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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從中國各地進藏的紅衛兵(二)

「……我喜歡跑,到拉薩沒多久,就和兩個男同學去了日喀則。當時扎什倫布寺已經被破壞了,佛殿都被砸了,佛像呀經書呀等等堆的滿地都是,都是破破爛爛的,不過裡面也有好東西,像小金佛或者肯定是年代很久的佛像,那會兒我要是撿個什麼東西就不得了啦,但不懂啊,不懂哪些是金的哪些是銅的,……我只撿了一個木頭的裝飾品,揣在兜里。"

2001年我兩次採訪過一位文革中進藏的紅衛兵。他叫閻振中,河南開封人,回族,1968年畢業於位在陝西省咸陽市的西藏民族學院。他其實是我當時的同事。確切地說,他是《西藏文學》雜誌的主編,而我曾在《西藏文學》雜誌做過多年的編輯,所以我們很熟悉。就文革話題,第一次如同閑聊,我做了筆記;第二次我則是錄了音的。他是這麼講述那段經歷的:

“我第一次進藏是一九六六年十月,當時我是西藏民院學生,二十二歲。那時我們學校已分成兩派:‘農奴’和‘紅色造反團’。‘農奴戟’得名於毛主席的詩詞中‘紅旗捲起農奴戟’一句,這一派在當時有保守派的性質,以藏族為多。‘紅色造反團’當然就是造反派了,我加入的就是這個組織,以漢族比較多,還有納西族,不過我是回族。

……我們應該說是西藏民院進藏的第一批紅衛兵。人不少,好幾百,光是漢族就差不多兩百,藏族也多,但想不起來有多少了。我們是從柳園坐車進藏的。坐的是大卡車。我們到拉薩的時候,北京紅衛兵早已經到拉薩了,有好幾個學校的。北京來的紅衛兵中也有不少藏族。”

“我們剛到的時候住在功德林那個寺院里,不久就搬到二所了。二所以前叫做‘堯西公館’,是達賴親屬居住的大宅院,這時候是紅衛兵接待站,準確地說,是造反派接待站,包括北京紅衛兵和我們這一幫。‘農奴戟’住在報社的對面,好像也是哪個貴族的房子。我們的主要活動也就是寫大字報,集會,另外就是衝擊區黨委和軍區這一類單位。”

“那時候我們跟拉薩的紅衛兵接觸不算多,多是自個兒學校的在一起,但只要是造反派,就是戰友,比親兄弟甚至比父母還要親,相互之間分享的都是自己最好的東西。那時候的紅衛兵也沒有錢,可以說身無分文,走到哪吃到哪。”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各地紅衛兵的進藏路線,除了從柳園經青藏線到拉薩,還從成都沿川藏線到拉薩。北京人程德美在2005年出版的自傳《高山反應》中,記載了他與六個男生組織“首都繼紅長征隊”,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發,歷時將近三個月,步行五千里的川藏線抵達拉薩的經過。他是北京四十七中的高三學生,其他六人則是北京清華附中學生、北京工業大學學生等。他們在《進藏宣言》中宣稱要“在五千里的川藏公路上,在海拔幾千米的高原上,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種,讓毛主席親自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高原燃遍全國,讓文化大革命的洪流衝擊到每一個角落,讓共產主義思想的火種遍地開花”,從中可以窺見紅衛兵們竭力“鼓動”沿途的“革命群眾”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充沛激情。事實上他們也是說到做到的。雖然回憶並非光彩的往事,作者多的是自我粉飾和緬懷,少的是自我反省和懺悔,但他還是透露,身為“首都紅衛兵”的他們,在那些一聽說北京就像聽見毛主席一樣萬分激動的邊疆民眾中,到底還是掀起了破“四舊”的洶猛浪潮。

另外,程德美轉錄同伴的日記中有一句,在走到進入四川藏區的二郎山林場時,“看見了來自全國的好幾支長征隊”,這表明,當時從川藏線進入藏地發動文革的紅衛兵並不在少數。何況整個藏地還包括已經併入新的行政區劃如四川省、雲南省、甘肅省和青海省的那些“自治州”、“自治縣”等,也因此,不計其數的、各種各樣的“四舊”,有不少確實毀於這一撥撥“大串連”的紅衛兵之手,而由他們“鼓動”起來的當地“革命群眾”大破“四舊”的熱情更是不可小覷。固然,從中國各地進藏的紅衛兵不如本地紅衛兵眾多,但中國各地紅衛兵尤其是“首都紅衛兵”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以下是2001年我在採訪閻振中時,他回憶他作為紅衛兵進藏後的經歷:

“……我喜歡跑,到拉薩沒多久,就和兩個男同學去了日喀則。當時扎什倫布寺已經被破壞了,佛殿都被砸了,佛像呀經書呀等等堆的滿地都是,都是破破爛爛的,不過裡面也有好東西,像小金佛或者肯定是年代很久的佛像,那會兒我要是撿個什麼東西就不得了啦,但不懂啊,不懂哪些是金的哪些是銅的,……我只撿了一個木頭的裝飾品,揣在兜里。

“在日喀則聽人說亞東的風景不錯,我們三個人就又去亞東了。在這之前已經有兩批人去過了。我們一到亞東,就跟當地的造反派接上了頭,住在招待所里。……兩天後我們就去爬山,沒想到早就被部隊給盯上了,用望遠鏡看得一清二楚。幸虧我們沒有往下亞東的方向去,否則肯定會把我們當成偷越國境那一類,那就不是一般的錯誤了。當時邊境上是不準串聯的,不準搞文化大革命的,但不知道亞東怎麼會有造反派。而我們這三個外來的紅衛兵很顯眼,實際上一到亞東就被注意上了,但部隊沒有半點流露,反而說要幫助我們找車,十天後我們坐上部隊的卡車回拉薩了。路過布達拉宮時我還敲車板,說停車,我們到地方了,要去二所。可當兵的回了一句:不行,首長說了,要把你們帶到軍區去。我覺得不妙,可等到了軍區才明白是被抓了。我們被搜身。我的身上除了那個木頭什麼也沒有,幸好沒有拿金菩薩,不然一定會有災難的。

……因為從我們的身上搜不出什麼來,所以也沒怎麼懲治我們,但還是被送到拉薩市公安局給關了將近一個月。我還被審訊我的人打過。他們問我,你們去亞東幹什麼,有什麼特殊使命?我說沒有,就是去玩兒。他們不相信,又說我的態度不對。那當然,我們是紅衛兵嘛。我還說,你們這麼對待紅衛兵將來要遭到懲罰。

……我們被關在一起的都是‘造總’,有北京來的紅衛兵,還有一個東北的女紅衛兵,嘴巴很能說的,記得還有一個本地居委會的頭頭,是個回族。但我們精神還不錯,在外面的戰友們還經常來監獄看望我們,送的禮物都是‘毛選’。記得就是在監獄裡的時候,發生了‘造總’衝擊報社奪權的事情。好像還有摩擦。那會兒還沒有武鬥,但已經在醞釀之中。不久氣候又有利於‘造總’了,於是我們都被釋放了,然後就返回學校了。我們是67年1月底走的,在拉薩呆了差不多三個月。”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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