。

在對文革以及歷史上多次的極左路線指導下的“運動”進行研究和分析時,“恐右症”及與之並存的“左總是好的,至少它的出發點(動機)是好的”這種思維一直存在。在一些人看來,諸如“三面紅旗”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的災難,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因為這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是“革命”的。而只要是以“革命的名義”,即使其後果是千百萬人生命的喪失,國家經濟倒退,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諒的。資本主義的東西,不管其後果如何,也是邪惡的。所以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荒唐的口號。農民在文革後自發進行“聯產到戶”的自救行動,即使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大大改善農民的生活,卻也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復辟”而大加鞭撻。至於“文革”這樣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殘酷的時期,也因為毛出於革命的目的,毛要進行“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新階段,所以其中也有合理的一面,可以理解,可以原諒。難道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搞的以“革命”的名義實行的大屠殺也可以理解,可以原諒嗎?斯大林以“純潔革命隊伍”而進行的瘋狂的大清洗,也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諒嗎?這種“左總比右好”的思維已經給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應該徹底摒棄。毛澤東自己曾主張“動機與效果統一”,現在是把毛的話用在毛本人身上的時候了。

凡是對人類社會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破壞,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經濟倒退的,無論是以什麼口號進行的,都是對人類的犯罪,都應當受到譴責,都應該受到徹底的清算。

紅衛兵運動與農民起義

在團派與四一四派分裂之後,由工化研究生班劉雲清主筆,以“不怕鬼”的名義寫了一份大字報,張貼在二教樓前的大字報欄。此文將紅衛兵運動與歷代農民起義進行了分析、比較。當時這份大字報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但是它的含義是很深刻的。

歷代的農民起義,從秦末的陳勝吳廣到清朝的太平天國,有的失敗了,有的勝利了。即使是勝利了,其結果只是朝代更換,“你下台,我上台”。幾十年到幾百年後,一個朝代被推翻,另一個新朝代又開始。皇帝、朝代更換了,但制度沒有改變。如此反覆,歷經兩千年。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遵循了三民主義,其中的民權就是要把權力回歸民眾。這是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社會的道路。美國自革命驅逐英殖民者後建國幾百年,其基礎就是民權。在一部憲法的管轄下,各級政府、議會都是民選的。民選的總統、議員等統統對選民負責。這個制度保證了社會的穩定發展。雖然在這幾百年中,美國社會經歷過許許多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通過各階級、政府、黨派等方面的抗爭、較量、妥協,逐步得到了解決。即使在現在,社會的不公平,社會的矛盾還大量存在,但這個解決矛盾的機制一直在持續地運作著,沒有發生制度的變革。究其根源,因為這個國家是民眾自己的國家,民眾是主人,不需要換個“主人”來解決社會矛盾。這一本質是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沒有看到的。所以他們預言資本主義社會會因為階級鬥爭而走向衰亡,共產主義會取而代之的結論是荒謬的。近些年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危機雖然也很嚴重,有的國家如希臘社會矛盾激化、動蕩,但也沒有引起革命,沒有制度的改變,就是因為其制度有著自身解決社會矛盾的機制。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被後來的蔣介石改變為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體制。及至毛澤東和中共上台,更將其發展到了頂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打江山,坐江山”,如歷代農民起義建立新的朝代一樣,論功行賞、分封官爵。不管什麼人,革命有功者都分到大小不等的官職,到社會各部門、學校、機關、以至文藝團體去當“領導”。毛澤東更為之正名為“外行領導內行”。

毛澤東在批判“四一四思潮必勝”時說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他就不高興。這正說出了毛和中共政權的本質,實際上仍然是中國曆朝歷代更換時“你下台,我上台”歷史的延續。蒯大富為代表的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圍繞著一個“權”字,公然聲稱造反派要眼中盯著權,心裡想著權;他的如意美夢就是第一步在清華奪權,當上清華第一把手,然後再當上中央委員,逐步向上爬。可是他的南柯美夢被四一四派攪黃了,所以他氣急敗壞,不惜挑起了武鬥,企圖用武力來達到掌權的目的。

文革紅衛兵運動實際上是又一次的“你下台,我上台”。但是與歷代農民起義不同的是:紅衛兵運動實際上是由皇帝發動的造反;不是反對皇帝,而是遵照皇帝的命令,反對他所要打倒的任何“走資派”官僚。當紅衛兵造反派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皇上不再需要他們,就一反掌地把他們打了下去,最後也沒有上台。因為這個台還是皇上和他的親信佔著呢。

中共政權這個“打天下,坐天下”的實質在1989年民主運動時又得到了證實。共產黨打下的江山不能丟失,所以要用機關槍、坦克來保衛。

1989年的民主運動曾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難得的從“打天下、坐天下”到民主法制社會轉變的機會。可是當時大權在握的鄧小平並沒有民主的素質。他沒有像蔣經國那樣從一個專制者到一個結束專制、走向民主偉人的轉變,使中國失去了一個極好的機會。之後幾十年,伴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普遍的越演越烈的官場貪污腐敗,形成了龐大的權貴集團,使得歷史的轉變更加困難。

毛澤東的中共政權與歷代皇帝的朝代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只是把皇帝的江山換成一黨的江山,換為黨內眾多頭目及其子女後代的江山。平民百姓還是沒有自己的土地,沒有自己的資產,一切都歸所謂的“國家”,實際上是黨所有。所以我們看到:幾十年經濟發展時期,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黨政官員用“國家”所有的土地為資本發了橫財,中飽私囊;而另一方面眾多平民百姓為了保護自己僅有的一點點生存權益而拚死抗爭的悲劇。

1989年民運及六四鎮壓之後,有不少人評論“學運領袖”們的表現,認為這些“學運領袖”比共產黨的幹部好不了多少,也許更糟;如果這些“領袖”上了台,中國可能更糟糕。這些評論的出發點還是那種“你上台,我下台”的思維,以為民運的宗旨就是“你下台,我上台”。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理解。89民運的偉大之處在於她力圖以民主來取代專制。在天安門廣場樹立的民主女神的塑像就是一個象徵。中國近代的民主力量有過幾次抗爭。1957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間就有過不少要求民主的言論,如反對“黨天下”的一黨專制等,後來被毛的反右完全鎮壓下去。百萬右派,其中不乏有民族精英被打入了另類。1976年清明節的天安門事件,民眾以悼念周恩來,影射四人幫和其後台毛澤東,又被鎮壓了。1978年到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早期為鄧小平的復出出了力,後來卻被鄧小平打下去。1989年的民運是一個民主運動的最高潮,當時幾百萬人口的北京竟然有百萬人上街遊行,要求民主,反對貪官。只要看看“人民日報”這個一貫是共產黨嚴格控制的喉舌,居然也有大批的記者、編輯打著大標語上街遊行的情景,以及人民日報當時排版及內容的改變,就會感到這股民主潮流的洶湧澎湃。

如果89年民運沒有被鎮壓,但其後果是一些人上台,一些人下台,整個制度沒有改變,那會是更大的失敗。

如果我們對當年的“民運領袖”逐個分析,他們之中也許沒有一個真正的領袖。這也難怪。他們當年只是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如果他們上台,不見得會比當時的領導者好多少。但是,這場偉大運動的宗旨不是簡單的“你下台,我上台”,而是要思考制度的變革,要讓中國走上民主、自由的新道路。

上面提到的那份關於紅衛兵與農民起義的大字報,在當時的條件下,自然沒有可能指出如何走出歷史上農民起義改朝換代反覆循環怪圈的新途徑,這是歷史的限制,也是我們當時認識水平的限制。

筆者來美國之後,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知道的歷史資料,才進一步看清了國內幾十年來隱瞞歷史,篡改歷史,編造謊言,文過飾非的真面目。另一方面,通過對美國社會制度的觀察與體會,筆者也深深地感受到只有遵守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走民主法制的道路,才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人民共和國,融入世界文明,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

結束語

文革十年,在“破四舊”、“徹底砸爛”等口號下,無數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被破壞,無數家庭被抄砸,大量文物被毀壞,許多文化人士被迫害,中華民族幾千年沉積下來的文化瑰寶遭到了空前的洗劫。

世界歷史上有過多次文化破壞事件:由一個民族、一個宗教去破壞、摧毀另一個民族、另一個宗教的文化。但是,沒有一個民族會自己去摧毀自己幾千年來博大精深的文化——除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即使當年的德國和日本,法西斯政權大行其道的時候,也沒有走到摧毀自己文化的地步。斯大林的暴政雖然凶殘,也沒有砸爛俄國的文化遺產。

清華文革,曠日十年,是一場有兩萬多師生員工參與的運動,是清華百年歷史中非常特殊的一章。對於文革歷史,尤其是清華文革的歷史研究,包括材料的收集、整理與分析,是清華人的一份歷史責任。我們需要用歷史的眼光,以客觀公正的立場和方法,來進行梳理和分析,為後人提供一份有價值的總結和教訓。

但是遺憾的是,文革研究在中國大陸仍是一個禁區。不僅無數的文革歷史資料被封鎖,許多研究結果、當事人的回憶都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中國的年青一代對文革一無所知,許多當事人已凋零離世,即使我們這些當年的年輕人都已步入老年。這種禁錮、封鎖是對歷史的繼續犯罪。所幸的是,在世界各地還有一大批學者在從事文革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在香港、台灣等地還能自由出版關於文革的書籍、雜誌。

筆者謹在此向對本文作過寶貴指點的多位朋友致謝。

2013年8月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原載《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5年)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歷史拒絕遺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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