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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驚人了 國安部間諜案只是中南海大案副產品

——橫河:國安部間諜案和近期重大事件的關係

國安官員李鳳智退黨。

編者按:2019年2月27日博訊老闆韋石在他自己的推特上污衊阿波羅網是江蘇國安運營等。阿波羅網要求韋石提供證據或調查報告,並提交給美國聯邦調查局。

阿波羅網批駁博訊老闆韋石誹謗本網是國安運營 並將以行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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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阿波羅網2012/6/7轉載希望之聲橫河專訪

原文如下: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上一周國際上關注的一個焦點就是剛剛曝光出來的中國國家安全部間諜案。這個間諜案曝光的時候正是中共高層政治地震,“陳光誠事件”使得中美關係處於非常微妙的敏感時期,因此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間諜案簡單回顧

先把事情簡單的回顧一下。最先報導這個案件的是香港的媒體,在香港的《東方日報》5月26日報導說,國安部有一位副部長的秘書早年在香港就被美國情報部門設局,設了美人計,遭拍照勒索,成為間諜,今年年初落網。說這個案子牽涉到了350名官員,高層震怒,這個副部長已經停職了。

6月1日,路透社從香港報導,說這位副部長的助理是在一月份到三月份期間被捕的,他被懷疑已經向美國提供情報很多年了,提供的情報就包括政治、經濟和戰略情報。這位助理說是收到了數十萬美元的報酬,現在說他的上司副部長也被停職並接受訊問。這是路透社的報導。

同一天晚一點的時候,《紐約時報》對這件事情進行了進一步的追蹤報導。《紐約時報》有自己的消息來源,他和某些消息來源核實了這件事情,所以他不僅證實這件事情發生了,還發掘出更進一步的內容。《紐約時報》的消息來源說,對這位間諜的拘留是和薄熙來案子曝光所引發的一系列調查同時發生的,調查是由中共最高領導層批准進行的。

現在還不清楚這個間諜案和其它的調查之間有沒有關係,但是這個報導提出了,今年早些時候,中共高層曾經禁止了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學者、研究人員出國訪問。有人說,這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和國家安全部有關係,禁止出訪的理由是情報泄露。《紐約時報》同時還提到了,上一次發生的重大間諜案同樣是國家安全部的俞強生。

大家知道,中國的國家級對外公開的情報部門就是國家安全部,當然也有一些其它的,比如說軍隊的總參二部、三部,還有其它的一些情報部門。國安部是把以前的中央調查部和公安部一局的大部分,以及一些其它小的情報機構合併了以後,在1983年組建的一個新的部,這個部是歸屬於國務院。組建不久,就在2年以後,1985年就發生了俞強生叛逃美國的重大案件。

俞強生是俞正聲的哥哥,俞正聲就是現在的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俞強生當時是在國安部負責美國情報,他是北美情報司司長和外事局主任,他提供給美國公開知道的最重要的情報,就是揭露了中共在美國最重要的間諜金無怠。

金無怠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分析員,也有人說他是什麼亞洲問題的主任,他可以接觸到最機密的情報。據說他從1952年開始到退休的1981年,一直在給中共提供情報。81年退休以後,他仍然擔任中央情報局的顧問,經常給出主意,還能看到一些文件,所以提供情報的時期甚至很可能還要向後延長。金無怠據說是周恩來直接派遣的間諜。按說,俞強生的級別不能接觸到有關金無怠的資料,但是俞強生曾經擔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這個身分使他得以接觸到最機密的資料。這個事件發生以後,國安部的首任部長凌雲被解職。

信任和效忠危機

對於這一次間諜案我覺得分析起來的話,要遠遠超出所謂的間諜和情報戰,更重要的是中共整個體制面臨的一個體制內人員效忠的問題。而情報人員由於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外面,就是出國,接觸到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以至歷史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情況,因此更容易引起內心的衝突。

首先我們來談一下意識形態的問題。在間諜當中,最難識別和危害最大的一部分間諜往往不是由於錢的原因當間諜的,而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主動當間諜的。當然他當了間諜以後,可能後來會有一些報酬,但是他的開始的出發點並不是金錢。這種間諜比較容易出現在特定的時間在特定的事件當中,比如說金無怠,如果說他確實是1944年被周恩來派遣打入美國情報系統的,那麼他就屬於這一類。

這些人相對來說不容易被發現。中共早期一直到文革結束,它不缺這一類人當間諜,因為畢竟是打江山的時期,文革之前還是繼續革命的時期,這種時期比較容易吸引一些以意識形態來投靠中共,或者是在對方的陣營裡面從內部向中共提供情報。但是文革結束以後,中共它自己的意識形態崩潰了,而它自己後來又樹立起來的一些意識形態,它的表現就顯得自我矛盾。

首先,革命不再被推崇了,而它的理論系統就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江澤民時期它只有三個字三個字往外蹦的份了。這種價值觀到了開放以後,和外面一接觸的話,中共的價值觀和人類的普世價值一對比,它立刻就敗下陣來。這對於外派的間諜而言是致命的。如果說他不能夠在思想上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個理由,有一個拿得出手的能夠說服自己,也能夠說服別人的理由的話,他要堅持下去是很困難的。我認為對於中共的間諜而言,這種最不容易叛變的以固守意識形態為主的這個類型的間諜現在基本上已經絕種了。

沒有了意識形態的支撐以後,還有什麼替代品呢?在中共的這個系統裡面它的替代品就是“國家意識”,就說為國效勞。這裡其實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它也存在問題,就是國家層面和政權層面。在民主國家,因為它的政權是民選的,因此它的國家和政權是統一的,它的情報人員效忠國家和效忠政權,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衝突。如果說他要出問題的話,他會出在其它方面,但是很少會出在為國效勞這個方面。

但是對中共來說的話,這兩者它是矛盾的,就是說這個國家和這個政權不是一體,而且往往它們之間有衝突。中共它的替代方式就是用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方法,但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它可以煽動一部分人,尤其是煽動一部分年輕人,或者是信息不完全的人,但是對於間諜這一類專業性很強的職業來說的話,它的作用相對就比較小了,而往往更需要的是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就是對國家的效忠。

在這裡,效忠中共和效忠以文化歷史傳統為特徵的國家,這兩者是對立的。如果一個人真正的想效忠國家,他就一定會對效忠這個異教政權產生懷疑,至少在間諜當中會有一部分人,能夠獨立思考的他會這樣。在外派間諜當中,因為他接觸到了自由信息,所以這一方面的問題會比一般人更明顯、更嚴重。

也就是說中共的特點和它為了它自己的政權,它去反對、去否定和割斷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這種做法使得一般國家的國家意識沒有辦法直接轉變為對政權的效忠,或者說短暫的轉變為對政權的效忠以後,很快的當人們有了信息以後,看到全面的信息以後,他這個轉變就沒有效果了,尤其是在當前這個大的形勢下。當前什麼是大的形勢下呢?就是國內的民眾,全社會普遍懷疑並且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

那麼沒有國家民族意識怎麼辦呢?它就只能用“政權意識”來代替,在這一方面同樣存在問題。這個黨和這個政府的主要官員,特別是高官,他們正在把大筆資產和他們的家屬轉移到國外去,對於需要用政權意識來保持忠誠的間諜而言,這個是打擊他們士氣最有效的工具,比任何外來的拉攏或者威脅更有效。情報機構的人員對這些情報了解很多,他們更不會相信喉舌媒體的宣傳。

要知道前蘇聯的改革最開始的就是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是什麼人?他是克格勃的頭目,因為克格勃當時作為蘇聯的情報機構,最了解蘇聯真正的弊端和問題在哪裡,而且他們知道不改就會崩潰,他們不是說真的就特別喜歡改,而是說他們沒有辦法,他們最了解內情。其實中國的情報人員也一樣。

在國家意識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對間諜的態度。在冷戰時期,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對於自己的間諜總是非常重視的,一旦自己的間諜被抓以後,往往是用間諜交換的這種方式把自己的間諜換回來,這個不僅僅是為了間諜本身,也是為了其他從事秘密工作的己方人員的士氣,為這個考慮他也得這樣做。因為間諜獨立工作在敵方陣營裡面,他被抓的機會很多,一旦被捕,唯一得救的希望就是自己的政府出面營救,這個對於這個國家的間諜都有示範作用。金無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金無怠被捕以後,他提出希望中國方面來營救他,但是中方一口就回絕了。當時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金無怠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編造出來的,中共政府愛好和平,從來沒有向美國和任何其他國家派遣過任何間諜。中共政府不會承認這件反華事件,也不認識這位自稱是中國間諜的金無怠先生。這就把金無怠給一口回絕了。金無怠在絕望之餘,這位最成功的間諜在判決之前在監獄裡自殺了。當然有不同的觀點,也有人認為他不是自殺的,可能是被殺的,但這個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沒有關係。

從這一點和其它的案例可以證明,中共從來就拒絕承認任何被捕間諜是它派出去的,是跟它有關的,這一點是不爭的事實。在世界上完全否認自己的間諜,而且從來不救自己的間諜,這樣的國家可能不多,但中國就是一個。這種作法肯定的不會去增加對外派遣間諜的忠誠度,就是對中共的效忠程度。

這些都排除掉以後,可能剩下的手段就不多了,無非就是物資獎勵和誘惑。對於中共這個徹底的唯物主義政黨來說的話,現在能用的也就是金錢、物資了。金錢物質在收買別人的情報的時候,也許是有用的,但是要用它來保證自己間諜的忠誠就會有問題,因為現在國內整個官場是腐敗的,全國都向錢看,情報部門絕對不能倖免,就像軍隊也不能倖免一樣。錢可以買來短暫的表面的忠誠和情報,但是更多的錢也會買走他這個表面的忠誠和情報,這個是中共自己推行的政策造成的,是中共自己的思想體系,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體系造成的,沒有治療方法。

據說這次的間諜案就是開始於這個情報官員被美人計收買,拍照敲詐。你要想到在中國的官場上,包二奶、三奶,甚至更多一直到一百多,這種情況早就是中國官場的常規操作了,如果用這種方式就可以得到重要情報的話,那麼中國大陸如果人家想得到,還有什麼情報會得不到呢。

微妙的中美關係

下面我們就看一下通過這件事情看到微妙的中美關係的問題。《紐約時報》的文章提到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說這件事件可能會加深最近一系列事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這一系列事件主要是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和陳光誠事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我們先看王立軍,當這個中共的警察英雄王立軍受到生命威脅的時候,他選擇的不是向警察頭子周永康求救,也不是向黨中央或國務院領導求救,而是直奔美國領事館。如果說僅僅是為了保命,那麼還情有可原,但是他不是空手去的,他帶去了資料,這個資料就有別的意思了,就不僅僅是為了保命。

現在至少已經知道的資料,就包括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人海伍德,這是被中方證實的。王立軍2月6日進入領事館,7日第二天美國就通知了英國,一個星期以後英國政府正式向中國提出來重新調查海伍德的死亡案,這是被中方承認了的情報。沒有被中方承認的,還包括薄熙來和周永康合謀篡權的這種說法,這種資料。按照這次所謂間諜向美國提供情報的說法,就這個間諜是提供了政治、經濟和戰略情報,王立軍給美國提供的資料屬於哪種類型?如果說這個資料是講薄熙來和周永康合謀篡權的話,它就是政治情報,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政治情報。

中共一直把最高層的權力鬥爭當成是最高機密。趙紫陽下台的最終原因之一,就是在和戈爾巴喬夫會面的時候,暴露了中共最高機密,說是政治局有一個協定,就是“重大問題請示鄧小平”,這句話裡面就包括了兩個最高機密,一個是鄧小平垂簾聽政、干政;第二是趙紫陽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的不滿。最終這個導致了趙紫陽的下台,這是原因之一。

我們再來看一下陳光誠。陳光誠是一個在中國社會當中正好和王立軍處於兩個極端位置的,他是一個盲人維權律師,而王立軍是一個警察英雄,專門打維權律師的。當陳光誠逃出家鄉維穩系統的層層圍困,到達北京,居然在中國大地上找不到一個安全藏身之處,朋友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唯一在中國土地上安全的地點是美國大使館。

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共的高層,不管他屬於哪一個派系,是哪一朝元老,要找到他們當中的共同點的話,恐怕就是所有的高層領導都是美國或者是西歐名校的學生家長。就連高級五毛這個級別的最著名的反美人士司馬南,他也樂不顛顛的往美國跑,當然他來美國不是來反美的。

美國有自己的問題,有的問題還很大。但是中國的情況是,中共建政以後,樹立了一個最主要的敵人就是美國。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巨大反差和衝突,他進行了60年的反美宣傳,到現在為止在中共的宣傳裡面還是說以美國為首的反華勢力,還是這麼說,這個說法從來沒有改變過。但實際上朝野其實是有驚人的一致。

作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人,他們相信美國的價值觀,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問題,但是反民主自由人權的當政者卻也是如此,當他們有權有勢的時候他們送子女去美國,當他們失去權力的時候自己跑美國。我覺得這是間諜案,如果我們分析下來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的背景是什麼?!

間諜案和薄熙來周永康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間諜案和薄熙來、周永康的關係。《紐約時報》的文章他援引消息談到,對國家安全部的調查是和調查薄熙來案件幾乎同時進行的,或者說對薄熙來的調查立即就延伸到了國家安全部,而調查的方向在《紐約時報》這篇文章裡面說的非常明確,說一些中國官員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還有就是腐敗。

什麼是國家安全機制?在《紐約時報》的文章裡面他的原文是SECURITY SERVICES,就是指所有的安全部門,其實就是中央政法委的管轄範圍,而且不僅僅是限於國家安全部。對於這一次間諜的指控和他出賣情報的指控,並不是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所以看來挖出這個間諜只是調查的一個副產品,是一個意外的收穫。那麼他原來調查的目標是什麼?王立軍是一個地區的警察頭子,根本就談不上國家安全機制,但是如果看一下薄熙來案件牽涉到的和國家安全機制有關的內容,我們就不難想像調查的目標是什麼?很明顯的薄熙來是和所謂安全沙皇周永康結盟,周永康原來是選定了薄熙來接班政法委書記,進而取代習近平,這也是周永康在人大會議期間以及之後力挺薄熙來的主要原因。

整個涉嫌謀反的基礎,就是兩大部分結盟,不是說他們兩個個人關係有多好,而是薄熙來他有一個身分,就是部分太子黨領軍人物的身分,而且他具有中共內部理論上紅色接班人的合法基礎,同時他還有唱紅積累起來的政治資本,這個部分和周永康的國家安全機制的准武裝力量結合起來,這是他們二個人結盟的真正的基礎。

這裡又牽涉到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了,涵蓋面很廣,剛才說的周永康用他國家安全機制的准武裝力量做為資本,和薄熙來做為一部分太子黨領軍人物和唱紅的政治資本結合來陰謀篡權,他當然是不適當的使用國家安全機制,但是即使排除這個陰謀篡權的話,這個國家安全機制也是被廣泛的不適當的使用了。

譬如說維穩就是其中之一,官方正式的說法維穩就是公共安全,維穩經費就是公共安全經費,也就是說這個維穩本身就是政法委及其管轄的公、檢、法、司、國安等部門任意擴大權力,爭取部門利益的藉口,也是爭取他們個人利益的藉口。就說這個部門是唯恐天下不亂,沒事找事,小事變大事,大事非得鬧成國際事件不可,趁亂謀他們自己的私利。你像王立軍在重慶的時候,就要自己設計警用車輛,警用設備,自己設計警服,他的採購就必須是在王立軍指定的這些地方去採購,據說重慶一年警用設備的採購就有上億人民幣的漏洞。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間諜案和周永康的關係這個責任的問題。俞強生叛逃事件導致當時的國安部長凌雲下台了,這次案件就按照領導責任制,就一定要追究責任。追究下去的話,就不僅僅是這個秘書的頂頭上司國安部副部長要負責任,國安部部長也有負責任,而且負責整個安全系統的周永康應該負最主要的責任。

因此我覺得這個間諜案在現在曝光出來的話,肯定是有特別的原因的,像在中國這種目前人人向錢看的情況下,出現的間諜案肯定不只這一件,但是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在這個節骨眼上曝光?就像我們以前討論過的,周永康他的下場會如何?這個有一個因素,是誰都不能預料的。

就是從現在到十八大或者北戴河會議之前,會有很多重大事件能夠曝光出來,能夠曝露出來,而且這些事件都會和周永康的安全機構或者周永康本人有關係,這不是哪一個人能決定的,這種突發事件不是人為可以控制的,所以這件事情在現在曝光是非常有講究的,這和在這之前發生的而且還在繼續進行的最高層的權斗有直接的關係,是又一次雙方角力的過程。這個過程最終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那我們隨時再注意觀察,但是這確實是中央政法委系統管轄範圍之內的安全部門一個不可避開的重大的弊端。出事是必然的,什麼時候出事,什麼時候曝光,這個就有講究了。好,謝謝大家。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孫瑞後 來源:SOH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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