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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牆運動」及其歷史地位 鄧小平先利用後鎮壓

鄧小平說,「民主牆很好」,「人民有怨氣,要讓他們表現出來」,「大字報是憲法允許的」,鄧是讚賞、支持「民主牆」的。此刻在「民主牆」前聚集了幾萬人在等待這一消息,聽到鄧小平的態度後,大家就歡呼起來,自發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當局從1979年3月初開始鎮壓「民主牆運動」。3月6日,上海市政府發布「通告」,規定不準張貼大字報、不準印刷出售「反動」書刊等,發出了鎮壓的信號。

西單民主牆

“文革”十年是中國極權主義陣發性巔峰(最瘋狂的)時期。在此期間,全社會臣服於毛澤東一人意志之下。西方學者稱有40-100萬人死於這場浩劫[1]。1976年,周恩來之死打破了微妙的心理平衡,一部分城市居民開始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四五運動”暴露了毛體制的脆弱和民眾的普遍不滿,他們第一次要求公開表達自己的心聲。毛澤東死後,中國政治發生了重大轉折。

儘管這一歷史時期距離今天不到30年,但官方對歷史真相的掩蓋、對媒體和出版業的嚴厲管制以及對大、中學校學生的洗腦教育,扭曲了人們對那段歷史的認知。尤其是對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生的人來講,1979年出現的爭取民主自由的“民主牆運動”(海外多稱之為“北京之春”)究竟是怎麼回事,許多人幾乎一無所知。即便有保存下來的相關文字記載,在國內也無法出版或發表。本文根據國內外的相關史料,介紹這一段歷史,希望有助於讀者了解當代中國政治史上一個重要歷史轉折時期所發生的這一歷史事件之真相,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其歷史地位。

一、華國鋒與鄧小平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壽終正寢。隨之而來的繼位之戰以華國鋒的勝利而告終。這一切得益於葉劍英元帥的扶危,沒有葉的支持,華國鋒不可能憑自己的實力排除“四人幫”。“四人幫”的被捕讓北京民眾興奮不已,因為它意味著苦不堪言的左派政治的終結。華國鋒的權力合法性僅僅來自毛澤東的一句話:“你辦事,我放心”。然而,從這句話里華國鋒找不出任何理由來解釋,為什麼要逮捕被稱為“四人幫”的政治局重要成員、尤其是江青──毛澤東的遺孀。按照極權統治的邏輯,如果想去掉政變之嫌,這次逮捕就不得不從意識形態上尋找合法性。換言之,“四人幫”的覆滅應該伴隨著一次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轉向,解除左派的職務就必須宣告“文革”激進政治的終結。

受苦於生活匱乏的所有中國人,包括各級幹部,都厭倦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運動,強烈地期待著改變。但從1976年10月到1977年4月,中國卻沒有任何進步可言,相反,以華國鋒為首的新領導集團加強了毛澤東的強硬路線。這一立場粉碎了那些在“文革”中遭到打擊的各級幹部平反覆職的希望,其中就包括鄧小平。然而,與鄧小平相比,華國鋒顯然不是對手,因為鄧小平在軍隊和高級幹部中頗受擁戴。在黨內和軍方當權者的支持下,鄧小平重新回到權力中心。當時仍然掌握最高權力的華國鋒有兩個選擇:要麼認同當時民眾與幹部的主流看法尋求政治變革,而這會動搖他的合法性來源;要麼作為毛澤東正統理論的繼承者堅持毛的基本路線,但此舉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必然失去部分幹部的支持。前一種選擇對華國鋒來說無異於政治自殺;而後一種選擇則意味著一場危機四伏的政治鬥爭,但至少他不會一開始就輸。因此華國鋒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1976年12月,華國鋒宣布,毛澤東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的偉大貢獻,“文化大革命”是該理論的偉大實踐。毛的這一所謂“理論”是“文革”的意識形態基礎與合法性來源,它培育民眾之間的相互仇恨,教唆恐怖與暴力,既反對黨和政府的各級幹部,又反對知識分子,甚至打擊所有不服從領袖意願的人。它把這種“紅色恐怖”合法化,聲稱貫徹這一觀點的許多滔天罪行都是進步與道德的。當然,灌輸這種意識形態還需要兩種政治手段,一是通過大規模社會動員並利用群眾運動“改造”鬥爭對象,另一手段則是赤裸裸的政治恐怖。這是共產主義極權體制運行的基本特徵。

華國鋒重申毛的這一理論,事實上表明他站到了“文革”捍衛者的立場上。當時黨內高層也存在著要求全盤否定“文革”的壓力。雙方妥協的結果是,中共中央於1977年8月在黨的“十一大”上宣布“文革”結束了,結束的時間以“四人幫”被逮捕的那一天為準。中共中央的正式說法試圖把“文革”的災難性後果歸罪於“四人幫”,同時又不要全盤否定“文革”,因此華國鋒表示,“四人幫”的倒台是“文革”的偉大勝利[2],他甚至在“十一大”報告中宣布,中共不排除在必要時候重新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可能,8年10年以後,如毛澤東從前指出的一樣,可以再來一次。這樣華國鋒所代表的保守勢力就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了鄧小平的頭上。

對鄧小平來說,復出只是重新獲得最高權力的第一步,而華國鋒則是鄧通往這一目標的最大障礙。然而,華國鋒受到毛澤東欽定接班人這一光環以及其作為毛澤東思想堅定捍衛者這一立場的保護。要奪取華國鋒的權力而又不全面否定毛澤東思想這一中共的意識形態支柱,鄧小平就必須與華國鋒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把自己扮演成毛澤東正統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時又需要利用民間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為自己贏得聲勢。當時鄧小平儘可能地團結潛在的盟友,如受到毛澤東迫害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甚至也包括異議人士。1978年在中央黨校副校長鬍耀邦主持下發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和在北京出現的“西單民主牆”以及民間政治活動,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汪東興等保守勢力的政治影響,鄧小平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動權。1980年11月,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鄧小平很快成為中國的一號人物。

二、短暫的“思想解放”

胡耀邦[3]於1977年3月被任命為中央黨校副校長,他於同年7月創辦了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雜誌。1978年5月10日該雜誌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翌日,《光明日報》以“本報評論員”署名刊發。第三天,《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也刊登了這篇文章。文章共分4部分: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該文是鄧小平、胡耀邦及其追隨者的“實用主義”與華國鋒、汪東興等“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的公開交鋒。它部分地否定了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觀點,成為“非毛化”的發端,為給老幹部平反提供了依據,又藉此重飾共產黨的形像。鄧小平得到了軍隊和相當部分幹部的支持,但也遇到了抵制,最嚴厲的譴責來自前中央警衛局局長、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汪指責該文作者冒犯毛澤東思想,有損於黨的領導。汪東興就此事發布了3條指示:1、不要砍旗子;2、不要丟刀子;3、不要來個180度的大轉彎。[4]在汪的話語里,“旗子”象徵著民眾在共產黨治下的認同與統一,這是意識形態需要;“刀子”是專制制度的鎮壓工具;最後一點則是強調要保持對毛的忠誠,至少表面上看起來要使政策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其實,就實質而言,在這3點上實用主義者與教條主義者並無分歧,後來鄧小平對異議人士採取鐵腕政策就證明了這點。1978年鄧小平陣營與華國鋒、汪東興陣營的對壘,其實是借意識形態討論爭奪政治主導權。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口號奪取了政治權力後,鄧小平就再也不允許人們繼續“思想解放”、用實踐這個“唯一標準”來衡量80年代以後的施政。

1978年8月到11月,一些省市領導人與軍區首腦紛紛響應鄧小平與胡耀邦的主張,與他們站到一起。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之間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胡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儘管當時鄧小平在會上表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5]”,3個月後鄧小平就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新的“本本”[6],他成了中國意識形態廟宇里豎起的一尊新神像。

1979年初,為了配合“思想解放”,並鞏固鄧小平的新意識形態的基礎,在官方安排下召開了為時3個月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有數百位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部門的官員參加了會議。胡耀邦以中宣部部長的身份主持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敏感話題層出不窮。與會者的話題從否定“文革”出發,又涉及到破除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同時他們還討論了社會主義尤其是紅色中國的歷史。

後來擔任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的蘇紹智在會上分析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他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應分為3步:一是社會主義過渡階段,這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二是發達社會主義;三是共產主義。由於中共在毛澤東時代規定的解釋拒絕承認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所以蘇紹智的觀點構成了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挑戰。毛澤東原來的秘書、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指責蘇紹智的“階段論”是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尤其是否定中國的制度是社會主義。蘇紹智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只是中國舊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與斯大林的新傳統的一個大雜燴。[7]”另一位意識形態強硬派鄧力群後來也責罵蘇紹智背叛馬克思主義。然而,蘇紹智的“社會主義階段論”後來為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所採納,1987年趙紫陽在他的“十三大”政治報告里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為他的改革主張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化根據。20世紀90年代,官方又正式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說法列為新意識形態的基礎。

當時,鄧小平、胡耀邦的想法是“撥亂反正”,這意味著獲得權力並恢復原有的官僚體系,回到50年代或60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正確道路”上去。鄧小平鼓勵的這種局部“非毛化”為民眾提供了一次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的機會,給共產主義的極權中國提供了一個開放思想的可能。這次“理論工作務虛會”是一些知識分子精神覺醒路上的一塊界標,許多人的大膽觀點顯然超出了鄧小平等新領導人所容忍的邊界。特別是有人批評了50年代的“反右”鬥爭,而鄧小平正是具體指揮那場鎮壓運動的負責人。與此同時,民間異議人士呼籲民主自由的聲音也令鄧小平擔心。於是,他的獨裁專斷的本性再次暴露。1979年3月20日,鄧小平逆當時的思想潮流而動,在一次講話中斷然宣布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講話宣告了鄧小平的政治轉向和他鼓勵的“思想解放”之短命。

三、“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與官方態度的變化

從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兩年多的時間裡,在共產中國尤其是在北京,一小部分年輕人打破極權壓力下的沉默,張貼大字報並印刷發行自辦雜誌,發表獨立的政治見解,他們的影響隨即擴展到中國大部分大城市,甚至包括象貴陽那樣偏遠的城市,對官方組織的關於“思想解放”的討論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最早的大字報是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拆除了,人們就把大字報貼到了北京市西單38路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因此西單的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被人們稱作“民主牆”(下稱“民主牆”)。一開始,大字報表達了人們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之後發展到對當時政治走向的批評,最後則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出版物。這是中國政治異議運動的肇端──其後以“北京之春”之名流播天下。此名源於從牆報發展而來的一本雜誌的名字。與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樣,“北京之春”概括了這場民主運動的精神,代表著人們度過“文革”十年政治苦難之後渴求解凍的迫切願望。

1978年8月,共青團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文革”後復刊的首期被黨內教條派掌權人物之一汪東興下令查禁,因為該期雜誌刊登了1976年“四五運動”參與者韓志雄、童懷周的文章,而此時“四五運動”尚未平反。有人把這期《中國青年》一頁一頁地貼在“民主牆”上,以抗議汪東興的禁令。

1978年10月11日,來自貴州的民間社團“啟蒙社”發起人、詩人黃翔及其朋友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張貼了第一張啟蒙性大字報“火神交響詩”,並散發了他們的油印《啟蒙》雜誌。11月16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明確指出毛澤東晚年犯下了錯誤。11月24日,黃翔在毛澤東紀念堂旁邊的柵欄上寫下了大字標語,“毛澤東必須三七開,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8]。同一天,人們在“民主牆”上讀到了對鄧小平的頌揚。11月25日,一次自發的“民主”會在“民主牆”前舉行。

11月27日晚,鄧小平接見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諾瓦克當日上午10點到“民主牆”前,據當事人劉青介紹(劉青當年是《四五論壇》的負責人之一[9],從1992年12月到2006年1月是總部設於紐約的“中國人權”主席),諾瓦克告訴在場的“民主牆”活動參與者和許多關心“民主牆”的人,他當天晚上會見到鄧小平,你們有什麼要對鄧小平說的話,或有什麼願望和要求,他願意代為轉述。當時在場的人一共提出了20多條意見或要求,包括對“民主牆”的看法態度等,諾瓦克一一記下。當晚10點後,諾瓦克委託一位朋友到“民主牆”前轉述了與鄧小平談話的情況,據介紹,鄧小平說,“民主牆很好”,“人民有怨氣,要讓他們表現出來”,“大字報是憲法允許的”,鄧是讚賞、支持“民主牆”的。此刻在“民主牆”前聚集了幾萬人在等待這一消息,聽到鄧小平的態度後,大家就歡呼起來,自發到天安門廣場遊行。第二天晚上,3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行了“民主討論會”。此後,“民主牆”前的人越聚越多,人們舉行討論會直接批評毛澤東並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思想;隨著言論的開放,禁忌越來越少,話題涉及到民主、人權、法治和新聞自由等,同時也有對無產階級專政、官僚主義、監獄、“文革”時期犯下的迫害與不公、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悲慘的命運等的激烈批評。

幾乎與北京同步,在全國各大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政治活動。從1978年11月11日開始,即興聚會每天晚上都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舉行,聚會者人數最多時達到15萬人。人們討論政治問題與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在激烈的討論中,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口號,“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10]。

由於與“民主牆”相關的活動越來越多,而西單的這塊圍牆場地有限,無法滿足人們張貼和傳播文章的需要,於是“民主牆”的參與者開始組織起來,自行印刷發行民間刊物。12月中旬,《民主牆》雜誌(下稱《民主牆》)創刊,其功能是搜集、保存並傳播“民主牆”上的大字報。12月16日,《四五論壇》問世。月底,文學雜誌《今天》和《群眾參考消息》創刊。1979年1月創刊的民間雜誌還有《北京之春》、《探索》、《中國人權》、《人民論壇》等,在此不一一列舉。

隨著民間雜誌的活躍,各種雜誌的編輯們需要協調行動,以便必要時組織會議、舉行街頭示威或發表聯合聲明,於是由劉青牽頭的8家民間團體組成的“聯席會議”於1979年1月25日成立。我們可以把由“民主牆”大字報發展到民間出版物和民間社團的過程稱為“民主牆運動”。

面對“民主牆運動”,當局的態度模糊且不斷變化,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從容忍變成態度模糊不明,再轉變成鎮壓。從“民主牆”出現到1978年12月底之前是第一階段,那時鄧小平對“民主牆”及相關活動持容忍態度。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鄧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曾多次表示,應該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事實上,鄧小平對“民主牆”的寬容與他在黨內權力鬥爭中的策略需要密切相關。

1978年12月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鄧小平的實用派路線,教條派居於下風,於是鄧小平對“民主牆運動”的態度開始變化。從1978年12月底到1979年3月初,當局對“民主牆運動”的態度變得含混不明,鄧小平不再公開贊成這場運動,但也未加譴責。

那時北京有許多上訪者,要求為他們過去受到的冤屈平反,上訪者之一傅月華是一個商店的員工,1979年1月8日她打著“反飢餓、反壓迫”和“爭民主、爭人權”的標語組織了一次示威。1月18日,傅月華被逮捕。2月8日,“啟蒙社”、“中國人權同盟”、《人民論壇》、《群眾參考消息》和《探索》等群體的成員聚集在北京市公安局附近討論了傅月華案件。他們依據中國的法律,要求當局對此案作合法、透明的處理。同時,魏京生在《探索》雜誌上發表評論,揭露司法機關的壓迫特徵[11];“中國人權同盟”法律研究組也在2月19日寫道:解決傅月華案例的方式“不只是對有關部門有沒有誠意決心完善我國法制的考驗,也是為今後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創造必要的條件[12]”。

隨著民間團體日益活躍以及它們對“文革”受害者當時遭到的迫害的關注,當局從1979年3月初開始鎮壓“民主牆運動”。3月6日,上海市政府發布“通告”,規定不準張貼大字報、不準印刷出售“反動”書刊等,發出了鎮壓的信號。1979年3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民主牆運動”搞得太過分了。3月29日,北京市政府宣布查禁一切形式的大字報和“敵視社會主義、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出版物。同日,《探索》雜誌的發起人魏京生與“中國人權同盟”的負責人之一陳呂被捕。後來,“中國人權同盟”的主要發起人任畹町、《探索》雜誌的兩位協辦人路林、楊光以及“啟蒙社”的一些會員也相繼被捕。在上海也有數十位異議人士被捕。

面對鎮壓和逮捕,年輕的“民主派”繼續組織一系列活動。在1979年4月5日這個“四五運動”紀念日,不少民辦刊物出版了關於“四五運動”的專號。《四五論壇》譴責政府的獨裁行徑,《北京之春》要求政府進行民主化改革,《沃土》在特刊中發表了胡平的文章“論言論自由”。4月8日,《今天》雜誌組織了一次會議,抗議當局的鎮壓活動。其他一些民辦雜誌(如《學習通訊》、《責任》等)在北京的徐文立、上海的傅申奇和青島的孫維邦等人的推動下,從1980年初到1981年4月一直堅持出版。直到1981年4月,徐文立和傅申奇相繼被捕,年輕的“民主派”的活動被當局撲滅了。

四、撲不滅的民主追求

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從《啟蒙》、《民主牆》的出版,到最後一期《今天》雜誌,在北京一共湧現出50餘種民辦雜誌,此外還有127種雜誌星散於全國至少26個大中城市。這些雜誌各具特點,其中一部分是文學雜誌,《今天》較具代表性,其它雜誌或多或少都屬於政治類。其中最激進的是魏京生和他的朋友們辦的《探索》雜誌。

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以“金生”為筆名在“民主牆”上貼出了題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大字報。魏京生認為,中國除了需要當局已經提出的“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之外,還需要民主。該文譴責了共產黨的一黨獨裁,質疑共產黨政權的“人民”特性,認為共產黨政權的獨裁本性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惟一真正障礙。魏京生因此成了當局最危險的對手。

貼出這張大字報後,魏京生又創辦了《探索》雜誌,幫助他創辦該刊的楊光和路林也認同魏京生的理念。《探索》雜誌的創刊號發刊聲明指出,(我們的雜誌)“力求以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現實為探討的基礎,既不承認某種理論是絕對正確的,也不認為某些人是絕對正確的。一切理論──包括現有的和即將出現的──都是本刊討論的對象,也都可以成為分析、探討的工具。……本刊是在文革中反對官僚政治的潮流和西單民主牆反對獨裁專制的潮流中成長起來的。反對任何擁護官僚主義和獨裁法西斯主義的言論和理論,對不給予別人或不準備給予別人自由的人,本刊拒絕其自由發表的權利。[13]”在1979年1月到10月間,第3期《探索》印了1500本。

在“北京之春”時期,“中國人權同盟”以1979年1月5日在“民主牆”上張貼“中國人權宣言”而揚名。該宣言由7人簽名,其中列名第一的是任畹町,他也是宣言的起草人。這份宣言共有19條,其主要內容包括:公民要求思想言論自由,釋放全國思想言論犯;公民要求憲法切實保障批評和評價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利;給與少數民族充分的自治權;公民享有投票權、遷徙權、政治與經濟平等權,取消無產階級專政與審查制度等。“中國人權同盟”的刊物《中國人權》只編輯了4期,刊登了許多觀點尖銳的文章。例如,第3期刊登的一篇題為“民主運動的歷史根據與理論根據”的文章指出,“四人幫”對人民實施統治的根本原因仍存在於統治社會的系統之中;不打爛獨裁桎梏,四化就不可能實現[14]。

《四五論壇》的創辦者之一徐文立首先提出了政治多元化,他信奉漸進的政治改革,但對現存體制不抱幻想。從1979年3月29日魏京生被捕到1981年4月9日徐文立自己被捕這段時間裡,徐一直是全國異議人士中最活躍的組織者之一。後來徐文立被判15年監禁[15]。

在“民主牆”時期的民辦雜誌中,《北京之春》發行量比較大,從1979年1月到10月,該雜誌共出版了9期,每期約有50頁,其中第3期發行了1萬冊。《北京之春》的大部分編委會成員來自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不少人是在校大學生或即將進入大學,其副主編是王軍濤,這些人都參加過“四五運動”。他們認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是走出蒙昧主義與專制主義的第一步。《北京之春》在創刊號發刊詞中說明,其編者是在馬列主義思想光輝的指引下,支持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態度表明,該雜誌與“民主牆”時代的大部分民辦雜誌的立場有所區別。當然,這樣的態度也是出於自我保護的考慮。這種策略使《北京之春》躲過了當局逮捕魏京生等人的第一輪鎮壓。《北京之春》的參與者和當時大多數民眾一樣,對中國正在發生的新的轉折心存幻想。然而,6個月以後,在魏京生被宣判時,《北京之春》依然未能逃脫銷聲匿跡的命運。

“北京之春”事實上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它體現了參與者政治意識的覺醒。這種覺醒不僅表現在魏京生的文章“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任畹町的“中國人權宣言”以及來自貴州“啟蒙社”的李家華的“論人權”[16]等文章里,也同樣表現在他們採取的策略方面。在兩年多的爭取民主的鬥爭中,參與者表現出了驚人的成熟。當時,《民主牆》、《四五論壇》、《人民論壇》、《啟蒙》、《今天》、《中國人權》等民辦雜誌都希望能按照憲法的條文爭取合法性。《民主牆》在創刊號上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國務院提出正式批准該雜誌出版的要求;在《探索》創刊號上,魏京生寫道,我們雜誌“以憲法所賦予的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為根本指導方針。”1979年1月中旬,北京市政府指責部分雜誌和組織是“地下的”、堅持反黨反社主義的立場,這立刻引起了《四五論壇》、《探索》、《群眾參考消息》、《人民論壇》、《啟蒙》、《今天》、《中國人權》等7家民辦刊物的抗議。他們聲稱,各民間社團和民辦雜誌的活動實際上是透明的,而且一切都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而針對這些雜誌的一切迫害和鎮壓都是非法的,違反了憲法第45條和52條[17]。

五、“民主牆運動”的啟示

“民主牆運動”的產生、發展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民間爭取獨立言論空間的努力。當然,“民主牆”的出現是需要一定的條件的。

第一個條件是毛澤東去世後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毛澤東之死使中國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形勢之下。華國鋒作為欽定繼承人,身兼3個最重要的職位,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及中央軍委主席,然而他並未真正掌控全部權力,也很難強化其對國家尤其是對共產黨的控制。他的對手鄧小平是體制內試圖奪權的強人,得到了一部分在“文革”中被毛澤東排擠的老幹部的支持。鄧小平支持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動搖了華國鋒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基礎,在社會上產生了“思想解放”的浪潮。藉此機會,一小部分年輕人發起了“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北京之春”運動組成了“思想解放”浪潮的兩翼。一翼來自官方,為鄧小平從華國鋒手裡奪權創造輿論條件;另一翼來自民間,反映了民眾要求言論自由、思想獨立、取消獨裁政治的意願。最初,這兩翼是相互促進的,鄧小平對“民主牆”活動的鼓勵性表態激勵了“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參與者,而民眾在“民主牆”上的抗議也給了黨內保守勢力以極大的壓力,有利於加強鄧小平的地位。當時,許多“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如劉青、《北京之春》編輯部等,都與參加“真理標準討論”的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文藝報》等官方媒體也支持過民辦刊物的活動。

第二個條件是廣大幹部與社會底層對“文革”以來政治路線的普遍不滿,這種不滿為政治抗議運動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在“民主牆運動”活躍的那兩年里,一些藝術家、畫家、攝影家、作家、雕刻家等也紛紛舉辦個展,爭取創作自由。其中最有名的是1979年4月的攝影展和9月的“星星美展”。這兩次展覽以其大膽的藝術創新和思想解放而取得了巨大成功。“星星美展”是幾位年輕藝術家在中國美術館東側街頭公園旁的鐵柵欄處舉辦的,他們在西單“民主牆”上也展示過他們的作品。另一些社會群體也參與到“民主牆運動”中來,其中的一個群體是上訪者,另一個群體是返城“知青”。“知青”是官方對1968年起陸續被當局送到鄉下務農定居的城市中學生的稱呼,毛澤東將這些在“文革”初期的“造反”浪潮中形成了某種叛逆性格的城市青年送到偏遠的農村,要他們在那裡永久地接受農民的所謂“再教育”。從1968年到1978年,約有1,300萬城市青年被送往農村,除一小部分人後來被“招工”到當地的企業就業,大部分人在農村無法生存,想盡辦法要回到城裡[18]。“民主牆”就成了返城“知青”表達痛苦經歷、要求社會公正的重要場所,比如,許多被下放到雲南的北京知青曾在“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19]。當時,《北京之春》等民辦雜誌對他們的遭遇傾注了極大的關懷,因為許多民辦雜誌的參與者本人也有類似的經歷。由此可見,“民主牆運動”並不僅僅是一場抗議運動,它充分暴露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需要面對的問題。在這段時間裡,大批民眾聚集在“民主牆”前交流信息,討論反思,來自民間的共鳴與支持使“北京之春”運動得以存在。

“民主牆”以大字報形式開啟了自由言論空間。本來,大字報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鼓勵採用的群眾性政治批判武器,“紅衛兵”以及其他民眾用大字報“揭露”各地黨政幹部的所謂“罪行”,為毛澤東動員群眾、粉碎政敵製造了輿論。然而,大字報也可能被用來批評官僚主義、表達民眾的不滿,甚至發表政治異議的聲音。1974年廣州的3位年輕異議者(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以“李一哲”的筆名用大字報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為題的文章,一夜成名。1978年這一文章為廣東和北京的民辦刊物轉載。1976年的“四五運動”時期,民眾也用大字報表達過對當局的不滿。“文革”之後,作為官方喉舌的官辦報紙雜誌大部分仍被左派控制,或為保守勢力服務,結果這些黨的喉舌成了民眾宣洩不滿的靶子,民眾熱衷於打聽大城市裡秘密流傳的半官方消息,官方媒體失去了民眾的信任。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民主牆運動”時期的大字報贏得了大量讀者。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中國,政治異見運動一般出現於革命導師去世之後極權政權走下坡路時。這不只是因為政權的衰退──鎮壓放鬆、聖人光環消失、官僚主義嚴重等,還因為此時少數政治異議精英開始露頭,他們敢於並有能力提出不同於官方話語的見解。“北京之春”運動就是紅色中國歷史上部分青年人第一次公開批評政府的異議運動,他們提出了不同於官方主張的政治建議。有趣的是,“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完全是在共產黨意識形態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或者批評社會主義的官方版本,或者拒絕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教,進而通過獨立的思考提出自己的主張。

在共產中國,禁錮思想、禁止接觸一切不被允許的文件和書籍的管制無處不在,所有知識、精神與文化傳播管道都被政府所控制,如媒體、出版、圖書、電影、戲劇、教育等,宗教更是屬於禁止之列。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無法接觸外部世界,甚至也不能充分了解本國真實的歷史。強大的宣傳機器用盡一切辦法向民眾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那些試圖用自己的大腦思考的人來說,他們所遇到的困難不僅僅是無法完全了解自己所生活其中的社會政治現實,還包括歷史知識的貧乏和對國際信息的封鎖。實際上,除了馬克思主義範疇內的參照系之外,他們面對的是一種知識真空。少數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的青年人,有時可以通過冷靜的觀察,憑藉敏捷的思維,以其頑強的個性探索真相和新的觀念,從而打破無所不在的思想禁錮。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當時許多“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並未象魏京生那樣與共產黨徹底決裂,多數人政治理念上的參照系是西歐的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本人的原型馬克思主義,或者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捷克人提出的所謂“人性”的社會主義。

“文革”是毛澤東為了獨攬一切權力、維持其絕對權威和個人獨裁而發起的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員,它把中國的共產制度極權衝動推向了高峰,引發了全社會的集體性癲狂,最後又不可避免地使整個社會陷入深重的精神創傷之中。然而,正是這場“文革”強力地刺激了這些年輕的異見者的獨立思考,促使他們追求精神自由和真理。而“文革”引起的失序和政治混亂導致當時的官僚政治癱瘓並削弱了它的社會控制力,一些圖書館向“紅衛兵”敞開了大門,一些原來只允許黨內較高層級幹部在家裡私下閱讀的西方出版物也流傳到了社會上,這使一部分思想活躍的年輕人獲得了接觸禁書的機會[20],在饑渴中獲得了精神和文化食糧。

“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們對“文革”經歷有著甚為一致的表述。魏京生說:“文革的痛苦經歷鍛造了整個一代人。[21]”“民主牆”上的著名文章“論言論自由”的作者胡平(現在是在美國出版的《北京之春》雜誌的主編)1992年論及自己的“文革”經歷時說:“文革”從反面促成了言論自由這個概念的發展,“一方面,作為一場空前規模的政治迫害,它使得千千萬萬的人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產生了深切的仇恨;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多次反覆,又消解了一般人對‘絕對真理’[22]的狂熱迷信。”從這一角度看,“北京之春”實乃“文革”的寒冬所結出的異端之果,“文革”催生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思想者,遇羅克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1966年這位25歲的工人將他的文章“出身論”印成小冊子散發到社會上,遇羅克在文中聲稱,在法律面前各階級應當平等。這本小冊子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各地民眾自發地將其列印分發,數量高達近10萬份,旅美學者宋永毅將此文稱作“黑暗中的人權宣言書”[23]。但遇羅克卻因撰寫此文而被當局殺害。上文提到的“李一哲”的文章則是“文革”後期在中國流傳最廣的一張大字報,該文揭露了社會主義的“特權階層”,1976年西蒙萊斯稱此文為“中國政治舞台中最透徹最敏銳的分析之一”[24]。事實上,這些異端思潮是“民主牆運動”時期獨立思想復興的基本源泉之一。

依照中國的社會文化傳統,獨立思考往往被認為是虛浮、自負、不合群或離心離德,甚至可能成為一個人升遷的障礙。在中國的極權體制下,敢於獨立思考的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國家威權,還要面對來自社會以及周邊環境、乃至來自朋友甚至家庭的壓力,因為多數民眾習慣於逆來順受、同流合污、自甘沉淪、墮入犬儒。因此,少數思想先驅的不同於當時官方見解的想法主張常常只能深藏於心;一旦他公開表達出自己的獨立見解,堅持不苟同官方的宣傳,他立刻就被當局和社會視為政治異議分子。此時,他一方面要與政權決裂,同時還不得不與社會、家庭、甚至過去的自我決裂。換言之,在一個獨裁國家,獨立思考、尤其是表達自己的批判型思考實乃非同凡響的英雄主義行為。

從整體上看,“民主牆運動”的參與者們不約而同地表現出精神與思想上的獨立,他們的行動粉碎了極權政治統一思想、閹割個體獨立思考能力的神話,他們的覺醒意味著中國的極權主義統治出現了第一道裂口,紅色中國的政治異議運動從此宣告誕生。無疑,這是中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統治歷史上的一個階段性轉折。

談到中國的極權主義,杜梅納克(Jean-Luc Domenach)作了以下評論:“北京之春時的大部分持不同政見者多持改革者的立場,這既是考慮到效率的原因,同時也因為這些人常常難以走出從童年開始共產政權便強加於他們的意識形態與語言概念的桎梏。”

1979年5月10日,與魏京生一起創辦《探索》雜誌的楊光在總結“北京之春”的教訓時寫到:“固然,在今天的中國,到處充斥著那個無所不包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但幾乎所有的民主運動的參加者都否認中共官方對這種主義的解說注釋是有理的”;“贊成發掘‘真正的馬列主義’以與官方體系對抗的,苦於時間精力物質設備之乏,也苦於幾十年所受官方‘馬列主義’教育所形成的思維想像貧乏;那些贊成批判馬列主義的,除了同樣的困難外,還要加上更多的物質匱乏(根本沒有書,沒有資料),更多人受強烈的恐怖與強烈害怕情緒的影響”。[26]這段來自“民主牆時期”參與者的見證與分析表明了這段時期他們內心的清醒以及極權時代籠罩中國的知識貧困的真實圖景。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些民主拓荒者超凡的勇氣與不同尋常的智力。

顯然,除了魏京生等人之外,“民主牆運動”中表達的言論是相對溫和的,但鄧小平仍然對他們實行了嚴厲的鎮壓。最激進的魏京生被判了15年,相對溫和的徐文立也被判了15年。這樣嚴厲的鎮壓只能用極權主義邏輯來解釋:對於共產政權而言,無論異議思想是否激進,它都是危險的。從發現大眾不再相信官方意識形態開始,政權的鎮壓機器主要針對的就是禁錮異端言論和壓制政治反對派的形成,而不是控制異議分子思想的具體內容和他們的表達方式。鉗制一切獨立的聲音,取消獨立的言論空間,是極權邏輯的關鍵。“民主牆運動”時期正是最高政治權力從華國鋒向鄧小平交接的過渡時期,鄧一方面要保持他在國外的開明形像,一方面也不想失去那些渴望開放與民主的黨內知識精英的支持,所以在鎮壓政治異見人士時必須選擇合適的時機。這一點解釋了“北京之春”異議運動何以能持續那麼長的時間。

“北京之春”的參與者只是一小部分先驅者,他們吹響了新時代開端的號角,但在那個階段,他們的訴求遠遠超出了當時大多數民眾的願望,那時多數民眾的願望僅僅是回到50年代溫和的共產主義和放棄“文革”版本的毛澤東主義。經過“文革”時期你死我活的激烈鬥爭、意識形態動員和群體性政治迫害之後,人們對穩定與生活條件的改善的渴望甚於對自由的追求,對秩序和安全的需求多於對民主的關注。隨著經濟改革的展開,紅色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波異議運動漸漸淡出。

歷史不會忘記這些早期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不僅是因為他們抓住歷史的機遇為共產中國樹立了第一道民主的路標,還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的行動向世人展示了百年來中國民眾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與不懈的追求。“北京之春“運動是受意識形態馴化的一代中國人企圖擺脫極權主義枷鎖的第一步,也是此後中國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的搖籃。

注釋

[1]《共產主義黑皮書》,巴黎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97年,第561頁。

[2]《人民日報》,1977年8月23日。

[3]見馬立誠和凌志軍合著的《交鋒》第31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年出版。

[4]見陶鎧、張義德、戴晴合著的《走出現代迷信》第54頁。

[5]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33頁。

[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64至166頁。

[7]見1995年《北京之春》雜誌刊登的對蘇紹智的訪談,第77頁。

[8]“三七開”最早應用於對斯大林的評價。見Marie Holzman著Avec la Chine第228頁,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

[9]劉青,“聯席會議:民主牆抗爭的大旗”,《北京之春》,1994年5月號。

[10]本文所引日期與數字,除特別註明外,主要引自Claude Widor的《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香港《觀察家》出版社聯合1981年出版)以及高皋的《後文革史》(三卷本,台北聯經出版社1993出版)。此處引文見高皋書之上卷第202頁。

[11]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出處同上。

[12]見1979年第2期的《中國人權報》,引自高皋的《後文革史》,出處同上,第262頁。

[13]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

[14]出處同上。

[15]徐文立在1993年5月被提前釋放,他在1997年重新投入民主運動,於1998年11月底組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1998年11月30日徐文立被捕,並於12月21日被判有期徒刑13年。這是1998年這一波鎮壓民主運動浪潮時最重的刑期。

[16]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

[17]中國憲法中的這兩條條款宣稱,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結社等自由。其中第45條宣稱,保障公民運用大字報的自由。但該條款在1980年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廢除。

[18]見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第二卷,第829頁,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

[20]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第50-51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21]魏京生,La cinquieme modernisation et autres ecrits du Printemps de Pikin,第226頁,巴黎Christian Bourgois1997年出版。

[22]胡平,《中國民運反思》,第9頁,(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23]見宋永毅與孫大進合編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第111頁,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出版。

[24] Simon Leys, Essai sur la Chine(《論中國》),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524-530頁。

[25]杜梅納克,"La Chine populaire ou les aleas du totalitarisme",載Guy Hermet的《論極權主義》第189頁,巴黎Economica出版社1984年出版。

[26] Claude Widor,《1978-1980年中國民運資料》。

《中國當代研究》2006年第2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中國當代研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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